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说，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以人本精神为基石的人类文明。火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自然力。中华的先民认为这是他们中的一员﹣﹣燧人氏自己发明的。这反映出中华的先民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神话传说其实都是人间英雄和氏族首领的非凡事迹的文学表达。女娲等人的神格其实就是崇高伟大人格的升华。古代神话中的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人物分别发明了筑室居住、钻木取火及农业生产，而黄帝及其周围的传说人物更被看作中国古代各种生产技术及文化知识的发明者（如嫘祖发明蚕桑，仓颉发明文字，伶伦制定乐律等）．中国的神话人物主要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神话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间，他们的主要事迹是除害安民、发明创造。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分明是一位人间领袖的英雄事迹，哪里有丝毫的神话色彩？

    既然中华的先民们确信文化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这种文化就必然以人为其核心。追求人格的完善、人伦的幸福、人与自然的和谐便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华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源于人的内心，这种思维定势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尚书》说：“惟人，万物之灵。”《礼记》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些论断颇能代表古代中国人对人在宇宙间地位的确定。．正因如此、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势若水火，但他们都以人为思考主要对象。他们的智慧都是人生的智慧，他们的关怀对象都是现实的人生。

    所以，中华的先民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以实现生命的不朽，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认为解决人间的实际问题才是思想家的当务之急。一句话，中华先民的理想国就在人间。一个鲜明的例证是，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都与人间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仰韶文化的大量彩陶器具上所绘的鱼鸟图案，无论是意味着图腾崇拜还是祈祷狩猎有获，都反映着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诉求。至于河姆渡、大汶口文化中都有发现的陶鬶 ，呈猪形，呈狗形，更是先民畜牧生产的直接表现。最早的古代歌谣也都是人间的产物，例如记载在甲骨上的一段上古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它生动地表达了人们对雨水的期待，倾注着以农为本的古代先民的喜怒哀乐。虽然在中华文明史初期产生的艺术品也有以祭祀鬼神为用途的，但是只要对中国古代艺术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随着时代的推进，人本精神越来越成为占压倒优势的价值取向。例如汉代的墓葬壁画中常见伏羲女娲之类的神话题材，而唐代的同类壁画却以宴饮、耕牧等人间生活为主要内容。至于在思想界，则从孔子开始就确立了“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孔子教导弟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对于鬼神及彼岸世界等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命题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既是机敏睿智，更是实事求是，因为先民们思考的对象就是人间，就是现世，以人为本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

（莫砺锋《诗意人生》，有删节）

    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之人生而论，大体说来，似乎人常从自然走向文化，从孤独走向大群，从安定走向活动。自然、孤独与安定，如木之根，水之源。文化、大群与活动，如木之枝，水之流。若文化远离了自然，则此文化必渐趋枯萎。若大群泯失了孤独，此大群必渐成空洞。若活动损害了安定，此活动也必渐感怠倦，而终于不可久。

    乡村是代表着自然、孤独与安定的，而城市则是代表着文化、大群与活动。乡村中人无不羡慕城市，乡村也无不逐渐地要城市化。人生无不想摆脱自然，创建文化，无不想把自己的孤独投进大群，无不想在安定中寻求活动。但这里有一限度，正如树木无不想从根向上长，水无不想从源向前流。但若拔了根，倾了源，则枝亦萎了，流亦竭了。人的心力体力，一切智慧情感，意志气魄，无不从自然中汲取，在孤独而安定中成长。人类挟着这些心力体力智慧情感意志气魄，才能创建出都市，在大群中活动，来创造出文化，而不断上进，不断向前。

    一个乡里人走向城市，他带着一身的心力体力，怀抱着满腔的热忱与血气，运用他的智慧情感意志气魄来奋斗，来创造。他能忍耐，能应付。他的生活是紧张的，进取的，同时也消散了精力。一个城里人走向乡村，他只觉得轻松解放，要休息，要遗忘。他的生活是退婴的，逃避的。他暂时感到在那里可以不再需要智慧，不再需要情感，不再需要意志与气魄。他也不再要紧张、奋斗与忍耐。然而他却是来养息精力的。在他那孤独与安定中，重与大自然亲接，他将渐渐恢复他的心力体力，好回头再入城市。

