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人文科学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的精神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意义分析和价值的解读方法来验证人类的情感、观念、精神和理念；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综合文化研究的各种方法，考究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及其诸多表现，探索和发现人类社会及其诸领域的发展规律。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尺，更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催化剂，以其独到的价值理性的导向功能和工具理性的实效功能，探索指引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提炼升华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理念，探索着人类自身的发展方向。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历史的发展，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至上的观念也相应而生并逐渐膨胀，直至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人文精神，稀释了价值理性的本真意义，从而遮蔽了人类的双眼，使人类社会步入了物质越丰富、精神越匮乏的悖论和怪圈。这种现象提醒我们要重视对新型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的塑造。

    客观而言，大学既是知识的宝库，又是精神的殿堂，它具有追求真理和传承善德的双重使命。大学不仅应成为国家强大的智力资源宝库，而且应成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精神灯塔。追求知识、崇尚科学，无疑是大学的重要使命，但“知识”与“科学”难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崇高性，无法解决其自身存在的意义问题。“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只有得到大学之“道”的规范和引领，“知识”和“科学”才能成为人类的福祉。同时，人文情怀是科学精神的不竭动力，唯有接受人文精神的引导，科学精神才能冲破功利主义的藩篱，摆脱唯我主义的束缚。自古以来，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所具有的顽强的求真精神、崇高的献身精神、不懈的探索精神和无穷的创造精神，正是源于他们博大的生命情怀、无私的人生态度、高洁的人生志趣和崇高的人生理想。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我国的教育方针，这就意味着大学造就的是德、智、体、美、心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健康发展的人，而不是残缺不全、工具化、碎片化的人。大学教育塑造的人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宽阔的胸襟、远大的目光、丰富的知识、坚强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应该具有强劲的创新创造能力，更应该拥有正确运用这种能力的德性。爱因斯坦曾说：“学者必须德才兼备，与美善为邻。徒有专业知识，只不过像一头训练有素的狗。”爱因斯坦告诫我们要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厚重的人文底蕴、广博的人文情怀和深刻的人文素养，只有这样，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人，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人。

    现代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秉承着人类文明的重要传统。基于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我国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不论在内涵发展还是在外延拓展方面，都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撑，更离不开人文情怀的滋润。

（摘编自王晋、王岩《现代大学教育中的人文精神》，有删改）

    《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括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他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也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型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负，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生命长的灵龟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他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节选于《智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有删改）

谈谈读书时的思考

    为什么读书？通常会有四种情况：一是为休闲而读书。随便翻翻，看看小说、散文或非专业的书。二是为兴趣而读书。对某个领域有兴趣、为了解某个方面的情况而读书。比如出国或国内旅游，要了解目的地的情况。三是为学习而读书。要完成学习任务、为了考试或者要求写体会文章而读书。四是为研究而读书。也就是为研究问题、做学问而读书。我所说的读书思考，主要是讲为学习、为研究而读书时的思考。

    为学习、为研究，肯定要读书。尤其是为了研究还必须读很多书。张培刚先生在哈佛大学写博士论文，9个月时间翻阅了200多部专著，涉及180位学者，最终论文得了威尔士奖。

    为学习或研究需要很认真读书，为了说明或检验读书认真，有的还要求整段整篇地背下来，有的还写读书笔记或体会。我认为，为学习或为研究而读书，判断其认真程度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记忆，读过之后，记得书的主要内容，甚至能背出其中的段落和句子；第二个层次是理解，能够理解书中所传达的思想；第三个层次是思考。

    为学习研究而读书，往往有通读和精读两种方式，有时也会有选择地读或有重点地细读。无论哪种方式，都可以引发思考，都可以因为思考而读懂。

    读书时的思考，可能会涉及四个方面。

    读书需要平面思考。要把书、作者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结合起来思考。如何理解书的旨趣，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有时直截了当、有时却环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似是而非？需要结合时代背景观察，必须历史地看，必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中看；需要结合作者的人生、风格、追求看。只有这样，才能把书的中心思想理解准、理解深、理解透、理解到位。

