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埃德加•斯诺

我于1913年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我一共用了160元——连所有学费在内。在这个数目里面，一定有1/3是用在报纸上面的，因为经常订阅，书报费每月约需一元，此外我还时常向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父亲责备我说是浪费，他说这是在废纸上花钱。不过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从1911年到1927年，当我和中国最初的红军中坚分子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是夏，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我帮助他们实现这种计划。不过，虽然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并且他们受新民学会的帮助，但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

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湖南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助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每月8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为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借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不过当时我还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1919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又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10元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车，访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所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生地。在旅途中，我还登游过泰山。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时，钱用光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可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了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知道有了大笔款子帮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回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直接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湖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向的团体，这个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都督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平和西南去，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反军阀的运动了。在北平我做了一个新闻社的社长，来推动反军阀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阉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府。

1919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的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过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协会有回湖南“独立”的计划。

1920年冬，我将工人第一次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儿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过动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摘编自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

相关链接：①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后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八班。湖南师范第一学校，创建于1903年，前身是湖南师范馆，最初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拭创办的城南书院，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比肩。学校的教育思想先进，聘请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教师任教。与毛泽东几乎同时的一批进步青年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和陈章甫等，当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堪称是“新青年”的摇篮。（摘编自<毛泽东传》）

②张敬尧（1881～1933），当时的军阀，1918年3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任督军：他驻湘期间，曾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和伪造选举等等。湖南人民当时即有“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呼吁。1920年，张在一片声讨声中逃离湖南。同年7月9日，毛泽东在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摘编自“百度”）

沼泽地

                              [日]芥川龙之介

    一个雨天的午后，我在某画展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幅小油画。说“发现”未免有些夸大，然而，惟独这幅画就像被遗忘了似的挂在光线最幽暗的角落里，框子也简陋不堪，所以这么说也未尝不可。记得标题是《沼泽地》，画家不是什么知名的人。画面上也只画着浊水、湿土以及地上丛生的草木。恐怕对一般的参观者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不屑一顾吧。

而且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尽管画的是郁郁葱葱的草木，却丝毫没有使用绿色。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到处涂着混浊的黄色，就像潮湿的墙上一般晦暗的黄色。莫非这位画家真的把草木看成这种颜色吗？也许是出于其他偏好，故意加以夸张吧？——我站在这幅画前面，一边对它玩味，一边不由得心里冒出这样的疑问。

我越看越感到这幅画里蕴蓄着一股可怕的力量。尤其是前景中的泥土，画得那么精细，甚至使人联想到踏上去时脚底下的感觉。这是一片滑溜溜的淤泥，踩上去“噗哧”一声，会没脚脖子。我在这幅小油画上找到了试图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那个凄惨的艺术家的形象。正如从所有优秀的艺术品感受到的一样，那片黄色的沼泽地上的草木也使我产生了恍惚的悲壮的激情。说实在的，挂在同一会场上的大大小小、各种风格的绘画当中，没有一幅给人的印象强烈得足以和这幅相抗衡。

“很欣赏它呢。”有人边说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觉得恰似心里的什么东西给甩掉了，就猛地回过头来。

“怎么样，这幅画？”对方一边悠然自得地说着，一边朝着《沼泽地》这幅画努了努他那刚刮过的下巴。他是一家报纸的美术记者，向来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身材魁梧，穿着时新的淡褐色西装。

这个记者以前曾经给过我一两次不愉快的印象，所以我勉强回答了他一句：“是杰作。”

“杰作——吗？这可有意思啦。”记者捧腹大笑。

大概是被他这声音惊动了吧，左边看画的两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朝这边望了望。我越发不痛快了。

“真有意思。这幅画本来不是会员画的。可是因为作者本人曾反复念叨非要拿到这儿来展出不可，经他的遗族央求审查员，好不容易才得以挂在这个角落里。”

“遗族？那么画这幅画的人已经故去了？”

“死了。其实他生前就等于是死了。”

不知不觉间，好奇心战胜了我对这个记者的反感。我问道：“为什么呢？”

“这个画家老早就疯了。”

“画这幅画的时候也是疯着的吗？”

