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俗语。“私”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分的问题。

西方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团体，团体是有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这种格局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家庭在西方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朋友说他要“带了他的家庭”来看你，指的是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在中国，这句话模糊得很，“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子侄等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近的人物。

      为什么我们对家庭这个概念这样不清不楚呢？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推的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就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就具有这种伸缩能力。

在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都得交膳宿费的西方社会，大家承认团体的界限，进入团体得有一定的资格，资格取消了就得走出这个团体。在他们不是人情冷暖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方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以“已”为中心，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而是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儒家最讲究人伦，“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已及人的“己”，对于这“已”，得以礼克服，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以“已”作为中心的，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团体不能抹杀个人。

     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族，为了族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和《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条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内向和外向的路线、正面和反面的说法。这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棱两可了。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

      在西方社会里，做人民的无法逃于该团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把国家弄成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在我们的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行。

                                                 （选自《差序格局》，有删改）

     “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它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如《窦娥冤》的申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精忠旗》的满门旌表，《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华夏初民对客观世界的考察，大概从“天”开始的。春夏秋冬的往复，白天黑夜的交替，日出日落的循环，使他们直观地形成了“乾为天，为圆”，以及“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的观念。由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耕国家，“天”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多寡，因此，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先民来说，头顶上的那圆的天，就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对“天”的崇拜就导致了对于“天”的运行规律——“圆”的亲和与崇尚。

    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易经》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圆道观，循环即圆道是《易经》作者心目中的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对易学而言，“圆”不仅是神秘的示语，而且也是圆融无碍、无往不复的至高至美的境界。

    而老子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也是以周行不殆的圆来加以描述的。《老子》“九九”八十一章，象征着道的生生不息、变动不已、周行不止。韩非在《解老篇》中评析老子思想时说：“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揭示了道的周行循环的特征。这种“九九”循环往复式的“道”的结构，是离不开圆的。

    由于“圆”相以其圆满而使人感到审美的满足，所以，“圆”经常在“圆满”“至美”的意义上为佛家所推崇。佛教称般若真智为“圆智”，称般若真智对世相的观照为“圆照”，称善根为“圆根”，称修行到最高联阶段为“圆成”，称涅盘境界为“圆寂”，将美好至极的事物称做“圆圆海”。这里，“圆”均可作为“圆满”、“大美”和“至美”来解。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和禅境，易、庄、禅不约而同地将圆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其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周易》用以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思维模式，以及本文论述的“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似乎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式之中。“圆”既是完满的象征，是循环往复的表现，也是华夏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自身理想的一种构想、理解和追求。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中，则一切都应该圆满无缺，缺则有憾。中国古代悲剧最悲的要算是关汉卿的《窦娥冤》了，剧中不但有血溅白练，而且还有六月飞雪，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窦娥冤屈之大、痛苦之深。但作者笔锋一转，却来个“窦天章为女申冤昭雪”，由悲转喜、由缺为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散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即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与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与妥协。它虽然推进了中国文学艺术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以及向圆熟精致的技能方面的发展，却也遏制了中国艺术，特别是悲剧中美的、崇高的、善良的事物或人物被毁灭的怵目惊心的震撼，以及撕肝裂胆的残酷。尚圆的传统观念不光是“大团圆”审美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它也使中国审美文化的心理欲求往往更多地趋向于圆态，趋向一种柔性与韧性，以及圆融浑化的中和之美。

从源头领略中国文学之美

    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国有一部《诗经》，然而真正一首一首通读《诗经》，并从中领略其文学之美的，却少之又少。我们常常以为学过了“关关雎鸠”或“蒹葭苍苍”就是学过了《诗经》，我们以为吟唱被改编过的“我愿逆流而上，寻找她的方向”就是在亲近《诗经》，我们甚至以为读一些作家对《诗经》的纯美解读就感受到了《诗经》之美。可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去深入《诗经》，领略其原汁原味的美呢？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中国文学之“祖”。读《诗经》，你会有一波又一波的惊喜，你会发现，你学过的那么多唐诗宋词，你用过的那么多词语典故，原来是出自这里。

    《诗经》里最美的送别。“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燕燕于飞，下上其音”（《燕燕》），诗中那上上下下飞来飞去的燕子，使一幅“劳燕纷飞”的悲伤图景呈现在我们眼前。而“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又让我们看到一个伫立在那里的人，看着被送之人，一直看到看不见为止。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岑参“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应该就是这“瞻望弗及”场景的延续吧。明代学者称这首诗为“万古送别之祖”，确实一点儿都不过分。

