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白菜

莫言

    ①1967年冬天，我12岁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母亲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时而揭开炕席的一角，掀动几下铺炕的麦草，时而拉开那张老桌子的抽屉，扒拉几下破布头烂线团。母亲叹息着，并不时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墙上的白菜。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着我的乳名，说：

    ②“社斗，今天是大集，去找个篓子来吧……”

    ③“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包饺子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④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她有些恼怒地说：“这么大的汉子了，动不动就抹眼泪，像什么样子！”

    ⑤她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我把脸伏在母亲的胸前，委屈地抽噎着。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

    ⑥集市在邻村，距离我们家有三里远。寒风凛冽，有太阳，很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我的手很快就冻麻了，以至于当篓子跌落在地时我竟然不知道。一棵最小的白菜从篓子里跳出来，滚到路边结着白冰的水沟里。母亲在我头上打了一巴掌，我知道闯了大祸，站在篓边，哭着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母亲将那棵白菜放进篓子，原本是十分生气的样子，但也许是看到我哭得真诚，也许是看到我黑黢黢的手背上那些已经溃烂的冻疮，母亲的脸色缓和了，没有打我也没有再骂我。只是用一种让我感到温暖的腔调说：“不中用，把饭吃到哪里去了？”她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我在后边帮扶着，让她站直了身体。

    ⑦终于挨到了集上。母亲让我走，去上学，我也想走，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白菜的价钱。母亲回答了她。老太太蹲下身，开始翻动我们那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又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

    ⑧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恶感，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可你不该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老太太开始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层已经干枯的菜帮子。我十分恼火，便刺她：“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

    ⑨“大婶子，别撕了，放到这时候的白菜，老帮子脱了五六层，成了核了。”母亲也劝说着她。她终于还是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的、洁白的菜帮。在清冽的寒风中，我们的白菜散发出甜丝丝的气味。这样的白菜，包成饺子，味道该有多么鲜美啊！老太太搬着白菜站起来，让母亲给她过秤。母亲用秤钩子挂住白菜根，将白菜提起来。老太太把她的脸几乎贴到秤杆上，仔细地打量着上面的秤星。

    ⑩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是不会算账。”

    ⑪母亲因为偏头痛，算了一会儿也没算清，对我说：“社斗，你算。”我找了一根草棒，用我刚刚学过的乘法，在地上划算着。我报出了一个数字，母亲重复了我报出的数字。

    ⑫“没算错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

    ⑬“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

    ⑭老太太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地揭开，露出一沓纸票，然后将手指伸进嘴里，沾了唾沫，一张张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的手里。母亲也一张张地点。

    ⑮等我放了学回家后，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那个蜡条篓子摆在她的身边，三棵白菜都在篓子里，那棵最小的因为被老太太剥去了干帮子，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过了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

    ⑯“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⑰“娘，”我哭着说，“我……”

    ⑱“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眼泪就挂在了腮上。

    ⑲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略有改动）

木匠李直

海飞

    名满暨阳的斯宅大财主斯元儒要造一幢一千根柱子组成的大房子，斯元儒让人把告示贴遍了暨阳城的大街小巷。谁要是能把工程包下来，谁就能成为一个不小的财主。上百木匠像蚂蚁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了斯宅。

    斯元儒穿着白色绸衫，指了指堆在地上的一堆歪来扭去似乎只能当柴烧的木头，轻声问：“这些木头可以派什么用场？”一个木匠走了，又一个木匠走了，上百木匠像蚂蚁一样四散。

    空荡荡的门前，突然多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也轻声说：“这些木头可以做架马。”架马是江南一带木工用的辅助工具。斯元儒看了年轻人很久，年轻人也看了斯元儒很久。斯元儒说：“你叫什么名字？”年轻人说：“我叫李直。”

    从此李直的影子就时常出现在斯宅千柱屋的工地上，他从来不亲自动手干活，但是一直称自己是著名的木匠。有许多时候，他关起门来读书，而且写写画画。他把斯元儒让他住的房子当成了书房。当然也有许多时候，他会出现在工地上，工人们都是他招募来的，工人们对他异常恭敬，都叫他“李师傅”。他从来都不曾和工人们说话，他只会在听到工人叫他时，轻轻地答应一声。