“当然喽！要不是疯子，谁会画出这种颜色的画呢？可你还在赞赏，说它是杰作哩。这可太有趣儿啦！”

记者又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起来。他大概料想我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要不就是更进一步，想使我对他鉴赏上的优越留下印象吧。然而他这两个指望都落空了。因为他的话音未落，一种近乎肃然起敬的感情，像难以描述的波澜震撼了我的整个身心。我十分郑重地重新凝视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的画布上再一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躁与不安所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

“不过，听说他好像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呢。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记者露出爽快的样子，几乎是高兴般地微笑着。这就是无名的艺术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人世间换到的惟一报偿！我浑身奇怪地打着寒战，第三次观察这幅忧郁的画。画面上，在阴沉沉的天与水之间，潮湿的黄土色的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长得那么生气蓬勃，宛如看到了大自然本身一般……

 “是杰作。”我盯着记者的脸，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

(摘自《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湘绣旗袍  薛媛媛

薛师傅的案板上云集一堆红红绿绿的布料，都是些真丝布料。这些真丝布料经过他的手，变成一件件女人旗袍。

再过几天就是薛师傅的六十大寿，过完大寿就准备不碰针了。女儿薛蓝今天穿了件吊带旗袍，圆润的肩部以及半个胸部端出来，腰部间夹了大块薄如蝉翼的雪纺，隐约看到肚脐和整个腰部。薛师傅鼓起眼睛看，火就要从眼睛里冒出来。而年轻女人爱模仿薛蓝的派头，薛蓝穿什么，她们做什么，这样一来，找薛蓝做旗袍的人越来越多。

我想请您做件湘绣旗袍，做那种低领连袖圆摆。门口站着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一块翠绿色缎面真丝布料。

你还喜欢那种旗袍。薛师傅疑惑地看着女人。薛师傅有好几年没碰到做这种旗袍的女人了。薛师傅又看了女人一眼，这女人身材颀长，气韵好。

我父亲眼睛不好，我给你做吧!薛蓝抢着说。

薛师傅说，不是我不做，我的眼睛不好，怕把你的旗袍做坏。

女人说，我相信你会做好，我也是访问了许多人才找到你的。薛师傅站起来，要女人站到当亮的地方，自己眯一只眼，把女人从头到脚看了一眼说，把布料放在这里，你可以走了，七天后来取。薛师傅的眼睛就是皮尺。

薛师傅把自己关在房里，他开始裁剪旗袍，旗袍的领口不能歪也不大，旗袍的腰部要收好，收到增一分肥减一分瘦的地步，下摆的两侧不能露出大腿，要看得见整个小腿，既能走出风采，又不失典雅。 

旗袍的剪裁和针脚是要靠眼力的。特别那些针路，是靠手工一针一线缝出来。如果眼不好，手不匀，面子上就会浮出线头或“蜈蚣虫脚”。是湘绣的大忌。 

几天后，薛师傅打开了房门，旗袍上画了一只金凤凰的图案，凤凰的头从旗袍的胸部开始，到旗袍下摆是凤尾，深红和黄黑颜色搭配，他把老婆拉进房，又关上门。老婆在案前摆好布绷子，绷上绣件，开始飞针走线，粗的细的各种颜色的丝线在她的手中飞舞着，两朵艳丽的蝴蝶结，翩跹在领口上。 

旗袍做好后，薛师傅将旗袍穿在迎门的一个模特儿身上，薛蓝很用心地给模特儿头上戴上一顶荷叶造型的绸缎阳帽，翠绿色的旗袍，就像出水的荷叶。一阵轻风吹过，闪烁而流动，泛出幽幽的色彩。

薛蓝今天穿了件红印花超短旗袍，下摆比阿婆的短裤长不了多少。薛蓝几分得意地说，你不要这样看我，这是改良。传统的印花织布，标准的中国红中加入金色花纹，体现了浓浓的中国情结。黑色琵琶扣点缀，内配金色小吊带，现代的尖角翻领与露背元素，中西合璧，性感妩媚。纵使薛蓝讲得天花乱坠，薛师傅也只能是越看越生气。他只好不去看她，搬了条板凳坐在店门口，等女人来拿旗袍。

