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他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

    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救命恩人

江岸

    正是下班高峰。侯一凡挺起胸膛，绷紧双腿，笔直地站在工厂门口。他目送着下班的人群潮水一般陆续涌出工厂大门，后来，只有零星的工人一个个往外走的时候，他才稍微放松下来。

    虽说只是一名工厂的保安，但是，侯一凡毕竟刚从武警部队退役半年，他站岗的姿势还是完全保留了真正的军人风范。

    他晃晃微微发酸的脖子，扭动了一下腰肢，准备回值班室的时候，突然想起，怎么没看见吕晓红大姐走出来呢？

    侯一凡楞了一下，勾头往厂区方向看去。他拥有一双视力在2．0以上的眼睛，一眼看去，能看得很远。他发现，正在往外走的工人，包括厂区纵深处三三两两的人影，都不是吕晓红。吕晓红平时上下班都很准时，今天怎么了？侯一凡决定在门口再站一会儿，等等吕晓红。

    侯一凡在这个肉联厂虽然已经工作了半年时间，但是，认识的工人并不多，多数人只是在上下班的时候进出工厂，在他值班的时候，才在他面前晃一下。他一个从山区农村黄泥湾出来到城市打工的小保安，没有几个工人主动跟他搭讪，并告知他自己的名字。吕晓红这个名字也是他听别人喊的，可能听的次数稍微多了一些，他便牢牢记住了。

    大概等了十多分钟，厂里没有一个人往厂门口走了，当然，吕晓红依然没有出来。侯一凡感觉有些不对劲，到底哪里不对劲，他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他只好给保卫科长打电话。

    科长，你认识吕晓红吗？她是哪个车间的？

    我不太清楚，怎么啦？

    我没看见她下班出来，有些不放心。

    下班的时候，工人一窝蜂地出来，你一个个都看清楚了？你点名了？你怎么知道她没有出来？

    吕晓红和别人不一样，我知道的。

    你别管闲事了，你又不是人事部的，考勤不归你管。看好你的门吧。

    科长没好气地挂了电话。科长说到人事部，提醒了侯一凡。他查了一下人事部的电话，把电话打了过去。

    请帮忙查一下，吕晓红是哪个车间的？

    冷冻车间。

    还没有等侯一凡再说点什么，人事部那个人已经火急火燎地挂了电话。他把电话打到冷冻车间，可是，没有人接电话。他只好硬着头皮把电话打到厂办公室。

    冷冻车间的吕晓红，到现在没有出来。

    怎么了？

    我怀疑她会不会被关在冷库里了。

    不会吧？

    厂办公室的那个人漫不经心地挂了电话。该打的电话都打了，侯一凡没辙了。他在值班室坐了两分钟，椅子上好象放着一盆火，烧得他坐不住。终于，他站了起来，咬咬牙，拨通了厂长的电话。

    厂长您好。我是保卫科小侯，向您报告一件事。

    哦？说吧。

    冷冻车间的吕晓红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我怀疑她被关进了冷库里。请您赶紧派人到冷库去看看吧。

    有这样的事？我马上让冷冻车间主任去看看。

    放下了电话，侯一凡惴惴不安地站在值班室门口，眼睛盯着大街。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冷冻车间赵主任骑着摩托车，箭一般射过来。到了厂门口，他猛地刹车，停了下来。赵主任指着侯一凡的鼻子，喝道，就是你打电话给厂长，说冷库里面有人？

    是我。侯一凡挺了挺身子。

    老子喝个酒都喝不安生。如果我去看了，冷库里没有人，出来我揭了你的皮……说着，赵主任一加油门，摩托车嘶吼着冲进了大门。

    后面的事情就不必细说了。

    医院救护车开进厂区的时候，几滴泪水猛地涌出了侯一凡的眼眶，挂在了他的睫毛上。

    吕晓红出院以后，买了一大兜水果，到厂门卫值班室感谢侯一凡。她紧紧握住侯一凡的手，说，大兄弟，如果不是你救了我，大姐就冻成死猪了。

    大姐，其实不是我救了你，是你自己救了你。

    为什么这样说？

    侯一凡说，每天你上班，总是问候一声：你好；每天你下班，总是说一声：再见。我那天没有听到你说再见，所以知道你没有出来。否则，全厂五六百个工人，我怎么可能单单记得你呢？

