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德治思想，并形成德治传统。德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代。关于德治的记载，最早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尚书》中。《诗经》不少诗篇蕴含着前代圣贤以德治国的思想，《尚书》中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命题。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以祈天永命，勤政爱民，得到民众的真心归附。德治思想的另一含义是“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并非不要刑罚，而是强调实施教化，先教后罚，以刑辅德，不专以刑杀立威。“明德慎罚”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措施糅合，奠定了中国古代治国的基本理念。孔子继承周代的德治思想，强调治国要以礼乐为核心，突出教化作用。社会秩序井然，人际间和谐相处，是孔子希望通过德治达到的理想状态。

    德治思想是“周孔之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探索，深化了德治思想的内涵。

    战国时，沿着孔子的思路，孟子提出了一系列仁政主张。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省刑罚”，教育百姓做到孝悌忠信。西汉初，陆贾告诫刘邦，提出了“治以道德为上”的观点。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代德治思想定下了基调。他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刑罚，要通过教化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德治思想成为政治领域的主导思想。

    唐朝前期，隋朝二世而亡对唐初君臣是严厉的警示。唐太宗说：“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既要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要发挥法律的制约作用，二者不可割裂，互为补充。在刑罚的施用上，唐初务在宽简。在唐太宗等人德治思想的影响下，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遵循先人遗训，缓刑用仁，谨慎治国，天下大治。

    宋代理学形成阶段，德治思想深深打上了理学烙印。朱熹从仁心的角度解释德治。仁心表现在政策上就是爱民如子、平易近人、爱惜民力等。理学诸子概括出了“三纲八目”的治国模式，期望君主志向确定而达到天下大治。理学家提倡教化，整肃人心，通过书院讲习等传授儒家伦理，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后世产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意识，与理学家及其追随者的讲学不无关联。德治思想从确立始，历经几千年的演进，围绕“礼法并治，德主刑辅”的逐渐深入，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当今社会，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有人认为法治与德治不能并存，否定“以德治国”。古代社会提倡德治并非不讲法治，而是主张加强教化，做到礼法并用，宽猛相济。我们要借鉴古代重视教化的传统，为“依法治国”打下“以德治国”的根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的生活，使大家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对于个人而言，每一次读《红楼梦》都会发现未曾发现过的东西；对于时代来说，不同的时代也会发现《红楼梦》不同的意义。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就像一幅好的画一样，可以在不同的人性空间里适应不同的环境，给人以新的领悟和新的启发。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一般来讲，我们在创作一个艺术作品时，主观性很强，希望它能影响人，或者希望这个小说能使人性发生变化。一旦我们预设了这个立场，在搜集资料和观察人性的过程中，就会特别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不需要的就故意排除。只要有预设立场，对人性的观察面一定是比较窄的。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是没有预设立场的，所以《红楼梦》才会成为伟大的作品。

    有时候，父权、君权、师权各种权威都表示，因为我想爱护你，所以你不要知道太多。所有的爱都可以变成权威的借口。可是什么叫爱？给对方最大的思考和选择的自由才是真正的爱。《红楼梦》在现代意义上仍然能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因为它所体现的爱是真正宽广意义上的爱。在作者笔下，人性是复杂的，它有时候会堕落，有时候会有各种自己控制不住的欲望。面对人性的这种复杂，他觉得这些向下堕落的人性跟所谓向上的、求好的人性是互动的，必须全部加以描绘，使读者在看《红楼梦》的时候能够有自己的选择。《红楼梦》是很多人愿意反复看的一本书，因为你的人生会因它而得到启发，获得成长，而作者从来没有很权威地告诉你应该如何生活。