每天一早，薛师傅就去挂旗袍。他将叠好的旗袍轻轻打开，往模特儿身上一穿，他喜欢看这种水样滑落的感觉。

燥热的夏天就在薛师傅的等待中过去了，女人还没有来。薛蓝怕父亲急出什么病来，不满地说，其实旗袍这种衣，说看重就看重，说不看重，不过是女人衣橱里多件衣罢了。再过段时间还不知有没有人穿这种旗袍，既繁琐又不适用。 

薛师傅身体里猛然扎了一下。他知道薛蓝从心底里没有真正地喜欢过旗袍。她能做，是靠了她一股子灵性。女儿要的只是旗袍外而的世界，而不是旗袍的内涵。

又过了一段时间，女人仍然没有来。

这时，坡子街要扩建，所有的旧房要拆。这下薛师傅寝食不安了。他想女人来了怎么找旗袍店? 他很不愿意搬。薛蓝说，我们在原地方钉块牌子，告诉我们的新地址。薛师傅搬到新门面后，他又不放心了。我还是到那里去等吧! 

薛师傅端了盒子里的旗袍，蹲在薛蓝钉的牌子旁，跟上下班的人一样准时。薛师傅蹲在那里、眼睛空洞地一直望到巷子的尽头，目光游离而迷惘。这天，他终于倒在了那块牌子前。

薛师傅被诊断为晚期胃癌。病床上，薛师傅还在问，女人来了没有?

薛蓝没作声，第二天，她在晚报上登了一则领取旗袍的消息。一个星期过去了，仍然没有人领旗袍。这一天，她又找出那张报纸细看，突然看见，在她的那条消息旁边，还有一条讣告：全国著名民族学学者，省政协委员夏玉珍女士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于昨日去世，享年48岁。 

这天中午，薛师傅接到了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说她就是那个订做旗袍的女人的女儿，并解释说，当时因为妈妈急于出周考察，把这事搁一边了。

送走那件旗袍后，薛师傅兴奋了大半个晚上，才迷迷糊糊睡着。这一睡，薛师傅就永远睡过去了。

薛蓝伤心至极，我这个主意馊啊!原来，是薛蓝突发奇想，找来自己的女友，扮成那个取旗袍女人的女儿。 

火化父亲和父亲的遗物时，薛蓝拿着那件旗袍，泪汪汪地盯了半天。母亲说，这是你父亲一生做得最用心的一件旗袍。他走了，让你爸带走吧!薛蓝她急忙抱过来．对母亲说，我要留着它。

（有删改）

放生

秦锦丽

    高原落日的步子迈得迟缓，留给我足够的时间目送，就如我们是一对久爱的恋人。目光，追随着它渐行渐远的身影。眼看就要翻过那座山头了，一跃的刹那，它跌进山坳里。正惊慌着，它又精灵一般从山背后闪现。这一闪，把黄河第一弯照得金光拂面，灿若袈裟。逆流望去，一河碎金，微波不澜，一副富可敌国的淡定自若。这是九曲黄河之首曲——甘南玛曲黄河岸边，是黄河长长征途的起步，似乎它料及沿途多舛，胸有成竹却又心事重重。当从青海出发，面向东南，慢行慢思，及至甘南玛曲时仍搁置不下，左拐右旋，漫出片片丰美草滩。终是悔情难断，便执意回返青海，诀别后，最终毅然决然一路东去，任凭关隘狭窄，峰回路转，不歇不休，归奔大海。如此，才造就首曲恢宏、淡定的气势。似流非流，似水若金，偶有风来，吹皱一河绫罗锦缎。逆光中，连绵起伏的山峦像黛青色的版画，充满沉浑之美。山下河岸，葱茏宁静的玛曲大草原芳草连天，白帐点点，一派和谐安详。清清草香，携裹着绿氧离子，醉了这河，这山，这落日，这时空，还有我。

