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最关心的是群体生存秩序问题。群体生存秩序在观念领域中的反映。即所谓的“人伦”或广义的“伦理”，其实就是一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这套制度规范，儒家称之为“礼”。一部《周礼》，其实就是一整套社会规范建构和制度安排。 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就是“礼学”。

    对于儒家的“礼”，社会上甚至儒学界内部都存在着认识上的严重误区，这导致当前儒学复兴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就是往往用前现代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来评判现代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现代人的行为方式。这是由于人们未能明白，在周孔孟荀的原典儒学中，作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礼”既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又有特殊性和变动性。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任何社会群体都需要一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都需要一套“礼”，就此而论，“礼”是普遍的、永恒的。孔子指出：“无礼则乱。”荀子讲得更为具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因此，孔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即克制个体的情欲、而遵守社会群体的规范及其制度。“不学礼，无以立”，即是说，一个人如果不遵守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必定为这个群体所不容。这一点直到现代自由社会依然是成立的，因为自由的保障是法治，而法治意味着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法律及其制度成为社会的最高规则，即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如果仅仅这样理解“礼”，那还是偏颇的，因为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生活方式需要不同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这就意味着“礼”具有特殊性和变动性。《论语》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的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的“礼”有所不同；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增加或删减的。确实，中国社会的制度规范经过三个最大的历史形态﹣﹣宗族王权社会的制度规范、家族皇权社会的制度规范、个体民权社会的制度规范。在这些大的社会形态中，还存在着许多具体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局部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本质上是“革命”的。孔子的这个思想概括为“礼有损益”。对于现存既有的制度规范体系、即“礼”的系统来说，所谓“损”就是去掉一些旧的内容，所谓“益”就是增加一些新的内容，结果就是一个新的伦理政治体系。而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对扰性和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的最大问题，就是不懂得孔子所讲的“礼有损益”的道理。

从内心里燃烧

——李安谈《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近日，著名华人导演李安携新作《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来到中国，在整个电影市场掀起热潮。从《卧虎藏龙》《断背山》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李安在题材和技术上不断自我突破并取得巨大成功，所以不少影迷都对他和他的这部新作充满期待。

    记者：您不断挑战自我，让自己完成似乎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您的电影理想吗？

    李安：我虽然60多岁了，但还在成长，好像年轻人一样。成长包括我对电影的追求的成长，也包括我对这个世界和人们内心的观察的成长。我也需要活力，甚至需要障碍，因为没有障碍，人就会没有思想，很难保持新鲜度。我很喜欢拍电影，也很喜欢学电影，有人投资让我去学去拍，对我来讲是很大的福分，我也很珍惜学习的机会。每次爬一个高峰，我不仅能学到东西，还能学到谦卑。中国人讲“学然后知不足”，我学到一个东西，找到一个答案，然后又开始探索新的问题，这是我保持活力的方法，就像我们呼吸一样，是本来就在做的事情，无所谓挑战。

    记者：所有人都非常关心《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采用的每秒120帧、4K、3D这些全新技术。这是电影史上第一部使用这些新技术拍摄的故事长片，作为观众，大家应该做什么心理准备？

    李安：我一方面希望大家知道自己会看到什么再进去看，另一方面又觉得大家不要有任何思想准备可能是最好的，把自己过去的观影习惯摆在一旁，才能够很放松地进入新的电影世界去体会。因为电影从诞生时就是展现平面的，现在这个新技术把幕帘打开了，但本质上还是内心的表达。

    记者：这部电影选择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向观众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和感受？

    李安：当初看到原著，觉得非常内在，写的是比利·林恩这个男孩子头脑里一天的思绪，但是不容易被看到，我就决定用新的方式进行表达。人生是一场“秀”，也是一场战斗，也有战斗的伙伴，同伴的心情也很难叙述。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更容易看到真相，因为所有的感官都是完全开放的。用我们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有时候有点奇怪，有点喜剧性，也有点讽刺性，以这样的题材拍一部新的电影是非常合适的。

    记者：影片给我们一种看到真、善、美的感受。您觉得现在电影技术每秒120帧是不是技术的极限？

    李安：现在这部电影不但能从银幕上看出演员的气色，体会到台词和潜台词，对角色的心态、气质和用心也都可以有所体会。我们常说真、善、美，“真”里面也有“善”和“美”。每秒120帧是新的开始，光追求帧数却不会去有针对性地拍，还是不行。怎么把技术的东西做成艺术，商业上怎么发行，最后怎么样改变我们电影文化的生态、电影人的思维习惯、观众的欣赏习惯，这些文化上的事情，都需要一个一个层次做上去。我觉得数码电影是很有潜力的，现在我是写实性的，将来可能抽象性的、轻松浪漫的也可以用这个技术。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电影人应该如何努力？