    隔一些日子，他会拿出一张图纸，再隔一些日子他又拿出一张图纸，东阳的木雕师傅来了，义乌的砖雕师傅也来了，许多工匠们聚集在一起，像一支部队一样。李直就是首长，李直发誓要造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房子，它不会比皇宫大，但至少要比皇宫精致。许多工匠发现，李直的头发居然在短短一年内变白了，而工程却迟迟未能完工。工匠们还发现，斯元儒的女儿斯冬梅，经常跟在李直的屁股后头巡视工程进度，还有就是斯冬梅咯咯的笑声经常出现在李直的房间里。

    建好的千柱屋，美轮美奂，方圆几百里，恐怕无以能比。斯元儒给工人们发了工钱，他多喝了几杯，突然说：“今天我把小姐斯冬梅许配给李直。”工人们正在划拳行令，突然停了下来，很静。稍顷，工匠们齐声欢呼。李直笑了笑，用手理了理头发，他的头发像一丛白菊怒放着。

    接下来的日子，李直在千柱屋里住了下来，只是读书写字。斯冬梅常伴着他，有一天对李直说：“我爹说你不是木匠，你可能是一个好的设计师，但不会是一个木匠，因为你的手这样白嫩，你从来没有接触过锯斧刨。”李直说：“我不仅是优秀的设计师，还是优秀的木匠，优秀的木匠是不用自己亲自动手做活的，就像优秀的厨师从不自己切菜一样。”

    斯冬梅笑笑，斯冬梅在又一个日子里说了同样的话，李直说：“你拿工具来。”锯斧刨等工具都拿来了，千柱屋里住着的斯元儒一家包括老妈子等几十口人全来了。斯元儒说：“李直，如果你做不来木匠，你就得离开这里了，我想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一个优秀的木匠。”

    李直没说话，他取了一根歪七扭八的木头，到黄昏的时候，他做了一匹歪来扭去的马，所有人都大笑起来，在大笑声中开始离开，只有李直一个人立在原地，默不作声。而他白嫩的手上分明多了几个紫血泡。

    李直要离开了，斯元儒付清了所有的工钱。离开之前，斯元儒请李直吃一个刚刚送来的西瓜，李直拿起一把凿子，三下五除二把西瓜分成许多块。然后他拿起一块笑着说：“这一份是我的。”他边吃西瓜边走出了千柱屋的大门，走出许多路以后，他扔掉了手中的西瓜，一回头看到了倚在门框上的斯冬梅，就笑了一下。

    斯元儒也在吃西瓜，他吃了很多西瓜，他的心里也在笑，女儿许给木匠那是自己一时冲动，现在这个相当知趣的木匠自己走了。但是他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用小小凿子切的西瓜竟平整得像刀切一样。他愣住了，一阵风吹来，那匹院子里李直做的木马，原本是站着都在晃的，现在在风力作用下竟然嘚嘚地奔跑起来。斯元儒的脸突然变青了，他遇到的不是一个只为了赚一点工钱的木匠，而是一个世外高人。

    斯冬梅也愣住了，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很久，却始终没有掉下来。斯冬梅对斯元儒说：“我一定要跟他走。”然后，斯冬梅去追赶李直。在一个叉路口，斯冬梅看到了一个箭头，又一个叉路口，又看到了一个箭头。斯冬梅追上李直的时候，李直说：“我怕你追不上我就画了许多箭头。”李直又说：“你跟我走吧，我给你造一幢精致的木房子，你给我生十个孩子。”

    李直说：“我要让他们成为十个优秀的江南名匠。”这时候，一场清凉的雨开始飘落，斯冬梅扑进李直的怀里，开始了一场一生之中最痛快的流泪。

（选自《21世纪金奖小小说》）

潘光旦：寂寞鸿儒，强国优种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开了一门课《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期末，潘光旦向老师交了一篇读书报告，梁启超看后，写了这样一段批语：“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没有）不济（成功）矣。”