    这是今夏我去玛曲之机，傍晚独自在离县城20公里远的黄河第一弯撞见的大美。一个人静静地看，贪婪地闻，安闲地呼吸，屏蔽思绪，愁烦不涉，爱恨不及。渐渐地，这副肉体像拆了篱笆的院落，无遮无掩，无拘无禁，无边无形。一任风穿过，流星划过，吹落浊腐，照彻了黑暗。小小的我恍惚成了风中的一粒尘埃，光亮中的一个分子。

    物我两空，神奇曼妙的感觉，突然被一阵摩托车的引擎声搅散。扭头望向河堤，一个藏族男士从摩托车上下来，长袍裹肩，怀抱物件，脚步咚咚径直从十米长的石阶上走了下来。这么晚了，什么人？心倏忽回腑，怦怦直跳。跑吧，漫漫河畔，无路可择。不跑吧，头皮阵阵发紧。据说藏族人可是随时别着腰刀呢。两腿不觉开始打颤，机警地盯着。他走向岸边，哗啦一声，把什么倒向河里。啪、啪，河里响起一阵击水声。我的心提到嗓子眼，难道？那样的话，他发现我在场，会不会……不敢往下想。盼望他快速离开，逃之夭夭。可他既没有看我，也没有离开，而是双膝跪地，双手合十，叩了一头。懂得敬仰，才可下跪，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一下。他做这一连串动作时，旁若无人，他不会没看见六七米之遥的这个大活人吧？就在站起之际，他转向我，平和地看了一眼。我微微笑着，算是回应。好奇心驱使，轻声道：“请问你刚才给河里倒了什么？”“放生鱼。”他懂得汉语。“从哪来的鱼？”“市场买的。”“为什么？”“放生嘛。”“这鱼多少钱？”“27元。”语言多少有些障碍，只能用简短句子。交流几句后，我才明白，放生，是藏族地区的习惯。没有约定，没有规章，只随心愿。这位22岁的名叫多杰的小伙子，家住阿尼玛山那边，在县城皮毛市场打工，心有感动时，收工后就到市场鱼摊买一条鱼，回家时顺道河边放生。今天这条鱼是他当天工资除去午饭后仅剩的27元买来的。

    没上过多少学，却懂得怜悯；没有多少文化，却有信仰。只要有信仰，人不分种族、民族，都会释放出人性中的良善、慈悲情怀。年轻的多杰，在傍晚回家的路上，也送一条鱼回家，多好。我立刻感觉胸前背后温暖厚实。我向多杰竖起大拇指，代替了想说的话。多杰抱拳说：“扎西得勒。”随后跳上台阶，发动摩托车，轰地一声跨上黄河大桥。

    铺满月光的河面上，噼噼啪啪溅起朵朵浪花，鱼儿们在欢腾雀跃呢。兴许，那条放生鱼的亲朋四邻闻讯前来庆贺，一河的浪花正是他们欢喜感恩的鱼语。

    元代赵孟頫诗云：“同生今世亦有缘，同尽沧桑一梦间。往事不堪回首论，放生池畔忆前愆。”但如此美好的情境下，我实在不想，也不愿忆起人类活吃猴脑时猴子的眼泪、活剥貂皮时貂的哀嚎。我祈祷一切的罪愆能获得赦免，人类能在草绳布衣下，珍藏一颗回归善的原点的心。

这晚，母亲河第一弯的月光下，宛似谁放生了我，我放生了谁。

（《散文百家》2014年第八期）

采浆果的人

迟子建

    ①金井是个小农庄。一个收浆果的人来了，他的一番吆喝，让秋收的人们扔下了手中的农具，奔向森林河谷，采摘浆果。

    ②曹大平夫妇的心情跟阳光一样明朗，他们边采边计划卖浆果的钱的用途。他们决定涉水渡河，把竹篮给装满了。河水凉得他们直打寒战，随着河心的临近，水涨到他们腰际了，他们有些站不稳，但他们咬着牙，互相鼓励，坚持着。突然，曹大平的腿抽筋了，他栽歪了一下身子，水花朝他打来，他呻吟着，惊恐地看着白花花的水从脖颈下跃过。他的女人紧紧地拉住丈夫不撒手，她也栽歪了身子，持着的竹篮趁机从她胳膊肘那儿溜走了。他们相互搀扶着哆哆嗦嗦地回到岸边。曹大平一回去就发烧了，他的女人唉声叹气的，她既不能采浆果，又不能去秋收，只能守着他。

