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噪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脩，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 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 ：“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谷仓顶上的羊

周涛

    萨依巴格六月的阳光是白花花的银屑，亮得耀眼，使得人透不过气来。偶尔有一些树，也只是些灰淡的黯绿，丝毫打不起精神。

    县委副书记余会全在一群乡干部的陪同下走在土路上，脚下踏起的土围沾在裤腿上，像是不小心踢翻了石灰桶。余会全心绪茫然！他想着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妻儿，光阴两隔，一下子换了个世界。再想到他工作的那个大院里的人人事事，每想到一个都觉得人家脸上挂着嘲讽。下午的安排是检查新建的一个粮仓。远远地已经看到了，那个粮仓挺高大，耸立在一片场院上，席棚尚未遮盖，木架像一个庞然大物的骨架标本，空空荡荡的。

    几个身穿衬衣头戴圆顶皮帽的维吾尔族村民，正在木架上扭过脸来看着他。他觉出自己脸上微微有些笑意，算是打招呼吧。

    忽然，他的目光被一个东西吸引住了——谷仓顶上站立着一只羊。那只羊仿佛不是站立在高大的粮仓顶上，而是站立在险峻的绝壁断崖之上，旁若无人，君临万物。

    咦，这真是有些奇了？大白天的羊怎么跑到那么高的谷仓上去了？

    “把它从上面先给我赶下来！”他命令道。

    村民们照他的指示去做了，轻轻一轰，那羊就下来了。它从谷仓顶上轻轻一跃，就站到了土墙上；然后在墙头像散步似地踱至中端，头朝下顺势一跳，就这么下来了。它下来后，仿一个高层人物来到了人民群众中间，面容和蔼，态度矜持，频频点头示意。

    余会全有一种被接见的感觉，略有遗憾的是，那只羊看也没看他一眼，却对几个维吾尔族村民表示亲昵。尽管如此，余会全还是对这只羊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崇敬之情，因为它的确是显得太不同凡响了，其肥壮、硕大与高贵，均非凡羊可比。他起了疑惑，就问：“这羊怎么和一般的羊不一样？”

    乡长询问了村民，然后转告他说，这是一只野羊。村里的人上山打猎打死了它的母亲，把它牵回来了，养大了，成了现在这样子，喜欢上房，厉害得很！

    余会全听了，心想，这就是这只家养野羊的身世了，难怪如此行为怪异、气概不凡呢！这是一只无意间从野生世界闯进人类社会的大角盘羊，在适应了村民习俗的同时还完好地保留了它的天然习性。他觉得这里面似乎有一种什么深远的意思一闪而过，他能感觉到有一种原始的滋味令他触动。

    他凝视着那只羊，它皮毛灰黄，油光发亮，肌肉发达而饱满。再细看它的一双眼睛，褐黄色的一对，没有一丝哀告的神色，里面全是桀骜不驯的野性之光。它是骄傲的、高贵的，甚至对陌生人透出一种藐视。余会全想，这才是一个充满了自信和自豪的生命呐。他凑过去想摸摸它，可它跳开了。

    余会全想起了羊在谷仓顶上的自在模样，但想象不出羊是怎么跃上这三米多高的土墙的。“能不能再让它上去？”他对身边的人说。

    村民们围过去轰那只羊。开始羊不太情愿，但轰了几下，它只好当众表演了。它朝土墙冲过去，奋力一跃，让自己停顿在土墙的半腰上；然后在土墙的陡壁上做起了慢动作，先用两只后蹄扣住墙壁，再支撑全身。空出两只前蹄仰身再次一跃，把八十多公斤的身体稳稳地送上了墙头。剩下的事对它来说就是轻而易举了，就像一个完成了高难度动作的平衡木选手，放心大胆，充满自信，它的四蹄踏出清脆的响声，轻盈地跃上谷仓顶，像帝王一样居高临下。

    余会全想，是啊，总有一种东西高高在上，是我们所难企及的。他想不到这只羊竟会如此强壮，想不到这只羊竟会如此聪明，它跃上土墙时运用了完美巧妙的方式，使不可能完美的事物完美实现。