    这篇报告就是22岁的潘光旦写的《冯小青考》，今天这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冯小青是明代才女，但却红颜薄命，她的死因后人众说纷纭。潘光旦借助西方性科学的原理，对冯的死因作了分析，得出了冯小青是死于她病态的“自恋”。这在对“性”讳莫如深的中国社会里，可谓惊世骇俗。《冯小青考》是潘光旦借助近现代科学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剖析的一次实践，也是近现代国人对这个古老民族人性深处最初的科学探索和思考。

    或许是为这个民族前途的忧虑，也或许是个人遭遇的感慨，潘光旦在美国选择了生物学、遗传学，并专攻了从生物进化论和遗传学推演出来的优生学，他同时广泛涉猎心理学、文学、哲学等领域。

    在潘光旦看来，优生学是研究人类品性的遗传与文化选择的利弊的，以求达到比较优良的人类繁殖方法，可以谋人类之进步。

    1926年潘光旦回到上海开始了教书，他在国内创设了优生学课程，主编了《优生月刊》．教书之外，他关注着社会，为中国找寻出路。他认为中国民族在根本上有大危险，中国不缺人，缺的是心理健全、身体健康、资质聪颖的社会分子。一个民族要想富强就要优生，不是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质量高低的问题。他认为，生育孩子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使命，更是社会的安危所系。

    深厚的文化根底，使他的思想超越了一般的社会学范畴，而且洋溢着重人道的社会理想。他撰写了大量的著作，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典范之作。他通过家族的兴衰，揭示遗传和环境对造成人的优良品性的重要。他通过对美国、西班牙、古罗马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比较研究，探寻一个民族兴盛衰亡的缘由。更重要的是他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揭示了造成国人特性中所体现出的“私、愚、病、贫、乱”的民族病态的根源，指出要想民族振兴，民族卫生、民族健康和优生优育是最重要的出路。

    潘光旦从优生学的理论出发，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解析﹣﹣“中国民族有许多弱点，其中最叫人失望的是利己心的畸形发展和利他心的薄弱。”

    他在学术上有一种很博大的气魄，他不愿意人们称中国为“老大之中国”，他说：“如果‘老’字指的是历史、文化、语言文字，那还可以，假若是指民族，我就不敢苟同了。”他的心中同样有着一个少年中国，只是这个少年中国发育还不很健全！

    可以说潘光旦是在近百年中国里，最早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优生优育”的学者。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忧患，有识之士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救国保种的道路。潘光旦先生逝世20周年时，费孝通曾说潘先生一生的学术，最基本的目的是“强国优种”，从德智体三个方面开展研究，希望能提高中国人的根本素质。

    潘光旦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针对我们民族的弱点，潘先生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生育节制，生得优，而且都留得住；增益民族身心品性中刚劲的成分等。

    潘光旦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不在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安排，而在教育。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将来是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的。读洋书与去国外，只是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他主张大力提倡通才教育，革除把科学偶像化的教育，重新认识科学的真正性能：存疑而不武断，宽容而不排斥，通达而不蔽锢。此外，潘光旦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的观点。

    潘光旦是学行合一的一代鸿儒，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

（节选自《中国那些范儿》，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卢沟桥烽火燃起，作为教务长的他来到校园，日本兵还没到，却看见同胞在翻箱倒柜搬拿东西，一片狼藉，如同自毁巢穴，他悲从中来，放声痛哭。（引自潘光旦《图南日记》）②拿学术沽名钓誉的出风头的那些学者不寂寞，我说真实的学者是寂寞的，因为知音者稀。你看潘先生生前，有多少人能够了解他呢？他生前寂寞极了。（邓锐龄访谈录）

荷叶

韩开春

    ①那年，我去宏村，正是深秋季节。顺着黄山的皱褶一路前行，层林尽染，草黄枫红，间杂粉墙黛瓦，古徽州果然气派非凡。到了村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泓碧水，一条小道笔直穿过湖心，上面有座弯月般的石砌小桥，名叫画桥。据说，当年李安在此拍摄《卧虎藏龙》，男主人公李慕白就是从这座小桥上牵着他的白马走过的。