    读书需要总结思考。一本书总是有一定篇幅的，无论是通读还是精读，必须抓住重点，总结概括出书的主题、中心思想、所运用的主要方法、最能引人注意的创新点或亮点。虽然作者、出版单位在推介时会讲该书的看点，包括写作意图，也会有专门的书评，甚至包括其他人的读书笔记和体会文章，但这些只能帮助我们理解，不能代替我们思考。

    读书需要关联思考。要把所读之书与同类书籍、文章联系起来读，与相关领域的学术体系、学科前沿联系起来思考，搞清楚该书的学术地位、学术价值、原创水平和实际贡献，建立起“由点到面，以面看点”的分析框架。

    读书需要启发思考。无论是为学习还是为研究而读书，目的都是提升自己。读书的最高境界是启发性思考，要一边读一边想。通过读书我们想到了什么、悟到了什么。通过读书我们是否受到激励、触动与启发，这是对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书读得怎么样的最好回答。

古人出行带什么样的“包”

倪方六

    在中国古代，衣服大多没有口袋，古人出行时“包”更是不可或缺。“包”最早并不叫“包”，而是叫“佩囊”。佩囊是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像钥匙、印章、凭证、手巾一类必须随身带的东西，大都放在这种囊内。因为外出时多将其佩戴于腰间，故谓之“佩囊”。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人们已有带包的习惯，即所谓“佩囊之俗”。古人的“佩囊之俗”据推测起源于士兵配备的箭囊。佩囊实用方便，从先秦用到了明清，虽然名称和款式多有变化，但人们都少不了佩囊。古代的包也有大小之别，汉代学者毛亨称“小曰橐，大曰囊”；制作材料也不一样，有皮包和布包之分。

    汉朝时，佩囊被称为“縢囊”。縢囊是一种小包。汉代也出现了一种叫“绶囊”的方形包，皇帝常常用之赏赐臣子，有绶囊的人自然是有官爵之人，所以，“包”成了身份象征。绶囊主要用于盛放印信一类的东西。因为“包”已与身份联系了起来，所以在图案、色彩上都有规定和讲究。绶囊最常用的图案是兽头，故称“兽头鞶囊”。兽头中又以虎头使用为多，因此又有“虎头鞶囊”之称。与绶囊同样能显示身份的包还有“笏囊”，也称“笏袋”。“笏”即笏板，是官场用的简易手写板。盛放笏板的包便是笏囊。与绶囊多用青色不同，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紫荷也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

    唐代时，最能显示身份的包是“鱼袋”。绶囊是装印信的，而鱼袋则是盛放符契这类“身份证”的。唐朝时，官员的身份证明制成鲤鱼形，故名“鱼符”。凡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中央和地方互动，也以鱼符为凭信。凡有鱼符者俱给鱼袋，使用时系佩于腰间，内盛鱼符。鱼符有金、银、铜等质地，以区别地位；鱼袋也通过金、银装饰来分辨高低。

    宋朝使用的“鱼袋”也有金鱼袋、银鱼袋之分，但仅是一个空包，鱼符被废用了，仅在这种包上绣上鱼纹，凡有资格穿紫红、绯红官服的高官均可用这种包。

    除笏囊、鱼袋外，古代官场、文人间还有一种包很流行，这就是用来盛放计算工具、文具一类的“算袋”。其实，“算袋”这种包很早就有，但汉代称“书囊”，也称“书袋”；宋朝称“照袋”，也称“招文袋”，民间则称其为“刀笔囊”，一直到明清都在使用。金代也使用算袋，但称为“书袋”。元明清时代，随着新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如有了放钱放物的“褡裢”、放烟丝的“烟袋”、盛放扇子的“扇囊”、盛放挂表的“表帕”、装饰价值更高的“荷包”等。其中“褡裢”为双层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放钱，使用时从中间对折，搭于臂膊上，故又称“搭膊”。因为搭膊多用来装钱，民间干脆呼之为“钱袋子”。因为“袋”与“代”谐音，常用之赠人，以讨“代代有钱”的口彩。