    我们可以把读者分成两种。一种是比较简单的读者，他认为，读了一本书以后自己就可以变好。那种所谓格言式的或者道德教训方面的书，如《菜根谭》，也许会对他有帮助。第二种读者则认为，人类在人性方面的摸索与思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读书中会发现人性的复杂，同时也会发现，成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如果你是第二种读者，你在读了《红楼梦》第九回^①以后就会思考，如果你面对这样的一个课堂，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会怎么办？你也许会大骂他们一顿，说你们不守规矩之类的；然而你也可以借此了解你不在的时候学生的样子。这中间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在第九回中，我最同情的一个人是贾政，因为他完全失去了跟下一代沟通对话的可能，他不仅跟自己的孩子宝玉没有办法沟通，跟佣人李贵也没有办法沟通。他只要一骂李贵，李贵就跪下来磕头。这个威权是悲剧性的。

    我在读《红楼梦》时常常提醒自己，小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身体里的一部分，我身上有贾政的部分，也有贾瑞的部分。我不觉得我是在外面观察这些人物，或者赞美、批判他们。好的文学会让你觉得每一个人物都是你自己。你会思考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个性里的这些部分。我以前常常会有那么几天，总想骂学生，就像贾政一样。有一天读了《红楼梦》，恍然大悟，自己怎么变成贾政了？之后就变得好一点。好的文学能提醒读者，所以我不觉得文学作品一定要认同最美最好的那个角色，有时候是去发现自己是不是也有一点贾政，有一点薛蟠，我觉得这是一个快乐的事，你会发现自己身上充满人性的弱点，而人性本来就有弱点。这个小说的精彩是真正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宽广。

    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探讨，怎么样把自己慢慢放进《红楼梦》当中，去真正地理解人性并因此获得成长。人性有很多方面，并没有好坏的区别，我读《红楼梦》的时候真的不敢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1。

（选自《蒋勋说红楼梦》，有删节）

【注】①《红楼梦》第九回：回目为《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过去总说我们的阅读量小，其实那要看阅读什么，我们读书的数确实不多，可读微信的时间和数量，恐怕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

    不然看看四周，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看微信，可以说是任何地方都有的风景。开会、上课，凡是低着头的，十有八九是在读微信；上班时间看微信已经成为了常态行为，更何况与微信有关的工作不在少数；坐公交，乘火车，等在候车室、候机室里，盯着微信的时间恐怕占大多数，幸亏飞机上不许打开手机，否则，读微信的比例大概接近百分之百。从前纸质媒体独占天下时，蹲厕所看报是一景，今天，上厕所不看微信的还剩下多少？

    微信的诞生，当然是件好事，让阅读大大提速，看什么都变得无比的便捷，可这种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微信量也很容易让人沉迷。

    须臾离不开微信，一刻不盯微信就有如失魂落魄，这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一家几口各看各的微信，还互转互动，这已经是当今家庭生活的普遍景致。姑且不说在看微信中度过的生活究竟是好是赖，仅是把时间耗费在微信里，就会让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读书时间更是无一席之地。书痴，古往今来都是少数，但微信痴如今与日俱增。阅读微信一旦成瘾，茶饭不思，睡眠不足，耽误了正事，不仅无异于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带来诸多的副作用。因为这种病态阅读常常是排他的，痴迷的，偏听偏信的，即使谬误就在眼前，也浑然不觉。

    尽管微信也是阅读，好微信就是好文章，好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一张好报纸，一本好刊物，甚至是一步便携式的好书，可是阅读那些转来转去的微信时你也会发现，这毕竟有别于书籍，报刊。个人间转发的大多是单向的，很少能看到相左的意见，即使有，往往也难得再次转发到同一个人手里。这还不如阅读报刊，起码不同的说法、意见都可以相继呈现；更不如网页，不但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有纠错的跟帖及时出现。前些时候，一则大学生只因为掏了家门口的鸟窝而被判重刑的消息，除在报纸、网络上广泛传播外，在微信里也是频频被转发。可是当真相披露出来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有报道，唯独相关真相的微信却在转发中不见了踪影。于是，这件事就给只专注于微信的人留下了极为片面的印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微信群遍布的今天，可谓特别恰当的形容。不少微信群正日益走向近亲繁殖，在相同认知、经历、层次、职业的人组成的各类微信群里，传播的微信都在相同水平上面徘徊。所以沉浸、徜徉在这样的微信群中，很难收到启迪和提升，大家需要的只是纵情宣泄和盲目点赞，以致很多错误百出的微信也可以被疯转。有的微信传递的消息说是昨天的，可照片和视频里的着装都与季节不符；有的微信尽管说得很慷慨，可连基本的常识都是错的，年月日都没有说对，但又有谁会在乎这些呢？