    ②但是，我的目光却被湖中那一大片枯萎的残荷吸引，脑海中瞬间浮现的竟是《红楼梦》里林黛玉反对贾宝玉拔除破残荷叶的理由：“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了林妹妹那双对着残荷发痴的忧郁的眼睛。在那一刻，我居然有了长留宏村的想法，要是能有机缘在湖边的书院住下，在有雨的夜晚，或是撑着一把油纸伞，顺着石砌的湖堤漫行，或是隔着石雕的窗棂，卧听雨打残荷，该是多么惬意的享受啊！

    ③其实，我有许多亲耳聆听雨打残荷的机会。我读初中的时候．学生宿舍的后面就有一大片荷塘，每年莲藕起出之后，就再也没人去管它，任由满塘的荷叶自生自灭。然而我终究只是个俗人，比不得林妹妹那样冰雪聪明，所以听雨打残荷的次数虽然不少。却从未听出过什么诗意。

    ④与枯萎破败的残荷相比，我更加喜欢夏日的新荷，光鲜洁净，绿意盎然，看上去就很赏心悦目，勃发着无穷的生机。中午或是傍晚，会有一些或红或绿的蜻蜒、豆娘前来参观， 它们或许是被这荷塘满目的绿迷住了，绕着圈不停地飞，迟迟不肯离去，飞累了，就在新冒出的小荷尖上歇歇脚；身上穿着黑黄条纹套衫的小青蛙，也从水里冒出头来，双脚一蹬，用它那著名的蛙跳，一下子便跃上了荷叶的表面，随之溅起的一串水滴，滴溜溜地汇聚到荷叶的中心．凝成一颗又圆又亮的大水珠，映着太阳的光辉，像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它们或许是把这一张荷叶当成了运动场，鼓着大腮帮咕咕呱呱不停地叫，呼朋引伴；还有一些黑脊背的鱼，在荷叶撑起的太阳伞下悠闲自在地游来游去，间或举起大尾巴，在平静的水面上使劲一击，发出“泼刺刺”的一声响，溅起一朵大水花，旋即一头扎进水底，再也不见了。

    ⑤这样的季节，最快乐的自然还是孩子。从第一朵荷花在水面上升、绽开它美丽的笑脸时起，就会不断有孩子顺着塘埂悄悄滑下水去，学着在水面上那群嬉戏的鸭子的样子，把鼻子一捏，头往下一低。便潜入水底，浮上来的时候，手里总会多出一截细嫩甜香的花香藕，临了上岸，还不会忘记摘一片荷叶项在头顶。有时候也玩打水仗游戏，学着电影里白洋淀民兵打鬼子的模样．顶着一片荷叶，手里端根树枝，一只眼闭着，煞有介事地一瞄，手指一勾，嘴里同时发出“叭”的一声。

    ⑥少年的记忆，除了玩耍，大多数还是和味蕾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荷叶，也是如此。说到吃，必须提一下荷叶粥，这是我母亲夏天常做的。把新鲜的荷叶洗净，切成细丝，放点冰糖，和粳米一同煮，做出来的粥青白相间，颜色好看，味道也好。清香扑鼻，有清热解暑之功效。荷叶还可以包裹食物。我祖父有个习惯，赶集的时候带上一张荷叶，或干或鲜，随季节改变而有所不同，回来的时候，总会变戏法般从怀里掏出一只荷叶包来，里面包着的有时是几片卤猪肉，有时是两根油条。他用筷子夹起肉丢进我的嘴里，果然是跟往常吃到的不同，肉香中夹杂着荷叶的清香。长大后读明清小说，见到许多关于市井场景的描写，我才知道，原来这用荷叶包熟食的举动并不是我祖父的首创。

