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酝酿了十余年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上映，首日票房即冲破7000万元人民币。从上古神话中取材或改编其故事创作国产影视作品，这不是第一次：此前有电视剧《远古的传说》《女娲传说之灵珠》，也有最近票房大卖的电影《捉妖记》。

    上古神话是指中国夏朝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这些先民口耳相传的故事经过先秦两汉作家的记录和再创作，主要保存在《诗经》《楚辞》《庄子》等传世典籍中，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

    上古神话如何在今天的电影改编中重生？

    首先，主创者需找到上古神话与当代相呼应的精神内核，创造出既符合神话精神又与时代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象。这就需要创作者做好充足的功课，深入了解上古神话的文化内涵，借鉴当前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为自己的二度创作打下扎实的基础，避免由于自身知识的缺陷而导致创作时一叶障目、捡了芝麻丢西瓜。《大鱼海棠》的形象设计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纹章：鲲鹏、大椿、凤凰、祝融、貔貅、嫘祖等神话形象汇聚一堂，其姿态动作抓住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气质，其法术神力抓住了东方美学中的自然灵韵。影片的人物矛盾设置意在凸显家族伦理、敬畏生死、天道有常等传统伦理价值与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并最终在人（片中的神即人）与大自然的博弈中获得新的价值平衡。遗憾的是，创作者想塑造的形象过多，每一个都没能充分展现出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模糊和弱化了角色的艺术力量。电影《捉妖记》对上古神话的化用则较为浅层次，其人物塑造虽取法《山海经》中的异人异兽，但角色的行动则带着好莱坞电影的喜剧色彩，没有传递出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

    其次，上古神话往往并不具备完整的叙事结构，而讲好一个故事并对人性有深刻的挖掘与表现，则是影视改编的核心。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比如《捉妖记》对妖与人类、妖族内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不够充分，《大鱼海棠》对主角椿、湫和鲲之间的情感线索铺展不足，人物动机不合理，故事主题也不够凝练，比如灵魂交易的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主角为理想不断反抗乃至自我牺牲的崇高感。英国的魔幻电影《指环王》情节虽有拖沓之处，但做到了叙事上的合情合理，并始终紧扣人性对抗恶欲，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主题，这种创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改编自上古神话的大银幕作品，离不开一个具有代入感的奇观世界。伴随电影特效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实现虚构形象的写实已不是问题，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从细节着手，凸显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确保影片整体风格的统一。

    上古神话承载了华夏祖先对世界最初的认识和奇谲瑰丽的想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故地。让上古神话在当代电影中重生，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当代大众文化的丰富与提升。

（摘编自林炜圣《上古神话如何“重生”》）

    近年来，每逢春节便刷爆社交网络的返乡日记，道出的不仅仅是凋零的劳动力、解体的乡规民约、高昂的娶亲负担这些表面现象，浓郁的乡愁背后，实际上是当代中国人集体面临的现代化困境。一篇又一篇的返乡日记，记述的是残留的小农经济形态解体过程中的乡村巨变和个人蜕变。而这些看似无意识的自然流露，背后却有文化的深层推力。文化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习惯、性格特征、处事风格，而这些都可以在历史回溯中窥探其奥秘。

    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大地饱经沧桑战火，但没有像其他任何一个古文明发源地那样分崩离析。因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深深植根于寻常百姓家，得到代际传承。中华文明能够躲过岁月的刀斧、能够抗击少数民族的金戈铁马，其答案就在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中。中国有着长达数千年的农耕经济形态，农耕文明早在黄河中游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人们逐水而居，春播秋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从肥沃的土地中收获上天的馈赠，过着与游牧民族饥饱不定、奔走疲惫的迁徙生涯截然不同的富足生活。当农耕经济逐渐推广到整个中原大地，儒家文化也日渐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文化便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得到深化和扩充，并由上至下推行，深深渗入到寻常百姓的生活中，外化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琴棋书画诗酒花，从而演绎出数千年来稳健发展的人情百态。

    所以说，天人合一，尊老敬上、友善勤劳、守旧谨慎、善恶报应、祖宗家法这些传承数千年的文化观念，是与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根本上都是由农耕经济形态决定的。农耕经济形态决定了传统中国人的存在样态，决定了传统中国人的处世风格，也塑造了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

    然而，社会意识观念必须适应社会存在，否则就会制约社会的经济发展。当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农耕经济形态下的中国，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已经席卷着我们进入现代化社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适宜传统农耕经济形态的中华文明已无法完全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而文化的滞后性必然导致这样的情形出现：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当代中国人不得不遭受从传统文化观念和生活样态中撕离出去的苦痛，在旧观念与新常态格格不入、新观念尚未形成确立之际，难免陷入传统性与现代性所构成的两难境地。

