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造林记

    在三北——西北、华北、东北，有一群人，为了生存，为了明天，奋力前行。漫漫30多年征程（1978年始），他们构筑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工生态林带——中国三北防护林。

    这条“绿色长城”跨越三北，见证了亿万三北人生存环境和命运的改变，与古老长城共同挽起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未来。

英雄史诗

    30年前那个春寒料峭的黎明，陕西定边农民石光银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全国联户承包治沙先行者。

    当年，为了承包350亩沙地种树，石光银卖骡子卖羊。所有人都认为他脑袋被驴踢了。这里黄沙一片，哪见长过一棵树？

    于是石光银有了个外号“石灰锤”。“石灰锤”的意思是“傻子”。“石灰锤”认准的事就是板上钉钉。

树真的种活了！在乡亲们惊异的目光中，石光银大手一挥，把招贤榜贴到乡政府门口：要想栽树你就来，我出树苗你来栽！在石光银的带领下，127户浩浩荡荡开进“狼窝沙”。结果是铩羽而归。新承包的这5.8万亩沙地，像它的名字一样险恶。

    一年失利，来年再战。三战“狼窝沙”，终于大获全胜。

    山河巨变，绿荫遍野，三北人构筑了一座当代中国的生态长城，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向“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折。

大漠逐梦

    陕西靖边，农民牛玉琴把一根木杆往沙丘上一插，杆头系块绿头巾，用羊粪蛋计数，跨大步量出自家承包的1万亩荒沙：“治不了沙，我就死在沙里！”

    牛玉琴，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西北女人，一个堪比豪杰的巾帼英雄。夕阳西下，点点金光在青翠的枝叶间跳跃。64岁的牛玉琴微笑着，身后白里透红的蜜桃挂满枝头，拖曳在地。“再过半个月，这些蜜桃就可以上市了。今年蜜桃又要大丰收。”牛玉琴的儿子说。

    在牛玉琴的诉说中，我们一步步走进她的内心世界——1985年，她和丈夫张加旺承包了万亩荒沙。每天天不亮，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出动。架子车拉着树苗，两道车辙，几行脚印，伸向再也不用借锅借米的梦中好光景。

    一次，她突发阑尾炎，到医院做手术，伤口没长好就跑回来种树。没工夫去医院拆线，她抄起一把剪树枝的剪刀，撩起衣襟，“咔嚓”一剪子下去，一咬牙，把带着血丝的线从肉里抽了出来。

    她没料到，还有更痛的病在等着她。加旺病了——骨癌。她独自挑起全家担子。安葬好丈夫的第二天，她就带着造林队开进了沙漠。

    一场暴雨令她浑身透湿，发起高烧。她拔下一根缝衣针，给自己十指放血。不管用，又找来大把干辣椒面，泡到开水里，连喝两大碗。天亮了，摇摇晃晃进了林地。

    那几年，牛玉琴倒霉透顶，几乎山穷水尽。

    卖！她卖口粮、卖水缸、卖皮袄、卖棺材，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换钱买树苗。

    不知多少人劝她改嫁，把林子卖了，过几天好日子。牛玉琴就一句话：“树，我不能卖；人，我不改嫁。”

    她腰上挂着一只小小的铜铃铛，那是结婚前加旺送她的定情信物，已戴了48年。铃铛摇曳着她和丈夫共同的富裕梦。为了这个梦，再累，再苦，她不放弃。

    年复一年，牛玉琴种树出了名，还作为改造人类生态环境杰出代表登上了联合国讲坛。人一出名，流言也跟着来了。有人说，她这个英雄掺了沙子，造林的亩数是虚报的。牛玉琴的儿子气血翻涌，要跟人家拼命。不动声色的牛玉琴摁住儿子。

专业人员来了，精确测量后得出结果：牛玉琴治理荒沙1.7万亩，植树100万棵以上，植被覆盖率40％以上。

此招一出，谣言顿消。

    如今她治沙11万亩，已达到行政区划允许范围的极限。无沙可治的牛玉琴，感到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落。多年后，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艰难的生活磨炼出我坚强的志气。”

