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他就摆脱了人与生俱有的社会关系。任何一个个体的人，与生俱来地落入社会关系网中，有父母、兄弟姐妹，不是“自在”的，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家庭、家族、宗族式的社会结构，中国的文化也是这种家族文化或宗族文化。咱们习惯说“国家”，“国”是放大了的“家”。“忠”是放大了的“孝”。美猴王没有家庭的束缚，也就意味着他一开始就不受任何的社会束缚，成为一个摆脱一切社会关系的原生态的人。

    那么，作为一个原生态的人，是不是就获得了真正的“自在”呢？这还不行。石猴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生活的环境太狭隘了，来回就在花果山上，交往的就是那些个猴哥猴弟。他想要拥有更大的空间和世界，所以他就去寻仙问道，有了种种法力，可以为所欲为。这既提升了个人能力，也拓展了无穷的生存空间。

    有了这么广阔的生存空间，人就能获得真正的“自在”了吗？还是不行。孙悟空看到老猴子一个个死去，想到自己迟早也要死去。他到阎罗殿把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簿中勾掉。于是，孙悟空有了绝对意义上的自由。作为个体人，这是自由的最高境界。但是对社会人来说，却触犯了规范，社会不允许没有经过任何修炼就得到这种绝对自由。孙悟空扰乱了正常秩序，社会要么剿灭他，要么改造他。

    孙悟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是被唤醒的，原来他只有对空间自由和时间自由的追求，但一旦上了天庭，孙悟空就变化了，他有对“名”的追求。原来他是没有追求“名”的意识的，当孙悟空第一次被收容到天庭时，让他当“弼马温”，他还挺高兴。可是，当他知道“弼马温”是个未入流品的官职时，他明白了人和人之间还有官职的区别，他又造反了。他个自己创造了响亮的名号——“齐天大圣”。社会教他，人和人不一样，由于有制度化的衡量标准，人总是要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当社会给你贴上标签的时候，你就得到一种精神满足。

    社会教给孙悟空知识的过程就是他个人的欲望不断膨胀的过程。最后他提出一个最极端的口号，就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孙悟空说这是“常言道”，孙悟空不识字，他从哪儿学到这“常言”呢？这显然是玉皇大帝和臣子们教的。在天庭生活的耳濡目染中，孙悟空逐渐失去原本有的“赤子之心”，导致了个人欲望的极端膨胀。

    个人欲望的极端膨胀之后，社会就不能容忍他了。有人赞扬说“皇帝轮流做”体现出“造反精神”。但这种造反精神如果应该得到肯定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毫无秩序可言了。“皇帝轮流做”，是靠能力还是靠年龄？怎么“轮流”法？如果人人想要当皇帝，这只能导致个人欲望的极端膨胀，造成社会秩序的残酷破坏。

    孙悟空打破了这种社会规律，扰乱了正常的文化秩序，这必定要受到惩罚。小说采取了寓意性的写法，用“如来佛的掌心”代表一种无所不能的社会规范，个人有再大的能耐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个体人”一旦步入社会，就不可能再有绝对的自由自在，不可能再为所欲为了。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4.5.12）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不仅培养了中国人民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精神风貌，而且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上自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日常饮食，无不是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权威的制约因素。

    《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就是说，礼，最初产生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中国先民把黍米放在火上烧熟，把剖开的小猪放在火上烤熟，在地上挖个坑贮存水，用双手捧着水来喝，用草扎成的槌子敲打地面当作鼓乐，好像用这种简陋的生活方式便可以向鬼神表示敬意，从而得到神的庇护和赐福。这样，最原始的祭礼也就由此产生了。《礼记》中认为原始的礼仪行为就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这便是所谓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人要吃喝，以为神也离不开食物，所以要将自己的食物也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中国的先民们想通过这种简单的仪式向神灵表达虔诚的崇拜心情，而当这种纪念仪式逐渐定型化，并取得较为固定的社会意义时，原始的礼便有了自己的雏形。这里，我们将“污尊而杯饮”之类的仪式称为“原始的礼”，主要是肯定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源于饮食的祭礼，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生活的文化创造。中国先民是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来构想诸神灵的生活的，以为祭祀就是让神吃喝，神吃好喝好以后才能保证大家平安。所以，“礼”与解为甜酒的“醴”字，音既相同，意义也有相通之处，亦非巧合。人们通过饮食来祭祀神，表现了中国先民重视现实和生命的原初心理。

