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 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 1918 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 年 8 月 14 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 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美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情怀。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 1923 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摘编自韩石山《揭秘徐志摩的另一面》、孙晓娅《读懂徐志摩》等）

【相关链接】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谢冕《云游》）

一路向暖

于艳丽

    父亲坐在轮椅上：他垂着头，看不到脸，花白稀疏的头发掩盖不住头皮，一道勒痕从他低垂的后颈处显露出来，红紫色的於血让人触目惊心。

    她“啊”地一声站起来，埋头工作的同事抬起头莫名其妙地望了一眼，复又低下头去了。每个人都有忙不完。的事，谁有工夫关心她的情绪呢？

    此刻正是中午，一天中最暖的时候，明媚的阳光从窗户外铺展到室内，她用手摸索了一下脸，恍惚中做了一个梦！

    她觉得有必要请假回老家一趟，这个打算已经有了好久了。从去年的秋天开始，她知道父亲的中风更严重了之后，就打算回去。可是，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一个任务套着一个任务，她没有办法停下来。

    无论如何必须回去一趟了。这几天，网络里、电视上，轮番轰炸似地播报一个关于保姆弑杀老年雇主的新闻，这让她时不时地做噩梦。

    伺候父亲的保姆是自己在中介找到的，五十岁左右，圆脸，有一双与年纪不大相符的清澈的眼睛。她就是看中了她那一双带着笑意的眼睛，凭她在社会上多年历练的经验，那笑不是逢迎的、卑微的，而是从心底里生长出来的善良结成的笑。把一个失语的瘫痪在床的老人交给有着这样善意笑容的人，她觉得自己是能够放心的。可现在，她对自己的判断有了怀疑。电视上那个老女人看起来多憨厚，多无辜，如果不是证据确凿，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那样的一个人竟然会像掐死一只蚊子一样，害人！

    终于还是请了假，头也不回地挤进了火车站。她坐在候车室，心神不宁地盯着候车大厅门口那个圆形挂钟上的时针和分针等车。

    母亲去世后，父亲得了脑中风，不能自由行动，也不能言语，自己又没有能力将他带在身边，只好在老家雇了一个保姆，伺候他的饮食起居。最近两年，新换了工作，压力大，而她似乎也有意识地逃避着那个有亲人却没有温暖的家，直到最近看到那则保姆出事的新闻，她才慌乱起来。她想，应该回去看看了，如果父亲出事了，那冥冥中她也成了杀人者的同谋。

    回乡的路曲折漫长，火车爬过一座山又一座山，越过一道河又一道河，可终点似乎遥遥无期，对面一个回乡的小孩问：妈妈，火车爬得这么慢，为什么不站起来跑呢？

    她在众人的惊叹中，哑然失笑。小时候，她也问过父母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得不到想要的答案，但是父母亲无一例外地慈祥地笑她，抚摸她的头，甚至给她一个奖赏性的拥抱，让她觉得问一些没头没脑的问题虽然没有答案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下了车，神思还在恍惚。

    有两年多没回来，站前的大楼在新广告牌衬托下，似乎更显破旧，一辆黄色的出租车恰当地停在她的身边。司机师傅按响喇叭，这让她竟然有了手足无措的感觉，就像偶遇一个曾经十分熟悉却又被自己疏远的朋友。

    车上，她试探性地提起保姆杀人的案子，司机师傅打着哈哈说，现在这世道，什么稀奇事都有。前段日子，这里一个老人死在家里，十几天才被发现，等打开家门，发现人已经臭了。她的胃抽搐了一下，嘴里涌出一股酸水，想吐，却又忍住了。她用一只手扶着头，转脸看向窗外，马路边的老柳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没了，路边被水泥和花砖铺出了停车场，她想起那几棵老柳树，想起曾经在春天的时候，它们早早地把春天的消息捎给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她拖着行李，走进小区，心脏跟着行李箱的碌碌声，快节奏地跳着。一个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迎面走了过去，一只毛毛狗跟在母女俩的身后摇晃着尾巴。