    余会全看着那只羊一一谷仓顶上的羊，它正高傲地昂起头颈，如站在悬崖巅顶，遥望远方。余会全意识到了，他永远不会忘记这只羊。

    十多年后，副市长余会全在省委党校的结业典礼上讲话，他说起了这件往事，他说：“萨依巴格乡六月的阳光是白花花的……谷仓项上，站立着一只羊。” （有删改）

七岔犄角的公鹿

（鄂温克族注）乌热尔图

    “你，你别打啦！”我两眼盯着他，一串泪珠滚出眼窝。

    “喊啥，小崽子？你整天待在帐篷里，靠我养活！”他吼着，举起熊掌似的大手，又朝我打来。

    “我去打猎，给我枪——我爸爸留给我的猎枪。”

    他愣了一下。我挺着胸脯站在他面前，好像一下子长大。我爸爸早死了，妈妈为了过活跟了他，没过几年，妈妈也病死了，我就只好和他在一起熬日子。我从未叫过这位继父一声“爸爸”，只喊他的名字：特吉——部落里的人都这样叫他。

    “给，小崽子。明天，你上山，见啥打啥。你有这个胆子吗？”

    几乎和我一般高的猎枪，差点把我撞个跟头。我紧紧攥住枪筒，毫不示弱地说：“我不怕，你能打，我也能打。”

    “先别吹！”说完，他又抓起酒瓶，咕嘟咕嘟地喝起来。

    这天早晨，我起得比往常都早。我脚上穿的软靴是妈妈留给我的，子弹袋和猎刀是爸爸用过的。我要靠这些，再加上我自己的勇敢，成为一个猎手，一个让全部落人都服气的猎手。

    我慢慢地攀上山顶。这是一个漂亮的山峰，它的背上长满松树和桦树。这里准有野兽。等了大半天，果然没叫我失望，桦树林里有什么的影子在晃动。我咬紧牙，瞄准黑影。枪响了，野兽晃了晃，踉跄着奔出树林。是一头健壮的公鹿，它头上顶着光闪闪的犄角，犄角分成了七个支岔，很有气势。鹿一眼瞥见我，扭头叫了一声。顿时，又从树林里跑出五只受惊的野鹿，有母鹿，有小鹿。公鹿一瘸一拐地跟在最后面，不时扭头戒备而憎恶地瞅着我。看得出来，它在保卫鹿群。转眼间，它们消失在密林里。这时，太阳已经溜到山尖，树林变得黑森森的，我想今天是撵不上它了。

    晚上，坐在火堆旁，“今天，我打了个鹿。是七岔犄角的公鹿，可大啦！它流的血真多，要不是天晚了，我真……”我对特吉说。他不喝酒的时候，脸上没有凶相，但总是阴沉沉的。

    “嘿，傻小子。这能算你打了鹿？打鹿的人，先把鹿腰子拿回来，让大家尝尝……鹿可不像你，碰一下就哭。公鹿，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它就是死也不会屈服。懂吗？”

    我好像被灌了一脖子雪，心里又气又恼：“明天，我会拿鹿腰子让你尝的。”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赶到昨天打猎的山坡，沿着伤鹿留在雪地上的蹄印追着。不知什么时候，雪地上多了一行奇怪的蹄印。突然，从左侧山脚的桦树林里传来咔嚓咔嚓的响声，六只野鹿在那里惊慌奔逃。我认出那头被我打伤的公鹿，它瘸了一条腿，跑在鹿群后面。一只狼在后面拼命地追赶。公鹿扭头瞅瞅，撇开鹿群，一瘸一拐地直奔山坡跑来，它跑上山顶，到石崖前放慢脚步，一步一步蹬着石崖。看起来它很费力，忍着痛。快点，狼追上来啦！我被这头危难中的受伤的鹿吸引了，忘记了自己狩猎的使命。

    猛冲过去的狼一口咬住鹿的后腿，几乎就在同时，鹿猛地一蹬，狼怪叫一声，滚了下来。

    我看见鹿的后腿连皮带肉撕下一块。啊，真有一手，竟甘心让它咬去一块肉。可惜那一蹄没踢在狼的脑壳上。狼打了个滚，弓着腰，咧着嘴，发疯似的朝石崖冲去。鹿低下头，把粗壮、尖利的犄角贴在脚下的石头上，沉着地等待着。

