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未来，中国智能移动设备将越来越普及化，移动阅读市场的活跃度将进一步提高，用户规模的增长将推动整体阅读市场的发展。预计2017年，中国移动阅读市场规模将达到160亿元，增长率有望达20.4%；2017年移动阅读市场活跃用户将达到7.2亿人，增长率为4.3%。

（摘编自《2016年中国移动阅读行业现状及2017年市场发展预测》）

材料二：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连续8年上升，达68.2%；图书阅读率为58.8%。手机接触时长增长显著，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26分钟。

    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新兴媒介的时长整体上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手机阅读接触时间最长。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为66.1%，连续三年超过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并逐渐拉开距离。2016年，有62.4%的成年国民进行过微倍阅读，较2015年的51.9%上升了105个百分点。

（摘编自《中国国民阅读调查：人均每天微信阅读26分钟每年读书7.86本》，2017年4月18日新华社）

材料三：

    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纸质读物阅读仍是5成以上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这是18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在手机阅读接触率连续8年增长的今天，身处触屏时代，我们该如何阅读？

    手机阅读能否打开阅读新天地？

    “逛街或吃饭时，我都会随时拿出手机刷刷朋友圈，看看新闻。坐地铁时间长的话，我就会看网络小说或电影。”在北京工作的范跃辉表示。

    手机阅读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习惯。此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我国66.1%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较2015年增长了6.1个百分点。我国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手机阅读时长连续8年增长。

    “手机阅读极大扩展了阅读的方便程度，也极大扩展了国人阅读空间，这是对阅读的整体带动，是一个好的起步。但也要防止碎片化阅读的弊端。”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说。

    专家认为，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手机让公众便于接触文字，已变成获取咨询和知识的入口，成为数字化阅读新的增长点。

    创新如何让传统阅读回归？

    为了给读者增加更丰富的文化体验，北京图书大厦每逢节假日都会举办名人签售、专家讲座、主题展览等各类活动，在吸引更多读者的同时，扩大自身影响力。

    在北京艺天桥咖啡厅，青年作家与读者谈阅读、谈创作、谈生活；在青岛BCMIX美食书店，人们在享受美食、品味咖啡的同时，领略阅读之美，度过一段慢下来的愉悦时光；在北京三里屯，老书虫、Page0ne、言又几等各色书店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每逢周末还举办图书交流会、作家见面会等活动，让这里不仅是潮流地标，也成为文化“宝地”。

    在徐升国看来，传统阅读的回归，在于传统书店不断创新，找到了在数字化背景下人们阅读的兴趣点，即体验式的阅读需求，这是网上书店、在线阅读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亚马逊、当当、阿里等电商也纷纷扩展线下渠道。此外，得益于全民阅读的大环境，促使更多人走进书店。

    全民阅读如何厚植土壤？

    “全民阅读关键在于培育民众对阅读的兴趣。”第五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孙慧阳认为，诸如邀请外国专家参与的交流活动、优秀图书作者见面会等具有优质内容价值的阅读活动更能提升公众对阅读的理解和兴趣。

（摘编自《触屏时代，我们该怎样阅读？——全民阅读新观察》）

材料一：

    在刚过去的2018年12月，许多中国女性的朋友图都被故宫文创推出的六色口红刷了屏。每只口红的外壳上装饰着皇家刺绣、古董家具或仙鹤等图案，其灵感就来自于故宫博物院展出的文物。故宫口红上线仅4天，买家就将10万多只口红抢购一空。这让“故宫”不再仅仅是历史厚重的博物馆，更成为深受青年喜爱的时髦品牌。

    事实上，故宫的文创产品早已不是第一次成为“网红”和“爆款”。自2013年起，故宫文创和故宫淘宝就不断开发各类“爆款”文创产品，如“奉旨旅行”行李牌、“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朝珠式耳机等，一次次地抓住了年轻人追求独特与个性的心理，每每推出的文创产品均大受欢迎。

    2016年5月l1日，文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推动了博物馆文创的进一步发展。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符合自己文化调性、具有自身展品特点的文化产品。2018年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上，首都博物馆开发出“文具系列”“家居生活系列”“旅行系列”三个主题的现代衍生品，让人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被这些清宫美物围绕。

此外，国际著名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也开始登录中国.2018年7月l日，大英博物馆天猫旗舰店正式上线，中国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购买千里之外的博物馆文创产品，这不仅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同时也为国内博物馆做好文创产品的开发提供了借鉴和学习的思路。

