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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实用类文本阅读 题类: 难易度:普通

广东省深圳外国语学校(集团)龙华高中部2024-2025学年高三上学期语文第一次月考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1915年到1921年这六年是风云激荡的大时代,究竟什么路径才是救亡图存之道?究竟什么思想才能富国强兵?究竟什么主义才能复兴民族?

《觉醒年代》全剧直面历史追问,巧妙地将镜头对准大时代背景下北京大学这一“小社会”。北大兼容并蓄的思想作风折射了当时社会精英们不同的救亡路径,让马克思—主义“自洽”地战胜落后思想,凸显了先进思想逻辑上的合理性。

20世纪前叶的北京大学新旧思想激荡,以林纾、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为代表的保守派知识分子成为新文化运动值得尊敬的对手。但剧中并没有将保守派知识分子刻画成一群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负面形象,反而从史实出发,刻画出一群学养、才情堪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匹敌的“传统”知识分子群像。特别是辜鸿铭在北大开“论中国人的精神”讲座的演讲、林纾与鲁迅的隔空笔战,均光明磊落,不失书生本色。可以说,《觉醒年代》巧妙地将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文化、政治等层面的新旧之争,浓缩进北京大学这一“小社会”之中,一幕幕话语交锋的场面让蛰伏在时间长河深处的历史人物变得鲜活,大时代的精神图谱在北京大学得以展现。

《觉醒年代》多线并进的叙事模式,将保皇派的复辟路线、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社实验乃至陈独秀、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探索——呈现出来。在描写诸派斗争之余,亦可瞥见当时一众精英人物为旧中国谋出路的种种探索。如“反派”张丰载赫然提出“袁世凯复辟才是救国之策、富强之本”的观点。这固然是新青年觉醒之路上的绊脚石,但也代表了当时一派的救亡思路;而以陈延年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实验团体互助社的成立与失败,则以一种亲历式的探索为黑暗中前行的国人进行了一次有益的“碰壁”,具有相当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新文化运动到张勋复辟帝制,再到“五四运动”,北京大学这一“小社会”的命运始终牵连着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觉醒年代》将历史定格在北大,无疑是选择了一个最具解剖价值的历史切片。剧中的毛泽东来到北大,与李大钊、陈独秀的碰面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些史实几乎都在北京大学发生,《觉醒年代》在进步学生与保守官僚两派势力针锋相对的角力、互动中构筑风云变幻的旧世界图景,并呈现大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摘编自徐宁《基于受众意识的创作导向与审美追求——从<觉醒年代>看主旋律剧集创新叙事策略》)

材料二:

《觉醒年代》全剧深入表现风云激荡中的个体人物,以对个体人物生命、情感状态的描绘和个体冲突的展现,试图改变以往同类作品中以群体冲突和时代冲突为主的宏大叙事。如《觉醒年代》重点表现的是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个个体人物,对他们的刻画也并未在一开始就立足于“党的主要创始人”这个宏大的角度,而是一切从个体出发来进行展现的。特别是陈独秀这一人物,他一出场便是在日本衣衫褴褛地偷吃留学生们的饭,一边吃饭还一边喊着“这样的国无可救药”的狂言;剧中还表现他和儿子的矛盾、和友人们的分歧、蔡元培对其“三顾茅庐”的邀请以及他和辜鸿铭等旧派文人的争辩等。这些情节都力图摆脱因过分宏大所导致的概念化束缚,通过对人物个体性的展现来获取人性的丰富性和叙事的鲜活性,完成了创新的历史叙述和深刻的历史表达,继而引发共鸣。

