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绘画，首先应打破传统的书、画同源，或书出于画的似是而非之说。从我国龙山期、仰韶期的彩陶，以逮殷代的青铜器，其花纹的情形，在今日犹可考见。这可以说是今日能够看到的中国最古的绘画。彩陶文化期的花纹，多彩多姿；青铜器的花纹，威重神秘；但两者皆系图案的、抽象的性质，反不如原始象形文字之追求物象。一直到战国时期，才有一部分铜器上的狩猎、动物的花纹，带有活泼的写实意味。由这种古代实物的考查，可以明了我国的书与画，完全属于两种不同的系统。由最早的彩陶花纹来看，这完全是属于装饰意味的系统，所以它本身没有象形不象形的问题。例如把这类花纹应用到衣服器物上面，以表示服用者的不同身份，这依然是对被装饰的对象，由装饰的象征性而赋与以当时所要求的意味。由甲骨文的文字来看，这完全是属于帮助并代替记忆的实用系统；所以一开始便不能不追求人们所要记忆的事物之形。等到约定俗成之后，便慢慢从事物之形中解放出来，以追求实用时的便利。所以文字与绘画的发展，都是在两种精神状态及两种目的中进行。何况我国六书中指事的起源，没有人能说它会晚于象形。因造字之始，即有指事的方法，即可斥破由象形文字而来的文字是与绘画同源，或出于绘画之说之谬。

    书画的密切关联，乃发生在书法自身有了美的自觉、成为美的对象的时代；其引发此一自觉的，恐怕和草书的出现有关系。因为草书虽是适应简便的要求，但因体势的流走变化，易于发挥书写者的个性，便于不知不觉之中，成为把文字由实用带到含有游戏性质的艺术领域的桥梁。在历史中最先在书法上受到艺术性欣赏的，当为后汉章帝时杜度的章草，由此流衍而为崔瑗的草贤，张芝的草圣。而张彦远的《书法要录》，一开始便录有后汉赵一的《非草书》。非草书，是对草书加以非难。赵氏认草书为“示简易之旨，非圣人之业”，所以他劝大家把这一番精力，应“用之彼七经”和“稽历协律”这一方面。由此不难窥见自杜度的草书成功后所引起的对草书的欣赏与学习的狂潮。我以为书法是在此种狂潮中才卷进了艺术的宫殿。书法从实用中转移过来而艺术化了，它的性格便和绘画相同。加以两者使用笔墨纸帛的同样工具，而到了唐中期以后，水墨画成立，书与画之间，更大大地接近了一步，遂使一千多年来，大家把两者本是艺术性格上的关联，误解为历史发生上的关联。

    即使在艺术性的关联上，后来许多人，以为要把画画好，必先把字写好的看法，依然是把相得益彰的附益的关系，说成了因果上的必然的关系。书与画的线条，虽然要同样的功力；但画的线条，一直在吴道子晚年的“如莼菜条”出现以前，都是匀而细的，有如“春蚕吐丝”的线条，这和书的线条，也是属于两种形态，自然需要用两种技巧。事实上，固然许多人善书同时也善画，但吴道子本来是“学书于张长史旭，贺监知章。学书不成，因工画”。而元代四大画家之一的倪云林，“初以董源为宗。及乎晚年，画益精诣而书法漫矣。”沈颢《山水法》在《落款》项下谓“元以前，多不用款，款或隐之石隙，恐书不精，有伤画局。”这即足以证明绘画的成就，原与书法并无关系。宋以后，有一部分人，把书法在绘画中的意味强调得太过，这中间实含有认为书法的价值，在绘画之上，要借书法以伸张绘画的意味在里面。这便会无形中忽视了绘画自身更基本的因素，是值得重新加以考虑的。