    关于礼的起源，国外的一些学者也有浓厚的兴趣，其中以英国学者史密斯的观点影响最大。史密斯认为，图腾制是由一种叫“图腾餐”的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图腾餐”是神与神的崇拜者之间“共餐”，“共餐”的意思就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餐。共餐本身就是一种礼貌的表现。世界上许多民族礼的起源大都与饮食有关。可以说，《礼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与史密斯的“共餐”制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莫过于“吃的是同一锅饭”，如中国先民们就将那种分立门户、自成一体的做法，视为另起炉灶、感情淡薄的表现，因而饮食筵宴就成了中国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各种饮食礼节也就产生了。

（摘编自姚伟钧《食与礼》，有删改）

    学校一直是把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的最重要的机构。今天这种重要程度超过了以前，因为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使家庭作为传统和教育的载体地位削弱了。因此，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健全比以前更加依赖于学校。

    有时，人们仅仅把学校看成是将尽可能多的知识传递给成长中的一代的工具。但这是不对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是在为活人服务。它应该在青年人身上培养那种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个性，仅仅把个人作为如蜜蜂或蚂蚁那样的社会的工具。学校的目标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目标。在我看来，英国的学校体制距实现这个理想最为接近。

    但是人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理想呢？是通过道德说教达到这一目标？绝对不是。言辞永远是空的，而且通向毁灭的道路总是和浮华之辞相伴。但是人格绝不是靠言语，而是靠行动来形成的。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手段是促使学生采取行动。这适用于小学生第一次学写字，也适用于大学生写博士论文，或者是记一首诗，作一支曲，翻译一篇文章，解决一道数学题目，或是进行体育运动。

    对学校来说，我认为最坏的事莫过于主要用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等手段来开展工作。这种做法摧残了学生们的健康感情、真诚和自信，它制造出的是顺从的人。而好胜心，或者说得婉转些，是期望得到表扬和尊重，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没有这种精神刺激，人类合作就完全不可能；一个人希望得到他同类赞许的愿望，肯定是社会对他的最大约束力之一。但在这种复杂的感情中，建设性同破坏性的力量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要求得到表扬和赞许的愿望，本来是一种健康的动机；但如果要求别人承认自己比同学、伙伴们更高明、更强有力或更有才智，那就容易产生极端自私的心理，而这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害。所以学校和教师必须避免使用产生个人好胜心的简单方法来敦促学生们勤奋学习。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同它相关的选择理论，被很多人引证来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根据。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在生存竞争中的力量全在于他是一个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因此人们应该避免把习惯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目标向青年人宣传。因为这种意义上的成功人士，通常从他的伙伴那里所取得的，要远远超出他对他们的贡献。但是，人的价值应该体现在他能给予什么，而不是在于他索取了什么。

    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在工作中的乐趣，以及对工作成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启发并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看这是学校最重要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引导出一种快乐的愿望，去追求人类的最高财富，即知识和艺术般的技能。

（摘编自爱因斯坦《论教育》）

    汉字虽一笔千年，但不能固步自封。从早期外国传教士用拉丁字母对汉字进行注音，到中国学者的“拉丁化新文字”，再到民国政府的“注音字母”“汉字简化”等方案，中国汉字在变革中步履蹒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批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推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三大举措，开始了扫除文盲的艰难任务。这是汉语言文字改革力度最大、普及最快的时期。从此，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阅读文化成果的能力，古老的汉字也在改革中获得新生。