    ③金井有个头发全白的“苍苍婆”，三十年来，她的男人一直瘫在炕上靠着她的服侍而活着。苍苍婆的眼睛，没有老年人的那种混浊，依然那么明亮，清澈逼人，好像她的眼底浸着一汪泪，使她的眼睛永远湿润而明净。

    ④开始的几天，苍苍婆还认认真真地采上一天的都柿，交给收浆果的人，换来几十块钱。可是接下来的日子，当她独自在林中垂下老迈的腰，手指触到皱纹累累的已经蔫软的都柿的时候，她的心凄凉了。她尝了一粒都柿，真是甜极了，这甜让她更觉凄凉，苍苍婆就很想喝上一碗酒。山上没酒，她自然把采来的都柿当酒吃，竟一发而不可收拾，吃空了盛都柿的盆子。收浆果的人为了安慰她，曾丢给她一张十元钞票，让她买酒，苍苍婆捡起钞票，运足一口气，又把它吹回地上。苍苍婆说：“钱是什么，不就是一张落叶么？蚂蚁合伙举过落叶，这样的叶子它们没见过，留着给蚂蚁们举着玩，当遮阳伞使吧！”说完，她就一摇一摆地走了。

    ⑤苍苍婆在晚饭后摇摇晃晃地去大鲁二鲁家了。大鲁二鲁是金井人中惟一还在秋收的人。他们是一对智障的双胞胎兄妹，大鲁是男的，二鲁是女的。他们已是中年人了。满嘴酒气的苍苍婆亢奋地叫道：“大鲁二鲁，别秋收了，采浆果去吧，能拿现钱！大鲁过年时就能买新鞋穿了，二鲁也能买件花衣裳了！”大鲁说：“苍苍婆，爸妈死前告诉大鲁了，下了霜就秋收，大鲁都点了头了！”二鲁也说：“春天撒了种，秋天就得收庄稼，二鲁也记着呢！”苍苍婆说：“你们真是一对傻瓜，这天响晴响晴着呢，晚个十天八天秋收，你种到土里的东西也不能长翅膀飞了；可你要是不采浆果，就得不到现钱，等你们收完秋去采，收浆果的人早就走了，你们一分钱也挣不到！”

    ⑥大鲁二鲁不为所动，在他们看来，秋收才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刨完了土豆，又砍了白菜和大头菜，把它们运回来，腌了两缸酸菜和一缸咸菜，然后把余下的菜下到窖里。之后，他们把遗落在地里的菜帮也捡起来，装进麻袋，拉回家堆在仓房旁，作为猪饲料。最后，他们踏着更浓重的霜，去了大草甸子，用绳子把猪草背回来。

    ⑦就在大鲁二鲁扛回猪草的这个夜晚，天空下起了大雪。金井人一年的收获，就这么掩埋在大雪之下了。人们脸上满是凄苦的表情。他们冬天吃什么？他们的牲畜和家禽吃什么？苍苍婆望着大鲁二鲁这户惟一收获了庄稼的人家，她的心中先是涌起一股苍凉，接着是羡慕，最后便是弥漫开来的温暖和欣慰。

    ⑧二鲁的脖颈上有一圈火红的野刺莓。金井的女孩，最喜爱串这样的项链来戴。看来在秋收的间隙，大鲁二鲁也采了浆果。只不过他们只采了很少的一种，并且为它们做了最美的镶嵌。

（节选自中篇小说《采浆果的人》，有删改）

良心的利剑

安宁

    他是我认识的一个教授，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威望和声名，他门下的弟子，也都是精英。为了保证教授的质量，多年前，他就奉行一个原则，即每年只招收一个博士。即便如此，报考他的博士的学生依然是波涛般，今年败了，明年卷土重来。那个叫凡的学生，就是这样进入他的视野。

