中国古代文化是人类智慧的源泉

戚德刚

   日前，塞尔维亚知名汉学家、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院长拉多萨夫•普西奇博士在他位于贝尔格莱德老城中心的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记者：普西奇教授，您是我所见到的外国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有较高造诣的学者之一，请问是什么缘由让你当初选择汉语，这个不论在文化还是文字方面和自己母语差异都非常大的专业呢？

   普西奇：我在中学时就对东方文化和哲学产生了兴趣，大约16岁时，我读了由德文翻译成塞文的《道德经》，对老子所说的“道”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基督信奉的“神”很好奇，那“道”到底是什么呢？后来，我读了一些孔孟和荀子的书，仍然一知半解。于是，我把弄明白《道德经》作为学习中文的目的之一，也更加坚定了学习汉语的决心。1978年我中学毕业后进了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但汉语水平很差，好在贝大语言学院当时正好开设有汉语课，我就有了机会选学中文。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汉语的“说文解字”上，对老师所讲的关于汉字的来历和意义非常感兴趣，坚持了2年多。1985年我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中国留学生活，回国后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任教。1991年哲学院开设选修课《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哲学》，开始我以为不会有多少人对这一课程感兴趣，但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于是，我萌发了把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塞文的想法，好让更多的塞尔维亚人了解老子。

   记者：您在中国留学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普西奇：去中国之前，我的中文口语可以进行交流，但阅读水平较差，中方安排我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进修一年，随后到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中国古代哲学，功课包括南北朝史学、古代哲学、禅宗、《道德经》等等。开始我根本读不懂这些深奥的原文课本，但是兴趣和信心给了我毅力，硬着头皮攻读原著，一段时间以后每天都会有新的收获，发现自己从原文中咀嚼的味道和读外国人翻译的读本有很大的不同，我几乎倾注了全部精力攻读汉语和中国文学。可以说，我在中国求学的三年，是最辛苦、最有意义的三年，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年。

   记者：普西奇博士，您对研究、推广中国古代文化“情有独钟”，并出版和发表了不少著作和译文，你认为自己的得意之作有哪些？

   普西奇：从 1991 年起，我在中国、美国、英国和塞尔维亚本国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30 多篇学术论文和多本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和文集有《婴儿与水：老子的道》《老子宇宙观的探讨》《宇宙的纹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美的认识》《禅宗及其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中国当代美学：传统与现代化》以及《道德经》《中国古代四大哲学家》《中国当代诗歌选》《中国现当代小说选》等汉译塞作品，这些都受到读者的好评。

   记者：普西奇博士，请您谈谈中国古文化对现实的意义好吗？

   普西奇：有些不了解中国文明的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家，这是非常错误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既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是哲学家。老子的《道德经》涵盖了哲学、心理学、伦理、宗教等深奥理论，美国《纽约时报》曾将老子列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不无道理。学界认为，中国、印度和古希腊是世界古文化的三大支柱。中国今天的繁荣与发展就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依据，中国古文化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文化的演绎与传承，而中国年轻一代对古文化的兴趣不足，他们更关注经济往来。殊不知，没有文化底蕴的经济交往是没有意义的，失掉传统文化的发展等于没有根基，没有根基融入全球化是经不起风浪的，因此中国年轻一代要读一读《道德经》。

（选自2013年9月23日《光明日报》）

周有光先生访谈实录

    2017年1月14日，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逝世，享年112岁。本次访谈完成于2010年1月21日。

    访：吟诵是中国传统的读书法，但今天已经是需要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您以前进私塾时，经常吟诵骂吗？

    周：我们那时读古书，都喜欢吟诵，那是一种比较初级的音律，用不到教就会的，因为常常听到某个人吟诵么。每个人吟起来不完全一样，它是很自由的，等于是唱山歌啊。唱山歌有一个音乐的调子，这调子用不着教，他就会了。唱起来每一个人都有一点改变，没有很严格的标准的。

