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养生理论继承了庄周、葛洪及孙思邈等道家的养生思想，主要包括药物养生、运动养生、食物养生与调摄养生等层面。他对一些食物的养生功效，对养生的方法与途径的研究均达相当水准。据初步统计，苏轼有关行医用药的作品约30篇，养生的作品有《问养生》《养生说》《养生诀》等20篇。清王如锡编的《东坡养生集》即收录其诗词文与书信中相关论述1140余条，足见其多。从总体来说，苏轼强调运动养生，认为“善养生者，使之能逸而能劳”；与此相关，他不主张用长生药养生，认为“药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养生”，“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节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药在已病之后”。可见他认为善药不如慎起居饮食。苏轼对食物养生很感兴趣，《服生姜法》《服地黄法》等，多为描写食物养生的文章。苏轼多酿黄酒、果酒及药酒，多低度酒，与唐人饮酒消愁不同，苏轼饮酒主要是为了滋补健身；苏轼喜饮酒而不能多饮，稍饮即醉，有着“与众共享为义，饮酒适度为尊”的人文精神。与食物养生相比，他更主张调摄养生，认为饮食只可养身、养形，加强精神修养方可养心、养神，从而达到以神御形，故他提出了“三养”的养心理论，即“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还开出“四味药”，即“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福，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其养生名篇《养老篇》曰：“软蒸饭，烂煮肉。温羹汤，厚毡褥。少饮酒，惺惺宿。缓缓行，双拳曲。虚其心，实其腹。丧其耳，忘其目。久久行，金丹熟。”寥寥四十二字，即从饮食、心理、衣着、被褥、行走、行气及五官等诸多方面论述了日常生活中的养生之道，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养生理念，堪称苏轼从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宝鉴。

（选自王友胜《苏轼的科技活动论析》，有删节）

    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他就摆脱了人与生俱有的社会关系。任何一个个体的人，与生俱来地落入社会关系网中，有父母、兄弟姐妹，不是“自在”的，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家庭、家族、宗族式的社会结构，中国的文化也是这种家族文化或宗族文化。咱们习惯说“国家”，“国”是放大了的“家”。“忠”是放大了的“孝”。美猴王没有家庭的束缚，也就意味着他一开始就不受任何的社会束缚，成为一个摆脱一切社会关系的原生态的人。

    那么，作为一个原生态的人，是不是就获得了真正的“自在”呢？这还不行。石猴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生活的环境太狭隘了，来回就在花果山上，交往的就是那些个猴哥猴弟。他想要拥有更大的空间和世界，所以他就去寻仙问道，有了种种法力，可以为所欲为。这既提升了个人能力，也拓展了无穷的生存空间。

    有了这么广阔的生存空间，人就能获得真正的“自在”了吗？还是不行。孙悟空看到老猴子一个个死去，想到自己迟早也要死去。他到阎罗殿把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簿中勾掉。于是，孙悟空有了绝对意义上的自由。作为个体人，这是自由的最高境界。但是对社会人来说，却触犯了规范，社会不允许没有经过任何修炼就得到这种绝对自由。孙悟空扰乱了正常秩序，社会要么剿灭他，要么改造他。

    孙悟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是被唤醒的，原来他只有对空间自由和时间自由的追求，但一旦上了天庭，孙悟空就变化了，他有对“名”的追求。原来他是没有追求“名”的意识的，当孙悟空第一次被收容到天庭时，让他当“弼马温”，他还挺高兴。可是，当他知道“弼马温”是个未入流品的官职时，他明白了人和人之间还有官职的区别，他又造反了。他个自己创造了响亮的名号——“齐天大圣”。社会教他，人和人不一样，由于有制度化的衡量标准，人总是要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当社会给你贴上标签的时候，你就得到一种精神满足。

    社会教给孙悟空知识的过程就是他个人的欲望不断膨胀的过程。最后他提出一个最极端的口号，就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孙悟空说这是“常言道”，孙悟空不识字，他从哪儿学到这“常言”呢？这显然是玉皇大帝和臣子们教的。在天庭生活的耳濡目染中，孙悟空逐渐失去原本有的“赤子之心”，导致了个人欲望的极端膨胀。

    个人欲望的极端膨胀之后，社会就不能容忍他了。有人赞扬说“皇帝轮流做”体现出“造反精神”。但这种造反精神如果应该得到肯定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毫无秩序可言了。“皇帝轮流做”，是靠能力还是靠年龄？怎么“轮流”法？如果人人想要当皇帝，这只能导致个人欲望的极端膨胀，造成社会秩序的残酷破坏。

    孙悟空打破了这种社会规律，扰乱了正常的文化秩序，这必定要受到惩罚。小说采取了寓意性的写法，用“如来佛的掌心”代表一种无所不能的社会规范，个人有再大的能耐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个体人”一旦步入社会，就不可能再有绝对的自由自在，不可能再为所欲为了。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4.5.12）