    这是一个逐梦人无梦可逐的痛苦和惆怅。

    30多年来，勤劳智慧的三北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三北工程被称为世界生态工程之最，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工程之难，效果之著，为世人瞩目、惊叹。

    车行迅疾，语声渐远。极目远眺，遍染绿色的沙丘与依旧褐黄的沙丘交错而立，相互守规。我们不禁遐想，这黄丘与绿丘是否也会喁喁私语？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

    绿色包装是形成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其中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描金彩绘、绢丝锦带、红木雕镂等产品过度包装现象得到一定遏制。然而，每逢节日过度包装总会“露头”，“锦衣加身”的月饼也会出现在市面上。过度包装与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背道而驰。

    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垃圾中三分之一是过度包装，尤其是逢年过节，粽子、月饼等更是被包装“绑架”，包装成本可达商品本身价值的数十倍，纸张、木材、丝绸、金属等被大量消耗，令环境、资源不堪重负。

    过度包装屡禁不绝倒逼治理手段完善和治理方式创新。应当加快立法进程，将过度包装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统一规范，加强对流通领域和商家的法律约束。在鼓励简约包装的同时，加强对过度包装的处罚力度。

    企业是包装的责任主体，要制定政策鼓励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生态和环境效益。推广使用绿色包装袋，多采用可降解、可循环使用的包装材料。让那些希图用过度包装在市场上投机取巧的企业，没有出路。

    个人的微小行动可以汇聚成环保大作为。让包装回归“绿色”，缓解环境压力，同样有赖于全社会消费端的绿色化。每个人应当从自己做起，树立勤俭节约、绿色消费的理念。毕竟，对生态环境负责，就是为自己的生存环境负责。

（摘编自《让包装回归“绿色”》，2017年9月27日新华网）

材料二：

    长期以来，过度包装屡受诟病，为何仍大行其道呢?很大程度是商家推波助澜。精致的外观，华美的装饰，更能抓人眼球，让消费者在众多商品中多看一眼。包装豪华了，商品显得更上档次，身价自然水涨船高，赚取的利润也更多。这背后的商业逻辑，不难理解。

    除了商家的利益驱使，最根本的还在于高价买“面子”的不理性消费观念。事实上，普通家庭购买商品，大多还是讲究物美价廉，不会过分追求高档包装。可见，过度包装的商品，市场最主要还在于礼品消费。送礼的人抱着“好包装上档次，送礼出手有面子”的心态，对商品本身质量是否过硬，反倒不那么关心，最重要的是看着“高大上”就行。好面子、爱虚荣，在这般社会心态的影响下，过度包装似乎从不缺市场。

    过度包装使一些消费者盲目攀比，反过来商家瞅准了消费者心理，不断升级包装，生产更多华而不实的产品，导致恶性循环。一些经过特别包装的商品，价格一般都是平常包装的几倍，甚至更高。但是，商品质量并没有什么两样，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再往大了看，“一流包装，三流产品”，一个企业，不在“里子”上讲究，却只在“面子”上下功夫，也不利于国产品牌的成长。

    礼品原本寄托的是纯真质朴的情感，一旦过度包装，反而使感情变了味儿，成了利益输送和交换。特别是那些公款送礼者，“慷公家之慨，结私人之谊”，最终财友两空，正是教训。

（摘编自《包装“瘦身”靠倡导新型消费观》，2017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记者近日走访多家商超发现，月饼过度包装问题明显改善，200元左右价位、包装朴素的月饼礼盒成了主流。不过，一些给亲友送礼的消费者还是希望包装更精致一些，精明的网店为此专门推出了月饼豪华包装礼盒。