    访：我们现在要把这种吟诵传承下来，要教孩子或去学习，有没有要掌握的规则呢？

    周：什么东西开头都是没有规则，到有规则。我看你们可以自己创造吟诵的规则，但首先要把它保留下来，甚至可以用五线谱把它记下来。

    我做了一次试验。苏州的评弹非常有名，我就想用用科学的方法把它们记录下来，将来失传了，可以根据记录来恢复。记录它的语言呢，要用汉字，要用国际音标，还要另外设计一种吴语拼音，可以方便打字；记录音乐呢，要用五线谱，用简谱。每一句都有5个方法记录下来。隔了许多年以后，完全失传了，学者可以根据这个东西把它恢复。

    访：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工作。

    周：现在世界上语言共同化很厉害，许多语言都失传了，中国许多方言都失传了。怎样来保留文化，保留古代的东西，很值得研究。

    访：周先生，诗的体裁不一样吟诵就不同吗？律诗和绝句它的吟诵是否一样？近体诗和古体诗是不是不同？

    周：调子跟文字的内容没有绝对的关系。文字的内容，你吟诵时，会感觉到对于这种意义有共鸣的时候，可以用调子表达。可是你的表达人家不一定理解。所以说吟诵主要是给自己听的。小时候，我父亲有个小书房特别雅致，常听到他一个人在那边吟诵古书啊。他念给自己听，自己觉得舒服。

    访：周先生，刚才您在吟诵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您这有摇晃，这个摇，是该前后的摇，还是左右摇？

    周：是很自然的。唱山歌的时候自己会手舞足蹈，就这个道理。他的语言、手和脚、身体的运动啊，会发生共鸣的。都是自然的现象。

    访：现在的老师教学生读书，已经没有这个姿态。已经不用了吗？

    周：在课堂上面，老师念，很少摇。可是，我们常常听到老师一个人他在房间里边念，摇头摆脑的。所以这些都是自己表情的需要，自己发现里边情绪的需要。不是给人看的。

    访：中国古代私塾这种读的方法，只求把文章记熟，不去追求理解它的深意，就是您刚才说您小时候老师这样教你们读书的方法，您说好不好？

    周：我们那时候念书就是老师怎么教，就怎么学，这是一笔糊涂账。那时几乎没听到教学法这个名字，反正是你跟着我学就算了。

    还有个有趣味的事情。我们的中学有个同学从小就读古书，会背许多古书。我很羡慕他，我家里没有古书，他会背，我不会。他很用功，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吟诵念书，我也五点钟起来跟着他学，我好多古书会背就是跟他学的，现在也忘不了。

    那时候教育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们那时候中学校上午上三课，九点钟上课，每课是五十分钟。下午没有正课，有许多课叫做游艺课，你可以去学，可以不去学。你今天学这个，明天可以学那个。游艺课什么都有，有古文，有历史，有写字，有音乐。音乐有中国音乐，外国音乐。还有打拳。打拳还有南拳和北拳。随便你去学，你高兴学什么都行。就这随便学的当中出了许多人才。有一个叫储师竹的，他就是把精力放在下午的游艺课上面，去学胡琴，变成“胡琴圣手”。还有一个叫刘天华，是音乐家，那时他已经在我们那里教书了，可是他下午还是跟游艺课去学。

    游艺课这个制度很有意思，这里面出了很多人才。所以现在用强逼方法叫学生考试，不一定好。随便他自己学，会学出好东西来。

（摘编自《我读书时如何学习中国古诗文——周有关先生访谈实录》）

材料一：

    在“10·17”世界消除贫困日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杨多贵认为，消除贫困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少，而在于执政者的责任感和决心，以及强大的调控能力，全力推动扶贫攻坚工作。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说，6年时间减贫7000多万，意味着每年要减贫1170万，平均每月减贫100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艰巨。“为实现这个目标，从中央政府到各地方政府都铆足了劲，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系列政策，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坚持分类施策原则，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并特别指出了“五个一批”脱贫手段，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各个措施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关联的，需要多种措施共同发力。”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说。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记者了解到，今年扶贫日前后，教育部等部门将启动实施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精确对准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加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摘编自新华社2015年10月17日讯）