    隔着几十米远，她看到了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一个圆脸的老妇人在和旁边的人攀谈，老人坐在轮椅上，春天的阳光照着他黧黑又有几分红润的脸，他正看着前方，想必从视线里发现了令他惊喜的事物。他的眼神瞬间明亮了起来，嘴角有一丝微笑慢慢地鲜活，慢慢地鲜活，最后连她都觉得那微笑已经如这三春暖阳一样铺展开，让她的世界也跟着温暖鲜活了起来。

（选自《羊城晚报》2016年4月10日）

蒲公英的歌唱

    教育局来信了。

    老周拿着那个印着火红大字的牛皮纸信封，如拿着一颗不知道该怎么拆卸的炸弹。作为一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隆重的事情。此前，教育局要找他，都是一个电话，内容大多是让他协助调查邻校的打架事件或卖花团伙招未成年人上街行骗等事情。或者，就是严斥他那只有半个篮球场的校园体育设施不达标……

    他硬着头皮打开信封，以最坏的打算读完那份短短的信。信上说：六一儿童节将至，请贵校组织节目，参加区上的文艺调演。

    犹如大牢里的死刑犯，原以为接到的执行判决，结果居然是无罪释放，差点没跳起来。他把信反复读了几遍，确信不是自己眼花了，一颗兴奋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光高兴没用，当务之急，是得去找老师，弄出个好的节目，才不辜负上级。他赶紧进城到艺术馆，想去请那里的老师们帮忙。老师们都很忙，一听说连三百元一小时的课时费都交不起，而且还要坐两路公交再转火三轮才能到达他的学校，于是果断地拒绝了。整整一天，他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不同的只是有人听他说完而有人只听他说了一半或更少。

    晚上，错过末班车的老周走在雨后的大街上，心情像他的影子一样绝望。就在他不知道该向谁说说委曲的时候，从远处桥洞下传来一阵凄凉的吉它声，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忍不住走了过去，看见琴声起处，一个犀利哥样的长发男人蹲在桥墩旁，脚边乱七八糟地躺着一堆酒瓶。

    他小心地走过去，那人也只当他是一阵风，没有理会，继续弹着吉它并唱起歌，那歌是老周

    从没听过的，讲的是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在大地上流浪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可爱的小天使。老周也是一个女儿的爸爸，特别能引起共鸣，听着听着，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因这几滴泪，他们接上话来，并一直聊了起来，到天明时，老周已大体明白对方是个音乐家，因为女儿得了脑癌不治身亡而痛不欲生，四处漂泊地想挣脱痛苦，而且，老周还知道并坚信，这是天可怜他，给他送来了排练节目的老师。

    他扛着老天送来的老师回到学校，等了一整天，老师才醒，虽然说话依旧有些颠三倒四，但大至能明白老周的请求，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写出了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讲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蒲公英在星空下寻找人生的答案，并且发出为什么只有美丽的鲜花才有明天的感叹。

    但最终，蒲公英看到普照的阳光，并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它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长成一株美丽的生命。

    老周很喜欢这首歌，曲调很美，歌词的意境与学校孩子们的心境相契合，当然，最令他喜欢的还是蒲公英的结局。

    没有伴奏，音乐家为他们设计了无伴奏童声合唱。经过几天的排练，杂乱失控的声音，便被天籁般流畅和谐的演唱所代替。仓库改造的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传出了悠扬的歌声。为了配得起这歌声，老周花血本为孩子们订制了一套城里孩子们穿的校服，浅蓝的裙子白色的衬衣，把小家伙们包装得鲜亮整齐。为此，他推迟了给老师们发工资，但老师们并没像以往那样不高兴，纷纷说，这事，值得支持。

    演出那天，一个跑野的家长开着他的金杯车把孩子们送到演出的剧场门口，音乐家也破天荒理了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帅气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二十几天的辛苦终于结出了果实，老周脸红红的，眼亮亮的，微笑着，一语不发。

    当老周走进剧场去签到时，负责签到的张科长很困惑地问：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收到通知来的。”老周既兴奋，又有些惴惴不安地递上通知。

    科长把通知捻过来，像检验伪钞一般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一拍脑门说：“发错了，这是谁干的？明明是通知你们限期关闭学校，怎么装成文艺调演通知了？这不是乱弹琴吗？”老周像被太阳晒过的泡泡糖，软软地飘了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这次不知是自己还是别人犯的错误，他觉得这比让他结束办了多年但终于还是没修成正果的学校更让他难过。