中华武术讲究术道并重

    中华武术，又被称为“中国功夫”，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它既包括实战、搏击的拳法招式以及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锻炼方法，更承载着积极向上、自强不息、以德服人、以和为贵的优秀理念。由此，传统上我们提倡“以德服人”“以武会友”，本质上是为了提升技艺、促进友谊，而不是一味地好勇斗狠。

    武术是中华文明长期氤氲滋养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健身方法和文化现象。中国武术由“击”和“舞”两种形式构成，“击”即原始的打斗、搏击，“舞”即套路表演。冷兵器时代，对抗性武术是主流，是军事作战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历史的进步，武术逐渐脱离军事武艺，以技击性与艺术性相融合的形式而独立存在。从春秋越女论剑、秦末项庄舞剑，到唐代公孙大娘舞剑器及唐将军裴旻剑舞，都显示出武术不再是纯粹的“暴力打斗”，而成为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百姓娱乐和生活的一部分。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原始本能的抵御外敌、自我保护的武技，诸如泰拳、跆拳道、巴西柔术等也包含各自的“套路”。套路练习和对抗性练习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也是中国传统武术的显著特点。但不同的是，中国武术受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的影响，将人与自然、人体各部分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进而形成技法中“内外三合”“周身一家”“形神兼备”等特色内容，演练风格强调“形神兼备、内外兼修”，练习内容注重“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习武者把“闻道”“求道”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追求人我和谐之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武术讲究的是“术道并重”。其中，注重武德，是中华武术区别于中华文化圈以外众多技击术的显著文化特征。

    未曾习武先修德，未曾学艺先习礼。我们知道，武德是武术在漫长的实践和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传统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文解字》中说：“武者，止戈也！”它说的是，“武”字造字之初，就是用武力消灭武力、达到和平之义。《左传》提出，武有七德，如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等。武术的基本规范抱拳礼，寓意着崇德尚礼。坚韧不拔、忠义纯笃、谦和恭敬等厂更是对习武者的基本要求。

    武术的现代化传承需要扬弃旧武德思想中的糟粕，继承和发展传统武德中的精华，关键是树立高尚的品德与宏大的胸怀、气魄，进而培养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弘扬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爱国主义精神。

（摘选自《传统武术传承要真正面向大众》）

    费孝通曾用“熟人社会”剖析文化现象，至今仍能以之一观。熟人社会强调“亲如一家”，如今某些公司也鼓励同事之间互称家人。这来自一种思维惯性：“家人”之间就要不分彼此，不讲界限，尤其是不言利益。其实，真正的熟人社会也讲究权利义务对等，只不过较为复杂隐微。

    “人情往来”源于人际互动和资源交换的需要。社会中总要有一定的分工协作，一个人不可能做所有必需之事，有的人做这个，有的人做那个，互相之间就需要有交换。交换需等价，要有来有往。与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相比，熟人社会的等价交换更为全面和灵活。你给我帮忙出了力气，我可以给你的小孩辅导功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更显人情味。基于对他人的充分了解，有些交换还会考虑到双方的整体情况，家贫的人即便贡献微薄也是一份厚谊。这种灵活度也体现在往来取予的时间跨度，对长相厮守的人来说，君子报恩十年不晚，父债子还也很正常。

    一般说熟人社会“人情复杂”，主要指其表面常常模糊，内里清楚明了。陌生人社会倾向于用金钱价值作为交换的中介——不一定每次都付现钱，但会自动地折算为金钱价值。在熟人社会，人就要摆摆手，说一句“咱俩谁跟谁”，忌讳提“算账”。一旦把以前的人情债都算清楚还明白，就意味着不再来往，一刀两断，谁愿意这样呢？但这并不意味着人际交往真的可以模糊界限。“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等说法，不仅体现着对等原则，甚至还包含了利息的考虑。如果一个人只接受别人帮忙，自己丝毫不考虑回报，或者回报总是不对等，时间长了就会变成孤家寡人，别人避之不及。既懂分寸又说话好听的，被誉为“会做人”。

    既然都遵循等价原则，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并没有本质区别，但在城市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倾向于找陌生人来做事。先不提虚伪世故耗人心神，更有换算标准不一致的难题。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人际交往范围十分有限，经常来往互助的人基本处于同一阶层和同一习俗中。直到三十年前，城市里人要搬家，基本还都是请朋友、同事、老同学等熟人帮忙。忙完了请大家去饭馆“撮一顿”，顺便庆贺了乔迁之喜。如今在大城市里，人们搬家多会去找专业团队，不再求助朋友。这反映着家庭边界的意识更强，更因“人情”已不好估量。同样一个周末，有人闲着无事，有人要加班，加班费也高低不等，有人还要挤出时间陪伴家人。对一天时间消耗的估价已经无法用一套接近的标准来衡量，“人情债”变得更不清楚，也就无法操作。加之人的流动性加大，更少有长相厮守的关系，多次博弈的链条太脆弱，经不起人情债的考验。