材料二：

    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编撰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公布了一组数据，意味着“十三五”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回看历史，以7亿多贫困人口为起点，中国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艰苦奋战将近40年；面向未来，到2020年，中国现存几千万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有目标、有思路、有举措，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脱贫战争中，中国成绩斐然。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改革开放30多年来，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快、这么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对此，《纽约时报》评价，极端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赫芬顿邮报》则指出，世界减贫成绩“最大的功劳来自中国。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归功于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在改革方面做山的努力。”

（摘编白201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提问：现在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您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形势？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现了平稳健康的发展。以下几方面特别突出：第一，经济平稳增长。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在6.7%，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8%。中国经济的总量大概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左右。去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将近33%。第二，就业稳中有增。新增创造了1000多万的就业岗位，去年安排了新增就业人口1300多万。第三，千万人口脱贫。去　　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12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贫。放眼全球，可能中国是唯一能够做到的。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深度进展，为去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为今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也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夯实更好的基拙。

（选自2017年3月5日中国网，略有删节）

材料一：全国各阶段学生视力不良率情况

材料二：

近日，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在该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发布了《国民健康视觉报告》。研究估计，2012年我国5岁以上总人口中，近视和远视的患病人数大约5亿，其中近视的总患病人数在4.5亿左右。保守估计，2012年各类视力缺陷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将高达5600亿元左右，占GDP的比例高达1.1%左右。

    若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到2020年，我国5岁以上人口的近视患病率将增长到51%左右，患病人口将达7亿。到时候，在航空航天、精密制造、军事等行业领域，符合视力要求的劳动力可能面临巨大缺口，将直接威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安全。

    报告指出，中国面临着比西方国家更为严重的视觉健康危机。李玲建议，应系统地制定公共政策，可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将青少年视觉健康同国家发展、公共安全联系起来，将减少青少年近视率作为“十三五”发展的重点项目。其次，将视觉健康纳入国家健康保障计划。最后，加强视觉健康的社会宣传、制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配套措施。

（摘编自李玲《国民健康视觉报告》2015年6月9日）

材料三：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6亿，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

    近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草《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到2030年，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同时，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查指标，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近视成因分为先天因素和环境因素，由先天因素为主导致的高度近视，其患病率较为恒定。而后天环境因素中，生活方式特别是户外活动不足、学业负担过重等引起的近视越来越明显。”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上海眼视光学研究中心主任周行涛表示，当前我国青少年近视呈现低龄化特点，近视患病率仍在上升。

    中小学生群体中近视率不断升高的问题，并非近年才出现的，而课内外负担过重一直被当作近视发生的重要原因。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的频繁使用，使孩子继续沉迷于各种电子产品中，对于降低近视发生的概率更是雪上加霜。

    对此，《征求意见稿》提出，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家长陪伴孩子时尽量减少使用电子产品。有意识地控制孩子特别是学龄前儿童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避免在孩子学习和娱乐活动中过多使用电子产品。

（摘编自《我国近视患者已达6亿 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2018年08月20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4 月 26 日，在 2019 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2018 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18 年短视频和网络转载领域版权秩序得到明显改善，但图片作品侵权案件爆发式增长，公众号抄袭、非法转载现象严重。报告建议加快推进《著作权法》修订进程，促进交易平台透明化。

    报告认为，2018 年，我国 5G 发展进入快车道，新技术与内容产业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为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模式。版权产业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行业监管愈加严格，提升了用户的付费意愿，商业模式进一步升级。2018 年，用户付费已占网络版权产业整体市场规模近 50%，用户付费和广告收入双引擎驱动的盈利模式得到进一步稳固。

    报告认为，2018 年，我国网络版权保护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比如现行著作权法律制度不能适应产业发展新需求，侵权盗版方式“去中心化”增加版权保护难度，内容产业“重产轻质”，创新能力不足，版权国际应对面临更多挑战。