    “自家吃月饼没啥讲究，太繁复的包装反倒是浪费；如果是送给长辈，我就单独买个包装。”今年中秋节，市民彭女士换了种买月饼的方式：先买好月饼，再到网上另买合适的包装盒，既便宜实惠，也能图个漂亮体面表达心意。

    “超市里的月饼礼盒包装太同质化了，可选择的样式太少。网上单卖的包装盒花样多，可以慢慢挑，针对不同的送礼对象选不同的包装盒。”彭女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买来的月饼六块不足百元，而网购一个包装盒也就十几块钱。

    以“月饼包装盒”为搜索词，在淘宝网上能搜到4000多件相关商品，在京东商城上能搜到近200件相关商品。看似简单的月饼包装盒，被商家们玩出了新花样，清新插画包装、文艺牛皮纸包装、竹篮礼盒……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心仪的包装。

    网上销售的月饼包装礼盒价格并不贵，10元上下、纸质的月饼包装盒占主流，工序稍复杂、文艺范儿的包装能卖到几十元的价位。

    “这几年，月饼企业几乎都不怎么做豪华包装的月饼了，更看重月饼本身的口味。”本市一家知名月饼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

（摘编自《节俭风逼退月饼豪华包装》，2017年9月30日《北京日报》）

李学勤访谈录：如何认识中华文化的湖湘面孔？

黄友爱：中华文化主要是黄河、长江两河流域文化，在先生看来，作为长江文化之一脉的湖湘文化，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特点和亮点吗？

李学勤：湖湘文化呢，是长江文化的一个分支，主要代表的是长江中游南部的文化。湖湘这个概念，至少从宋代以后就很突出。至于它的特点，接下来我会谈到。

黄友爱：近年在湖南出土了大量简帛文书，包括里耶秦简、走马楼吴简等，请先生谈谈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和湖南地域文化方面的意义。

李学勤：这个涉及我们的专业，简帛学。我们知道世界上这些古代文明的书写材料是不一样的，比如埃及用的纸莎草、亚述用的泥版，都没有我们用的这个竹木简和帛书易得和方便。而我们出土的战国简帛，最早发现就是在湖南。一九四二年在长沙的子弹库，在一个小墓里出土了楚国的帛书，遗憾的是由于战乱，这件帛书现在被收藏在美国。你刚才讲到了里耶秦简，但年代更早的战国简最早也是在长沙发现的。一九五〇年开始连续发现了三批战国简，最早一批是在长沙的五里牌。刚刚你提到的一些近年的发现，也是非常丰富非常了不起的。湖南地区是出土古代简帛非常丰富的地区，上至战国，下至秦到两汉。出土的这些简帛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太大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古书都是后人传刻的版本，像《诗经》《尚书》这些书都很早了，但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用现在的文字写成的，不是古代的原貌。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抄，里面必然有些和原貌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不可避免的；而现在发现的这些简帛，是原物，有的是古书，有的是古代文书。我们研究一篇简的书籍这次就出版了十大本，所以说这个出土简帛的学术价值是很大的。

黄友爱：湖南境内有南岳衡山。但是开始南岳并不在湖南衡山，而在安徽霍山，请问从霍山到衡山，这一转变对于湖南的地域文化有何意义？

李学勤：这是学术界的一种说法，我个人对这种说法是存疑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叫岣嵝碑，也称禹碑。一开始因为大家不认识，就都认为是大禹治水刻的碑，原先就在衡山上。后来岣嵝碑原碑找不到了，但还有一些传刻的本子，比如四川一些地方。近年来研究这个可能和少数民族的古文字有关，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古代的时候南岳衡山就有它特别的历史文化意义。至于这个岣嵝碑，我认为它很可能和巴蜀文字有关系，因为二者的结构很像。所谓巴蜀文字，是指在今天川渝地区出土的一些古代文字，时间从战国一直到西汉。这种文字至今没能被解读，我们不认识，但它又有两个系统：其一与汉字比较接近，另一种则可以确定包含拼音因素。与汉字接近的这个系统的巴蜀文字和岣嵝碑的写法和笔势都很像。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因为岣嵝碑的真本已佚。