（2019年1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简要流程

材料三：

    博物馆自身人才从数量到专业广度通常具有局限性，台北“故宫”的经验显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是高效提升文创产品质量的关键。

    台北“故宫”通过举办各类公共活动，广泛向社会公众征集创意，陆续开发了“翠玉白菜伞”“‘朕知道了’纸胶带”“冰山一角袜”等广为人知的产品。此外，还开展诸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习营”之类的活动，这类活动一方面让社会公众亲近故宫文化，愿意深入了解博物馆，另一方面有效地调动了社会资源参与公共博物馆文化创意的积极性，使文创元素更加多元化。

    值得注意的是，台北“故宫”没有在内部设置部门或保留常设的文创团队，而是外聘设计师团队开展工作。台北“故宫”要求合作团队与其进行时长半年左右的沟通磨合，团队成员共同接受培训，互相交流心得，使外聘设计师提升对院藏文物的认识，特别是对藏品背后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入了解，确保之后的产品开发得以事半功倍。这一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经由专业设计师与文博专家的知识互补和思维碰撞带来的“1+1>2”合作的效果，容易设计出具有时代冲击力又不失文化底蕴的文创产品。

    在完成创意设计以及产品生产之后，所有经审核的产品即进入营销环节。台北“故宫”文创产品的营销在本土主要依靠委托承销渠道，包括员工消费合作社、台湾手工业推广中心、台北“故宫”馆内的专卖店等类型。而通过品牌授权商渠道，台北“故宫”则实现了营销范围的大幅扩张：首先与代理商建立合作与代理关系，再通过代理商的专业营销渠道销售“故宫”文创产品，例如，通过与法蓝瓷公司（Franz)的合作，台北“故宫”的大量文创产品得以在遍布全球的数千家法蓝瓷经营网店中销售。

（吴静《两岸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产业开发模式研究》）

材料一：

    外卖有多大？美团外卖、饿了么、百度外卖等互联网外卖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三家外卖平台全国日订单量约在2000万单。由于送餐迅速、种类丰富、支付方便，很多在华外国人评价称，除了“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外，中国的外卖也该归于“新四大发明”之中。

外卖业务的爆发造成了餐盒的过量使用，有环保组织研究分析了100个外卖订单后发现，平均每单外卖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或杯。这意味着，目前中国互联网订餐平台上，每天使用的塑料餐盒超过6000万个。

    事实上，不只是餐盒，外卖送餐使用的塑料袋、塑料餐具、塑料外包等，都属于塑料垃圾。普通塑料餐盒和餐具的主要成分是聚丙烯，塑料袋主要成分是聚乙烯，均是不可降解的普通塑料。有报道称，外卖平台每天所用的塑料袋可覆盖42万平方米，大约15天即可覆盖一个西湖。

    对很多餐饮企业来说，使用塑料餐盒也是无奈之举。有业内人士称，中餐食物多含汤水，油脂，使用塑料餐盒盛放更合适一些。虽然目前也有餐饮企业使用纸盒等包装，但大多数可降解餐盒并不适合中餐，容易渗水渗油，使米饭粘连，难以被消费者接受。此外，餐盒成本也是餐饮企业的考量因素，有餐饮企业负责人称，外卖包装约占整个成本的2%。

    其实，目前外卖使用的塑料餐盒并非“一无是处”。记者调查发现，大多数塑料餐盒都印有可回收物标识，可以通过垃圾回收的流程，实现资源的再利用。但现实情况是，大多数消费者用完餐后，直接就把餐盒扔掉了。即使餐盒里有剩菜剩饭，也大多一“盖”了之。塑料垃圾与餐厨垃圾“混搭”，给外卖垃圾回收带来不少麻烦。

（原题为《餐盒堆成山  塑料回收难  外卖垃圾咋处理？》）

材料二：

    在谈环保责任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在逻辑上区分清楚，外卖平台是在培养用户使用一次性餐具的消费习惯，还是更多在迎合用户已有的习惯？如果是后者，那么“0餐具”遇冷的局面就能够说通了。这并非是为外卖平台辩护，而是正如《外卖，正在毁灭我们下一代》文中说的那样，将义务都抛给平台，通过制造耸人听闻的污染困局来敦促环保，这种有害的逻辑无非是把消费者自身的责任开脱出去了。可以想象，或许那些转发《外卖，正在毁灭我们下一代》的人，他们在痛心疾首过后，依然会拿起手机，点一单外卖，然后将一次性餐具随手丢进垃圾桶。