（选自《北京晚报》，有删改）

    唐朝内地与西域通过丝绸之路的交往，不仅表现在各种物品的输入与输出，更表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人员之间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内地有大量的戍卒、使节、文士、商贾等进入西域，而更多的还是西域人受到中华各地的吸引，纷纷前来通使，贸易、留学，甚至入仕、传教，因此丝绸之路成为中西文化频繁接触、交流的主要途径，唐代诗歌中的诸多西域名物品类以及文化事象均是这种交流过程的反映，丝路文化对唐代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

    空间之于文化，不仅仅只是地理概念，还应当包括时间观念和思想空间。唐代诗歌的地理延伸从“阳关”“安西”到“葱岭”“西海”，直至“条支”“拂林”，正是汉代之后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延伸。唐代承续汉事，积极开拓西北，经营西域，藉保关陇安全。唐诗以汉喻唐，包含了对古人英雄业绩的向往、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对民族历史的崇敬和对国家实力的强烈自信。如果地域性和时间性是向外的延伸，思想性就是向内的省视，而对于唐代诗歌而言，外来的思想影响莫过于佛教。佛教于汉晋之间自西域传入，我国僧人又赴天竺求法，得佛教真传而使中国也成为佛教中心，佛教至唐代达到鼎盛。唐代文士礼佛及与佛教僧徒交往之风盛行，细密精深的佛理、意味幽远的禅意也使得唐代诗歌中弥漫着浓郁的佛学气息。这种自觉自愿的能动选择、直指内心的深层体验，激活了诗人创作的灵感，他们借助长于抒情达意的古典诗歌，深刻表达出了心灵深处的生命意向和对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并存、多元文化共生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和理论，并认为这个不可分割的民族统一体是历经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唐王朝加强对西域的经营，通过一系列羁縻州府的设罝巩固了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其开明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西北诸族的拥护，唐太宗还被尊奉为西北各族共同的首领“天可汗”，唐代诗人岑参两度西域入幕，远驻北庭、轮台，对边疆民族习俗感受至深，其诗歌就有对边疆和平安定、胡汉和睦共处的赞颂，《赵将军歌》：“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乌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岑诗凸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发展对各少数民族所产生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这种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也使得唐代成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

    西域独特的自然景现、文化艺术、丰富物产及民俗风情为唐代诗人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现实内容和想象空间，唐代诗人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表，及时地将这些文化养料有选择地吸收到具体作品中去，创造出后世难以企及的“一代之文学”。另一方面，西域宗教艺术对唐代诗歌形式的演变也有重要的影响，佛教传播不仅影响了诗歌创作的思维方式，扩大了创作题材，佛教经典的传播还促成了四声的发现以及格律诗体的形成。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民族之间交往频繁，西域音乐逐渐传入，并与中原音乐相结合，形成新的音乐形式，配合这种音乐用以演唱的长短句也开始出现，这就是曲子词。因此，总体而言，唐代律诗与曲子词从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吸收西域文明所孕育出的瑰丽的艺术奇葩。

（摘编自郭文庭《唐诗中的丝路文化》）

材料一：

文学批评是引导人们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也就是引导人们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这就需要文学批评家有更高的美学素质、人文修养和优秀的审美能力，并且敢于做一种价值判断，对那些艺术质量差、价值观有问题的文学作品，要敢于批评，敢于亮剑。

美国文学评论家韦勒克说：“价值问题置之不顾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和分析任何艺术作品。”文学批评的一个很重要功能，就在于具有否定意义，也就是去伪存真，为比较优秀的作品留存余地，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的批评家之所以优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敢于裁断，敢于批评，他们走在公众前面，对公众的阅读发挥指导作用。