    李安：中国电影市场一直都有好片子。对中国电影的期待，我还是那句老话，“现在好像是黄金时代，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能够多做点，扎下根”。过去美国市场及其思维方式是主导。现在不管是市场还是文化方面，中国电影不光对自身而且对全世界都有一个新的导向，非常期待它能够长期健康地发展，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艺术这行或者娱乐这行，我感觉需要一种燃烧的热情，必须真诚地往内心里面深挖。我们人生中真实的东西，去触摸它，都是挺难受的，要经过美化、艺术化，自己要真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用燃烧的热情点亮我们的内心。我之所以喜欢这么近地看人，是因为看清对方就是看清自己，了解人性。

    杂剧的名称，唐时已经有了。李德裕在其所撰《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中述及南诏攻入成都时驱掠人口之事，并说：成都华阴两县，被驱掠80人，其中有杂剧丈夫两人。这是杂剧名称见于记载之始。南诏进攻成都，在唐文宗太和三年，其时已是唐代晚期。文中所说“杂剧丈夫两人”，应是在成都演奏的伎工，则杂剧之兴当在其时之前。其盛行一时，则当在宋代。

    北宋开封习于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词中有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时风气实是如此，杂剧也就不能不受影响。宋室南渡，临安成为都城，继续发展杂剧。南宋周密所撰《武林旧事》皆记临安城事，其末篇《官本杂剧段数》多至280种,可见一代盛况。临安北距建康不远，南朝陈时的旧音流传久远，临安其时也不能不受到波及。因此临安的杂剧虽仍保持当年开封正声，恐也难以避免受到陈时旧音的影响，因而会使杂剧的音调更为繁富而多变化。这一点前人似未多所道及。

    金人南迁后，原来的中都开封为元代的大都所代替。流行于中都的杂剧转而流行于大都。由于金、元的倡导，杂剧到元代更有显著发展，达到高峰。杂剧名家辈出，不断汇集于大都，极一时之盛。钟嗣成《录鬼簿》中有详备的记载。

    大都和中都皆在北方，因此杂剧由开封传来，难免带有北方的音调。据说当时用的是七声音阶，无入声，声调遒劲朴实，以弦乐器伴奏。这样虽合乎北方人的口味，却为南人所不习用，因而就出现了南曲。南曲用韵以南方语音为标准，可能就是以临安为中心的语音。据说当时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婉转，以箫笛伴奏，合于南人口味。这样柔缓婉转的声调，自然和北方的遒劲朴实的声调不能互相融合。但无论北曲或南曲，都未逸出杂剧的范畴。

    元明之际有了传奇。传奇也属于杂剧，但它虽出于杂剧，却和杂剧有不同之处。杂剧皆为四折，出场人物虽不一，主唱却只有一个人。传奇则不限折数，也不限于一人独唱。早期传奇的作家就已不少，高明就是其中一位。高明于元时已有文名，明太祖很推许其书，他的《琵琶记》应该会在都城南京演出。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传奇仍在旧都继续传播演出，似未稍止。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名震海内，南京也应该不会无人演出。传奇以南曲为主，也参用了一些北曲，因而也在当时的都城演出，成为北京城中的重要剧种。

    明清之际改朝换代，而传奇并未因此而产生差异。传奇的盛行时期大致是明嘉靖年间到清乾隆年间。清康熙时，洪昇撰《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齐名，当时有“南洪北孔”之称。《长生殿》曾在北京演出，据说轰动一时，这样的演出固然是由于洪昇的文名震世，但也显示出都城中人对传奇的爱好。

（摘编自史念海《古代音乐戏曲杂耍与古都文化》）

    奉旨出差令、朝珠耳机、宫廷娃娃……当600岁的故宫以多种文创产品的形式出现在大众生活中时，既让人惊讶，也让人感到新鲜和好奇，不少年轻人纷纷“路转粉”。

    古老的故宫，用了一种流行的方式诠释了博物馆该如何体现“文化+创意”。

    文创产品之于博物馆里的文物与文化积淀，好比好酒与酒器，香醇的老酒配上各色的酒坛、酒杯，既能帮助品酒者深刻地感受酒文化，还能够让老酒卖个好价钱。

    我们知道，文创产业的出现是以文化与创意作为基础。其外延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文化资源、文化用品进行创造与提升而产出的高附加值产品。文创产业的核心是文化内涵。其根本是为文化产品的宣传服务，在实现旅游纪念与博物馆宣传的同时，提升公众的审美与认知能力。

    因为工作和兴趣，笔者每到一地，都喜欢看看当地的博物馆以及文化基地，发现各地文创产业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尚停留在为看而看、为展而展的阶段，陈旧的模式既没有诠释出文化的内涵，也没有挖掘出文化背后的衍生产业链。一些地方尽管已经有了文创开发的苗头，可是产品单一，体现不出自身特色，书签、布偶、手机链等产品设计雷同，缺乏创意，更难提文化表现力。

    透过这些现象可以感觉到，很多博物馆的管理者并没有真正理解“文创”二字的内涵，也没有花心思认真探索，更难以体会到文创所带来的效益，久而久之，便更加固守旧有、故步自封，最终导致与文化市场、百姓的文化需求日渐拉开距离。