    远处飘来一阵蒲公英的吟唱，那是他的孩子们在做最后一次练习，周围路过的人们都感叹：这歌真好听啊！

秋天的怀念

林中洋

    清晨上班的路上，车子堵在了桥头。桥下，易北河水在刚刚升起的朝阳下缓缓流过，河滩上，天空中，无数的大雁起起落落。过去，我每看见大雁，就会想起千山万水之外的故乡；现在，我会想起已经在天国里的母亲，大雁在天上飞，应该离她更近一些。

    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却迟迟动不了笔，原因好像很复杂其实却又很简单，因为母亲，是每个人曾经的全部天空，在这个天空里，有绚丽的彩霞，也有密布的乌云；有雷鸣电闪，也有雨后的长虹，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母亲很晚生我，所以，我从来没见过她十分年轻时候的样子，但是中年之后的她，仍旧有着白皙细腻的皮肤，头发烫得一丝不苟。在那些物质并不富裕的岁月里，母亲虽然衣着朴素却从不失讲究，裤子总是熨得笔挺，后来我知道，她从小女孩的年纪就喜欢黑色的衣服，黑色，对她而言是选择，不是将就。

    我的外公是亨得利钟表眼镜行的经理，家境殷实，所以我的母亲从小不必为生计或是家务操心，但是她却有一双巧手，她会织各种花色的毛衣。每年初秋，母亲都会把我们去年已经穿小了的毛衣拆掉，混上新的毛线重新织就。她曾经用我的旧牛仔裤给我的吉他做了一个套子，记得当年所有见过这个套子的人都顽固地认为这么精致的东西只可能是买的。母亲是南方人，虽然在北方长大，却保留了南方人的口味，做菜总是要放一点糖，过年的时候，母亲都会早早买好了糯米、黑芝麻和猪油，用一只小石磨把糯米合着水细细地磨成浆，她做的宁波汤圆，晶莹剔透如珠玉，里面的馅子隐约可见，一口咬下去，香甜酥糯，满口留香。这个味道对我来说，就是母亲的味道。

    我小的时候非常怕黑，厉害的时候即使开着灯睡觉也不踏实，于是我就会跑到父母的房间去，要求睡到他们俩中间，母亲张开手臂，我的脸一枕到她柔软的臂膀上，就会毫无悬念地立刻睡着。随着我渐渐长大，只要半夜站在父母床前，父亲就会叹口气然后抱起枕头睡到我的小床上去。我那时还经常生病，有次问母亲我会不会就要死了，她哈哈大笑，说你放心，要是你得了什么治不了的病，我肯定比你先死！我听了就平静下来，好像只要有母亲防着，我连死都不必怕了。

    母亲是物理老师，她的学校离家很远，每天都早出晚归，晚上还经常要批改作业或考卷。那时候只有周日是休息日，这一天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洗衣服和打扫卫生的时间，所以退休之前，母亲的脾气有时会很暴躁。到了我的青春叛逆期，我和母亲之间会时不常地硝烟弥漫，激烈的时候，我宁愿物理考不及格也不去找母亲答疑，最后干脆进了文科班，彻底不用再学物理。那个时候，我总觉得母亲不理解我，不在乎我，后来想想，我自己那时也真够混账的。

    我很年轻就去国离家，每次在机场离别的时候，母亲都等到她以为我看不见了时才偷偷转身暗自哭泣，我远远地看见她擦眼泪的样子，都会肝肠寸断，其实，我何尝不是这么爱你呢！妈妈！只是我说不出来！现在我说出来了，却是在你永远也听不见的时候。

    秋天，是思念的季节。母亲也是在一个深秋的中午离开了我们，每看到雁群从头顶掠过，我都会想，为什么有些大雁往南飞，有些却向北飞，它们到底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不管怎样，如果你们遇见我的母亲，请给我带个信儿，告诉她我想念她，天堂里如果很冷，请告诉她不要害怕，因为，我会把她放在心里最温暖的角落。