由于人物表现的鲜活性与个体性,在总体历史真实的限定下,剧中对历史人物的呈现不再拘泥于概念性的历史本身,而是让人物散发着人性的魅力,如将李大钊对妻子的情感、对家庭的责任、对学生和长辛店工友们的关爱等,生动且具体可感地呈现于观众面前,具有较强的观赏价值。另一方面,这样的个体性表现,也赋予了这些历史人物以新的认知价值。剧中对陈独秀的个体性表现,让观众看到了他在传统历史评述之外的更多、更复杂的其他层面,对这一人物有了全新的认知。剧中对蔡元培、胡适等人也进行了较为立体的呈现,他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个人情感上趋同于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但在政治立场上与李、陈等人又有着较大的分歧。这样的个体性叙事,让观众对这些重要历史人物产生了新的认知。同时,也因为这种新而产生了不同于常规认知的观赏价值。

《觉醒年代》在获得观赏价值的同时,亦以对影像的追求获得了艺术创新性。由于播放媒介所限,电视剧艺术不能与电影艺术的视听冲击媲美,但同样是视听艺术的电视剧也一直没有放弃“电影化”的影像追求。剧中更是多处使用有节奏和韵律的蒙太奇剪辑来进行视听叙事。其中毛泽东第一次出场的情节便颇具代表性。这段影像时间虽短,但十几个镜头交替出现:瓢泼大雨倾注而下,小商贩在街边冒雨叫卖,孩子头上插草,老妇拦车卖孩子,流浪汉衣衫褴褛地乞讨,军阀骑着马冲击百姓,富家公子在车内吃着汉堡悠然地看街景等,而唯有毛泽东,抱着刚出版的《新青年》逆街行走,街上一沟污浊的雨水被他一脚踏开。这组镜头将当时长沙乃至整个中国的真实状态细致地呈现出来,以视听艺术特有的表现力实现了简洁而有力的叙事。

《觉醒年代》以“觉醒”为主题,深刻挖掘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必然。在具体表达上,该剧获得了新的认知价值和观赏价值,对主旋律题材作品的创作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赵卫防《<觉醒年代>:思辨与观赏的逾越》)

(1)、下列对材料中《觉醒年代》中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辜鸿铭在北大开讲座、林纾与鲁迅隔空论战均展现了大时代的精神图谱,从中可以看出《觉醒年代》中创新的历史叙述和深刻的历史表达。 B、张丰载提出的复辟救国的覆灭、以陈延年为首的互助社的成立与失败,对当时社会精英探索救亡途径具有相当重要的启迪意义。 C、蔡元培等人在大时代背景下与李大钊等人既趋同又有分歧,让观众对他们有了新的认知,他们不再只是故步自封的形象。 D、毛泽东首次出场的镜头颇具代表性地呈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真实状态,表明电视剧可以突破播放媒介限制,形成视听冲击。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剧中展现了社会精英探索出路的成功与失败,有利于显示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思想所具备的逻辑上的合理性。 B、《觉醒年代》从历史事实出发,展现了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文化、政治等层面的新旧之争,回答了历史的追问。 C、《觉醒年代》同类作品因采取以群体冲突和时代冲突为主的宏大叙事,导致了概念化束缚,无法引起共鸣。 D、《觉醒年代》让观众从北京大学这一“小社会”中窥见历史风云,映照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必然。
(3)、下列选项中属于“大时代小社会”叙事策略的一项是( )
A、《大江东去》讲述了改革开放时期,以宋运辉、雷雷东宝、杨巡等为典型代表的先行者们在变革浪潮中不断探索和突围的浮沉故事。 B、《陆犯焉识》将知识分子陆焉识放置在中国20世纪的政治环境中,将宏大历史叙事与传奇个人经历熔于一炉,谱写了一曲政治与人性之歌。 C、《平凡的世界》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十年间为背景,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 D、《茶馆》以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的兴衰变迁为背景,揭示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光怪陆离,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芸芸众生。
(4)、材料二分析《觉醒年代》获得的观赏价值时,采用怎样的论述结构和论证方法?
(5)、结合两则材料,谈谈在主旋律作品创作方面,《觉醒年代》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举一反三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

    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规则是放起你的风筝,割断对手的线。若有风筝被割断,那些孩子就拼命地追逐那个随风飘扬的风筝。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那是无上的荣耀。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我的助手——兼仆人与朋友——是哈桑。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距比赛还有四天,爸爸对我说:“我觉得今年你也许能赢得比赛!”爸爸随口一说,却在我脑海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好办法!让他看看,他的儿子终究非同凡响。