    阅读微信有可能变为病态，而转发微信也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癖好，转得瘾头十足。为了获得转发量，不惜用“转疯了”“不能不转”“是中国人就转”“有良心就转”为噱头，可等你打开一看，恐怕只有没有良心的才会转了。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微信转发，却很合乎病态阅读的胃口，只图叫座，不顾事实。

    阅读微信原本是好事，转发微信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陷入病态，病态的结果就是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

（《中国人民日报》2016年1月21日）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诸如汉魏三曹、西晋三张、宋代三苏、明代三袁……这样的佳话，不胜枚举。如此独特的中国式文化现象，与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的关系密不可分。

    钱穆先生认为，一个家族对于后世子孙的期冀无外乎“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

    先秦时期，记载学术、文化的简牍十分珍贵，朝廷藏之秘府，遣职官专守，文化被垄断，因而有“学在官府”之说；又由于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宗法制度的确立，逐渐出现了父死子继、子承父业的情形。于是，掌握文化知识的为官者，业有专守，不传他人，只传弟子。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诸如儒、道、法、医等不同学派，各家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这是早期家学形成的另一重要途径。

    至魏晋南北朝，家学从内容和规模上都有了突破。此前，两汉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内容多以经学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文化政策变得宽松，儒家不再独大，史学、医学、文学、书法、绘画、玄学、天文历法、科技等，都成为世族家学的内容。在选官制度方面，魏晋南北朝一改两汉注重考察品行的“察举制”，采用“九品中正制”，品评人物，择优入仕，把“家世”与品行才能同时列为考察对象。至此，学业与门庭形成了相因相成的关系，要想力保门第不衰，唯有“籍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由此，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家学的一大优势，就是能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尤其世家子弟往往三四岁便开始接触史书典籍。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回忆童年生活时说，自己从四岁开始，就要每天在父母面前背诵儒家经典、唐诗宋词。与官学相比，家学最大的特点在于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同辈之间的切磋探讨也是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之一。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勤奋，他与表兄文同在创作过程中的互相借鉴探讨也功不可没。不仅是学识技艺的传授，家学中道德品行的培养也历来受重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叔叔王廙曾为爱侄绘制了一幅《孔子十弟子图》，并在《平南论画》中解释说，自己亲自画画、题字，意在激励王羲之，希望他明白“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不要单单着意技法，更要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家学正是通过这种以上感下，前后相继，左右相渗，彼此研习的传统，在乱世之中，存续了学术文化，又在官学之外，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为文化传承打下了基础。

    98岁高龄的钱学森曾反复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对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回答莫衷一是，但纵观中国的家学传统，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摘编自《中华遗产》）2013年第12期）

声音不殊文体何立

——关于当下的小说语言

    不管把小说的起源追溯得多么辽远，我们都无法否认小说最主要的根系牢牢地扎在说书人的书台。就算小说生产与消费的现场早已从书台移至书斋，写小说和读小说的人都应该仔细聆听小说文体根基处隐隐传来的书场中那个“疑雨疑云颇多关节，绘声绘影巧合连环”的顿挫之声。理解了小说的写与读原来脱胎自勾栏瓦舍的说和听，懂得了小说穷世界之广大、极人心之精微的雄心、野心，说到底却可能只是一片不得不悦普罗大众观听之耳目的苦心，就能领悟作家王安忆一个近乎武断的判断：“我将‘诗’划为文学的精神世界，而‘小说’则是物质世界。”

