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5月16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就人工智能人才短缺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道：“先说一个坏消息，中国在人工智能人才上极度缺乏，几乎没有人才。再说一个好消息是，全世界都缺乏。”马云进一步说道，就人工智能而言，我们没有未来的专家，所有的专家都是昨天的专家。他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必须要改革。不能让孩子和机器比谁背书背得快，记得快。教育必须要让孩子有创造力，有担当，这是机器做不到的事。“我们国家从教育入手，才有可能赢得未来。”

（摘编自《马云：中国没有人工智能人才，所有的专家都是昨天的专家》）

材料二：今天，由商务印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商汤科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慕课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人工智能教育研讨会暨《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教材发布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等出席发布会，共同见证了这一中国AI教育领域的里程碑事件。现场，由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商汤科技、上海知名高中优秀教师共同编著的全球第一本人工智能教材“《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正式发布，华东师大二附中、上海交通大学附中、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市市西中学等全国40所学校成为首批“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基地校”。

国内中等教育体系首次引入AI教材，人工智能教育在中国正式迈入基础教育阶段。由此人工智能这一当今最前沿的高新技术将走出“象牙塔”，成为每一个在校高中生都可以掌握的基本技能。

（摘编自唐小丽《普及AI教育首部〈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教材发布》）

材料三：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高阶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编自人民时评《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2017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现在看，脱贫攻坚的主要难点是深度贫困。以河北省为例，深度贫困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两高、一低、一差、三重”。“两高”即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总数22%以上；深度贫困县贫困发生率在15%以上，高于全省贫困县平均水平近9个百分点；深度贫困村贫困发生率接近35%，高于全省贫困村平均水平近24个百分点。“一低”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深度贫困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 650元，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 386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 928元，分别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0.7%、36.2%、49.7%。“一差”即基础设施和住房差。深度贫困县的贫困村中，村内道路、入户路、危房需要维修和重建。“三重”即低保五保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重、贫困老人脱贫任务重。

    深度贫困地区在2020年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我们务必深刻认识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紧迫性，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作，扎实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摘自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删改)

材料二：脱贫攻坚千难万难，最难的是有一些贫困群众“不怕穷”，也就是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解决精神匮乏比解决物质匮乏难，解决千百年来形成的落后观念和习俗比解决贫穷难。

    国家统计局近期对云南八个市州的贫困村进行调查，59.5%的受访者对当前生活表示满意，35.2%表示一般，只有5.3%的表示不满意。贫困程度这么深，满意度还非常高，“不怕穷”、安于现状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贫困群众，对易地搬迁，怕难以适应新环境；对发展产业，怕学不会新技术；对外出务工，怕朝九晚五的约束。怕这怕那，就是不怕穷，宁可守着穷摊子，也不愿干出新生活。

    要在未来的时间里从根本上解决一些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安于现状的问题，必须坚持不懈，因为那些落后的观念、习俗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这并不影响实现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既定目标。精神上的内生动力和物质上的脱贫，既有密切联系，也有一定区别。扶贫工作既不提高标准，吊高胃口，也不急于求成，降低标准，我国有信心在2020年打赢这场攻坚战。

(摘自中国政府网)

材料三：2012～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据及发生率：

(摘自国家数据网)

材料四：“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这“十六字真言”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扶贫“真经”。不同地区因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原因，致贫原因不尽相同，“个性化”扶贫无疑是一剂治疗贫困的良药。

    扶贫“个性化”，因地因人制宜是关键。不同地域、不同家庭、不同个体，在致贫问题上是存在差异性的，唯有深入其中、量体裁衣，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精准扶贫的效用，全面助推精准扶贫攻坚工作持续升温。个性化扶贫在政策的制定上，要摸清家底，找出区域致贫的主要原因，借鉴其他地区扶贫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对其可行性进行研判，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探索出台科学合理的帮扶政策，并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根据推进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在扶贫项目上，要改变“帮扶就是帮钱帮物”的传统观念，多研究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按照贫困程度、产业发展进度、脱贫难易程度等，制定地区扶贫开发实施计划和年度计划，把扶贫工作纳入地方经济社会总体规划统筹安排，杜绝盲目扶贫。

(选自《大众日报》)

材料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铁路网越织越大，车次越开越密，“和谐号”让“说走就走的旅行”越来越多。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2.2万千米，超过世界其他国家高铁里程之和，其中约六成高铁是十八大以来建成通车的。中国已不仅是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的国家，也是高铁安全运输规模最大的国家。去年，高铁运送旅客14.43亿人次，相当于帮非洲和南美洲的总人口搬了一次家。

    这是刷新纪录、创造历史的五年。2016年7月15日11点20分，一场“最美的极速邂逅”在郑徐高铁上演。我国自行设计研制、全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成功实现时速420千米两车交会及重联运行的目标。这是拟运营高铁动车组列车在世界上首次实现时速420千米交会和重联运行。曾创下最高运营时速、最低运营温度等世界纪录的中国高铁，再一次成为世界高铁“教科书”。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6月12日1版）