    街上新霁的积雪银光闪闪,天空蓝得无可挑剔。哈桑和我走出大门,雪花反射出白晃晃的光芒,照得我睁不开眼。街上,风筝斗士们在做最后的准备。街道传来欢声笑语,各处屋顶挤满了看客。我朝自家的屋顶看去,爸爸挥挥手,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跟我还是跟哈桑打招呼。

    “我们得开始了。”哈桑说。

    突然间我想放弃。爸爸在屋顶上看着我,他的眼光像太阳那样热得令人发烫。

    “我有点不想放风筝了。”我说。

    “今天是个好日子。”哈桑说。

    我试图让眼光离开我们家的屋顶。哈桑上前一步,低声说了一句让我有些吃惊的话。

    “记住,阿米尔少爷,没有鬼怪,只是个好日子。”哈桑一眼看穿我。

    “没有鬼怪。”我低声说,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觉得好些。

    不到一分钟,我的风筝扶摇直上。一个钟头后,空中已经挂着至少四十只风筝,如同纸制的鲨鱼,巡游搜猎食物。寒冷的微风吹过我的头发。哈桑在我身旁,他的手掌被线割得鲜血淋漓。第一批被挫败的风筝断了线,像流星那样划过苍天,拖着闪亮的尾巴,散落在临近的街区,给追风筝的人带来奖赏。

    我偷眼望向爸爸,寻思他眼下在想些什么。风筝纷纷坠下,而我的仍在翱翔。我双眼不时瞟向爸爸,紧紧盯着他的羊毛衫。

    下午三点,阴云密布,太阳躲在它们后面,影子开始拉长。只剩下六只风筝了,我的是其中之一。我双腿发痛,脖子僵硬。但看到风筝一只只掉落,心里的希望一点点增大。

    一只蓝风筝在过去那个钟头里大开杀戒。现在只剩下我的红风筝和那只蓝风筝了。局势紧张得如同我流血的手拉着的线。人们纷纷顿足尖叫:“干掉它!干掉它!”爸爸会不会也在欢呼呢?但我所能听到的是脑袋里血液奔流的声音。

    一阵风拉升了我的风筝,我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干掉它!干掉它!”的欢呼越来越响,仿佛罗马人对着斗士高喊:“杀啊!杀啊!”。

    “快赢了,阿米尔少爷!”哈桑兴奋得直喘气。那一刻来临了,我合上双眼,松开拉线的手。寒风将风筝拉高,线又在我手指上割开一个创口,接着……

    不用听人群欢呼,我也知道我赢了!我看到爸爸站在屋顶边缘,双拳挥舞,高声欢呼。我体验到有生以来最棒的一刻。

    “安拉保佑,我们等会儿再庆祝吧。现在,我要去帮你追那只蓝风筝。”哈桑撒腿就跑。

    “哈桑,”我大喊,“把它带回来!”

    他踢起阵阵雪花,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他突然停下来,转身,双手放在嘴边,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后露出一脸微笑,消失在街角之后。

    我收回风筝后,寻找每条通道都没有哈桑的踪迹。我正在担心时,天就快黑了。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声响,这是一条僻静的死胡同。只见哈桑站在末端,拳头紧握,双腿微微张开。在他身后,摆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打开爸爸心门的钥匙。

    三个邪恶的大男孩挡住了哈桑的去路。我觉得自己无法呼吸。他们逼近哈桑。

    “把风筝给我!”其中一个挥舞着拳头。

    哈桑眼里流露出恐惧,可是他摇摇头。“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

    “你这个白痴!把风筝给我们。”

    哈桑弯腰捡起一块石头。他们一愣,退后一步。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哈桑高举那只抓着石头的手。

    我张开嘴,几乎喊出来。但我没有,我浑身麻木。

    他们动手了,哈桑扔出石块,击中了其中一个的额头。他们一拥而上……

    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眼角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回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斜倚在一家小店铺紧闭的门前。