    多数人也许很难理解，环保并不是独立的行为，而是有完整的逻辑，完整的产业链。比如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使用一双一次性筷子，就有多少树木遭到砍伐云云。但实际上，一次性筷子的制造主要靠人工种植的速生树种，谈不上毁灭森林，反倒是拒绝使用，位于产业链上游的种植户会面临失业。洋垃圾运往中国，也一度被贴上环保殖民主义的标签，但实际上，垃圾处理填埋的产业链，养活了一大批乡镇。

    我们无比心痛地看到，当下国人的环保观念，渗透着太多反环保的逻辑。一些人除了喊两句抵制的口号外，不会有更多作为——抵制塑料袋的不会抵制空调；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的，上下班还是会以车代步……拥护“0餐具”配送，也未必真的懂环保，或许只是刚好看到《外卖，正在毁灭我们下一代》一文里的可怕现实。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会追问，那些选择使用一次性餐具的人，有没有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分类的一次性餐具垃圾，有没有被分类运走；或者垃圾车分类打包后，回收站有没有分类处理一次性餐具垃圾的能力和技术。

    环保观念的短视狭隘，使人们看不到自己在环境链条上的位置，以及与上下游的关系。当然和共享单车的遭遇一样，这不应该简单地归咎于公民的素质问题，更多还是城市管理和产业链不够完善的结果。因为，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培育国民梳理垃圾分类的观念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另一方面，就像《海归女硕士进村推行垃圾分类，村民从不理解到明白造福下一代》的报道中揭示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只是迷恋于抵制式的环保逻辑，寄望于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一劳永逸解决环保问题，以至于忘记了环境保护是个需要耐心和精耕细作的宏大工程。

（原题为《告赢“外卖三巨头”，我们就懂环保了？》）

    材料一：

    假如推选中国地名中的最美汉字，一定非“阳”字莫属。有人曾对现今省会、地级市和区县级地名进行统计，带“阳”字的地名多达117个。其中两个省会城市为贵阳、沈阳，地级市有岳阳、襄阳、南阳、资阳、辽阳、揭阳等19个，再小一级的阳字地名更多达96个。而且，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老古董”，有的甚至沉淀了几千年。

    古人扎堆起“阳”名，这其中有“阴”地不宜建城的原因，但更多是由于中国人喜“阳”不喜“阴”。例如山东的省会济南，在济水之南，但并不称“济阴”。又如古都开封，地处黄河南岸，并未取名“河阴”。

    即使是对那些带有“阳”字的地名，古人同样极为挑剔和讲究。最典型的是洛阳。洛阳是块风水宝地，北有邙山，南有洛水，双阳之地，山川形胜，历朝历代都是皇帝的心头好，而洛阳的名字也十分纠结。洛河古名雒水，所以战国时，被取名“雒阳”。雒从火。秦时，五行之说渐起，秦始皇按“五德终始”进行推理，认为秦代周，应为水德，因此改为洛阳。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东汉尚火德，复名雒阳。三国时魏的德运为土，认为“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遂复改为洛阳。后世沿用至今。

    （摘编自堇青《一阴一阳之谓道》）

    材料二：

    近段时间以来，一部以“猜地名”为主要形式的电视节目，在民众中间引发了一场“全民猜地名”的热潮。专家表示，地名是社会交流交往的基础信息，也是重要文化载体。解读地名活动受到持续关注，为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坚定社会大众文化自信提供了新的尝试。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六朝博物馆馆长胡阿祥认为，地名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但许多人对它的认知停留在表面。“我一直认为，行走在地名里，就是走在历史里。比如，走在深圳的地名里，就是走在改革开放的历史里；走在南京的地名里，就是走在六朝古都2000多年时光长河里。”胡阿祥这样看待地名的含义。

    “目前，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共收集地名1200多万条。可以说，每一条都承载着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记忆、情感的寄托。”民政部区划地名司相关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表示，当前，民政部正在推进修订《地名管理条例》，拟对规范地名管理、保持地名稳定、保护地名文化等做出一系列新规定。“此次解读地名的兴起也将对规范地名管理、加强地名文化保护等工作产生促进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认为，解读地名热潮的基础是近年来学习传统文化兴趣的回归。他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中的地名“玉门关”为例指出，很多人知道玉门关这个地名，但有关东汉时期军事家班超与玉门关的故事却鲜为人知。“我们看似在解读地名，实际上是在解读地名背后的人、文化和生活，以及我们的情感。”康震说。