    人类断断不能没有文化，没有都市，没有大群集合的种种活动。但人类更不能没有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自然、乡村、孤独与安定。人类最理想的生命，是从大自然中创造文化，从乡村里建设都市，从孤独中集成大群，从安定中寻出活动。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华的都市，已热闹的大群，已定形的活动中讨生活，那只是挣扎。觅享用，那只是堕退。问前途，也恐只有毁灭。想补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乡村，在孤独的安定中另求生机，重谋出路。

    因此人类文化之最大危机，莫过于城市僵化，与群体活动之僵化。人类从自然中产出文化来，本来就具有和自然反抗决斗的姿态。然而文化终必亲依自然，回向自然。否则文化若与自然隔绝太甚，终必受自然之膺惩，为自然所毁灭。乡里人终需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需回归乡村。科学落后的民族，如何习得科学，建设新都市，投入大群体而活动？城市人如何调整科学发展过度的种种毛病，使僵化了的城市，僵化了的群体生活，依然回过头来重亲自然，还使人享受些孤独与安定的情味？这是现代人所面遇的两大问题。而其解决困难的方法与途径各不同。这里需要各自的智慧，各自的聪明，谁也不该学步谁，谁也不须欣羡谁。

（摘编自钱穆《乡村与城市》）

    “任务驱动型作文”源自于西方国家日常语言教学和写作教学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这种语言教学法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而提出的，其核心是在明确“任务”的前提下，完成语言交际口语或书面语表达。这种教学法，根据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互相影响把任务分成五类：拼板式任务，要求学生把散乱的若干信息拼成一个整体；信息差任务，给两个或两组学生有互补作用的信息，为了完成交际任务，双方必须协商以探清对方的信息；解决问题式任务，给学生一个问题及一系列信息，让其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做决定式任务，给学生一个可能有几种结局的问题，让他们通过协调和讨论选择一种结果，进行论述；交换意见式任务，学生参与讨论、交换意见，但无须达成一致。

    国内一些学者在“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基础上，增加“驱动”一词，用于作文教学。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张开明确提出了2015年高考作文的两道题目均属于“任务驱动型作文”，并对其概念做出阐释：“试题往往是给学生创作出一个情境，出现对立性的问题，让考生通过写作，提出解决处理问题的想法和方案……如今年作文中‘写信’‘权衡与选择’等任务型指令，着力发挥试题引导写作任务的功能，使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辨析关键概念，在多维度的比较中说理论证。”他认为，在材料型作文中增加任务驱动型指令，能“较好地解决材料型作文的泛角度与阐释型作文收缩性之间的矛盾”，是在承继材料作文“自主空间大、立意角度自然、多元”等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又在避免套作、宿构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与传统的材料作文对比，“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具有特殊性。首先，材料的内容思想紧扣“主旋律”。正如张开所说：“作文试题凸显考试对人才培养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形成在作文育人方面的合力，实现高考作文试题独特的教育功能。”其次，材料具有真实性的特点。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是新闻事件、社会热点，与传统的材料作文的寓言故事、名言警句、诗词歌曲、图片漫画等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真实性暗含了鼓励考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命题意图。第三，材料的价值取向具有多元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表现在：材料往往具有争议性，争议性重在考查考生的思辨能力；关涉的人物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或几类人，这就保证“任务”的指向有多选择；命题者对材料没有鲜明的感情倾向。这样的材料，能保证考生选择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点写作。同时，考生要把握好典型人物的特点和特质，这样才能避免一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立意的主旋律，但一定注意不要“贴标签”“穿靴戴帽”、空发议论。在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还可从反面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上存在的某些消极落后现象，在对比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意义。

（节选自《语文周报》特邀专家：尤立增《怎样写好任务驱动型作文》）

    中国关于“隐”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易》。其中《遁》卦“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直接描述了贤者为远避小人而退藏隐居的状态。可见，中国隐逸文化兴起的根源正在于人自保的本能，既然无法战胜又不愿合污，那就只好退避现实以求明哲保身。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对周遭环境消极的妥协，但在这种妥协中，隐居者却常常意外地获得宣扬个人主张，实现自我价值，甚至赢得权力青睐的新渠道。以至到了《诗经》，《小雅·鹤鸣》已经从上层视角，为隐居之人定下了如“野鸣之鹤”的身份，让隐士成为一种受到官方认可的，高尚、贤能、隐藏锋芒的象征。而《卫风·考槃》和《陈风·街门》两作，则更让贤人退隐所代表的逍遥和清高意象深入人心，转化为口耳相传的事迹。