黄友爱：禹碑是内容涉及湖南的最早的古代石刻文献吗？

李学勤：刚才我说了这只是一种猜测，不宜作过多的推论。

黄友爱：先生怎么看待岳麓书院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其在湘学研究和传播中的历史地位？

李学勤：岳麓书院是古代的四大书院之一，实际上作为学府从建立书院就一直传承下来的只有岳麓书院，其他的书院历史都中断了。今天的湖南大学就是在岳麓书院的传统上建立起来的。岳麓书院到今天已经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了。它的文化史可以写一本专著来讲，但主要就是两段，南宋和近代。南宋的张栻和朱熹有过“朱张会讲”，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大家讲宋代理学就是程朱，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宋代理学的建设者还有很多，张栻（张南轩）当然算一个，还有更早的一个湖南人周敦颐。张栻的学风和朱熹很相近，但也有不同，这也是他们会讲的意义所在。可以说这个时代的岳麓书院开辟了后世的学术传统，而张南轩在其中的地位我们讲得还不够。我常常说理学史上的湖湘学派和浙东学派讲得还不够。理学就如梁启超所说，是一个思潮，是一群人而非只有程朱。另外一段近代的湘学，我觉得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它和清朝的理学和汉学都区别开了。清朝的汉学就是乾嘉，这到清中叶嘉道时期就显现出一个不足——它是纯学术的，和国计民生没有关系。那么对它的批评就产生了，只从理学角度批评是不起作用的，但从另外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对它进行批评，湖南学术界就起了很大作用。且不说后来的康梁，我提到一个人王闿运（王湘绮）就很重要。王湘绮很大一个作用就是把学风从湖南带到四川，如开办存古学堂。我常常说晚清的传统学问异军突起的一个是湘学，一个是蜀学，而蜀学又受到湘学的影响。

黄友爱：最近，考古人员在湖南道县境内的福岩洞发掘了四十七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您怎么看待这次发掘的意义？

李学勤：这个对于考古学是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当然这不是狭义的考古学，是古人类学。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现在世界上还是有争论的。究竟人类是不是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如果是的话，这发生在什么时候？这就是“夏娃学说”究竟站不站得住脚的问题，这都还是可以讨论的。这就是我们的发现为什么重要。湖南的道县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以前还发现了距今近一万年的稻种。

（该文为2016年《湘水》杂志主编黄友爱对李学勤先生的专访，有删改，原标题为《中华文化的湖湘面孔——李学勤先生访谈录》，载《湘水》杂志第三辑，岳麓书社，2016年12月。李学勤（1933-），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教授）

材料一：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 ——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

（选自光明网）

材料二：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再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她大半本都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这说明他们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鹜，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选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材料三：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

（选自新浪网）

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Ⅱ》《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人民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二：

    对于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于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12.4%上升到17.5%，2017年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工人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三：

材料四：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但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纪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在内因方面，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中国的编导们热衷对现实生活进行挖掘、表现，创新力不足，科学基础薄弱，对哲学和思想层面疏于表达，对全新世界观的建构同样缺乏；其次，美国电影界和资本界的紧密联系，国内制作水平拙劣，只有稳妥的资金流才能保证前端进一步的产品制作；最后，公众整体科学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中科技文化氛围较弱。

（摘编自《内外夹击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经济日报》2017年09月07日）

材料一：日前，华为在北京发布了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华为天罡，致力打造 极简5G，助推全球5G大规模快速部署。

    华为秉承“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留给客户”的理念，积极投入、持续创新。华为可 提供涵盖终端、网络、数据中心的端到端5G自研芯片，支持"全制式、全频谱（C Band 3.5G、2.6G）”网络，并将最好的5G无线技术和微波技术带给客户。