（摘自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

儒释道互补与心态和合

    ①对于和合文化，可以从多角度来解读。有人从中读出一种文化战略，有人从中读出一种社会理想，都讲出了一番道理。我想把和合文化解读为一种健全的心态，在我看来，“和合”一词中的“合”，应该是指人的多种精神诉求的集合，道理很简单，只有在具备两个以上要素的情况下，才能谈得上“合”；倘若只是单一要素，根本就谈不上“合”了。多种要素凑在一起，有可能发生冲突，也未必就一定发生冲突。即便发生冲突，也未尝不可以化解，成功地化解冲突，便进入了“和”的状态；所谓“和”，应该是指多样性的统一，是指冲突的化解。显而易见，这种意义上的“和”，有别于“同”，故而孔子力主“和而不同”。要想把人的多方面的精神需求统一起来、协调起来，进入“和”的心态，绝非易事，仅靠一种学说，显然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综合运用多种学说。在传统文化资源中，对于和合心态的养成，儒释道三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三教分别满足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某方面的需要，帮助人们养成和合的心态。

    ②儒家的精神趣旨，可以概括成三个字，那就是“拿得起”；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有为”；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张”。儒家主张立德、立功、立言，主张干事，主张积极有为。道家的精神趣旨是“想得开”；用两个字来说，叫做“无为”；用一个字来说，叫做“弛”。道家的趣旨与儒家似乎相反，实际上互为补充。学会紧张，是一门学问；学会放松，同样也是一门学问：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佛教精神趣旨是“放得下”，用一个字来说，那就是“空”；用佛教的术语说，“放得下”就是看破红尘，把精神追求的目标定位在彼岸的极乐世界。

    ③儒道两家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主要是讲人生哲学。儒家告诉人如何堂堂正正地度过一生，道家则告诉人如何轻轻松松地度过一生，至于人死后怎样，两家都不怎么在意。佛教是从印度引入的学问，主要是讲人死哲学。佛教为人设计了“终极关怀”之所，标示出超越的精神取向，告诉人如何干干净净地辞别尘世。人死哲学与人生哲学似乎相反，惟其如此，才构成互补关系：倘若悟不透死，焉能悟透生？综合运用儒释道三家学问，连生死大关都能看破，还不算是心态和合吗？儒道互补，讲出“张弛和合学”；儒释道互补，进一步讲出“生死和合学”：三教共同培育和合心态．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数字传媒的技术审美性

    ①现代社会的审美领域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拓宽，科技产品也出现日益审美化的趋势，“艺术的技术性”和“技术的艺术化”已经把“技术”和“艺术”紧密联系起来。我们知道，科学与艺术本是人生的两极境界，也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发展目标，而今，这种目标因为科技的发展而变得接近抑或融合起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科技以其穿越时空、启迪想象的发明创造，将科学与诗、精密的数学与鲜活的艺术融为一体，创造了丰富的颇具审美感的产品，生动地体现了科技文化与审美文化的融合和互动，让技术的艺术化成为数字传媒时代的文化新表征。这似乎印证了法国作家福楼拜一百多年前的那个预言：“艺术愈来愈科学化，科学愈来愈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会在山顶重逢。”

    ②计算机网络技术出现以后，机器自动写小说、作诗、作曲、作画等程序软件的广泛应用，充分展示了信息科技强大的艺术功能，多媒体、超文本的便捷操作，大大提升了数字技术的审美水平。网络游戏、数字动漫、数字影视、数码摄影、手机视频以及层出不穷的移动多媒体终端的广泛使用，让数字技术工具及其内容承载成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生动写照，其所创造的艺术新形态大大丰富了人类的艺术世界。现代可视化技术将数码计算、胶片处理、视屏影像等扩大到三维音响和虚拟实体的仿真技术领域，将看不见、摸不着的超宏观世界（如宇宙星云分布）或超微观世界（如DNA的双螺旋结构），甚至一些非感性的科学法则等，都实现可视化处理。中国古代诗论家所推崇的那种“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的诗意胜境，被营造得切切诱人。原本抽象的法则规律和无涉情感的技术工具，借助新技术自身的优势，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彩、更加鲜活多变的融视觉、听觉乃至触觉体验于一体的想象性诗意空间，释放出了无比丰富的感性魅力，蕴含着艺术审美的诗意，它们在带给我们更高品质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让我们获得更新奇的审美享受。有研究者指出过这一点：“实际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数字传媒技术的艺术功能和审美特性改变了我们对传统艺术的认识，形成了现代艺术观念的“祛魅”方式。电脑的“无所不能”和网络传播的“无远弗届”，已经把最便捷的“祛魅”工具交给了普通网民。键盘、鼠标的“屏幕叙事”让“咫尺天涯”凝聚为“瞬间永恒”，只需“挫万物于光标之处”，便能“得精彩于眉睫之前”。人类曾认为获得“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是“不可能的理想”，“但是，电脑与现有通讯线路的联姻将使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这个目标”。