    中国历史前进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制度演进所带来的，更加紧密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则使全身而退的躲藏变得愈发困难。这样的窘况，让求隐不能的魏晋士人不得不转而寻求精神上的逃避，“隐”这一行为，便从“存在消弭”的基本概念中，产生了名为“逸”的分支，延伸出“精神自由”的新倾向。

    政权更选频繁，社会动荡不定，魏晋六朝三百余年间近乎惨烈的政治斗争与战祸征伐，使作为社会上游存在的贵族和士人阶层深陷社会地位与权力流动的洪流。他们眼见财富和地位不再与生俱来却无能为力，终日周旋于身份认知与生存状况的巨大落差中不得解脱，还要时时殚精竭虑，唯恐稍有疏忽而招致祸端。正如《晋书》所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朝不保夕的强烈危机感加上囿于现实无处可逃的苦闷，几乎使这三百年间的每一个人都患上了名为“末日迷狂”的集体癔症。后人提起魏晋风流，无不带着艳羡的语气，言必提“‘六朝’卖菜佣都有烟水色”，殊不知这风雅至极的“烟水色”背后，是多少徒劳无功的苦闷和刻意为之的伪装。

    就在这人人自危，连对坐争辩都得规避俗事、政事以避祸的“清谈时代”，玄学家何晏带着一剂名为“五石散”的方药华丽登场，由此开启了六朝名士依靠药物自我麻痹和逃避现实的新风尚，中国隐逸史上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风潮就此发端。

    通过服用五石散，魏晋六朝名士展露出种种超乎常理的迷狂状态和极度亢奋的行为：扪虱而谈者有之，路穷而泣者有之，仗剑劈蝇者有之，石发燥热当街裸身奔袭者更有之。所幸彼时人多淳朴，且敬神。面对如此诡异行迹，非但不以为失常，反倒因其敢于不拘礼教而受到尊重，倘若此人再有些才华异禀处，那便成了天纵奇才，甚至神仙托世，从此得以跳出世俗伦理，即使偶有不慎也能蒙混过关。端的是既能娱己，又能避祸，更有甚者还能获传美谈以垂史。种种好处如此，那发散不慎将会导致可怕结果反倒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了。无怪此后五六百年时光中，名流逸士皆为此物颠倒，不惜中毒身死而争相服用。所谓“真名士，自风流”，能够将惨淡人事暂抛脑后，而在迷离恍然的通神境界中无所拘束，这样的奇伟功效，试问又有谁能拒绝得了？

    在五石散的作用下，魏晋风度成就了一派人人风流自赏、追慕仙姿的奇幻风骨。服散后皮肤敏感，不得不着宽袍大袖被誉为“谪仙气”；药力发散后面色红润、大汗淋漓被称为“烟水色”；连石发导致的精神迷乱和极端亢奋都被赞为“真性情”。不知不觉间，五石散已经成为精致、敏感和脱俗的象征，甚至构成了一个被无数人仰望和效仿的隐形阶层，以至连《太平广记》中都记载着某人当街宛转称热，只为假装自己也加入了那个能够服用五石散的、高贵优雅而敏锐的上游世界的故事。

    如果说五石散是一场烟云水色的绮丽幻梦，那由它所带来的种种实际发生的行为和潮流便是中国士人心目中“隐逸之姿”的具象。服散后燥热难耐，必得靠疾走出汗才能抒发，却恰恰暗合传统“隐”观中“遁走避世”的思想，于是当街“疾走”演变成在风景优美僻静处“行吟”的风尚，自在至极，风雅至极，甚至还与西方哲人柏拉图所提的“诗兴狂迷”不谋而合，不经意间成就了了东西方文化最早的契合。

（节选自《心灵的逃亡：中国隐逸文化谈》）

    传统中国文化中家的形象，蕴含了中国人关于人生和宇宙意义的基本解释。中国古代丰厚的“家”学为寻找安身立命之所、探寻终极幸福之源的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在古人看来，家是自我栖身的场所，没有家的庇护，身、心、灵将会漂泊无依。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代际关系、今生与后世和前世的关系，以及家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关系，是支持自我成长、成人的必然前提。