    另外，2018 年，图片作品侵权案件呈爆发式增长，公众号抄袭、非法转载现象严重，案件区域集中态势非常明显。刑事案件中，游戏作品仍然是“重灾区”。

    对此，报告建议加快推进《著作权法》修订进程，完善版权制度体系，鼓励创新激发原创动力，创新版权治理模式，推动版权信息共享，促进交易平台透明化。

    （摘编自《网络版权报告：图片侵权爆发式增长，公众号抄袭现象严重》，《新京报》2019 年 4 月 26 日）

    材料二

    注释：在线视频广告营销收入指在线视频企业或者门户网站旗下的视频平台获得的全部广告投放金额，包括在线视频企业旗下细分产品平台；版权分销是指公司向著作权人购买独家作品版权后，又将该作品版权再分销给其他公司，然后从中赚取差价的模式；用户付费指企业的视频业务通过用户获得的付费额，包括会员费、单次点播付费等；其他是指在线视频平台在前述几个业务细分之外的业务规模，例如娱乐相关硬件的售卖、电商业务等。

    （摘编自《2017 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研究报告》）

    材料三

    走好网络版权保护之路，当务之急是要探索建立适应当下需要的版权保护模式。互联网深刻改变着传播方式，伴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与网络聚合等商业模式的不断发展，智能语言、网络直播、电子竞技等新业态层出不穷，对网络版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适应网络时代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复杂性、裂变性等特点，要通过健全版权管理机制、加大执法力度、创新技术手段，编织更加严密的版权保护网。另一方面版权交易平台滥用诉权谋取私利的歧途，启示我们，唯有在版权的确权、授权、交易、使用上找准各方利益平衡点，版权保护才能发挥其“保护和激励原创，促进文学、艺术、科学繁荣”的作用。

    没有一个良性的版权市场，不会有版权事业的长足发展。如何构建一个健康的版权保护交易市场，关键在于多方合作。作为监管单位来说，要厘清版权所有者、交易平台、使用者各方的行为边界，以规则意识破除市场交易的乱象，奠定版权市场的基石。作为行业龙头企业来说，依法依规开展经营业务是底线的要求，在此基础上要优化产品服务的模式，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交易方案，推动行业风气转变。而对于媒体和公众而言，任何时候版权意识不能丢，尤其是在使用网络作品时，避免“拿来就用”，做到“规则紧绷”。市场参与各方形成强大合力，方能推动版权保护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迈进。

（摘编自高兰《网络版权保护，多方合作才能行稳致远》人民网 2019 年 4 月 26 日）

材料一：

在既有模型的基础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根据数据训练和引导不断更新模型，初步展现出人类的创造性。这种强大的理解分析综合能力，不仅代表着技术上的突破，更是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定冲击。关于技术对人类的取代过程，法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认为，技术对人的取代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对人技艺知识的剥夺，对人生活知识的剥夺，对人理性知识的剥夺。整个剥夺过程被斯蒂格勒称为人的“无产阶级化”。在斯蒂格勒看来，“无产阶级化”并非指人的经济状况的贫穷，而是指技术的“智能化”导致的人的“愚钝化”，抑或“废人”化。也就是说，技术发展不仅能够取代人类身体，代替人类的生产劳动，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提供生活选择设计选项，让人们在其中作出价值选择，甚至代替人们选择如何生活。那些失去知道“怎么做”的知识的人会被视为“废人”，因为他们不再拥有可以自给自足的知识，甚至也失去了“生活的知识”。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理性思考能力以及逻辑判断能力会不断下降，越来越趋于平庸化、扁平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对人的取代已逐渐接近斯蒂格勒描述的第二、三阶段——越发剥夺人的理性知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人的理性判断能力。

但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带来了机遇。生成式人工智能催生了人们的危机意识，使人的自主性、人与他者关系、人与世界关系等问题变得越发重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协助人类进行知识生产，甚至能够生成新的“思想”。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需要去思考作为人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什么，应如何调整自身状态迎接未来的智能时代。对于个人而言，或许培养自身的灵活性、创造力和理解能力会变得越发重要。人类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能够根据特定情境调整自身的沟通方式和行为方式，可以使我们能够不断根据时代与环境的发展重新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习方式，探寻新的机遇，积极把握主动权，发挥主体性优势。并且，对于需要综合判断和组织沟通的工作，或者说需要展现“人格魅力”的工作，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尚不能胜任。人所特有的感染力和亲和力，使得需要人在场才能激发出更好效果的工作或许都难以被代替。因此，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可以有意识地锻炼自身的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表达能力以及情绪管理能力等。