    改革开放，国门洞开，国际社会的汉语热随之升温。今天，海外300多所孔子学院，让世界通过汉字、通过中华文化更立体地感知中国。

    汉字的一路征程也曾走过弯路，比如汉字简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简化是为了易写便认，提高沟通效率，但是一旦简单到无从认识或者误认，简化到瘦骨嶙峋，就失去了汉字结构的美、寓意的美。

    科技的进步，也曾让中国汉字遭遇考验。1946年美国研制出第一台计算机引发了信息革命，1952年中国科学家开始研究计算机技术，但是以字母为主的输入方式把方块汉字拦在了门外。“中国必须摒弃传统汉字，走拼音文字道路” ，外国专家如此定论，国内一些废除汉字的主张也沉渣泛起。

    如果汉字进入不了电脑，在信息浪潮惊涛拍岸的今天，中国航船就无法驶入国际航道；如果放弃汉字，中国文化将面临竭泽断流的危险，何况失去汉字的国家还是中国吗？别无选择，一批中国科学家和语言学家开始专攻汉字信息处理技术。1956年，终于诞生了第一批理论和实践成果。随后30年，汉字输入输出方法、汉字编码程序、汉字智能终端、汉字打印系统等难题被一一攻克。1985年，中国科学家王选领衔研制的中国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大获成功，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古老的方块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出神奇的生命力。

    中国的文化客厅容得下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可以让各种文明以礼相待，推杯问盏。这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不反对引进外来语，经过汉化的外来词汇同样能丰富中国词库，但我们反对取之无度、用之过滥；我们不反对让流行的网言网语进入汉语的传统家庭，但要注意汉字的规范，不能玷污汉字的纯洁，消解汉语的魅力。这是我们的文化自觉。

    今天的汉字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当下的信息技术改变着人们的书写和阅读习惯，屏幕化、碎片化、快速化、浅层次阅读盛行；各种键盘消解了我们的书写技能，层出不穷的智能终端让我们患上输入法依赖症，提笔忘字；网络词典让我们在享受便捷轻巧的同时失落了追根溯源的乐趣和咬文嚼字的味道；网络俚语带来简明晓畅、通俗风趣的同时，削弱了汉字的美好。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文化的崛起，民族的复兴不能没有文化的复兴。在继承中发展，在革新中坚守，呵护母语，就 是留住民族文明的根。

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宗法制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光辉和骄傲。所以继原始的神话、英雄之后的，便是这种对自己氏族、祖先和当代的这种种野蛮吞并战争的歌颂和夸扬。殷周青铜器也大多为此而制作，它们作为祭祀的“礼器”，多半供献给祖先或铭记自己武力征伐的胜利。而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在今天是如此之野蛮，在当时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正因如此，古代诸氏族的野蛮的神话传说，残暴的战争故事和艺术作品，包括荷马的史诗、非洲的面具……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可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中国的青铜饕餮也是这样。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崇高的美。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它威吓、吞食、压制、践踏着人的身心。但当时社会必须通过这种种血与火的凶残、野蛮、恐怖、威力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跨进。这个动辄杀戮千百俘虏、奴隶的历史年代早成过去，但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不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才构成了青铜艺术的狞厉的美的本质？这如同给人以恐怖效果的希腊悲剧所渲染的命运感，由于体现着某种历史必然性和力量而成为美的艺术一样。超人的历史力量与原始宗教神秘观念的结合，也使青铜艺术散发着一种严重的命运气氛，加重了它的神秘狞厉风格。

    同时，由于早期宗法制与原始社会毕竟不可分割，这种种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反而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特别是今天看来，这一特色更为明白。饕餮纹饰也是如此。它们仍有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

    所以，远不是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恰好相反，后世那些张牙舞爪的各类人、神造型或动物形象，尽管如何夸耀威吓恐惧，却徒然只显其空虚可笑而已。它们没有青铜艺术这种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

    社会愈发展、文明愈进步，也才愈能欣赏和评价这种崇高狞厉的美。在宗法制时期，它们并非审美观赏对象，而是诚惶诚恐顶礼供献的宗教礼器；在封建时代，也有因为害怕这种狞厉形象而销毁它们的史实。恰恰只有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宗教观念已经淡薄，残酷凶狠已成陈迹的文明社会里，体现出远古历史前进的力量和命运的艺术，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欣赏和喜爱，才能成为真正的审美对象。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中国的亚热带