（选白《2010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删改）

材料一：

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因而十分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苏联戏剧家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的“体验理论”，其实质就是强调逼真，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到角色中去，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如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是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的：“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在空心的橹里灌上一半水，摇橹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显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让观众接受一个“客观真实的”、不容怀疑的情节。

那么，西方观众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观赏戏剧的呢？观众通常会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因而，在剧场里，观众的内心即使被触动，也不会即席发声或者与他人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十分苛求。中国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对现实的细节摹仿得惟妙惟肖的基础上，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她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显然，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威尼斯小船相比，梅兰芳表现的摇船少女在细节上与客观真实相去甚远，但在逼真度上却各有千秋，因为观众衡量他们的尺度是不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力图证明这就是真实，所以从真实的角度来看，它还有种种不真；梅兰芳努力去表演得像真实，所以从表现的角度看，它已经很像真实了。这就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不同的立足点产生的不同结果。

由于中国戏曲重心在演员的表现力，因而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最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不同角色、不同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所以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在名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段）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在演员方面，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头子、老太婆，老年演员能扮演小姑娘、小伙子；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女演员能扮演男人。

从以上西方戏剧和中国戏曲的差别中可以看到：西方戏剧力图消除剧情、演员、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力争消除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之间的差异，其成就也在这种“消除”之中。中国戏曲很明确地显示着剧情、演员、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之间始终保持着审美距离，其成就也在这种“距离”之中。

（摘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建构，与中国传统戏曲有着密切联系。1935年，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观看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出。这一次观演，对其戏剧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36年，布莱希特写成《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提出了“陌生化”这一重要的美学概念。

布莱希特对欧洲戏剧舞台上流行的“第四堵墙”^[注]演剧观极为不满。他指出，欧洲演员表演时有意把自身隐藏在“第四堵墙”之中。也就是说，演员表演时有意制造舞台表演的真实幻觉，让观众置身于剧情中并触发其感情，使观众的感情与演员自己的感情相融合，从而实现舞台表演对观众的同化。在布莱希特看来，这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方式是欧洲戏剧艺术发展的桎梏。它不仅使演员与观众处于神智恍惚的非理性状态，而且消解了观众的主体意识和行动意志，也削弱了戏剧的社会作用。而要改变欧洲剧场中舞台上的演员与舞台下的观众同悲欢的状况，就必须进行戏剧艺术审美思维的变革。

在布莱希特看来，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为欧洲戏剧艺术的变革提供了重要借鉴。他认为，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魅力，源于其所遵循的“陌生化”美学原则。其一，演员注意自身与角色之间的距离。中国戏曲演员在舞台上会有意关注和展示自己的表现手法，用程式化手段刻画人物。其二，演员注意观众接受与舞台表演之间的距离。“防止观众在感情上完全忘我地和舞台表演的事件融合为一”，以固化观众的“观察和观看的立场”。由布莱希特的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陌生化”被其视为一种戏剧表演技巧以及应有的演剧效果。演员应在舞台上冷静理智地观察自己的表演，提醒自己不要和被表现的人物融合在一起。演员的这种“陌生化”表演，也在提醒观众要保持理性观察立场。这样，观众在被演员表演打动的同时，能够清醒意识到自我作为剧场演出的“观察者”的身份。

布莱希特之所以反对演员表演时和观众观剧时入戏过深，是因为他认为舞台上的表演应激发观众的陌生感和惊奇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与事物，往往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由此导致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感觉的丧失。因而演员应突破那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观的束缚，用不同寻常的新形式来表现那些人们所习惯的、熟悉的事物，以使观众对这些事物感到陌生、意外和好奇。如果观众能带着疑问去看待舞台上的演出，自觉反思演员的表演是否妥当，舞台表演中所呈现的“世界”是否合理等问题，也许就能从中发现、获得新的认识。陌生化效果的目的，就在于培养观众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立场，把观众的移情共鸣转化为质疑反思，深化观众对舞台表演的理性认知。