    ④不过，此时还应该看到，“技术的艺术化”或“艺术的技术性”留给我们的并非都是赏心悦目的诗意享受。“高科技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在揭穿迷信、打破神话、终止愚昧的同时，也可能熄灭留存于人们心中的那盏诗意幻想的油灯。阿波罗号登月成功终结了嫦娥舒袖、玉兔捣药的广寒宫神话；试管婴儿的降生给生命孕育的神秘和血缘人伦的神圣打上了问号；直拨电话、光纤通讯、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确实方便快捷，却又消除了昔日那种‘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槐花盼郎来’‘望尽天涯盼鱼雁，一朝终至喜欲狂’的脸红耳热的幸福感。还有高速公路上的以车代步和蓝天白云间的睥睨八荒，让人体验到了激越和雄浑，但同时又排除了细雨骑驴、竹杖芒鞋、屐齿苍苔的舒徐和随意。”

    ⑤新媒体技术的艺术审美性给既定的艺术范式造成了影响。网络文学、数字艺术、动漫游戏等，长于采用图文语像汇流的多媒体样式创造出“通感”化的艺术形式。于是，网页顶替书页，“看”代替“读”，纸与笔让位于光与电，新媒体审美呈现出全然不同的范式。昔日的“物理艺术”变成了融图像、文字、视频、音频于一体的多媒体作品，它们音画两全、界面旋转、声情并茂、图文并显，完全相异于传统的艺术却能相容于现代技术。覆盖星球的联网计算机、移动互联网、手机等各种电子接收终端，它们的工艺设计、精致程序和强大功能本身就是一件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而网页上排列的菜单和指令，各类链接、选择标记、期待点击的变色字符等等，无不蕴藏着恒河沙数般的作品存量和无以穷尽的信息奥妙，足以让欣赏者观古今之悠远、通四海之浩瀚，这不就是审美的境界么！而在艺术审美观念上，数字传媒技术也从多个方面改写了传统艺术审美的逻辑原点。例如，现代技术审美奉行“自娱以娱人”的功能模式，坚守的是“娱乐至上”的文化理念，用草根性视听快感实现消费意识形态的价值表达。从审美主体性上看，新媒体把创作主体的身份从“作家”转换为“写手”，从“艺术家”变成技术“操盘手”，把“人人都可当作家”的梦想变成网络现实，这便是数字传媒特殊性规制的技术审美性的必然结果。

    笺纸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固有的艺术形式和交流载体。表面看来，它的作用就是诗文唱和、书札往来。但是，由于它一产生就和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因此就带有明显的精神印记。

    从古代的竹简、木牍到缣帛、纸张，中国的先人们一直在寻找便捷而低廉的文化载体，最后，纸张成了传播信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最为理想的媒介，因此，人们对纸张情有独钟。爱美是人的天性。由于素纸不能满足人们审美的需求，便有了染色、砑花、描绘花纹图案等完全出于审美追求的举措。之后，便以雕版、饾版、拱花的形式赋予笺纸更多的艺术含量。可以说，笺纸的发展史不仅是印刷技术的发展史，更是历代知识分子对美的自觉追求史。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因此，各种类型的笺纸都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厚重的根基。比如，博古题材的笺纸向人们展示了古代文明的遗迹，大凡钟鼎、器物、钱币，都是秩序、权威、社会交往的象征；再比如，大量的佛像笺、罗汉笺的印行，无疑是在向人们传播、普及佛教精神；再比如，将山水林泉、高人隐逸作为笺画的题材，也正是在传递一种遗世独立、洁身自好、不随流俗、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气度；再比如，大量蔬果笺、花卉笺的流行，也表现了人们对美好事物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再比如，鱼藻笺、花鸟笺、生肖笺的出现，也在向人们传递大自然的美妙信息，引导人们热爱自然、珍惜自然、顺应自然，等等。