（选自《洛神》2016年第6期）

深情

徐建英

    我出生的鄂南地区，山高林密，各类野兽世代扎驻在深山之中，紧挨山边的庄稼跟着常遭罪，各村成立的护农小组中，父亲年轻时候就是其中的一位铳手。《枪支管理法》实施后，父亲的那杆双管猎枪被公安机关列入收缴之列，到父亲重新持证换上单管猎枪时，山下的庄稼人开始一茬茬往城里卷，山上的野兽下山无食可觅，也很少再来作孽，而父亲此时的年岁也大了。

    庄稼少后，荒地多了，从前热闹的围猎随着护农小组成员一样相继老去。父亲平日里侍弄完屋檐外廊墙角的几丘菜地，余下来的时间，还是喜欢一个人柱着那支老式的单管猎枪上山转悠。只是年岁大后，从前健步杠在肩上的猎枪，如今经被他柱在脚下，成了一支看起来很滑稽的拐棍。而他总是习惯说：“转转吧，习惯了咱湖村的山，转转也好。”特别是雪落的冬季，父亲每隔两日，必定在清早进山一趟。

    就是这样的一个冬季，父亲遇上了那个人。

    那个人，父亲时常在我们湖村周边碰到。笼着雾罩泊着小筏的湖边，袅袅升腾着炊烟的早晨，更多的时候，父亲会在密匝匝被夕阳涂得金灿灿的林子里遇到他，那些橡树，槲树，青杉，松柏什么的，平日里庄户人家司空见惯的树们，在那个人眼里像似镀过金的宝贝。有时他弓着腰，有时会曲膝半蹲着地，伴随着那个人手中的玩意儿“咔嚓”“咔嚓”的灯光闪过，有时还会哗啦啦一下跪在地下，样子庄严肃穆，像似要完成一件很重要的庆礼。再看那个人时，父亲就常常忍不着多瞅几眼，更多时会瞅他背上封得严严实实的洋玩意儿。

    那年冬季的雪很大，母亲的阻止没能如愿，反而加速了父亲进山的频率——隔日一趟转成了一日一趟。

    那天一大早父亲又柱他那杆老猎枪，鬼鬼祟祟地瞒着母亲从菜窖里拎出一条棉布小袋，踏着积雪穿过村口，走上了村后被雪落镶白过的南拢凹。那被大雪厚厚覆盖的山路上，一行脚印直向镶白的树林子，一股啸冷的雪风在父亲错愕的神情里吹动树条子上缀满的冰挂。

    顺着那行脚印，父亲很意外地在南拢凹岔路上碰到了那个人。他立在路边，像似在等着什么，背裹里封得严严实实的洋玩意儿缀上了一层薄雪。迎着父亲错愕的目光，他对着父亲笑笑算是招呼，然后跟在父亲身后，也上了山。

    父亲柱着猎枪的步子在前方停了下来，他紧了紧手中的棉布袋子，看着同时停下来的那个人，折返身向另一座山头走去。那个人在原地仅停了一下，也折转身子跟向父亲身后。

    父亲再次停下来，看着那个人，柱着的猎枪在雪地上不满地跺了跺，一动不动地立在雪地上望向那个人。那个人在父亲的目视下，后退了几步，复又走上前，父亲的猎枪再次在雪地上跺了跺，一动不动地望着他。那个人停在原地半响，才背着包一步一回地绕向另一个山头。父亲站在雪地中，直见那个人在林子里只剩下一个小黑点时，才折转身向南拢凹的深山走去。

    父亲在响午时柱着猎枪空着手走进家门，棉布袋中装着几粒不知名的树木坚果，他边拍打着肩上的残雪，边絮絮叨叨地唠着那个人的不是，唠那个人扰了他的好事。母亲见此很不满地在一旁接口：“就是没人惊扰你，你平素不也照样是空手回家的。”而父亲听罢，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对此，我们再一次把父亲所有的举动归辔于他老小孩的心理在作梗。

    这件事不久我返城找到了新的工作，应新同事约，我陪他参加一个摄影大赛的颁奖会。

    在获奖作品展厅中的一角，一幅叫《深情》作品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雪地里半蹲半跪着一位老人，老人的模样慈眉善眼，在他的手伸前的地方，是一只灰色的野兔，看到老人，灰兔眼神像极了委曲的孩子，挣扎着向老人身边挪近，一旁的雪地上，一只棉布小口袋散在雪地上，几只鲜红的萝卜露出袋口在雪地中格外醒目。远处一棵枫树，被积雪压弯的树桠下，隐隐有支陈旧的单管猎枪在雪风中飘。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露天电影