    （摘编自《从解读地名热看文化自信》，新华网2019年12月19日）

    材料三：

    12月9日，在察院弄机关宿舍大门边，靖江市竖起该市首块历史地名保护标志碑——“察院弄”。

    石碑上半部分采用汉白玉材质，底座则为花岗岩材质，石碑正面上半部分刻有“靖江市历史文化地名察院弄靖江市人民政府二〇一九年”等字样，背面的红色碑文介绍了“察院弄”地名的来历，并有“清代曾任户部侍郎郎中、绍兴知府的朱熙即居此巷”等信息。

    靖江市民政局地名办公室主任高峰介绍，该市首批共计18块历史地名保护标志碑将陆续竖立，包括白衣堂、戏鱼墩、弯腰沟、正东圩、旧志五桥、炮台圩、八圩渡口、范家石桥、礼士桥、小关、宋家市、盛家大厅、胜利街、朱大路、布市里、玉带河、巽河等。

    靖江市文化专家黄靖说，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承载着历史信息的地名有的逐渐消失，有的因口口误传而被更改，竖立历史地名保护标志碑，可以将地名“凝固”下来，留住文化记忆，传承文化根脉，增添人文景观，寄托现代人的一份乡愁。

    据了解，2018年4月，靖江市政府确定并公布第一批靖江市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共50条。2019年6月，靖江市政府确定并公布第二批靖江市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共45条。对进入名录的95条地名，该市依据《江苏省地名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和文件规定进行管理、保护和利用，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将优先延续、保留和规范使用。对部分极具历史价值、文化底蕴的历史地名，采取设立保护标识的方式加以保护和宣传。

（摘编自《靖江竖起首块历史地名保护标志碑》，《泰州日报》2019年12月17日）

    材料一

    1993年国产影片生产下降50%，观众人数下降60%，票房总收入下降35%，发行收入下降40%。

    直到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横空出世，让国产电影开始看到生机。《英雄》火爆背后的制度背景是2002年的“院线制”改革，国家规定2002年6月1日以前没有组建院线的地方将停止供应进口分账大片。短短半年内，全国30条院线被催生，彻底结束了中国五十多年来按行政区域供片、按省市县层层发行的计划模式，改为发行方直接向院线发行影片，再由院线统一向旗下影院供片。尽管中国的院线制还不成熟，但它打通了渠道环节，成为电影产业化的重要推手，票房从2003年的9亿元逐渐爬升到2009年的62亿元。

    （摘编自杨林《十一五启动中国电影院线体制改革票房五年翻倍》，2010年12月16日《新京报》）

    材料二

    一季度，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总收入达到202.17亿元，超过北美同期的28.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3亿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在票房不断攀升的同时，各大院线以爆米花销售为代表的卖品业务更是表现强劲。从多家上市影视公司近期公布的2017年年报来看，其卖品业务毛利率基本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成为各大电影院线重要的利润来源。

    近期，上市影视公司纷纷披露了其2017年年报。记者分析万达电影、横店影视、金逸影视、幸福蓝海及上海电影等上市公司的年报发现，相比于电影放映10%左右的毛利率，卖品业务的毛利率普遍在50%以上，有的甚至高迭70%-80%。以横店影视为例，2017年其卖品业务毛利率为75.24%，实现利润约1.86亿元，是其电影放映业务利润的两倍。

    （摘编自邱海峰《“爆米花经济”为何持续走红》，2018年05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院线行业的进入和退出壁垒：

    一，进入壁垒。一是规模经济壁垒：电影行业市场化的不断提高，使得具有相同或相类似规模的院线企业数量众多，各院线拥有的影院数量相差不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强，市场集中度下降，逐渐有更多的小企业加入，这也说明规模经济效应不够显著，缺乏竞争力的小企业容易进入市场并迅速成长。二是产品差别壁垒：从近年来的发展情况看，影片排片和附带性服务同质化现象严重，消费者并没有明确的品牌忠诚度，所以这类壁垒主要体现在影院放映设备和地理位置上。三是政策法律壁垒：根据《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以参股形式投资现有院线公司的，参股单位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本院线中电影院的新建、改造；以控股形式投资现有院线公司的，控股单位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4000万元人民币；单独组建省内或全国电影院线公司的，组建单位须在三年内投资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这样看来，虽然院线企业的融资方式多样化，但对于影院规模和资本量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二，退出壁垒。当电影院线企业退出这一行业时，不得不放弃之前的电影放映设备和场地，这些配套设施的专用性较高，价值不能完全被收回，甚至被搁置，它们所造成的损失就是该行业的沉淀成本，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电影院线企业的退出障碍，形成一定程度的退出壁垒。