（选自《散文》2017年第1期）

路

徐全庆

    徐卫东又看一眼脚下的路。路面已经有些破损，一如他的心，布满点点伤痕。

    徐卫东依然记得修路的情景。那时候，这是村里通往外界的唯一的路。土路。晴天坑坑洼洼，雨天泥泞不堪。乡亲们多希望这是一条水泥路呀。修路要钱，但大家没钱。

    徐卫东有钱。那时徐卫东在浙江打工，挣了点钱。但不够修路的。徐卫东就和乡亲们商量，能不能大家凑点钱。大家都摇头说，哪有钱呢。徐卫东说，他愿意出一半的钱，大家凑一半就行。大家还是摇头，那也出不起呀。徐卫东狠了狠心，出了百分之七十的钱，路才修起来。

    纯粹是做好事呢。徐卫东很少回村里，那时正准备把全家带出去呢。

    通车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跑到路上来。连猫呀狗呀的也都跑来了。大家在上面蹦呀跳呀，都很兴奋。见了徐卫东，都说着感激的话。有人还说，下次换届，一定要选徐卫东当村长。这话引来一片附和。

    离开村后，还时不时有人给徐卫东打电话。说不两句就会提到那条路，自然还是一番感激。他们说附近的村子的人羡慕死他们了，都恨自己村里没有个徐卫东呢。

    这条路啊！徐卫东想起来就眉开眼笑的。

    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次回来，徐卫东感到了明显的变化。周边的村子也都通上了水泥路，宽阔，平整。相比之下，他们村的这条路既旧且破了。徐卫东觉得很纳闷，现在大家都有点钱了，为什么不把坑坑洼洼修补一下呢？这用不了几个钱呀。

    更让徐卫东纳闷的是，乡亲们见了他，明显没有了过去的热情，甚至有些敌意。我哪儿得罪他们了吗？徐卫东一个劲地反思，却始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晚上，过去的邻居刘大爷到徐卫东住的宾馆找他（他的家早已搬到浙江，村里的房子还在，但已多年不住人了）。刘大爷犹犹豫豫的，似乎有什么话想说又说不出口。徐卫东就说：“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我说了你别生气。不是我要来，是他们都逼着我来找你。”刘大爷又犹豫了一会儿，这样开场了。

    徐卫东茫然地望着刘大爷。

    刘大爷说：“想来你也看到了，附近的村子也都修路了，又宽又好。”徐卫东很认真地点点头。“关键是他们的路都是政府修的，不要老百姓出一分钱。”

    徐卫东的心里就咯噔一下，盯着刘大爷看。

    刘大爷躲开徐卫东的目光，眼睛看着脚下，接着告诉徐卫东，村民们想让政府把他们村的路重修一下，政府说那路还能用，暂时没那么多资金，先给更需要的村修。村民们就觉得自己吃了亏，别人的路都是政府来修，凭什么我们的路就得自己出钱？这样一想，他们就觉得是徐卫东害了他们。不是徐卫东当年坚持修路，他们现在也能有更好的路，还不要他们出一分钱！

    “他们逼着我来问问你，能不能把当年修路的钱退给他们？”刘大爷嗫嚅了半天说。

    徐卫东瞪大眼睛望着刘大爷，直到他离开，没有说一句话。

    第二天，徐卫东刚一起床，就发现他的门口围满了村民。都是来要钱的。

    徐卫东把钱给了村民。然后，背起行李返程。

    徐卫东最后回头看一眼身后的路，心中叹道，这条路呀。

    他这次回来，是想带一些村民到他的工厂里打工的。他的工厂发展壮大了，他本想让村人一起致富呢。

（选自《北方文学》2018年第10期）

猎狼

梁亚平

    猎人枪口对着一只花狼，三点一线，准备扣机。忽然听到呯一声枪响，又砰呯几声。

    听到枪声，花狼一下子窜进树林里去了。

    猎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侧耳细听，听到的还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张眼细看，看到的还是茂密的丛林与荆棘。过了很久，确定安全了，猎人才从地上爬起来，提起猎枪，拎着刚才打的兔子，向家的方向走去。

    地上躺着一个人!猎人提高警惕，放慢脚步，双手握枪，手指扳着扳机，一步一步探着上前。粗布衣服，衣服上满是血迹，显然受伤了——难道是野狼游击队?猎人左手提枪，腾出右手，一探鼻息，人还没死!怎么办?猎人解开这人的扣，胸口上纹着狼头!猎人在周边找一些止血消炎的草药，放在嘴里，嚼烂，用手敷在伤口上，又在身上扯下一块破布，包扎伤口，血终于止住了。

    前几天，猎人救过一人，说他是野狼游击队的，叫陈虎，胸口上就纹着狼头。

    野狼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频繁，经常在山下伏击敌人，敌人来了，就到山里，敌人多次搜索，都无功而返。

    不知什么时候，这人醒了，对猎人说:“是你救我的?