    啊，这只狼真坏。它借助跑的冲力腾空朝鹿扑去。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就在狼对准鹿的脖子下口的一刹那，鹿猛地扬起低垂的犄角，狼像被叉子叉中似的，从鹿的头顶上像块石头被甩过石崖，跌进山谷。

    鹿胜利了。它骄傲地扬起头，把漂亮的犄角竖在空中。“呦——”七岔犄角的公鹿站在崖顶呼唤同伴。

    我躲在它的下风，着迷地瞅着它。它那一岔一岔支立着的犄角，显得那么刚硬。我想起特吉的话：“公鹿，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它就是死也不会屈服。”

    公鹿疲倦地走过我的眼前，还是那么骄傲。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它似乎觉察出什么，停下步来。我觉得自己的心被撞击了一下，我不是看热闹的孩子，而是一个猎手。我的眼睛转向鹿腿上的伤口：一处是我的猎枪打的；另一处是狼咬的，血淋淋的。在这个时候想补它一枪真是太容易了，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枪栓，看着它一瘸一拐的身影……（有删节）

【注】鄂温克族：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和黑龙江讷河等地，传统上多从事农牧业和狩猎业。

故乡的胡同

史铁生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

二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四十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它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怎样曲曲弯弯地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它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四十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

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鸽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一座西洋式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下着罕见的大雪。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地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地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

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头一回离家在外，那一天很长，墙外磨刀人的喇叭声尤其漫漫。这幼儿园就是那老太太办的，都说她信教。

几乎每条胡同都有庙。僧人在胡同里静静地走，回到庙里去沉沉地唱，那诵经声总让我看见夏夜的星光。睡梦中我还常常被一种清朗的钟声唤醒，以为是午后阳光落地的震响，多年以后我才找到它的来源。现在俄国使馆的位置，曾是一座东正教堂，我把那钟声和它联系起来时，它已被拉倒。那时，寺庙多已消失或改作它用。

我的第一个校园就是往日的寺庙，庙院里松柏森森。那儿有个可怕的孩子，他有一种至今令我惊诧不解的能力，同学们都怕他，他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受宠若惊，说他最后跟谁好，谁就会忧心忡忡，说他不跟谁好了，谁就像被判离群的鸟儿。因为他，我学会了谄媚和防备，看见了孤独。成年以后，我仍能处处见出他的影子。

十八岁去插队，离开故乡三年。回来双腿残废了，找不到工作，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它们几乎没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她们用油漆涂抹着关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

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魄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她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她听，她说因此她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

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很高的空中俯看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曲曲弯弯地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文本一：

父亲的遗产

金狐

梁燕是我固定的“麻友”，她是个有钱的主儿，从头到脚都花钱倒饬过，这是别人说的，她自己从不承认这回事。她老公常年在江浙沪一带做生意，聚少离多，只要梁燕换了包包或者手指上又多出一枚亮闪闪的钻戒，我们就都知道他回来了。这样的女人，如果不吃点苦头，别人心里是很难平衡的。

没想到第一个让梁燕吃足苦头的是她父亲。那天，她牌运特别差，连输了几把，任凭手机铃音响个不停。她瞄了一眼说：“我老爸，特烦人，瞎操心，不让打麻将，要我出去找工作。”

哪知，这几个电话都是保姆打来的，她父亲病危了。等到打完麻将赶到医院时，人已经没了。令梁燕万万没想到的是，老人的遗嘱里，十几万的存款和老屋全部留给了保姆。

简直是晴天霹雳。

梁燕曾经的家，怎么舍得拱手让人？院子里的桂花树，那是父亲在她十岁生日的时候亲手种植的，如今已经枝繁叶茂，有一侧的枝条一直伸展到房间的窗子跟前，每到秋天，金黄的花瓣时时掉落下来，阵阵清香弥漫着整个庭院。梁燕无法想象，伴随着青春记忆的这座房子、这棵树会不再属于她。梁燕母亲去世得早，父亲怕她受委屈没再续弦，独自把她拉扯大，尽自己所能供她衣食住行，哪样都不比周围孩子差。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慈父，竟然剥夺了她的继承权。