迟子建

    ①上世纪70年代，山村的孩子大约没有没看过露天电影的。我们那个小镇的人，可看露天电影的地方有三处，一个是种子站，它就在我们小镇的西头，另两处看露天电影的地方是部队，一个是十三连，一个是十七连。

    ②在种子站的广场放露天电影，下午时候，一些老人就把座位摆好了。老人们胳膊上挎着一个或两个板凳，抽着旱烟：慢悠悠地朝种子站走去。由于他们眼神差，又大都佝偻着腰，必须要坐在前几排，所以提前把座位占好是必须的了。那些板凳高矮不一、颜色各异地排列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支杂牌军。他们放好板凳，会回家做他们的活计，等到电影快开演了，他们才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子走来，一副首长的派头。

    ③另两处看露天电影的地方，都不在我们小镇，它们是驻扎在山里的部队，一个离我们稍近一些，有五六里的样子，是十七连：另一处则要远很多，在打石场那一带，距离我们起码有十五里的路途，是十三连。老人们是绝不会去这两个连队看电影的，他们的腿脚经不起折腾了。而大人们就是去的话，也是选择十七连的时候多。能够去十三连的，都是如我一般大的孩子。大家相邀在一起，沿着公路，走上一两个小时，到达连队时已是一身的汗，而电影往往已过半场，看得个囫囵半片的。回来的时候呢，山路上阴风飒飒，再赶上月色稀薄的夜晚，森林中传来猫头鹰的叫声，我们就会被吓得一惊一乍的，得手拉着手行走才觉得心不慌。所以一去十三连看电影，就有小孩子回来后生病。高烧后说胡话照理是正常的，可家长们非说是走夜路时撞上了鬼，至于鬼长得什么样，想必他们也是不知道的。所以一说去十三连看电影，家长都不乐意，我们只有偷着去了。

    ④因为驻扎在我们小镇附近的这两个连队经常放电影，我曾经认为世界上过着最幸福生活的就是那些当兵的人。连队的战士格外欢迎孩子们来看电影，他们会把自己的板凳让给我们坐，还会用茶缸端来热水给我们喝。当然，战士们对待那些十七八岁的女孩的态度，比对待我们这些十一二的毛头小孩更要热情，他们喜欢围坐在大姑娘身边看电影。

    ⑤我们家的邻居有一个姑娘，叫青云，青云是个大姑娘了，她喜欢去十七连看电影。凡是有关电影的消息，最早都是她发布的。因为十七连的战士跟她很熟。要放电影了，总有人给她通风报信。她个子很高，腰肢纤细，头发又黑又亮，喜欢梳两条大辫子。她眼睛不大，眉毛浅浅淡淡的，肤色白里透粉，非常有韵味。她带着我们去十七连看电影时，神情中总是带着几分得意，好像回她的娘家似的理直气壮的。到了电影开演的时候，她往往看着看着就不见了。我们都以为她去小树林解手去了，可她一去就不回来，直至剧终。所以若问她电影演了些什么，她只能说出个大概。

    ⑥爱上青云家的，是小钟和小李，他们总是结伴而来。小李好像是部队的文书，不太爱说话，又黑又瘦的。小钟呢，他不胖不瘦，浓眉大眼，肤色跟青云一样白皙，在十七连当伙夫，所以有时他会偷上一些豆油带给青云家。青云一烙油饼的时候，我就想一定是十七连的人又给她送豆油来了。青云那时中学毕业，在家务农，那年的秋天她去看护麦田，得了尿毒症，住进医院，不久就死了。她死的时候小钟正回南方探家，他回来后并不知道青云已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而一直在连队没有下山的小李也不知情。等到又要放电影的时候，小钟和小李来到青云家，听说了青云的事后，两个人都呆了，小钟还落了泪。人们依据泪水，判断青云跟小钟是一对，小李只不过是个陪衬罢了。

    ⑦青云没了，我们得知电影消息的源头也就断了。从那后，我们很少到十七连去看电影了。不久这个连队就换防到别处去了，他们留在营地的，不过是几顶废弃的帐篷。我们采山经过那里的时候，总要看看那两棵悬挂着银幕的大树，当时树间的那方白布曾上演过多少动人的故事啊。树还在，故事也在继续，只是演绎着这故事的人已经风云四散、各自飘零了。