    十五分钟后,哈桑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节选自《追风筝的人》,有删改)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羞涩是灵魂的镜子

李琬

    ①入夏的夜晚,空气闷热起来?天空同样沉郁。爱散步的人本来想寻一点闲谈的兴致,可街市的灯火已把天空映得发红,不见星辰。我胸中气闷,只想:就像城市夜晚的星星一样,如今真正的羞涩已不多见。

    ②学校要搞话剧表演。那天我们几个在讨论剧本的事。有个情节是少女说出自己爱人的名字,我原本想要让少女羞涩些,结果是这一设想获得了一致的揶揄与批驳。只是一件小事,他们大概是混淆了羞涩与做作。

    ③但这小事,不能不提醒我认识到一个巨大的现实:在这个被利益和欲望裹挟着、在大量信息里高速运行的现代社会里,羞涩没有地位,甚至不再有容身之地。现代社会是反浪漫的,而羞涩正是罗曼司的一个侧脸。人们用冷眼瞥着这张曾经令人感动的面庞。人们不再关心内心曾有的不安与生涩,只是直露着一切。这一切快乐、痛苦、渴求、怨恨,它们的根系都是欲望,并最终汇入欲望的洪流里。

    ④俗世夹杂着几吨烟尘让我看不分明,至少我看不见真正的羞涩。我一次次问道,难道那素白衬衣、扎麻花辫的女子,深埋着头拉着旧手风琴默默做梦的羞涩,一去不返了吗?

    ⑤羞涩是可贵的。我之所以热爱少数民族的原生态音乐,是因为这些音乐才包含了最纯粹的羞涩。听苗歌,歌声轻快飞过山头又在情人的吊脚楼外敛足,盘桓着低回着,诉说内心迟迟未发出的感叹;听维吾尔民歌,那声音的源头是来自大漠的荒凉,唱歌的人用鼓声与歌喉的苍茫、词句与情感的炽烈来抵御荒凉,这是对生命与自然的羞涩;听蒙古歌谣,唱着刚出生的小羊,把不肯喂奶的母羊唱得内心柔软了,唱出了晶莹的泪珠;最让我倾心的还是彝族的海菜腔,飘忽不定,尽是善良灵秀的男女内心的吟咏与欢歌,蒙上了沉静素美的纱……没有丢失羞涩的民族,让我心生敬意与倾慕。

    ⑥羞涩是质朴的,而质朴的品质在我们生活里稀缺;虽然我未曾事农桑,却常常渴望一个温厚纯良庄稼人那样的质朴和羞涩。对于羞涩的人,外部世界里种种功利的繁芜丛杂、根根攀攀令他不安,他只想着,哦,看这庄稼多高多壮实,都是我的双手耕作的,哦,此刻炊烟正在唤我回去。我应当回家。羞涩让人回归生命的本质,静好,朴实,真切自然。

    ⑦羞涩是灵魂的镜子。面对着心爱的人,羞涩的女子低垂下头,此刻内心奔涌如大海而嘴唇缄默;此时她的羞涩让她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热恋、矜持与纯真,她读到自己内心的诗句。是的,羞涩就在你的体内,只对着你的灵魂,照见你灵魂的真相。有了这镜子,人才得以自知,才明了这人间的真情意,才坚定对艰辛生活的信念,恪守那易碎的脆弱的纯洁理想。没有羞涩或故作羞涩的人就没有这面镜子,他看见的只能是自己生命虚无空洞的幻影。