我们几个“麻友”陪着梁燕去把保姆的东西一样一样扔在地上，用脚踩着、踢着。我们教她在网上发帖子“缺德保姆骗光老人所有家产”。她老公倒好，老人一下葬他就溜之大吉了，不但不帮她，还怒冲冲打来电话责问她：“发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保姆上网吗？有本事你打官司去。”

我拍拍梁燕的肩膀安抚她：“不怕，有我们呢。”可是，不久我就为自己说了这样的大话而羞愧了。打官司需要钱，梁燕找我借钱，我推说手头紧，一分都没借给她。俗话说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她真走了霉运，继承权的问题还没解决，老公又和她闹起了离婚。

“麻友”小芳消息灵通，有一天在路上遇见我，非把我拖到附近的咖啡厅里去，神神秘秘地告诉我说，律师看了梁燕提供的安装在她家老房子的监控，不帮她了。

奇怪，我之前听说那个律师对这个官司很感兴趣，主动找上门来要帮梁燕。小芳看我满脸疑惑，说：“律师本来是想从监控里找出点证据对付保姆，结果发现保姆很尽责，梁燕很不孝。”

再怎么不孝也是他女儿呀？总该留一点儿给梁燕吧？“是有一个信封留给梁燕的，但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

“肯定是一封信，也可能是一张存折。”我猜测。小芳摇摇头说：“绝对不会这么简单。”我的好奇心被勾起来，很想跟梁燕问个究竟，可是许久不联系了，不好意思问。

十年后，再次见到梁燕。久别重逢。难免，旧事重提。梁燕感慨地说。那时候她难过得差点儿自杀，亲情、爱情、友情相继失去。犯罪学有个理论叫破窗效应，当你弱的时候，像一面破窗，坏人闻风而至，随意朝你扔石头。

梁燕的话使我感到不安，脸蛋莫名发烧。我开玩笑说：“我可没朝你扔过石头。”她点点头，嘴角分明闪过一抹嘲讽的微笑，说：“我并不埋怨任何人。上帝是公平的，他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打开了一扇窗。我从贩菜、贩卖服装开始，依靠自己的努力积累了资本。今天是我夕阳红养老院的开业典礼，你们几个都能赶来捧场，我很高兴。今晚我请客，一醉方休。”她的话使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看她眉飞色舞的样子，从前的亲切感在我们心头复苏。我趁机问：“听说你父亲当年还给你留下一个信封？”

“是呀。”梁燕说，“正是信封里的东西使我放弃了那场官司。”

梁燕把我们引进大厅，停在一处玻璃展柜跟前。展柜内，金黄的绸缎托着精致的相框，里面镶嵌着一枚亮闪闪的一元硬币，下面还有一行钢笔字：我留给你一块钱，因为你的孝心只值一块钱。

难怪梁燕要创办这样一所养老院。“真想不到，”我说，“你老爹也怪狠的。”

梁燕却坦然一笑：“我相信这是父亲的良苦用心，还有你们更想不到的。”她指着远处大厅的一角说：“那是我的贵人！”

一位大妈蹲在地上，细心而又娴熟地擦拭着花盆里沁出的水渍。哦，是那个保姆！窗外，桂香正浓。

（选自2020年8月上半月《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文本二：

好的小说建构丰富而温暖的人性空间。小说人性空间的容纳，并不拘泥于生命活动的客观真实，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状态中揣摩复杂的人性。作家在构建人性大厦的过程中，将人性置于世俗生存的空间里，又将其超拔出来，在聆听人性的多种声音中感受内在的张力。

（摘编自江腊生《好的小说以有温度的方式与现实生活相遇》）

复活(节选)^[注]

    列夫·托尔斯泰

有一种迷信流传很广，它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天性：有的善良，有的凶恶；有的聪明，有的愚笨；有的热情，有的冷漠；等等。其实人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有些人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笨的时候，热情的时候多于冷漠的时候，或者正好相反。但要是我们说一个人善良或者聪明，说另一个人凶恶或者愚笨，那就不对了。可我们往往是这样区分人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人好像河流，河水都一样，到处相同，但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澈，有的地方河水混浊；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温暖。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具有各种人性的胚胎，有时表现这一种人性，有时表现那一种人性。他常常变得面目全非，但其实还是他本人。有些人身上的变化特别厉害。聂赫留朵夫就是这一类人。这种变化，有的出于生理原因，有的出于精神原因。聂赫留朵夫现在就处在这样的变化之中。