人类有着对于世界的认知，能够根据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构建稳定的模型。梅洛·庞蒂对人的认知进行过深入探讨，认为人的知觉形式是依据当下情境而存在的，人在所处的情境世界中充分调用所有的身体官能，并使知觉在身体中得到综合体现。身体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形式，我们能够通过身体调动所有感官和情绪，在与世界的交流中形成知觉。人的认知会塑造人的价值观，从而沉淀在人的发展状态中。这种沉淀属于每个个体的情感记忆以及理性思维，人的当下状态与过去状态密切相关。这种基于情绪、非扁平化、带有个体独特记忆的认知，恰恰是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所以，我们要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不能局限于课本知识学习和答题能力培养，而应更加注重亲身观察和体验，在此过程中激发主观能动性与实践理性，在场景中学习，并主动培养多视角理解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

此外，我们要保持对于知识的热爱与自由探索。在未来的智能时代，或许当下越是被视为“实用”的知识和岗位越容易被替代。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我们不应局限于实用、可计算性的视角，而是要在理解学习的过程中，更多思考知识的建构方式和深层次思维中那些“为何产生”“如何产生”等问题。对于知识的自由探索，能够充分调动深入思考能力和批判推理能力，有助于培养人文精神和综合素质。总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不仅提示我们要改变自身学习状态和知识结构、回归人类的本然状态，更是提示我们要改变教育模式、调整社会结构。未来智能社会对于工作价值和意义的定义会发生很大改变，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携手应对。在此过程中，哲学和伦理学的深刻思考方式和追问方式，能够更好地让我们认清楚自己究竟是谁、如何应对变化。哲学和伦理学要想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或功效，就不能仅局限于思考过去和当下，而是要面对未来和可能性，做未来之学。

（摘编自唐兴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危”与“机”》）

材料二：

目前看，Sora将对影视制作、广告业、短视频业和大学影视专业的人才培养形成进一步的冲击。以上行业分工精细，环节众多，现在这些环节面临着被精简优化的压力。但我认为Sora并不能完全代替现实拍摄、制作和真人表演。

使用AI建构一个新的现实需要其具有极强大的细节控制能力。目前Sora生成的视频还不能做到完全精确，有的细节破绽人的肉眼就可以识别，例如东京街头姑娘迈步时的左右脚不太自然，人在搬椅子时椅子竟然会漂浮在空中，篮球会穿过篮筐的边筐而过，几只小狗会不断地变幻出更多的效果，人咬了一口饼干但饼干上没有咬痕等。当然，这些问题在Sora的不断迭代中都很快能如破解物理题一样地得到解决。但是目前看，Sora能接受的“提示词”主要是可以被轻松视觉化的描述性文字，但抽象的、概念性的文字或观点能否视觉化，如何视觉化，这是Sora下一步需要回答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正是文字媒介与视觉媒介（图片和视频）之间的差异让我们作为用户很难以文字提示通过Sora的“人工智能黑箱”来精确地控制和输出我们想要的图片或视频。我们说“一图胜千言”，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即使是通过“千言”也无法精确达到一张图片，更别说一个视频的效果了。比如，在热播剧《繁花》中，90岁的游本昌老师扮演的“爷叔”看到穿上精致西装的宝总就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他短短几秒的面部表情和眼神注视，仿佛诉尽了自己一生的悲喜。我很难想象，用多少以及什么样的文字作为提示词才能让Sora精确地输出“爷叔”如此登峰造极的表演效果。

即使Sora可以高效地和逼真地输出很多个某一类型的长达60秒或以上的视频片段，某些类型的视频片段的表演仍然只有像游本昌先生这样的专业老戏骨才能胜任；能将这些片段以符合观众接受心理的方式流畅编织起来、讲述一个如《繁花》一样精彩和卖座的故事的，目前也仍然只能是由专业的讲故事高手通过专业的设备才能实现。尽管人类创造力的高峰已经被Sora等人工智能技术重重包围，步步逼近，但最高处的红旗仍将猎猎招展，高高飘扬。

（节选自【澎湃新闻】的一篇访谈文章，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