竺可桢

    亚热带介于热带与温带之间，是一个过渡地带。它首先有一个高气压，所以一般称为亚热带高气压带。高气压的位置冬夏有若干南北向的移动。在北半球，这高气压脊冬天在北纬30°，到夏季北移至北纬38°；在南半球，冬天在南纬28°，到夏天南移至南纬35°。亚热带高气压带的南北移动影响到风带的移动，介于亚热带与赤道之间有所谓东北信风带（北半球）或东南信风带（南半球），介于亚热带与高纬度之间有所谓西风带。信风带与西风带的气候迥然有别，在西风带经常有风暴，天气冷暖、晴雨不常；而信风带内则除少数小范围热带风暴外，天气比较稳定。但有代表性的亚热带气候实际上只限于大陆的西部或大洋的东岸。所以，单从气候学观点出发，有必要说明亚热带的范围和气候特征。

    要划分亚热带，可从不同的观点出发，而最重要的是从发生观点和实用观点出发。所谓发生观点即追求亚热带气候形成的原因，如高气压的移动、风带的变迁、气团的进退等。所谓实用观点即分析亚热带地区的生物资源与温带、热带的生物资源有何不同之处，以及亚热带气候对于作物生长发育和越冬的影响等。划分亚热带最好能把这两种观点同时顾到；如不能兼顾，则从地区的经济建设出发，实用观点更为重要。

    苏联气候学家谢良尼诺夫认为：亚热带的夏天应与热带无别，但冬季较冷，最低温度常在零度以下，可以种温带作物；在亚热带，农作物一年可以二熟；以积温4000℃为其北界，但在沿海则积温可略小，北界的纬度为43°—44°。但亚洲东部为季风气候带，冬季风来自西伯利亚，气候严寒，使多年生的亚热带植物如橘子、柠檬、茶树、竹子等不但不能在北纬43°的东北或内蒙立足，即便在北纬35°的淮河流域亦难繁殖。所以从北半球看来，亚热带的北缘并不和纬度相平行，而是大陆西岸纬度较高，东岸则较低。

    中科院地球研究所的气候分区是从实用观点出发的。从实用观点看，亚热带的气候可以这样规定：冬月微寒，足使喜温的热带作物不能良好生长；每年冬季虽有冰雪，但无霜期在8个月以上，使农作物一年可有两次收获。至于干燥度，虽与温度同为气候上的重要因素，但在大面积划分气候带时暂时不必顾及，可作为亚热带内分区的指数。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定亚热带的指标为积温4500℃—8000℃，最冷月的气温为2—16℃，无霜期自240天至365天。谢良尼诺夫所定的亚热带北界的积温4000℃，在东亚似嫌过小，因为冬天西伯利亚寒潮有时可以使亚热带纬度地区温度降至零下10—15℃，使多年生长的亚热带植物冻死，所以平均积温不能不略高。北界的最低月平均温度为2℃，与波哥乡所定苏联指标相似，但在我国沿海一带，这一指标尚嫌太高，最低月平均温度接近于零度。无霜期，北界为8个月，南界则平均终年无霜，但特寒之年，则虽在海南岛也可能有霜。

    从上述指标看，我国亚热带的北界接近于北纬34°，亦即淮河、秦岭、白龙江线直至东经104°，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也靠近一年两熟的北界。亚热带的南界则横贯台湾的中部和雷州半岛的南部，即在北纬22°30′—21°30′左右。据美国气候学家勃莱尔意见，亚热带的南界应为最冷月平均温度18℃，他认为一月份平均温度到18℃时即无霜冻的危险。但我国最冷月平均温度16℃，却接近于全年无霜这条线，从地植物学着眼，热带植物的分布以北纬21°30′左右为其北界，故认为最冷月16℃等温线和积温8000℃作为我国亚热带南界比较合适。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