    因此，如何审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锋，不仅关系个人的安身立命，更关系国家的长远发展。如果固守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样的“遗老”不仅难以在现代工商业活动中收获事业成功，也难以在新旧价值观念的现实冲突中求得心灵安宁。如果全盘抛弃传统文明，生搬硬套西方国家在他们的传统文明基础上生发演绎的现代文明，那不啻于邯郸学步，会使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我们成为无根浮萍，随波逐流，沦为附庸。

    所以，理性清晰地思考传统文化，慎思明辨地融入现代发展，做出恰当的判断和抉择，我们才有可能走出现代性与传统性交织而成的圈牢。

（摘编自2016年2月24日光明网《光明时评》）

    与书本不同，互联网已被普遍视为个人记忆的替代物，而非补充品。这种情况源自一个隐喻：人脑和电脑的本质相同。这大概是所有关于人脑的错误论断中涉及最广、危害最大的一个了。如果此言成立的话，记忆不仅丧失了神性，也丧失了人性，记忆女神变成了一台机器。大量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那些极力鼓吹把记忆外包给互联网的人被一个比喻误导了，他们忽视了生物记忆的有机性质——对记忆内容的每次回忆都会重新启动巩固记忆的完整过程。换言之，生物记忆是处于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而存储于计算机中的记忆内容则是静态的比特形式，两者简直是天壤之别。

    无论何时，只要一上网，铺天盖地的信息就会奔涌而来，这不仅会给我们的工作记忆带来过重的负荷，也会导致大脑颞叶难以专注于任何一件事，巩固记忆的过程因而难以启动。我们的大脑在越来越依赖网络的过程中变得善于遗忘，因为大脑控制注意力的能力已经变得空前薄弱了，我们逐渐丧失了对思考内容和思考方式加以控制的能力，关注对象的选择往往是被动的，更可怕的是对于这一事实许多人竟然浑然不知，因为关于以上种种的自我意识在上网时已灰飞烟灭。没有专注，便没有记忆，神经学家对于人脑细胞级和分子级工作机理的有关研究与发现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个人记忆形成并支持着作为文化支撑的集体记忆。鉴于此，我们每个人都在表现和设计未来的历史，文化在我们的神经突触中得以支持和延续。把记忆任务推卸给外部数据库，并不仅仅危及个体的深度和独特个性，还会危及我们共享的社会文化的深度和独特个性。美国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警觉地道出了潜在的危险：“随着我们深厚文化遗产的内部库存日渐枯竭，我们面临着变成扁平人的危险，我们访问那个规模庞大的信息网络时，仅需点击按钮即可，可谓广阔延伸但极其稀薄。”

    无论如何，人类文明不只是互联网所承载的全世界信息的总和，也不只是可以简化为二进制代码并上传至互联网的所有内容。人类文明要保持勃勃生机，就必须在每一代人的所有成员的头脑中重建。如果把人类的记忆通过“外包”的形式托付给互联网，那么人类文明将面临消亡的危险。

（选自吴靖《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有删改）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其内涵可以从精神、物质、制度和活动形式四个层面进行解读。汲取其合理成分，可为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古代书院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明道传道”“发扬学术”的办学宗旨和“德育为本，修身为要；心忧天下，忠勇报国”的教育理念。书院大儒朱熹曾言：“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朱熹《朱子全书》）简言之，书院的精神文化是知识追求与价值关怀的完美统一。因此，当前大学或可借鉴传统书院的精神文化，坚守德育为先的理念，从思想上将德育放在重要的位置，注重知识的同时追求学生人格的完善。

    书院选址体现着体验感悟的治学精神，书院建筑布局体现着传道授业的理想追求，书院景观体现着修身济世的远大志向，而传统书院物质文化可弥补当前大学校园建设的不足。比如，大学的选址要兼顾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努力营造浓郁的建筑文化氛围；借鉴书院“中轴线”的设计原则，凸显图书馆和教学楼的中心地位，从而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学校的主要功能；校园景观设计中，多种植梅兰竹菊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植物，：尽量给学生创造环境幽雅和人文情怀兼具的场景等。