（摘编自周晓露《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与中国传统戏曲》）

【注】舞台一般只有三堵墙，“第四堵墙”是指舞台和观众之间的一堵看不见的、幻觉的墙。也就是说，演员表演时应当无视观众的存在，就仿佛自己与观众之间有一堵看不见的墙。

酒香戏外

曾瓶

高明远在轩辕宫附近开酒坊，既酿酒，也卖酒。高明远卖酒有规矩，每天最多卖三十斤，每人最多卖二斤。每天卖完酒，高明远就去三泸茶园。

高明远去三泸茶园看戏，买票，有讲究。如果是陈三卿的戏，必买一个好位子，似乎离陈三卿越近越好，不怕花钱。如果没有陈三卿的戏，不管是哪个名角，都花最少的钱，进园即可。

相传，陈三卿刚到三泸茶园演出，因相貌平平，脸上还有麻点，同行和观众并不看好。她演的是《挑帘打饼》。陈三卿一出场，步法身段，时如蜻蜓点水，螃蟹行沙；时如电闪风掣，云行雨骤；时如垂柳摇曳，时如海棠婀娜。看戏的人，刚开始漫不经心，殊不知待几步金莲挪动，眼睛和耳朵，全到了陈三卿身上，一场戏下来，陈三卿让台下观众似醉如痴，掌声如雷。

①那天，高明远在观众席。

陈三卿有了名气，常有人请她到家中唱戏。为了热闹喜庆，名角要向主家献酒。陈三卿献酒，手中酒壶，必盛高家酒。

城隍庙北边的张记桐油店张老板，母亲七十八岁，生了病，临时决定，提前替母亲办八十大寿，冲冲病痛；也临时邀约，请陈三卿来唱戏喜庆喜庆。因是临时，一时难以凑上那么多高家酒。陈三卿也直率，问张老板，我那几杯，应该准备好了吧？张老板直点头。其实，张老板藏有心眼儿，他就不信，你陈三卿，能把酒城这家那家的酒喝出来？

锣鼓敲得昂扬激烈，唢呐吹得高亢喜庆，陈三卿端着酒献老寿星，她执酒壶，捧酒杯，正陪饮，酒刚进嘴，即如彩虹般喷射而出。陈三卿笑盈盈的脸陡然间结满冰霜，冷冰冰地说，不是高家酒！

8张老板惊讶得嘴都合不拢，正要狡辩，陈三卿卸妆，对张老板拱拱手，告辞走人。

9张老板还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问，陈师傅，怎了？

0陈三卿不停脚，说，你坏了我的规矩。

这事，很快传开了。高明远心里鼓胀着一句话：以后，陈师傅，你喝高家酒，收成本价。高明远这话，没机会说。陈三卿喝酒，用不着她到高家酒坊买。

这天，排轮子买酒的长龙中出现了陈三卿。尽管换了戏装，一眼，高明远就看到了。嘴巴，差点惊歪了，但很快镇住神，问，陈师傅，今天什么日子，你亲自来？不管如何掩饰，还是有些磕磕巴巴，语气里，是满当当的惊诧，甜丝丝的欢喜。

②陈三卿像还在舞台上，甩出很多笑意，像要把阳光摘下来，给高明远抛过去 ， 说，高师傅，未必你家的酒坊，我就来不得？得看日子，才来得？

高明远被晃得有些头晕，说，陈师傅那么忙，完全可以叫人来。陈三卿说，今天得亲自来，其他人来要不得。

高明远的脑子使劲转，想，今天是什么日子？

陈三卿说，驻蓝田坝的皮团长，叫卫兵送来信，要下午去他那里唱戏。买上高家酒，带过去，正好。

望着排着轮子买酒的人头，高明远喊叫起来，陈师傅，前面来，你要去皮团长那边，你先买。

陈三卿没挪脚步，说，排起，排起，挨着轮子，规矩，坏不得。

陈三卿不动，高明远没办法。陈三卿前面，排着十好几人。高明远打定主意，如果到陈三卿那里，酒，卖完了，就去酒坊取，破规矩，也要陈三卿买上。

运气还好，轮到陈三卿，坛里还有三四斤。高明远问，陈师傅，两斤酒，够不？

陈三卿眼波如酒般明媚亮堂，边笑，边问，不够又怎样？规矩，高师傅忘了？

高明远的脸大红一片，他心里有些抱怨，你就不能找一个人和你一起来？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陈三卿像根本不知道高明远的心思，说，够了。多了，误事。