捡来的家

侯发山

    老高并不老，只有三十出头，他不修边幅，冷不丁一看，像是四五十岁的人，因此人们都叫他老高。老高是从农村来的。他是个孤儿，三十多才娶了带着一个十岁的女儿的媳妇。老高老实，除了种庄稼，不会挣钱，家中生活拮据，结婚不到两年，老婆就带上女儿远走高飞了。老高一气之下来到城里，在郊区那儿租了一间房子，背起蛇皮袋，捡起了破烂。后来有了积蓄，便鸟枪换炮，弄了辆人力车收购废品。

    老高实在，不会缺斤少两，价格也公平，这样一来，特别是那些老头老太太，都会把家里的破烂留给老高。有了固定的客户，老高每年也能赚个三两万。

    这样捣鼓了几年，老高在郊区买了一套二手房，顶层，老房子，屋里有现成的家具，他简单打扫一下就住了进去。

    有一天，老高捡到一个三个月大的弃婴，男孩 。当时围观了不少人，议论纷纷的。老高从人们的言谈中得知，这个婴儿是兔唇。亲生父母都不要，谁还要？听着婴儿嘶哑的哭声，老高二话没说，就把这个婴儿抱走了。

    这下子，够老高忙活了，一会儿给儿子换尿片，一会儿给儿子喂奶粉……过了半个月吧，老高就在人力车上用旧棉被弄了个窝，藏上儿子，挨街穿巷地收购废品。

    张大嫂是和平小区的保洁工，丈夫出车祸走了，儿子在外上学，现在也是孤身一人。也许是同病相怜，她关心老高多一些，说是关心，无非是把丈夫之前的衣服送给了老高，有时拉呱几句闲话而已。就这样，老高已经感激不尽了。她问老高，说你不知道这孩子有缺陷？老高说，好歹是一条命啊。张大嫂叹口气，说你这是图啥哩？老高吭哧半天，才蹦出一句，说，家里边有了哭闹声，有了屎尿味，才像个家的样子。

    和平小区门口有个垃圾箱，老高赶到的时候，总能在垃圾箱外边捡到一些小孩子衣服、玩具，还有学步车。刚开始，老高以为是小区的居民丢弃的。时间长了，老高才明白是张大嫂故意给他的，有的衣服还没拆封，新崭崭的，看样子是张大嫂买的。老高要给钱，张大嫂不要，说这是破烂，又不是我的东西，你给啥子钱？老高想不起反驳的话，只是嘿嘿呵呵地傻笑。看到老高这个样子，张大嫂转过身，抿着嘴乐了。

    别看老高没文化，却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很有文化的名字——高兴。

    高兴两三岁时，老高就把他丢在家里，让他自己玩去。高兴知道爸爸是个捡破烂的，家里的好多东西是爸爸捡来的，电视机，冰箱，玩具手枪，身上穿的衣服，好多啦。有一次，儿子问老高：“爸爸，垃圾箱里什么东西都有啊？”老高点了点头：“可不是哩，你也是我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这天傍晚，天气阴阴的，往日的星星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老高打开屋门，不像往常那样，儿子一边叫着一边扑到自己身上，他挨个屋子看了看，才发现儿子没在家。

    被人绑架的可能性不大，肯定是儿子自己跑出去了。往常，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不过，儿子都是在楼门口玩耍，不会走远的。

    老高急冲冲跑到楼下，在门口转了几个来回，没有见到儿子。一时间，老高急出了满头的汗。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到了张大嫂的电话，说高兴在她那儿。

    老高松了口气。随后，他破天荒打的赶到了和平小区。

    张大嫂说，她准备下班时，在垃圾箱那儿见到了高兴。

    老高气呼呼地瞪着儿子，你来这里干啥？

    高兴看着爸爸的样子，咧了一下嘴，哭出声来。

    你看你！张大嫂不满地翻了老高一眼，然后给高兴擦拭眼泪：“孩子，别哭，别哭。”

    高兴忍住哭声，但嘴还是一撇一撇的，挺委屈的样子。

    张大嫂揽过高兴，别过脸：“你知道吗，高兴他、他想捡个妈妈。”

    老高一下子愣住了，心里满满的，眼里差点落下泪来：“真是个傻孩子。”

    高兴说：“爸，姨姨说，只要您愿意，她就到咱家来。”

    老高心里通通直跳，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偷偷看了一眼张大嫂，忽然间发现，路灯下，张大嫂的脸蛋是那样的红润，那样的美丽。

（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