    书院由德行“足为多士模范”的“山长”主持教学、引领学术，参与管理者多从生徒中选择品行端正、学业优秀者。根据学生主体需要和内在潜能制定师生共同遵守的学规，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一般包括：揭示、学则、学约等。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规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内容涵盖阅读目的、进德立品、修身养性、阅读技法等方面。针对当代高校的制度文化困境，我们应注重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采用积极地“劝谕式”话语，制度设计应以师生发展为本，达成刚柔并济的管理。

    书院主要有三种活动形式。讲会指大家集中共同探讨，平等开展学术交流和争鸣，有问题可当面请教老师。而公元1167年，朱熹专程从福建崇安去访问湖南岳麓书院的张栻，则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之间会讲的先河。书院山长还经常带领生徒离开课堂去游历，“绝其尘香，存其道气”，使生徒“聆清幽之胜，踵明贤之迹，兴尚友之思”，强化社会责任感。以此为鉴，高校教学应运用启发式、探究式、问题式等方法；在学术交流中应直面问题，客观公正地评价；师生关系要平等和谐，形成尊师重道、敬业爱生的氛围。

（摘编自《传统书院文化的基本维度及其当代价值》）

公共卫生一词产生于现代，但是其主要内涵，比如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对日常医疗卫生的管理等却古已有之。儒家本以百姓日用人伦为主要关注对象，公共卫生既然与百姓福祉直接相关，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儒倡仁心，医重仁术，公共卫生便是仁心、仁术的结合点。一生服膺儒学且重视医学的苏东坡便是如此，他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范例。

苏东坡一生勤政爱民，凡是与百姓福祉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全力以赴。他在密州任知州时看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情景：因为灾年，百姓把初生的婴儿丢弃在城外。东坡盘查官仓后发现尚有积余的救灾粮，便把这些粮食另储一仓，专门用来收养弃婴。还下令说，凡是愿意收养一个弃婴的人家，每月发给六斗粮食。于是百姓争着领养，那些可怜的弃婴存活了下来。东坡关心民瘼的行为，往往带有公共卫生的意味。比如他任徐州知州时曾上书请求拨出专款，来雇用专门医治囚犯的医生，让狱中的病人也能得到救治。贬至惠州后，知州詹范组织人力掩埋暴露野外的枯骨，造为义冢，东坡不但襄助其事，而且亲撰祭文，来祭奠那些孤苦无依的孤魂野鬼，此举除了尊重生命以外，其实也有阻止疫病流行的作用。

1089年，东坡赴杭州担任知州。刚到任便面临先涝后旱的天灾。由于东坡指挥有方，虽然这次灾情极其严重，但杭州百姓最终得以平安度过，全州无人饿死。可祸不单行，饥荒之后往往有疾疫流行。1090年春季，杭州出现了流行性疾病。在没有任何公共医疗设施的前提下，人们只能坐以待毙，满城人心惶惶。东坡忧心如焚，急忙召募医生和懂得医术的僧人，由官吏带领着一个街坊一个街坊地走遍全城向百姓施舍药剂。东坡还捐出秘方“圣散子”，自费采购了大量药材，命人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了大量的“圣散子”汤剂，让过往行人每人服用一大盏，治愈病人无数。一场可怕的瘟疫终于得以遏止。但东坡考虑到杭州是个四通八达的大都会，人来人往，特别容易传播疾病，于是决意创立一所常设的医院。他拨出公家积余的钱款二千贯，又损献出自己积蓄的五十两黄金，在众安桥建立了一所病坊，取名“安乐坊”。他延请懂得医道的僧人坐堂治病，并在每年春天熬制“圣散子”免费发放给百姓，以防止传染病的流行。对于医术高明、三年之内治愈病人达千人以上的僧人，即由官府奏请朝廷赐给紫衣以示奖励。同时他还下令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些经费来维持病坊的日常运营，从此安乐坊就成了杭州的常设性官办医院。后来这所病坊搬迁到西湖边上，改名为“安济坊”，直到东坡去世时还在正常地运营。“安乐坊”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

与一切百姓福祉一样，公共卫生也是一项繁复困难的综合工程，往往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主事者稍有不慎，便会惹来责难甚至祸殃，那些心胸狭隘、患得患失的人是无法胜任的。东坡在地方官任上曾多次因为民请命而得罪朝中的权要，但他始终无怨无悔。更加可贵的是，在东坡遭到贬谪时，他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却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南宋人费衮历数东坡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共事务后赞扬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的确，东坡对儒家仁爱精神的贯彻发扬，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必勇，真正服膺仁爱思想的人必然会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东坡就是以这种精神从事当时的公共卫生，他堪称中国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摘编自莫砺锋《苏东坡与公共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