    小说既是建基于现世的淤泥，小说家的前身既是书台上纵横捭阖的说书人，这些先天印记就一定会给小说语言带来如下特征。首先，小说语言来路庞杂、真真假假、荤腥不忌。其次，叙述语言绝对地优位于人物语言，所谓的“小说风格”很多时候就是叙述语言的风格，这是因为小说的推进无非就是叙述人之叙述的铺陈，而人物的说也是被叙述人的叙述所叙述出来的。正是由于认识到叙述语言的优位性，苏童的大多数小说索性去掉人物语言的双引号，让它们成为间接引语，一种被叙述语言改造和统摄的人物语言。

    从以上体悟出发，我认为当下小说的语言相应地存在两点问题。第一，小说语言强作典雅，好像用典雅的语言写出来的小说就一定是高级的小说似的，殊不知雅也许只是孱弱、干枯和隔靴搔痒，俗有时候反而是泼辣的，一鞭子就是一道血痕。可以举一组经典作家的比喻略作对比：同样是形容一张抹过官粉的丑脸、黑脸或是老脸，老舍说虎妞的脸仿佛“黑枯了的树叶上挂着层霜”，赵树理说三仙姑的脸就像是“驴粪蛋上下了霜”。可惜的是，驴粪蛋一类的词汇入不了很多小说家的法眼，他们恨不得找出所有带“玉”字偏旁或是其他其来有自、一打眼就极高贵、雅训的词汇来砌成自己的小说。比如，葛亮的《北鸢》说姐姐昭德虽是病容，仍是“刚毅朗净”的样子。“刚毅朗净”一词美则美矣，跟样子却不太搭。

    第二，小说家们只是一味诚恳、卖力地叙述，就像不太高明的歌者只会用自己的真嗓子嘶吼，他们还不懂得运用“假声”“花腔”，不明白在自己和演唱之间应该隔着一个由自己发出却又不是他自己的腔调——这里的腔调，对于小说写作而言，就是一种绝不能等同于小说家自身原本的叙述声音的合适的叙述声音。忽视对叙述声音的寻找和淬炼，起码给当下小说写作带来如下后果。首先，当下某些小说家都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意识去“吊”出属于自己的嗓子，他们的写作当然就是面目雷同的，哪有辨识度可言，他们要想出彩的话，就只能乞灵于说的内容，说直白一些，就是借题材的光——底层写作、民族秘史，不一而足。其次，真嗓子的音域是狭窄的，只能在有限的音区内徘徊，同理，不为每一篇小说打造一个合适的叙述声音，而是统统由小说家本人赤膊上阵，他就只能在一个固定的音域内发声，他所有的创作好像是孪生的，写一篇与写一百篇没有本质的区别，哪像一看“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就知道是《狂人日记》，再看“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就知道是《故乡》——我想，鲁迅之所以被誉为“文体家”，大概就是因为他有能力为每一篇小说确立一个独特的叙述声音。声音既殊，文体必异。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2月10日）

一块红布

游睿

    起风了。

    小伙抬头望了一眼天空，一团乌云正缓缓靠近，天色阴沉下来。小伙加快了步伐，沿途的柳树、房屋，纷纷被小伙抛在了身后，穿过青石板的小巷，在大杨树下，一边努力掩盖自己的喘息声，一边喊道：红儿，红儿。

    小伙的嗓音穿过杨树的树梢，飞向树下那三间瓦屋。一条小花狗翻滚着扑倒到小伙脚下，一边欢快地摇着尾巴一边用嘴撕扯小伙的裤腿。小伙摸了摸小狗的头，继续喊着，红儿，红儿。

    风掠过树梢，小伙看见，杨树的枝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布，绿的、黄的、红的，整块整块的布，像飞天仙子身上的彩缎。

    小伙笑了笑说，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我手机没话费了，这不一放假，我就赶过来了。

    又一阵风吹了过来。小伙狡黠地笑了一下大声喊道，起大风了，你就不怕风把布刮跑了么?