在法庭审判以后，在第一次探望玛丝洛娃以后，他体会到一种获得新生的庄严而欢乐的心情。如今这种心情已一去不返，代替它的是最近一次会面后产生的恐惧甚至嫌恶她的情绪。他决定不再抛弃她，也没有改变同她结婚的决心，只要她愿意的话，然而现在这件事却使他感到痛苦和烦恼。

在走访玛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他又坐车到监狱去看玛丝洛娃。

典狱长准许他同她会面，但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律师办事室，而是在女监探望室里。典狱长虽然心地善良，但这次对待聂赫留朵夫的态度不如上次热情。聂赫留朵夫同玛斯连尼科夫的两次谈话显然产生了不良后果，上级指示典狱长对这个探监人要特别警惕。

“见面是可以的，”典狱长说，“只是有关钱的事，请您务必接受我的要求……至于阁下写信提出要把她调到医院里去，那是可以的，医生也同意了。只是她自己不愿意，她说：‘要我去给那些病鬼倒便壶，我才不干呢……’您瞧，公爵，她们那帮人就是这样的。”典狱长补充说。

聂赫留朵夫什么也没回答，只要求让他进去探望。典狱长派一个看守带他去。聂赫留朵夫就跟着看守走进一间空荡荡的女监探望室。

玛丝洛娃已经在那里。她从铁栅栏后面走出来，模样文静而羞怯。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眼睛不看他，低声说：“请您原谅我，德米特里·伊凡为奇，前天我话说得不好。”

“可轮不到我来原谅您……”聂赫留朵夫想说，但没有说下去。

“不过您还是离开我的好。”玛丝洛娃补充说，用可怕的目光斜睨了他一眼。聂赫留朵夫在她的眼睛里又看到了紧张而愤恨的神色。

“究竟为什么我得离开您呢？”

“就该这样。”

“为什么就该这样？”

她又用他认为愤恨的目光瞅了瞅他。“嗯，说实在的，”她说，“您还是离开我吧，我对您说的是实话。我受不了。您把您那套想法丢掉吧。”她嘴唇哆嗦地说，接着沉默了一下。“我这是实话。要不我宁可上吊。”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这样拒绝，表示她因为他加于她的屈辱恨他，不能饶恕他，但也夹杂着一种美好而重要的因素。她这样平心静气地再次拒绝他，这就立刻消除了聂赫留朵夫心里的种种猜疑，使他恢复了原先那种严肃、庄重和爱怜的心情。

“卡秋莎，我原先怎么说，现在还是怎么说，”他特别认真地说，“我求你同我结婚。要是你不愿意，现在不愿意，那么，我继续跟着你，你被发送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

“那是您的事。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她说，嘴唇又哆嗦起来。

聂赫留朵夫也不作声，觉得说不下去了。

“不撤销也没有关系。我就算不为这事，也该为别的事受这个罪……”玛丝洛娃说，他看见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

“那么，您看到明肖夫了吗？”她突然问，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激动。

“他们没有犯罪，是吗？”

“我想是的。”

“那个老太婆可好了。”她说。

聂赫留朵夫把从明肖夫那儿打听到的情况都告诉了她。

他问她还需要什么，她回答说什么也不需要。

他们又沉默了。

“哦，至于医院的事，”她忽然用那斜睨的眼睛瞅了他一眼，说，“要是您要我去，那我就去。酒我也不再喝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了瞧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在微笑。

“那很好。”他只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说完就同她告别了。

“是啊，是啊，她简直换了一个人了。”聂赫留朵夫想。他消除了原来的种种疑虑，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感觉，那就是相信爱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有删改)

注聂赫留朵夫在狱中与玛丝洛娃见面后，决定为她提出上诉，经典狱长同意在办公室里再次与玛丝洛娃见面。玛丝洛娃请求聂赫留朵夫帮助被诬告为纵火犯的明肖夫母子，并拒绝了聂赫留朵夫的求婚。但聂赫留朵夫坚持帮助玛丝洛娃，打算将玛丝洛娃调到医院工作；同时找到明肖夫了解情况。为此他求助副省长玛斯连尼科夫，征得其同意后第三次到监狱会见玛丝洛娃。本文写的就是这次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