    怀念熟人社会的人感叹“如今人与人的距离远了”，古人也常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同一现实还有另一面：人的生活变得更富裕，更多样，也更复杂，以前人情往来的作风已不敷用。人与人之间互信互助的需求没有变，只是转变了形式。当大家都心累了，这个阶段迟早会过去。认清这个趋势，我们大可以卸下被动裹挟、逶迤客套的负担，让人际交往更简洁。正是人际关系的松弛、简洁和包容，让许多年轻人向往大城市——即便过高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让他们叫苦不迭，真正的希望不在“逃离家乡”，而是大城市之外的社会交往也变得更有边界和有弹性。

    事实上，那些人生中最重要的方面，比如亲情、爱情、友谊、美感、信仰……都不能用尺寸刻度去衡量计较。一朝能把利益考虑与亲情友谊分开，我们的情感、体验才会更加纯粹，我们的心灵也才能从计较和虚伪中解脱出来。

（摘编自《社会科学报·<年节时看“人情往来”之变>》）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不管是要找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还是查明天花板上水印的来由，我们通常都要考察可能的解释。比如说天花板上的水印，是屋顶漏水了？还是管子漏水了？我们可能会这样推理：“这个水印在厨房天花板上，正好是在浴室的下面，所以很可能是管子漏水。”现在到楼上去检查一下，如果发现了漏水的管子，那么就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对于水印的最佳解释是管子漏水，当然，也可能屋顶和管子同时漏水。

这个简单而实际的例子展示了科学研究的推理过程：提出各种假说，一个一个地排除，直到得出最佳解释。地质学的历史为科学研究如何运用这样的推理过程提供了一个清楚的例子。
地球已经有上亿年的历史、大陆在漂移，这些都是非常惊人的发现。它们被接受的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要求仔细的观察、改良的技术、大量的集体努力以及在很多学科中共享知识。地质学最近的发展历史就展现了这样的过程。

1912年，德国科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提出了板块漂移理论来解释这个明显的事实——非洲大陆和南美洲大陆看上去好像很吻合。但是在他之前的理论家，通过观察过去的地图，也推测这些太陆原本是连在一起的。魏格纳对这一理论的补充是，在两个大陆相对应的边缘，岩石的形成和动植物化石都非常相似。因为他不能提出一个解释或者模型来说明像板块这样巨大的东西是如何“漂移”的，他的理论遭到了普遍的拒绝，甚至被嘲笑。虽然他的理论解释了一些观察到的现象，但是并没有被采信，因为它与当时人们所相信的关于大洋和大陆的物理结构方面的观点不一致。拥有可接受的解释模型是科学断言能被接受的重要标准。

魏格纳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被美国地质学家哈雷·赫斯复兴。赫斯提出，最近发现洋中脊在延伸，而大陆居于板块之上，因此板块应是由底层的地慢缓慢运动的“环流”所推动的。赫斯也承认，这个理论一开始只是猜想，并且与现有的理论相悖。但它确实是可以从现有知识中推断出来的最合理的理论。

赫斯的理论为魏格纳的观察提供了一种解释，也解释了不断出现的惊人的异常——根据现有理论不能得到满意解释的数据——比如岩石的磁性定向。人们发现，玄武岩（由火山爆发所形成的岩石）包含磁铁矿，而正如这个名字所显示的，其行为模式让人感到它像是由小指南针所构成的。在玄武岩温度很高、尚未凝固之前，它们总是指向北极。基于一些尚未被理解的原因，每隔几百万年，北极和南极就调转方向，先前指向北极的指南针，将会在调转之后指向南极。因此，玄武岩中的磁铁矿可以揭示它凝固时极点的位置。

此外，磁铁矿的定向不仅是水平的，也是垂直的。当它们凝固的时候，玄武岩越是接近极点，磁铁矿的“指南针”的定向就越垂直，不管是接近北极还是南极，在赫斯发表其学说的那个年代，地磁数据存在异常。大量的地磁数据表明，相较于它们现在的位置，接近于赤道的岩石是在更为接近极点的地方形成的。因为大陆运动的理论尚未被接受，所以对于这些观察缺乏适当的解释。

不过，赫斯的理论还是展示了一个成功的新理论模型的重要特点：①它应该能对现有信息提供更全面的解释，包含对目前尚不能理解的现象的解释；②它应该能够提出新的、可以被测试的预测。赫斯的理论成功地实现了这两点。美国《地质服务》上的一篇文章对此总结道：“1962年，赫斯明确地意识到仍然缺乏坚实的证据来证实他的假说，因此无法说服虽然倾向于接受但是仍然存有怀疑的人。然而一年之后，范恩·马修斯对于海底磁条带的解释，以及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其他的海洋勘测，最终提供了证据来证实赫斯关于海底扩张的模型。之后的年代测定研究表明，离洋中脊地壳越远的海底存在的时间就越长，赫斯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最后，更完善的地震数据证实了赫斯的假说。他关于海底扩张以及洋中脊的基本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还应该指出，赫斯的理论不仅符合新的数据，而且还展现了巨大的解释力。板块构造理论对地震、山脉形成以及火山现象都提出了新的解释。这样的理论是富有成果的，即一个理论具有支持很多研究的潜在能力，以及提供大范围内的解释性洞见的能力。

（摘编自莎伦·白琳等《权衡：批判性思维的探究与应用》，仲海霞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