材料二：

（摘自中国产业发展研究）

材料三：

    我国高铁规模、技术已经位居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取得的这些成就，离不开以我为主的自主创新、因地制宜的应用创新和协调并进的系统创新。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高铁要想保持住现有优势、获得更大发展，还是要靠创新。中国高铁最初走的是引进消化吸收的技术路线，但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仅靠市场换技术，换不来核心技术，必须要再创新，以我为主掌握主动。首先，要有创新的理念，不能故步自封、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要时刻关注前沿技术，无砟轨道、磁悬浮乃至还在构想阶段的真空管道运输技术，都要予以充分关注。其次，要有创新的机制，鼓励创新、大胆容错，更要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形成持续创新的氛围。再次，要有创新的人才。要依靠平台优势吸引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人才为我所用，同时加强对储备人才的培养，形成一支强大的科研队伍。

（摘自《经济日报》2017年8月14日）

材料四：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中国高铁“走出去”也迎来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国内到国际，由点线到跨洲越洋，共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搭乘中国列车的便利，已经或者正在成为众多国家的选项和抉择。而中国高铁发展也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开放合作。

    客观地说，在新的出海征程上，中国高铁还面临不少困难。比如，在国际高铁市场上，隐蔽性或技术性的国际贸易壁垒一直存在。以欧洲为例，中国高铁在进入欧洲市场时必须采用欧洲标准，中国高铁所有的产品设备都要经过欧洲认证，不仅要交纳不菲的认证费用，而且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中国高铁“走出去”，有时还面临知识产权方面的阻碍和经验不足的问题。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0月26日）

材料一：

    2017年被称为“新高考元年”——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两地改革后的首批高中毕业生将参加高考。2014年发布的意见指出，当前招考制度下，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新高考”之下，学生的高考成绩由“两依据一参考”构成：“两依据”指统考和学业水平考试；“一参考”即综合素质评价。

    今年浙江考生迎来全新的“3+3”高考模式：必考科目语数外3科统考，外语可考两次，自选3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计入总成绩，学业水平考试可一年两考。目前已公布高考新方案的省区市，也大多采用这一模式。

    上海、浙江两地“3+3”新高考方案取消文理分科，打破传统文科考“史地政”、理科考“物化生”的模式，考生可根据兴趣和特长，从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任选3科成绩计入高考总成绩。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数据，浙江省选择传统理科的学生由60%下降到17%，选择传统文科的由40%下降到10%，更多学生交叉选择三门选考科目。

（摘编自新华社《2017年“新”高考前瞻：高考改革到底会取得哪些进展与突破？》）

材料二：

    同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廖宗廷和上海纽约大学中方招生办主任周鸿都认为，高考改革是大学从“按分取人”转向“看分+看人”录取。

    这样的转变最直接的体现，是今年复旦、上海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华东理工等参加上海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的9所高校校测面试环节。与以往高校自主招生除高考成绩外，校测部分主要看考生面试表现不同的是，今年上海所有大学都采用了“高考成绩（60%）+面试成绩（30%）+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10%）”的计分比例，而且在综合评价资格初审和面试环节，各校都高度重视并充分使用《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纪实报告》，把它作为招生选拔的重要参考。报告主要包括每位考生高中3年在校期间所展现的品德发展和公民素养、高中学业成绩、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身心健康与艺术素养等方面的行为素养记录，是上海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重中之重。

    与“3+3”的考试科目选择与组合相适应，上海的招生院校制作了新的“专业菜单”即“院校专业组”，供考生选择。由招生院校根据不同专业（含专业或大类）的科目要求和人才培养需要设置，一所高校可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同一“院校专业组”内专业可调剂。考生的选考科目只要有1门与该“院校专业组”科目要求相同，即具有填报资格。

（摘编自《人民日报》《新高考，招录方式新在哪儿》）

材料三：

    人们看到，高考综合改革的实施，已经给基础教育特别是高中带来很多积极变化。上海正在推动高中学校根据学生选课情况探索走班教学，便于学生自主选择科目。绝大部分高中学校都已根据师资、学生选科情况和校舍场地资源等，因地制宜，实施不同形式的走班教学。走班制的实施促进了高中教师的因材施教和高中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上海市教委主任苏明告诉记者，除此之外，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课题研究和课题报告已经做得非常普遍。据上海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上海高三学生完成研究性学习报告50473个。为了创建研究性学习的高质量载体和平台，目前83%的上海公办高中都有创新实验室。

    在高考综合改革的推动下，上海市教委、市文明办、团市委等多家单位协同推进高中生志愿服务工作。截至2017年3月底，上海已认定的市、区两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1742个，共提供学生实践岗位464633个。96%高三学生和73%高二学生，共计99619名高中学生，已完成60个学时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