    凡是个少见的有韧性的人，连续报考了三年，均以几分之差屈居第二。第四年，凡又来考。他翻到凡的档案，微微一笑，想，这次无论如何也要给凡这样优秀的学生一个机会。这次，凡的成绩果然高居榜首。但是，就在面试前一天晚上，校长亲自打电话给他说，按照慣例我们先要照顾一下自己学校毕业的学生，况且第二名也不一定比第一名差，明天面试尽可能多考虑再作定论。

    这几句话的含义，他当然明白。每年总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地左右他的招生视线，他每次都能做到公平。这一次，他有些犹豫，校长为了招生，亲自打电话给他还是第一次，这个第二名的学生和第一名的水平不相上下。这个学生有较深的学术功底，校长有意栽培，定是想为学校培养后备力量，当然，该生的家庭背景亦不可小觑。那个连考了四年的凡呢？难道为了一份私心就让处在巨大喜悦中的凡瞬间跌入到冰冷的海底吗？如果开了先例，他以后在学生中的威信将怎样大打折扣？

    那一晚，他枕着这些问题辗转反侧，想到头疼欲裂，依然难以入睡。第二天展起，他打电话给另一个参加面试的教授，得知校长已经给这位教授提前打过招呼了。他知道这次的阻力非同一般，只好希求在面试中第一名的凡能够发挥出色，才能让这些阻力减弱。最后面试的结果，两个学生的表现不相上下，难分高低。

    面试结束后，他与另外几个教授，就究竟是按面试成绩，还是按照优先考虑本校学生的原则最取，好一番唇枪舌战。最终以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录取，这是为了照顾校长面子的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式。他在据理力争下，勉强接受这一方式。在预料中，他一直想要招为弟子的凡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终被PK下去。

从那时起，他开始被一种奇怪的愧疚和不安折磨着。严重到每每看到这个被招收的学生，就会想起凡，想起他在面试上意气风发的模样；想起他挤在人群里看见红榜上没有自己名字时，眼睛里瞬间闪过的失落和哀伤；想起他看到自己走过来时，扭头走开去的尴尬。那一年，他比任何人都要盼望着下一届招生的到来，他想只要凡通过考试，无论如何，他都会将他招到门下，以此弥补曾有的过失。

    但是，凡在那一年没有报名。他在惶惑里又度过了漫长的一年，凡依然没有来。他终于知道那一次的错误将凡的自信和坚韧彻底地击垮了。这个醉心于学术的学生或许此后再也不会沿着这条路坚持不懈走下去了。而他，原本可以无视权威，无视其他专家的意见，将凡领入向往的芳香之旅的。

    他在其后的两年里，面容倦怠，神思忧惚，常常在登上讲台看到学生的时候，将要讲的内容统统忘掉。走路也蹒跚起来，不过63岁的人有了83岁的老者才有的无法收拾的衰颓和溃败。许多人以为他身体不好，劝他去医院诊治，他总是慌乱地找理由推掉。他的记忆力迅速地减退，却无法忘记凡转身时那淡漠的眼神，它像一把利剑，冰冷地插入他的胸膛。而他的良心却把那把剑推得更深，直到最后，他终于无法承受。

他花费很长时间，通过很多人，辗转找到凡的电话。电话接起的一刻，他没有来得及介绍自己，便开口道：凡，你今年一定要来报考我的博士，只要你分数过了，我保证一定让你顺利录取。而在听到凡的应答后，他立刻挂断电话，好像稍微晚一秒，凡就会改变主意。

    凡终于在四年后成为了他的学生，而且是他的关门弟子。他在凡毕业的那一年因病去世。他没有告诉过凡，在那四年里，他曾与良心的利剑，进行了一场艰难痛苦的斗争，最终，心力交瘁的他向这把无形的利剑举手投降。

    凡自始至终不知道其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也没有告诉导师，其实自已从来没有怨很过他，是他那一年觉得累了才放弃继续考试。当他接到导师电话的那一刻，心底充溢的，除了巨大的惊喜和感激，再没有其他。而这位让我始终敬仰的教授，在安详地闭眼离去的时候对此一无所知。

    人不知道的东西，时间与良心的利剑，却会清晰地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