当代文学批评为什么缺乏公信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批评没有价值判断，或缺少价值判断。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又有两个，一是批评家本身就没有价值判断的能力。由于学养有限，趣味不高，视野狭隘，很少阅读国内外文学经典，所以，一看当下作品满眼都是经典，处处都是大师。更有甚者，价值错位，思想混乱，没有基本的审美趣味，无法承担起引领健康阅读的职责。二是批评家陷于人情伦理，甚至金钱伦理的漩涡而无法自拔。他们明明知道作品很差，但由于人情的因素，或者有了金钱介入，就违心地唱赞歌。这类批评家，确实是需要反省的。一个批评家，应该坚持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能够对作品进行严谨细致的分析并正确的评价。

对此，美国批评家威尔逊说，从历史的和生平的角度出发，在演绎文学作品时，不论探求多么全面彻底，我们都必须准备尝试评估，而且还必须能够识别优劣，分辨一流与二流。否则就根本不是撰写文学批评，而仅仅是文学文本里反映的社会史或政治史，或者着眼于过去时代的心理个案记录。“评估”“识别优劣”，是一个文学批评家的最根本素质和起码的专业精神。如果没有价值判断，就不是合格的批评家。

（摘编自杨光祖《没有价值判断，就不是合格的文学批评》）

材料二：

文学批评如何重拾公信力？这是当下文学批评界应该思考的问题。而从批评的素养、观念、语言入手，可能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批评家的素养是很多作家都关注的问题，这表现在批评家的真诚上。有的批评家过于“自信”，经常用一些“大词”对作品进行判断，动不动就“里程碑”“史诗性”“开创性等。有的“专业批评家”喜欢出席名目繁多的作品研讨会，不太读作品就理直气壮地发言。有的只要不符合自己的审美趣味就不满意，或以某种不变的观念去衡量所有的作品。这就是因为缺乏一种批评的真诚。真正的文学批评，是通过分享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来表明自己的存在，是通过对作家想象力的呈现，来阐明文学作为生命世界所蕴含的秘密，并表达批评家作为审美个体的独立。作家和批评家就像铁路路基上面两条并行的铁轨，它们都有自己的延伸，都有各自的负载，它们虽然永远也不会重叠，但共同承载着文学这个列车。

与批评主体素养密切相关的是批评观念。素养是观念的表现形态，对话是一种重要的观念。以对话形式展开文学批评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其表层特征是言说者与受话者的语言交流，深层内涵则是言说者与受话者的审美旨趣、表达方式、价值观念的互动。优秀的批评家是批评活动中对话情境的成功构建者，他必须具有平等意识，才能有效地进入作品人物与作家的内心世界，才能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新的审美天地，才能使自己的批评穿过文字抵达历史、现实或人性的高度。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可以放弃自身的学术品格、价值判断和社会使命，而是要发挥批评主体的人格力量，遵循文学批评发展的规律，保持独立的审美判断和理性思辨精神，不断超越个体的局限，使文学批评呈现岀不可替代的魅力。否批评者就无法进入作家与作品深处，也无法拨开笼單在读者心头的疑惑，对话乜就成为空话。

而对话能否很好开展，批评语言是关键。批评语言是批评观念传递的媒介。批评语言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批评观念的表达。要把读者“看得懂、信得过”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准则，通过鲜活、生动、有情的语言把深刻的道理讲淸楚，让读者从中引发一种情感共鸣从而在自觉不自觉中接受其中的“道理”。那些优秀的文学批评总是通俗、清晰、灵动，让人产生情感共鸣的。比如钱钟书这样评说南宋诗人的忧国情怀：“……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销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还有许多这样能让人“感动”的批评家，比如鲁迅、李健吾、宗白华、朱自清、朱光潜、傅雷、汪曾祺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语言也是一种批评观念。

（摘编自明飞龙王园园《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