    华为常务董事、运营商BG总裁丁耘表示：“华为长期致力于基础科技和技术投入，率先突破5G规模商用的关键技术；以全面领先的5G端到端能力，实现5G的极简网络和极简运维，推动5G大规模商业应用和生态成熟。”

据介绍，华为发布的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华为天罡，在集成度、算力、频谱带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极高集成，首次在极低的天面尺寸规格下，支持大规模集成有源PA （功放）和无源阵子；极强算力，实现2. 5倍运算能力的提升，搭载最新的算法及波束赋形，单芯片可控制高达业界最高64路通道；极宽频谱，支持200M运营商频谱带宽，一步到位满足未来网络的部署需求。同时，该芯片实现基站尺寸缩小超50%，重量减轻23%，功耗节省达21%，安装时间比标准的4G基站，节省一半时间，有效应对站点获取难、成本高等挑战。

    摘自中国经济网《华为发布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

    材料二：

    专家预测，“十三五”期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仅芯片设计人才需求达14万人，而同期 全国高校培养规模约10万名，算上30%的流失率，真正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人才不到7万人，缺口近半。中国芯的研制迫在眉睫，但在此刻不仅要避免急功近利，更要以长远眼光在人才的培养和挖掘上下苦功夫，遵循市场规律，在夹缝中砥砺前行，才能保证企业的健康稳步发展。

    中国芯想要其正逆袭，面临诸多挑战，一个是技术差距，另一个是制作水平的薄弱。而芯片研发所需的不断积累和完善的长周期、巨大投入，也是国内许多企业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

    5G被认为将是中国自主手机芯片赶超的关键。目前紫光展锐、华为、小米都在针对5G 技术进行相应的研发，并希望实现与5G移动网络的部署同步推向市场。业内专家认为，在市场带动下，中国不仅是手机整机研发的聚集地，还将成为全球集成电路发展的聚集地。越来越多的国际科技企业表现出和中国企业合作的强烈意愿。如果能够引导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将给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带来良机。

    业内专家认为，国际合作是途径，国内企业的落脚点是自主创新，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企业合作有助于国內企业迅速提升技术实力，实现优势互补，完成技术积累，推出更贴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从而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摘编自余建斌《国产手机何时不再“芯痛”》）

    材料三：

    2010—2019 E本土芯片供应与需求量对比（单位：十亿美元）

    注：E表示预测。

    （摘编自《2018—2024年中国半导体光电器件行业竞争态势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四：

    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电子信息行业总决赛日前在深圳落幕°在跻身总决赛的22家企业中，芯片领域企业占比最大，成为本次赛事的焦点。

    在当天的决赛赛场，从全国半决赛晋级的6家初创企业和16家成长企业陆续上台，面 对400余位现场评委、观众和直播平台上收看赛事的网友进行路演，并接受7位评委的现场 问询考核。在众多参赛企业中，用不同技术创造、应用在不同领域的芯片项目十分引人注目。面向医疗和物联网终端的人工智能芯片、晶圆级光芯片、智能存储芯片、固态多光谱传感器 芯片、窄带物联网芯片、智能终端触摸屏控制芯片、人工智能语音芯片等项目陆续登台，讲述我国科技创新人才用中国心创造中国"芯”的精彩创业故事。

    获得初创企业组一等奖的企业是来自广州的真微科技，这家由中山大学集成电路博士研究团队创建的人工智能科技公司，主要向移动通佶设备、物联网终端、移动穿戴医疗领域提 供包含算法、芯片和系统完整嵌入式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公司首席执行官陈小柏介绍说，公司的关键技术是通过芯片架构创新和优化底层电路电压的方式，降低芯片的计算功耗，为移动终端设备提升续航能力。“电子信息是一个技术驱动型产业，创业团队要拥有一定的技术沉淀和较强的创新能力，并且进行迎合市场的技术创新，才能形成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在电子信息行业从业5年、对行业创新创业深有体会的陈小柏说。

（摘编自中国财经报《中国“芯”成为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