    处理好文物与“文创”的关系，不妨学习一些民营企业的文创产业。不久前，我和孩子去长隆野生动物园游玩，大开眼界。从布偶到衣服、从书包到图书、从动漫到食品，全都经过了精心的创意设计。让游览者在观赏与游戏中，既感受到了快乐，又将关爱野生动物、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印刻到脑海中。孩子回家后，只要看到这些从动物园买回来的各种小物件，就会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希望能够再去看看玩玩。您瞧，一个小小的文创产品，一旦形成强大的品牌，就有了不可思议的吸引力。

    凸显文化内涵，尊重受众兴趣，加大与市场力量的创意合作……其实，在国外，像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等，早就已经做出了大量成功的尝试，文创产品已经成为其文化内涵和外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然，在推动文创产业的同时，必须未雨绸缪。不应该媚俗，更不应该迁就市场与资本。博物馆推动文创产业，需要画一条红线，不可以降低传统文化价值以逢迎市场，有原则、有品格的文创产品开发，才会得到更多受众的认可。还是以故宫为例，故宫品牌大火，很多人希望分一杯羹，有的甚至脑洞大开玩起了“恶搞”系列，但是这些全部被“一票否决”，故宫文创的原则是“必须健康向上”。

    我们期待，陈列在博物馆中的文物，也能够活活起来，也能够拥有蓬勃的生命力，成为文化与产业融合的旗帜，引领更多的文创产业走向规范发展与成熟。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5月11日17版朱磊《当文物遇到“文创”》）

儒家“礼”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

    中国人注重礼仪，我国古代有“五礼”(吉、凶、军、宾、嘉)、“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九礼”(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之说。这些传统礼仪都对后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使得中国人不仅特别重视一些传统礼节，比如婚嫁礼，祭祀礼和丧礼等等，而且中国人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特别注重礼节，懂礼貌。这也使得中国人在外国人心中得到了好评，为中国赢得礼仪之邦的美称。

    儒家“礼”是基于人情产生的，这使得中国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人情礼节，崇尚“礼尚往来”，当一个人收到别人礼物或好处后，总要回送或是给予其某种好处，以表明对对方的尊重和回报。由于礼学家对人情基本上持一种中庸的态度，既不否认其合理性，又认为需要对其进行适当裁制，所以顺人之常情外，还需要正己之情。因此，许多中国人都特别注重中庸之道，极力促使自己达成中庸之道。

    “尊尊”、“亲亲”的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使得中国人存在严重的等级观念，他们看重人的等级区别。古代的中国，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君臣，父子，夫妻之间都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制度就是一种等级制度。在婚姻嫁娶中都要讲究门当户对，这就是一种等级观念的体现。虽然这种“礼”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它同时也使得中国人形成了尊老爱幼的性格。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国人对尊者的推崇形成一种崇尚权威，卑躬，谦虚的性格，并且特别能自律忍耐。宗法观念使得中国人群体凝集力特强，特别是使家族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是，在儒家“礼”中，男女有别的观念却使得中国的妇女性格和地位都边缘化。儒家礼教思想对妇女社会活动范围加以限制，女子必须“三从四德”这点也使得妇女对自身男尊女卑观念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基于上述观念的形成，中国女子的性格普遍比较温和，对男子有一定的依赖感，并且特别注重贞洁。

    儒家“礼”看重学问，人的才识。所以中国人比较注重学问，富于智慧。儒家的文化既是治家文化，也是治国的文化。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一生的政治理想。他在《大学》第一章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孔子一方面把做人的思想、治家的文化与治吏的思想、治国的文化联系起来，认为“治国、平天下”要从“修身、齐家”开始，其顺序是“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另一方面又把“修身”与“致知”联系起来，提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即治国者要注意学习，知书才能达理，达理才能修身，修身才能治家，治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这也使得中国人讲究修生养性。

    儒家“礼”已经在中国成为一个伦理的范畴，“礼”使中国人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它不仅要求人们要尊敬长辈、老者，爱护幼小，诚实友善，同时还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力，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遵循道德规范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过程。“克己复礼”并不是程朱所认为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是克制自己的“低下”欲望，使言行合于道德规范，最后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国人特别能忍让，特别能自律。

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是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曾在乡下参加过这类调解的集会。我之被邀，在乡民看来是极自然的，因为我是在学校里教书的，读书知礼，是权威。其他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长从不发言，因为他在乡里并没有社会地位，他只是个干事。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接着教训了一番。有时竟拍起桌子来发一阵脾气。他依着他认为“应当”的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做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改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各人的权利应当怎样厘定，时常成为问题，因之构成诉讼，以获取可以遵守的判例，所谓Testcase(标准案件，参照执行案件，判例案件)。在这种情形里自然不发生道德问题了。

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洋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我在前几篇杂话中已说过，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样利用。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