    家以沟通协调差异之间关系为起始，以实现“和而不同”、“亲密差异”为旨归。家以保全生命、延续族类生存的方式汇合了一切可能的差异性，生成有机的生命共同体。诸如性别差异、姓际差异、年龄差异、身份差异、资源差异、自然与文明差异等，这些差异亦自然亦文化、亦个别亦整体地支持并维护着家的存在。在对待“身份差异”的“正名”中，规定与“名”相符的责任和义务之“实”；在对待性别差异中，视两性之和乃人伦之始，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在对待姓际差异上，视两姓之和乃“附远厚别”，乃“万世之始”；在对待年龄差异上，其“尚齿”的文化，主张代际之间的“父慈子孝”、同代人之间的“孝悌”精神，显示出特有的智慧。这些共同构成现实家庭中的亲缘情理。

    古人以身家一体为本，类推于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构造出艺术化境域的亲缘情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是基于血缘亲情的一体化的身体，所谓“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体也”。故有敬其身就是敬其亲，伤其亲即为伤身体的亲缘情理，这种以身为本根生发的亲缘情理，由亲爱之情类比类推于人类社会与天地万物之间，同时将个人的使命感与历史担当推及人类社会和自然。所谓“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由此不难理解孟子的“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这种以身家为本的情感和义理，不仅“亲亲而仁民”，而且“仁民而爱物”，以一种艺术化的境域，充塞天地之间。

    从原本意义上讲，人是栖身于亲缘共同体，并从中获得安定感和幸福感，唤起神圣使命感的居家之人。中国古代以身家一体为核心，将家的亲缘情理推及他人、社会和宇宙，符合生命本身的轨迹，以及人类历史的逻辑。

    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关注教育，尤其重视学校建设，认为“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他对以科举为轴心的学校教育非常不满，痛斥之为名利争夺场，黄宗羲所理想的学校，是超越功名利禄的文化传承与光大之地是养士之所，又是涵育与推动思想解放与创新的精神家园。

    在黄宗羲看来，学校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更是体现思想解放的创新家园。黄宗羲断然否认皇权与真理的等价性，强调是非不是任何专断的意志所能独裁，必经理性辨析而后定。其间隐含了黄宗羲对学校的不迷信、不盲从而唯在求真求是的创新寄意。

    黄宗羲曾痛斥科举祸国殃民，而其最大的危害则是“取士而锢士”，扼杀教育的启蒙与创新追求，使“经、训”俨然雷池，士人不敢越之半步。黄宗羲痛斥科举强化了这种盲从迷信的学术风气，使“数百年亿万人之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抄袭之中”，士林失去了思想的活力和探索的勇气，从而形成严重的“封己守残”。有鉴于此，黄宗羲大声疾呼要冲破迷信，要学贵独创，学贵自得：“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黄宗羲反对“以水济水”，正是期待学校教育彻底摈弃科举的“锢士”之弊和“空华臭腐”的精神沉沦，而涵育独抒已见的勇气与冲破成见的创新活力。

    黄宗羲曾开宗明义地说过：“学校，所以养士也。”不过，这里的“养士”，绝非仅仅是培养、造就一般的人才，或者是科场得意，进而能博取功名利禄的人，其寄意所在是为国家培养和准备安邦与治天下的精英与栋梁。具体说来是像东汉太学生那样，“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是如宋代的太学生那样，“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可能正是在此安君保国的意义上，黄宗羲又强调学校有着使天下达于大治的重要功能：“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认为，学校固有“养士”之功能和职责，但“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在黄宗羲的教育设想中，学校还有改善社会风气和推进文明进程的义务。黄宗羲认为，如果没有学校，人民将有陷于野蛮之虞：“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黄宗羲认为改变风俗主要有两种途径为：一为厉禁，一为教育。就效果和功效来看，前者为末，后者为本。黄宗羲说：“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在黄宗羲看来，光有禁是难以变民风、改民俗的，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从根本上移风易俗，即“学校之教明而后可”。黄宗羲主张，一地教育的主管者，对一地的风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入其境，…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提出学校教育不仅有“革习俗”的文明进步的意义，也是富民的关键措施之一，“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华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这里黄宗羲实际上已触及启民智与富民的关系，其本质是肯定了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意义。

（摘编自胡发贵《黄宗羲的“学校”观》，《光明日报》2018年8月4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