    笺纸对于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承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在古代，许多作家的作品通过个人题壁、歌女吟唱的形式传播四方。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不仅可以通过图书、报刊、音像、影视等形式进行传播，而且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用具进行传播。作为文房清玩的笺纸，由于它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扮演了传承传统文化的角色。如前所述，笺纸中不仅有图画，而且有书法、篆刻、诗词、掌故，通过笺纸，人们可以重温诗、词、歌、赋的名句，可以品味传统文化的精神。比如，林纾的宋词意笺，陈师曾的杜甫诗意笺，都在很大程度上普及了唐诗宋词。应该说，在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方面，笺纸功德无量。

    中国的笺纸内涵丰富，琳琅满目，给人以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之感。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将笺纸印制成一种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赋予其如此多的文化内涵，使其承载精神追求和人文情怀的使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关注笺纸的人愈来愈少。随着电脑的普及，微信、短信、邮件的常态化，除了极少数人，已经很少有人再写信了，更遑论用毛笔在笺纸上书写信件和诗文了。如何把笺纸及其文化传承下去，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思考。

（摘编自刘运峰《中国笺纸：微型国画的人文情怀》）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作品，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道经》37章在前，第38章之后为《德经》，共81章，有5100多字。《道德经》文本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文意深奥，包涵广博，被誉为万经之王。《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据文献记载，老子静思好学，知识渊博。他的老师商容教授知识过程中，老子总是寻根问底，对知识非常的渴望。为了解开自己的疑惑，他经常仰头观日月星辰，思考天上之天为何物，以至于经常睡不着觉。后来，商容老师“实乃老夫之学有尽。”推荐老子入周都深造。文献记载：“老子入周，拜见博士，入太学，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学，《诗》《书》《易》《历》《礼》《乐》无所不览，文物、典章、史书无所不习，学业大有长进。博士又荐其入守藏室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汗牛充栋，无所不有。”通过这段经历，老子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也使他远近闻名。老子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环境是周朝势微，各诸侯为了争夺霸主地位，战争不断。严酷的动乱与变迁，让老子目睹到民间疾苦，作为周朝的守藏史，于是他提出了治国安民的一系列主张。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老子思想的精华。“道”作为《道德经》中最抽象的概念范畴，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动力源。“德”是“道”在伦常领域的发展与表现。“道”与“法”在规则、常理层面有相通点，但不同于西方自然法。“法”应效法自然之道，在辨证的反向转化之中发挥其作用。

    总而言之，老子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贵在“无为”“无事”等圣人之治，而圣人之治的手段并不是通过制定刑法等国家制度来对老百姓加以规制，圣人以合乎自然、不行强制来推行其统治。而法律制度是治国者统治人民的工具，是统治者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与维持社会秩序建构的国家机器，老子认为这些法律制度以及国家机器的存在都是统治者的有为措施，而这些有为措施又体现了统治者雄心、私欲、智慧等产生争战、贫富、盗贼等祸害的缘由的因素，往往滋扰人民按自然之道来生活，所以老子极力反对这些措施与法令制度。因此，从老子“道法自然”思想中可以得出结论，法需要顺应“道”与“德”的运动，效法自然之律，在辩证的反向转化之中发挥其治理作用。

杜诗何以为“诗史”

    ①杜诗何以为“诗史”？比较流行的解释是因为杜诗“善写时事”，具有“实录”的特点。这一解释对杜诗的理解过于简单。宋人胡宗愈认为杜诗详陈个体经历、抒发主体情志， 而读者却可以从诗人的“一人之诗”了解“一代之史”。这个看法显然更为注重诗人自我记述和主体表达对“诗史”的意义。问题是：个人化、主观性的“一人之诗”，何以能呈现公共化、客观性的“一代之史”？