    这时门咯吱一声，一辆轮椅出现在门口。轮椅上的姑娘黑发如瀑布，她低着头，双手缓缓转动着轮椅。

    小伙赶紧上前，推着轮椅后面的扶手。姑娘转过身，眨了眨葡萄一样的眼睛，然后用力地将小伙的手从扶手上甩开。

    这是怎么了?小伙赶紧绕到姑娘身前，半蹲下身子，望着姑娘略显苍白的脸。

    姑娘别过脸，不看他。

    小伙慌忙取下背包，迅速取出一块巧克力说，专门给你买的，算我赔个不是。

    姑娘却把脸别得更远了，轮椅也跟着转动起来。小伙起身去看姑娘的脸，他顿时愣住了。

    哭了?怎么了红儿?谁欺负你了?小伙手足无措。

    姑娘啜泣着，轻声说，你走吧，不要来了。

    为什么啊?小伙抓了抓自己的头发说，都怪我的破手机，我真不是故意不联系你的。

    姑娘抬起手拭了一下眼睛说，不是这样，是我们真的不合适。

    小伙重新蹲下身子说，又来了，又听谁说了什么不是?小伙说，这样的话，你早点给我起来，轮椅让给我。

    胡说什么啊?姑娘连忙打断小伙的话。

    哎哟!小伙又狡黠地眨了一下眼睛，佯装痛苦地蹲下身子。

    姑娘迅速用双手撑起身子，差点从轮椅上站了起来。怎么了?

    小伙指了指心口说，这里，这里让人给弄疼了。

    姑娘破涕为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一边抡起手频繁地捶打着小伙，一边说，你真逗。

    小伙捉住姑娘的手说，又帮你妈妈染布了吧，你看指甲上还有染料。

    姑娘抬手指了指杨树上的布匹说，那些，都是我染的。我希望这些布将来能做一些花花绿绿的裙子，穿在一些漂亮的女孩身上。

    小伙也顺着姑娘的手看去，又一阵风正吹过来。杨树上的那些布变成了钟摆，来回舞动。

    快下雨了，得把这些布收下来。小伙说着，转身向杨树跑去，准备爬上树。

    姑娘咯咯地笑着说，不用爬树，树旁边有根竹竿，挑下来就是了。

    小伙甩了个响指，很快找到那根竹竿。小伙仰着头，那根竹竿就绑着姑娘的目光在树枝上轻轻挑动。不一会儿，姑娘的腿上就叠了厚厚的一叠布。

    最后，树枝上只留下一块红布。小伙抖动着竹竿说，太高了，不好挑。

    姑娘仰望着，用一只手把轮椅往前滑了一段说，要不，你站到轮椅上?

    那可不行，我怕伤着你，我自有办法。说着小伙轻轻一跳，那块红布总算被挑动了。忽然，小伙手中的竹竿微微抖动了一下，红布在空中悄然滑落。那块布不偏不倚，正好向姑娘头上落去。

    姑娘的眼前立刻就红艳艳的一片了。

    姑娘静静地坐着，她挺直了身子，明显感觉到小伙就站在自己的跟前，她听得见小伙的呼吸声，听得见他砰砰的心跳声，若不是有风，甚至都怀疑世界静止了。姑娘就闭上了双眼，静静地等候着。

    此刻小伙也静若雕塑，他静静地看着红布里的姑娘，同样纹丝不动。

    又一阵风吹来，姑娘睁开了眼，发现红布依旧罩在自己头上。

    为什么不把我头上的红布拿开?姑娘小声地问。

    我舍不得，小伙说，现在你多像……

    那，就不要拿开。姑娘哽咽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