    《诗经》里有最美的女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样的名句，同样出自《诗经》。整首诗的名字是《硕人》。“硕人”就是“高大的人”，古代以高大健硕为美。这是《诗经》305首中写得最美的一首诗，后世那些描写美人之美的词汇，与这首诗相比，都显得大为逊色。诗中写到，这美人，她的手像嫩嫩的白茅草，她的皮肤像润肤膏凝聚起来那样。最关键的，是她笑起来是那么优雅，她的眼睛是那么顾盼生姿。如此华丽丽的比喻，出现在上古时代，你是不是会觉得惊讶？、

    《诗经》里还有最美的男子。“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壁”（《淇奥》），这位绝世男子性情稳重儒雅，举止庸容高华。古人打磨骨叫“切”，打磨象牙叫“磋”，打磨玉叫“琢”，打磨石叫“磨”，一个男人的性情竟然如骨般硬朗，如象牙般高贵，如玉般光洁，如石般坚定不移，举手投足之间，丰神俊朗，如金锡圭玉白璧般流光溢彩，那该是如何的灼灼其华，照人眼目？更何况，这男子“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喜欢开玩笑，但不令人难堪。他有诙谐幽默的交际技巧，于谈笑之间，大事成就。这样的男子，是不是好男儿的典范？

    《诗经》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民间的男子女子，还是征夫思妇，或者王公贵族，他们都有形有神，那么真实而生动地生活过。一个小官吏在出差的路上感叹：“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天上小星三五颗，自己却得连夜走在路上；淇水河边，姑娘叫小伙子去看水，小伙子说已经看过了，姑娘说再去看看吧（《溱洧》）……沿着《诗经》的河流逆流而上，你会感受到他们那些平凡的生活，那些与我们一样的情感路径。他们对爱的呼唤、对美的渴求，他们的悲愤，他们的讥讽，他们的欢乐，他们的抑郁……都能穿越几千年的历史，给我们以或喜或悲的感染。

    不同年龄的人读《诗经》，感受会有不同。但我想说的是，在你人生的任何年龄阶段，读《诗经》都是一件美好的事；而如果一生都没有好好读过《诗经》，也一定是一件遗憾的事。

    了解中国文学的根，请从《诗经》开始。

    “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区别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选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作者冯天瑜，有删节）

    江南文化的特性是在与北方文化以及与荆楚文化等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江南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主要体现在人的饱满的感性审美，与放达沉稳的现实诉求以及与清丽秀美的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江南文化在与主流的北方伦理文化相抗衡中，以柔克刚，“越名教而任自然”，从而自晋室南渡以来逐渐占据了中国文化的制高点。

    江南文化给予历代文人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陈望衡在《江南文化的美学品格》中认为，“江南概念主要是审美的。江南文化从主调来看，是一种审美文化”。这真正抓住了江南文化的审美和诗性本色。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原体制文化的大传统和东南沿海地区相对自由的小传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某种张力，促进了中国文化在互补中的发展。而江南文化就处于费正清所说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核心地带。

    这种相对自由的文化小传统自宋代以来一直处在引领中国教育、文化和经济的地位，到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如有清一代，全国共产生（文）状元115名，江南文化圈所属三省（苏、浙、皖）的状元数为78名，占全国的67.83%。这些数据说明，到清代时，江南在文化教育方面已远远领先于其他地方。这些状元以及出身此地的进士大多进入中国的政治领域，同时他们在经济领域亦叱咤风云。

    这种重学崇文的传统影响所及，到晚清和民国，苏浙两省的现代文学家可谓灿若群星。如鲁迅、茅盾、郁达夫、周作人、徐志摩等，均是一流的文学家。江南文化自古迄今所形成的底蕴和特色，也深刻地渗透进了当代中国先锋文学家，尤其是那些出生在江南文化圈的先锋作家的骨髓当中。

    首先，江南文化培育出了中国独特的文学信仰维度。这种信仰渗透进先锋文学家的血液中便引发了当代先锋文学的持续发展和深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在全国有遍地开花之势，各地不少作家都进行过先锋实验性写作，但时至今日大多已偃旗息鼓。而成长于江南文化圈的先锋作家如苏童、格非、叶兆言、余华、王安忆等，创作势头仍然不减，且先锋性显明。

    这是一种基于对文学的信仰所带来的执着，这种信仰来源于对江南诗性文化的深切记忆和感恩情怀。江南迷离的山水和氤氩的烟树，温和的气候与鱼米之多，构成了这种准宗教氛围的外在地理和风物条件。在对文学的追求中，自古以来的江南文化漫透着不同于北方的洒脱和空灵，那些生息于此的当代先锋文学家们同样承继了这样一份精神遗产。