    ②早期的诗论家，在讨论诗人的个体抒情与时代社会的联系时，往往从儒家诗教观“观风知政”的角度来认识。循此思路，即使是诗人最自然的饥寒之怨和温饱之乐，都具有知其政事之兴衰的意义。晚唐孟启《本事诗》称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此说认为，杜诗之为诗史既源于对大历史的“推见至隐”，也来自对诗人个体小历史的“毕陈于诗”。胡宗愈进一步明确指出，杜诗能将诗人的“出处、动佚劳息”“一见于诗”。详陈个体人生经历，成为诗歌能知“一代之史”的必要前提，这种看法，在宋代十分兴盛的年谱和编年诗文集的编纂中，有很明确的表现。浅见洋二深入地分析了这些文献整理形式所蕴涵的文学观念，指出“对于宋代文人来说，年谱及编年诗文集，一言以蔽之，也可说是一种‘论世知人之学’”；这两种编纂形式，与宋人的“诗史说”有密切的关系，它反映出“时事”和“出处”是“诗史”的两个支撑要素。

    ③那么，兼具“时事”和“出处”的诗作是否就能被称为“诗史”呢？详陈个体人生出处，蕴涵了展现大历史的可能，但这种可能要变为现实，对诗人本身参与社会历史的深度还是有很高的要求。诗人不仅要经历丰富，而且在思想上要有深切的社会关怀，有深厚的主体情志。清人周济曾明确指出，只有“见事多、识理透”的诗人，其感慨寄托，才能成为“后人论世之资”。宋人认为杜诗深具美刺、比兴的寄托之旨意，而明清时期的论者则进一步将美刺、比兴与史家之褒贬联系在一起，例如钱谦益就认为，堪为诗史的作品表达了作者对于“兴亡升降”的“感叹悲愤”。杜诗有着强烈的感时忧世的情怀，哪怕是书写个人的遭遇和感受，也往往在详述出处的基础上，将之置于社会时代的大画卷之下，体现出深切的现实关 照 ， 开拓了以“一人之诗”表现“一代之史”的艺术可能，因而被奉为“诗史”的典范。

    ④对于杜诗精神气局与其“诗史”品质的联系，有关的论者多有论述。然而，杜诗在艺术上是怎样深入开拓将个体经历与社会历史相联系的表现形式的？现有的分析大多失之简 略。观察杜甫为数众多的五古创作，对此可以有新的发现。杜甫五古创作上承中古五言诗的多种表现传统。参照《文选》中的分类，中古诗歌有赠答、祖饯、行旅、游览、咏怀、咏史、乐府等众多体例。如果细致辨析，会发现在五古题材的选择上，“熟精《文选》理”的杜甫有很明显的侧重。行旅诗是杜甫五古创作中非常突出的一种类型。通过记述行旅细致地展开自我人生经历与社会时事的图景，是诗人的一种自觉的艺术选择。除了入蜀的二十四首纪行诗等典型的行旅体作品，杜甫还将行旅体的格局融入到咏怀、游览等多种类型的作品中，例如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在艺术形式上都是咏怀与行旅体的融合。类似阮籍《咏怀》那种典型的咏怀体创作，在杜集中是比较少见的。

    ⑤除了行旅诗，杜甫五古中赠答、祖饯诗的比例也很高。赠答、祖饯是盛唐五古中的常见题材，而杜甫对此有所发展。他的送别诗不落窠臼 ， 很注重表达赠答双方共同的经历体验， 不泛诉相思离情。如《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中，诗人与被送行的高适互诉心曲，议论时事，内容丰富，表达十分具体细腻，抒情因而体现得很深挚。浦起龙曾经称赞杜甫的赠行诗，认为不作一赠行语，其实杜甫所不屑为的是赠行之套语与模式化的抒情，而善于写具体之情事，有很强的情感交流特征。这使得诗人的自我表达，可以较多带有外向的、公共性的品质， 从而令读者在诗人个体的人生经历、交游行旅之中，更多地读出时代和社会的内容。

    ⑥五古只是杜甫诗歌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作品，已经生动地体现了杜甫如何将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天下之大历史相联系的努力，让我们明白诗歌并不会仅仅因为记载了某些史实就成为好诗。杜诗之为“诗史”的渊源，隐藏着“杜甫是如何写诗的”和“杜诗是如何被读的” 的双重密码，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揭示了中国诗学发展的脉络。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