    ⑧作为灵魂的一面镜子,真正的羞涩绝非扭捏的做作、矫情的粉饰。如同一个远古的女子艰难跋涉途中,在清晨醒来坐在山头,望见前方葱郁的水草,脸颊被圆满火红的太阳映热,有了微醉般的羞涩。羞涩是我们生命里的大气象,我祈望着它不再衰败也不会死灭,执拗地坚韧地活在这越来越拥挤的世界上。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国家人文历史记者: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一直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两个主要方面,而其中旧城改造极受公众关注,那么,旧城到底应该如何来改造?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教授邓其生:城市发展是必然的,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规模变大,城市规模自然要扩大。城市扩大的模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破旧城、建新城;一种是在旧城外建新城,旧城按“新陈代谢”方式发展。目前,全世界保留较好的历史名城大都是按后一种发展模式而保存下来的。纵观世界级的名城,如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意大利罗马、威尼斯均采用全面严格保护古城的策略,较好地保留了旧城的历史风貌,在旧城外建立完全现代化的新城。古城定位为博物馆、旅游城、购物城,以全面保护为主,开发为次。近一两个世纪以来,他们的旧城保护、改造大多是亏本的,一般都是通过开发旧城外围土地来补贴旧城保护,而不是拿旧城开发来赚钱。“破旧立新”将会对旧城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一是旧城“旧貌变新颜”,失去了特征;二是旧城肌理受到破坏,成为破旧的城区,出现生态恶化、治安不好等现象;三是旧城的古遗址、古建筑、历史环境受到破坏。

(摘编自《“新陈代谢”式的旧城改造,古建筑该怎么保护?》)

材料二:

    如果说,文化是城市的生命所在,那建筑就是生命的“纹理”,是一座城市文脉的体现和延续。原因在于,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和文化。隐藏在街角的名人故居,延续百年的古朴建筑,见证历史的老街古巷,不仅为城市营 造着浓郁的历史氛围和文化气息,更滋养着城市居民的精神生命。就拿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来说,因为“一纸 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历史佳话,不仅给后人以心灵启迪,更在无形中塑造着参观者谦让的品格。可以说,历史建筑的传承,并非只是丰富城市风貌那么简单,还关乎百姓的精神世界。

    然而,一些城市因为片面追求发展,重物质遗产、轻非物质遗产,重经济价值、轻精神价值,忽视文化的传承,不注重保护历史建筑,以至于出现大拆大建、拆旧建新、过度开发等问题。大同小异的“钢筋水泥森林”,千 城一面的城市格局,不仅让人产生审美疲劳,更让城市的精神气质荡然无存。一位学者曾感慨,“推开窗子一望,几乎所有城市都是一模一样的高楼大厦”。如此,“记住乡愁”“诗意的栖居”从何谈起?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下一番“绣花”功夫,我们才能让城市舒展其生命,让文脉得以传承,让百姓有更多的精神滋养。

(摘编自《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材料三:

    老城重组,不是回到过去。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镭曾多次呼吁:“我们放眼世界,首先要认识到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好、整治好、发展好,是最有现实意义的,是中国最大的甚至是无与伦比的'中华文化枢纽工程'。这项工程不是旧有历史建筑的恢复,而是环境的再设计。”

    大栅栏地区保留了上百条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胡同,堪称北京胡同“活化石”。近来,胡同深处出现了一处小巧精致、曲径通幽的微公园——由一处菜市场改建的百花园。留白建绿、拆违还绿,充分挖掘城市边角地、闲置 地,将休闲空间建设与景观打造、文化传承结合。

(摘编自《从“旧城”到“老城”:北京一字之变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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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与象:人的对象化

从严格意义上说,“意象”中“象”的含义应该更接近“像”,因为后者不仅更加具备主客统一的内涵,也可更好地对审美呈现进行囊括。“象”字属于象形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含义是“大象”。“像”为后起字,按照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的说法,其含义为“似也”,在战国以后的小篆中被普遍使用,并形成与本字分庭抗礼的状态。由此可见,《系辞》将“象”释为“像”并非偶然,一方面它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则预示着人们观照外物时具备了更多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在魏晋以后愈演愈烈,从而促进了“审美意象”观念的逐渐产生和成熟。钟嵘《诗品序》开篇即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从气化生物、衍及性情的角度看待艺术的起源。在行文过程中又将“物”具体化为“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由此可见,真实性情与物象逐渐开始获得了统一,象与意合一的主观之“像”的内涵开始具备雏形。与钟嵘相似,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有“窥意象而运斤”的表述,历来被视作“意象”概念施用于文学领域的标志,但是此处的“意象”更多是指创作者“想象中的形象”,或者说是外在物象在心中的投影,其中缺少了对呈现在作品中的形象(“像”)进行涵盖的维度。