（摘编自《光明日报》《看“新高考”如何促学生素养全面发展》）

材料四：

附注：在六选三的情况下，每个科目被选择的平均比例为50%；七选三的情况下则为42.86%。

材料一：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网络支付市场和超级计算机群，加之创业公司和百度、阿里腾讯三大巨头的投入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可能会在人工智能领城逐步赶超美国，人工智能正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新标签。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中国科研领域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热情高涨，研究成果丰硕。2018年美国人工智能协会年会的提交论文超过3800篇，来自中国的论文比上年增加了57%；同时，在允许展示海报的研究项目中，约60%有中国研究者参与。国际管理咨询机构埃森哲发布报告称，到2035年，人工智能有望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27%，制造业、农林渔业、批发和零售业将成为从人工智能应用中获益最多的三个行业，人工智能将推动这三大行业的年增长率分别提升2%，1.8%和1.7%。美国未来学家艾米·韦伯撰文表示，10年之内，从日常业务到基因组编码的所有技术都将以某种方式和AI深度融合；中国有望成为其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并为未来的科技生态系统注入活力。

（摘编自费平凡、吴虚怀《人工智能，中国创新新标签》）

材料二：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背后，有着来自政府、企业、资本的多重推力。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十人工智能”被列为11项重点行动之一；2017年3月，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国际上，英、美、韩、日等也纷纷布局人工智能，一系列扶持政策相继出台。2013年，百度成立全球首家深度学习研究院；Facebook、谷歌等巨头也不约而同提出了“人工智能优先”的战略转变。互联网数据和咨询公司IT桔子近日发布的《人工智能产业分析与创业投资盘点》收录了467家AI企业和636起投资事件，其中，人工智能总获投率为67.65%，高于其他行业2—3倍。

    但是，商汤科技CEO徐立直言，国内人工智能创业大多扎堆在应用层面，创业者使用开源算法，找到某个垂直领域便套上“人工智能”概念扎进去，但真正从算法层出发做“原创技术”的人并不多。“而这块才是核心，是最需要厚积薄发的。”

    就国内而言，人才储备方面还相对薄弱。来自领英的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专业人才有195万，中国只占2%，排名第七。

（摘编自张意轩、王威《人工智能需要翻越三道坎》）

材料三：

    人工智能技术注定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它注定会重新定义工作的意义以及财富的创造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它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失衡现象，甚至改变全球的权力格局。

    它的进一步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对就业造成冲击。很多岗位和职业会逐步消失，与工业革命及信息革命不同，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冲击并非单纯指向某些特定岗位和职业，如传统制造业中的手工艺者被流水线工人所取代。

    人类正面临着很难妥善共存的两个发展前景：一方面我们迎来了仅用少量人力就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发展时代，而另一方面，大量人员也将因此而下岗和失业。

    人工智能是一个“强者更强”的产业；数据越多，产品越好；产品越好，所能获得的数据就更多；数据更多，就更吸引人才；人才越多，产品就会更好。

    一言以蔽之，最大程度地缩小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经济失衡和贫富差距，已是当下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此差距不仅体现在国家内部，也体现在国与国之间。

（摘编自李开复《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

    材料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科学。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人工智能从诞生以来，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可以设想，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产品，将会是人类智慧的“容器”。人工智能可以对人的意识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但能像人那样思考、也可能超过人的智能。

    人工智能是一门极富挑战性的科学，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懂得计算机知识，心理学和哲学人工智能是包括十分广泛的科学，它由不同的领域组成，如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等，总的说来，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机器能够胜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这种“复杂工作”的理解是不同的。

    (捕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摘编自《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9》

    材料三

    新一代人工智能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方面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我们共同研究新的策略。

    技术与立法必须齐头并进，才能为各种智能产业应用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立法工作还没有全面开展，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人工智能发展以探索前沿科技为主，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如何实施审慎监管，既规范市场行为，保障用户和社会利益，又不阻碍早期技术创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同时，人工智能技术涉及面广，应用领域宽，其立法工作需要技术、产业和法律专家跨部门、跨行业协同攻关。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要初步建立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让技术创新运行在法律和规范的轨道上。

    在研究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运行安全是所有智能系统中“一票否决”的决定性因素。如研发自动驾驶技术，首先就要关注驾驶员、乘客和行人的安全，把保障安全的功能放在科技研发的首位。尤其是智能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在为我们带来精准服务和个性化便利的同时，也易于收集和分析个人隐私数据、行为偏好，我们要有明确的制度和法律来应对。

    2019年4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以“建立对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的信任”为主题的伦理准则，倡导建立“以人为本、值得信任”的人工智能伦理标准。国内人工智能伦理道德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重须由技术专家和人文杜科领域专家共同努力，探索人工智能发展前沿所面临的伦理难题，使人工智能的研发设计符合正确的价值导向，确保“人工智能为人类服务”。

(摘编自《人工智能时代：蓝图这样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