陈三卿接过高明远递过来的酒坛，那是她自带的一个翡翠绿瓷坛，从手袋里拿出一张戏票，递给高明远，声音像从街石下面飘上来，明天晚上，我的戏！

戏票上那个座位，高明远一看，惊讶得不得了。陈三卿的戏，每一次，他都买最好的位子，不怕多花钱。陈三卿给的票上那个座位，花钱都买不到。那种座位，留给重要人物，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自己是重要人物？高明远的心，跳上跳下。

《杀端方》，高明远看过，讲的是清末同盟会联络鄂军起义，杀了端方，掀翻了大清朝的事。高明远看过的《杀端方》，不是陈三卿演的，陈三卿演这出戏，演什么角色？端方？议员龚向全？

陈三卿笑，到了，就知道了。

③陈三卿的笑声像钻进了陶坛瓷坛，酒香比往日浓了好多。她的眉眼上，似乎挂着什么期许，声音压得很低，说，谢谢你，天天都来捧场！

高明远像被电击一般，原来，那个台上演出的陈三卿，看到了台下的自己啊！并且还场场都记得清楚！高明远拿着戏票，像丢了魂。

第二天，卖完酒，高明远急匆匆去三泸茶园。卖酒的时候，听人讲，昨晚蓝田坝那边在抓共产党。驻扎在城里的张团长，带着队伍，去蓝田坝那边，冲进皮团长的军营，抓人，还放了枪，打死一个，抓住一个，其余的跑了。高明远三步并作两步往三泸茶园赶。

刚到门口，看见张贴栏里，贴着一张大大的告示：今天下午，陈三卿演出的《杀端方》，改为王三品演出《思子轩传奇》。

高明远向卖票的吴跛子打听。他想知道，陈三卿怎么样了？现在在哪里？

吴跛子说，哪个晓得？有人说，被张团长带回来关在军营；有人说，跑了，是共产党，她唱戏是给那些开会的人打幌子。

④高明远提着陈三卿送的戏票，呆立在三泸茶园门口。

不久，“泸顺起义”爆发。1926年12月1日，驻扎在蓝田坝的袁品文旅长以邀请军政长官参加军士训练学校毕业典礼为名，将驻防城区的李章浦旅长诱至蓝田坝逮捕。下午四时，袁品文旅长、陈兰亭旅长宣布起义。

中午，高明远推开酒坊大门，哪有往日排着长龙般买酒的队伍！

一人立在酒坊前，冲高明远喊，高师傅，来两斤酒！

高明远满脸惊喜，你还活着？

陈三卿一脸灿烂，像被龙透关顶上的朝霞涂过抹过，笑盈盈地说，起义成功，来点酒，好好庆祝！

仍是那个翡翠绿瓷坛。

陈三卿接过高明远打好的酒，说，明晚，川南师范，我演《杀端方》。边说，边递一张票过来。

很多年后，高明远早已离休，坐在轮椅上，酒城党史办的人找到他，送上一份资料，请高老帮忙把关。

资料写道：陈三卿，女，四川泸县人。1906年生，192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泸县特支宣传委员、组织委员。1926年12月参加“泸顺起义”，任泸县特支副书记、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副教导员。1927年4月22日，随起义军在与川黔联军激战中，牺牲于酒城龙透关。

高明远捧着那份只有三页纸的资料全身不住颤抖，过了很久，才说，我是由她引上革命道路的。

党史办的人拿着录音笔，他们希望从高明远那里，得到一些珍贵史料。

沉默良久，高明远才说，她的川剧，唱得真是好！《挑帘打饼》你们听说过吗？《杀端方》你们听说过吗？

说着说着，高明远就哼唱起来。眼泪，滴在资料上，像一朵朵清明时节的花。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