唐代文人通过对各种艺术实践的理论言说,推动了意象理论的完善。皎然在《诗议》中称“境象不一”,承认形象本身的复杂样态,继而又说“义贯众象,而无定质”。按照他的说法,凡是熔铸了主观情思的想象都可纳入意象的范围,因此他已经注意到了意象在时代艺术中的普遍存在。在《唐朝名画录》中,朱景玄认为绘画可在点墨之间实现“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的境界。到了晚唐张彦远则明确指出“夫象物必在于形似……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这里谈到了“形似”,又谈到了“立意”,而且前者要服务于后者,这一过程中“像”的含义变得丰满,魏晋“意象”理论中缺失的作品中形象(即客观之“像”)的维度被补充起来。

但客观而言,对这一理论的概括和深掘还是在文学领域,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文学的特殊属性,还取决于文人自身杰出的文化修养。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象外之象”的命题,这是对文学意象高级形态的概括,亦可看成对作品中呈现的形象的肯定。至此,客观物象、主观意象、审美意象获得了统一,意象也成了统摄世界维度、主观维度、呈现雄度的综合性概念。

理与象:意象的现代化

实际上,宋代文论并不重视意象范畴,这方面甚至逊色于之前的唐代和之后的明清。究其原因,一方面,受理学大背景的整体影响,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宋人往往更加强调后者,从而影响了人们对文学意象的看法。文学作品往往成了表达哲理的工具,其中蕴含的形象自然变得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经历了唐代的汪洋恣肆,宋型文化变得更加老成,在文学审美倾向上推崇以淡为美。这种趋势由欧阳修、梅尧臣开端,自然、古淡是他们的创作宗旨,到了苏轼更是以“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为艺术批评原则。

到了明代,文学意象论实现了真正的自觉。意象范畴被广泛运用于诗文批评和诗文创作之中。比如李东阳评韩愈“穿细时双透,乘危忽半摧”两句时,称“意象超脱,直到人不能道处耳”,评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极桥霜”两句时,称“意象具足,始为难得”。可见,他已经将“意象”作为专门的理论概念进行使用了,其含义与今天的用法已十分接近。同样,在其诗文创作中“意象”也被广泛使用,比如“气喷为云血成汗,意象矫矫腾高空”(《画马歌》)、“若有人兮街门之下,兰渚之滨,体貌质野,意象清真“(《见南轩赋》)。由此可看出,意象不仅被视作文学领域中的特殊形象,甚至也有将其泛化为超拔人物气象的趋势。这说明“意象”概念已被普遍认可,且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话语体系之中。

“意象”范畴在明代既已建构完成,清代学者在论述深度和广度方面并未有实质性推进。意象问题在清代原地踏步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一理论本身经过近千年的历史发展,尤其是明人的建构,留下来的开掘空间已少之又少;其次,明中叶以后叙事文学蓬勃发展,诗词的地位开始动摇,清代的情况更为明显,这种背景下文人对意象问题的热情被对人物形象问题的讨论所淹没。因此,清人往往从广义形象的大维度来重新审视“象”的问题,章学诚的总结最具代表性:“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六艺”中除了《诗》与《易》以外,《书》《礼》《春秋》《乐》大都带有叙事特征。章学诚的这种认知一方面有还原“象”之本来含义的味道,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意象也绝非仅仅局限于抒情文体(尤其是诗歌)之中,其对叙事作品同样适用。这为除诗词以外的其他文学样式中形象的合法性找到了根据。可以说,这种认知既是对意象范畴的正本清源,也为现代文论中意象范畴的再度扩容提供了基础。

(摘编自韩伟《“意象”范畴三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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