    其次，先锋文学在实验冲动过后仍然富有活力地涌现出众多优秀作家和作品，这得力于江南文化在当代的精神积淀。这种积淀体现在构思、语言、意象、叙事等诸多方面，这些都折射出了江南文化的影子，都带有鲜明的江南风物特点。然而，这种风物是以与传统审美意象相反的反讽方式体现出来的。

    先锋文学的中坚力量正是那些至今坚持先锋写作的文学家特别是小说家。他们大多栖居在江南的城市里面，以最新潮的姿态和话语方式传达出江南传统文化最深沉的品格。如此看来，中国先锋文学应拥有更加夺目的未来。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①与科学真实不同，艺术真实对客体世界的反映具有主观性和诗艺性。就揭示和表现客体世界内蕴（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的价值追求而言，文学创造与科学活动是相通的；然而文学反映客体世界的审美特征具有主观性和诗艺性，这就使它与科学真实区别开来。从这个侧面上说，艺术真实是主观的真实，诗艺的真实。

    ②作为人类的知识体系，科学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自然界、人类社会等）当做独立于主体意识之外的纯客体来把握的；尽管这种把握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主体介入的印记（理论方法及观察手段的影响），但是它的方向和目标却是致力于认知的客观性，让客体对象的本质及其规律在不受主观影响的条件下显露出来。文学创造则不然，它是站在人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感受以及对社会生活给予人文关怀的立场上，因而其对客体世界的认识、感悟与表现带有浓厚的主体性或主观性。例如，天体运行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现象，所谓“日出日落”不过是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的生存感受和主观把握而已。然而在文学史上，不只是古人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咏“日出日落”的诗句，诸如陶渊明的“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等，就是今人也还在无视哥白尼学说而继续描绘着主观化的“日出日落”景观：

    ③当太阳破晓时光，它呐喊着，打开了黑沉沉宇宙的大门。那时，它红得那样发亮、发烫，然后把红光普照大地。于是，大地苏醒了，树叶从沉睡中扬起头，水波从宁静中睁开眼，一切曾经被黑夜掩盖了的，都露出了鲜红的笑靥，花朵带着珍珠般的露珠，在第一线战颤的阳光中，显得那样的鲜艳可爱。（刘白羽：《平明小札》）

    ④这样的描绘显然与科学真实相去甚远，却表达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经验。文学创造对自然界如此，于社会生活亦然。我国历代的诗词曲剧中的王昭君也是如此，历史人物只有一个，而她的艺术形象却千姿百态，面貌各异，实际上都不过是艺术家们借古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之物。现代历史剧《蔡文姬》的作者郭沫若甚至公开申明：“蔡文姬就是！——是照着我写的。”福楼拜也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总之，无论是观照自然现象还是反映社会生活，文学提供的“真实”都被主观化、心灵化。诚然，任何人类创造都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如马克思所说：“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然而较之其他人类创造活动，艺术创造显然更加突出了主观性，即是说，它在把握事物的必然性与或然性的基础上，更加自由地把客体世界变成主体的认识与感悟、情感与意志的对象物；文学以这样的主观化的“真实”，在作品中建构起从属于人的目的和意义的世界，从而帮助人们加深对自身的认识、体验并激起关注社会人生的积极感情，以履行不同于科学活动而属于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追求职责。

    ⑤艺术真实不同于科学真实还在于它的诗艺性。文学按照主观化方式把握客体世界、以激发人们的审美情感为目的的价值取向，使它必然要讲究“诗艺”。诚如德国近代美学家、诗人席勒所说：“它有权利，甚至于可以说有责任使历史的真实屈从于诗艺的规则，按照自己的需要，加工得到的素材。”“诗艺”即艺术手段和艺术技巧。运用诗艺手段和艺术技巧创造的艺术真实，能够使其价值取向得到理想的表现，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显然，上述作品提供的艺术真实，与讲究实证性、精确性的科学真实是完全不同的真实。抒情作品也是这样，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等，这样的例证俯拾皆是。可见，假定性情境是在“诗艺”中生成的，没有“诗艺”的运用便没有艺术的真实，因而文学求“真”的审美价值追求就无从谈起。

    ⑥综上所述，求“真”是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之一，艺术真实的概念可以做如下表述：它是作家在假定性情境中，以主观性感知与诗艺性创造，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内蕴，特别是那些规律性的东西的把握，体现着作家的认识和感悟。无疑，这是一种特殊的真实，是主体把自己的“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创造出来的审美化真实。它既不像生活真实那样与生活本身是同一的，也不像科学真实那样能够验证和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