    （摘编自《2017年中国电影院线行业发展现状及市场行为分析》，2017年12月23日中国报告网）

    材料四：

（摘编自《2017年中周院线行业市场现状分析》，2018年5月3日中周产业信息网）

材料一：

    在数字技术、网絡技术、移动技术、智能技术不断革新的大浪潮中，实体书店该如何作为，才能彰显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拥有历久弥新的时代意义呢?

    首先，要正确认识阅读，正确认识阅读人群。凡是用眼睛与耳朵去做的事情，都可以称之为阅读。承载知识与信息的各种纸质与非纸质媒介形态，都是人们赖以阅读的工具。因此，阅读人群应该是所有拥有视觉、听觉等能力的普罗大众。其次，我们要认识实体书店在人们阅读选择中的正确地位。原来人们几乎100%依靠报刊围书获取知识与信息，现在这一方式可能仅占比10%，甚至还会更低。再次，我们要正确认识实体书店的社会价值与人类价值，把它做成融通各种阅读社会心理的文化空间。

(摘编自刘建华《实体书店，通向文化空间》，《人民日报》2019 年07月18日)

材料二：

    自互联网进入围书行业以来，处于作者与读者中间环节的实体书店，逐渐被拥有同等功能的网络平台所取代。此外，由于图书行业的利润原本就较为稀薄，再加上阅读方式改变、经营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冲击，许多以卖书为主业的实体书店越发举步维艰。但是，在政策和资本的助力下，实体书店在销售服务、空间体验等方面转型升级，逐步摸索出“图书+餐饮+文创+休闲”的多元业态融合经营模式，实体书店的整体行业发展有了回暖趋势。

    目前，新型实体书店的经营产生了新一轮同质化倾向，小清新风格外观、咖啡茶饮、文化创意产品，似乎成为新开书店的“标配”，基本体现不出书店的个性以及与主打图书的联系。可想而知，时间的流逝会使“高颜值”带来的引流效果不断减弱。

    在大众产生审美疲劳之前，“高颜值”的新型实体书店必须紧密围绕书店的文化特色和图书的选品特点，开展多元混合业态经营，让图书售卖从边缘回到中心。此外，新型实体书店可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对不同消费者的阅读习惯进行分析，获取每一位客户的深度需求，从而为消费者画像。当前，一个书店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已成为衡量其附加值的重要标准之一。新型实体书店还应通过业务交流和培训，构建起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书店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职业水平，让其深度认可书店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自觉成为书店文化特色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政策及资本助力之下的实体书店“开店热”，无法让实体书店真正“脱 圈”，因为真正需要拯救的不是实体书店，而是国民阅读的氛国和环境。

(摘编自张华、刘满元《实体书店终究还是要把“顾客”变成“读者”》，《光明日报》2019年09月25日)

材料三：

    在电子商务和网络书店的挑战下，传统店铺和实体书店面临种种经营困境。但与此 同时，一批隐身街区巷弄、藏匿地库阁楼的独立书店，却由于坚持特色定住、多种经营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独立书店正作为一个微型文化综合体，通过特色的文化定位和环境打造，以书籍展售、主题展览、演讲座谈、读书沙龙等多元经营，在激烈竞争的商业实践中勇敢探索互联网时代“书店+”模式的生存法则。纸质阅读是网络阅读的有益补充，独立书店成为精英文明、经典文化守护者，是传统阅读文化和社区邻里文化的捍卫者。独立书店彰显的不仅是小众市场的精英目标和特立独行的文化定位，更是一种对独立的文化理念、精神信仰的坚定守卫。独立书店正是以这种价值观为核心依托，通过空间生产的多重场域建构，实现空间生产的多维拓展，展示独立书店的“书店+”模式的经营力量。

(摘编自向勇《独立书店的价值定位与营造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