    猎人倒过一杯水，递过去。

    这人接过水，说:“谢谢。”

    “都是中国人，客气什么?

    沉默一会儿，猎人问:“你是野狼游击队?

    “是呀，你也知道野狼游击队?”

    “你们野狼游击队在这一带打鬼子，谁人不知。猪人说，“我还认识你们队里一个叫陈虎的呢。

    “他是我们队长，人称头狼——你怎么认识我们队长?”

    猎人说:“前几天，我在打猎，听到枪声，发现一个人被鬼子追赶，还受了伤，我开枪引开鬼子，带鬼子在在山林里捉速藏，甩开了，再来救这个人，后来才知道，他是野狼游击队的陈虎。”猎人咬着牙说:“两年前，孩子他娘遭鬼子杀害，我就自制了一把猎枪杀了两个鬼子，为孩子娘报了仇，就带着孩子躲到山里来了。”

    “鬼子太可恶了。”

    “如果不是孩子还小，要人照顾，我还想跟你们野狼游击队打鬼子呢。”

    谈话中，猎人了解到，这人在野狼游击队里，人称刀狼，猎人说:“子弹要赶快取出来，否则伤口会发炎。”

    刀狼说:“你来吧!我忍得住。”

    猎人取来一把小刀，把刀放到灶火上烘烧，又到门外找来消炎止血草药，放到碗里搞烂，再给刀狼一块毛巾，说:“咬住它。”

    子弹取出来了，猎人把草药敷在伤口上，包扎好，说:“安心在这里养伤。”

    刀狼在茅屋里住了下来。

    一天，刀狼说:“我伤口没事了，我要回去找队伍。”

    二天，刀狼又说:“我方向感差，虽然整天在大山里跑，还是认不得去石镇的路。”

    三天，猎人也不挽留，拿出一件上衣，说:“你的衣服穿了几个洞，你换上我这件吧，虽然破旧了，可已经补好。”

    四天，猎人又说:“这是你们队长的衣服，我给他补好了，你带回给他吧。”

    五天，猎人还包了几个准备做午餐的煎饼，说:“带上路上吃。”

    六天，猎人叫来10岁的儿子，咐:“你带叔叔去石镇”

    儿子在山林里生活了两年，大山就像自己家里一样熟悉

    “后会有期。”刀狼一抱拳，跟着孩子走了。

    山高林密，孩子带着刀狼，在没有路的山上左拐右拐，上山，下山，就来到一个小山坡上，孩子指着前面的大山说:“沿着山脚一直走，走出大山，就到石镇”说完就转身回家。

    突然一声枪响，刀狼应声而倒。

    猎人提着枪口还冒烟的猎枪走来，孩子问:“爹，干吗打死野狼游击队叔叔?

    猎人说:“他不是游击队叔叔，他是鬼子。”

    “鬼子?你怎么知道他是鬼子”

    “刚才他想杀你。”

    孩子一看，刀狼手上果然握着一把爹帮他取子弹的小刀。

    “爹，他胸口不是也纹着狼头吗?

    “狼头谁都可以纹上去的，你还记得前些天我救的那位叔叔吗?他的衣服破了，把我的给他穿，他不要，他说共产党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个刀狼，他说大山里的路不熟悉，我就怀疑他不是野狼游击队。野狼游击队，就是依靠大山，与鬼子周旋，怎么可能认不得山路?我给衣服，是试探他，他穿了，我让他带衣服给队长，也是试探他，他也接了，他连队长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就更加可疑了。我给他煎饼，他也拿了，这更加证实我的判断。我让你带路，我远远跟着，如果他是鬼子，一定在认得路之后，对你下手，果然，你一转身，他就拔刀。”

    猎人踹一脚鬼子的尸体，狠狠地说:“真是一点人性都没有的狼，老子救了你，你还要杀我孩子。

(选自《小小说大世界》2019年第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