搪瓷缸里的温情岁月

梅寒

    第一次与他见面时，他的手上就捧着那只白色的搪瓷缸。一屋子的亲朋好友，都用着晶莹剔透的玻璃茶杯，只有他，捧着那个破旧的搪瓷缸，悠然地呷着里面热气腾腾的红茶。那实在是一只很不成样的搪瓷缸了，杯体已摔得坑坑洼洼，上面的红漆小字也磨得模糊一片而看不清字迹，常年的茶渍，已把搪瓷缸里面染成浓浓的茶色，看不到一点白颜色。

    他却当宝贝一样，天天缸不离手。吃饭前用它来温酒，喝完酒又用它来泡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只搪瓷缸的年龄就比他最大的孩子——我老公的年纪还大了。一只茶缸竟然用了三十年，想想都觉得让人不可思议。

    那日我心血来潮，一个人跑到外面去买了一只上好的保健杯回来，打算悄悄把他手上的那只破旧搪瓷缸换掉，却被他发现了。

    杯子没换成，却意外地换回一段故事，一段他和婆婆以及那只搪瓷缸的故事。

    春日午后，门前月台上，暖洋洋的太阳底下，他捧着一大搪瓷缸热气腾腾的红茶边喝边聊，婆婆戴着老花镜，正一针一线缝补着他的一件旧衣。他的目光悠悠，已穿过岁月的重重山水，重新回到那年那月……

    那只搪瓷缸是他进矿第二年，矿上发给他的奖品，那一年，她还同他一样健壮年轻。那时家里经济状况还很不好，那只搪瓷缸就成了家里最体面的一件用具。那种体面，却只属于常年在地下劳作的他。每次，一身煤粉一身疲倦的他钻出矿井时，她一定会准时捧着那只搪瓷缸笑嘻嘻地守在那里。那只搪瓷缸，五冬六夏，盛放的内容始终不变，总是热气腾腾的白开水。她说，刚从井下上来的人，最需要的就是那杯热乎乎的暖胃的水。其实，矿上一直供应热开水的，盛水的保温桶就在离井口不远的地方……

    “你们不知道，你妈她年轻的时候，可是出了名的胆小。可自从开始天天去给我送水，那胆子就越来越大了。那时候，从咱家到矿上，要走二十多分钟，中间是一片乱石岗子坟地，埋了不知多少被矿井吞了命的人……那时家里没有钟表，天不亮你妈就提前醒了，顶着星星就往矿上走，为的是我一上来就能看见她，就能喝上热乎乎的水……也真难为她了，一送就是几十年哪……一杯热水送上去，任是谁都可能轻易做到，可要把那一杯热水持续不断、风雨无阻地送几十年，能如此做的，可能也就你妈……”公公呷一口茶，扭头看婆婆，满眼里都是笑意温情。婆婆不抬头，脸却微微红了：“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也跟孩子们提……”

    “不提怎么行，不提他们怎么知道?这只搪瓷缸，可是给咱家立下汗马功劳的。什么东西都能丢，它可不能丢。”再呷一口茶，公公的目光就落到那只伤痕累累的搪瓷缸上。眼眸里，是与他看婆婆时一样的温情脉脉。

    “其实，那时候，要是单纯为了去给你送那口热水，还真的没那个必要。我就是不放心你，每次你下井，我这颗心都得提起来，在井口上，看着你黑头黑脸地从井下升上来，我这颗心才又放回去。我就是想去看看你，让你知道井上还有人牵挂着你……”

    “嘿嘿，我知道，我一直知道呢。每次在井口上看到你，我都跟自己说，明天早上，这个人还来给我送热水，我不能让她扑空……”话说至此，公公的眼圈儿已微微地红了。

    在矿井下工作的人都知道，他们每天其实就是在阎罗殿门口转悠。从下到矿井里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把一只脚迈进了阎罗殿里。那卑贱的生命，就不再单单属于他自己。在那个岗位上做了几十年，公公也曾经历了大大小小几十次险情。他曾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早上还鲜活的生命瞬间就被黑色的巨浪吞没……他自己也曾被困井下，整整七天，他不吃不喝，竟然奇迹般的生还……

    “那一次，要不是想着你妈天天在井口上抱着个搪瓷缸在等啊盼啊，我可能真的就放弃了，估计阎罗地府里的日子也不过就那样子了……”

    “是，那次可真快把我吓死了……”

    听着两位老人你一言我一语，将那一段岁月轻轻铺展在我们面前，再去看公公手上那只古旧的搪瓷缸，一股轻柔的风，就从心间轻轻掠过。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爱，原来并不需要怎样的轰轰烈烈。一只小小的搪瓷缸，就装下了所有的爱和温情的岁月。

（选自《当代微型小说精选》）

祥子买车

老舍

    他换了新车。从一换车那天，他就打听明白了，像他赁的那辆——弓子软，铜活地道，雨布大帘，双灯，细脖大铜喇叭——值一百出头；若是漆工与铜活含糊一点呢，一百元便可以打住。大概地说吧，他只要有一百块钱，就能弄一辆车。猛然一想，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一百元就是一千天，一千天！把一千天堆到一块，他几乎算不过来这该有多么远。但是，祥子下了决心，一千天，一万天也好，他得买车！第一步他想好了，去拉包车。遇上交际多，饭局多的主儿，平均一月有上十来个饭局，就可以白落两三块的车饭钱。加上每月再省出个块儿八角的，也许是三块五块的，一年就能剩五六十块！这样，希望就近便多多了。他对自己起下了誓，一年半的工夫，他——祥子——非打成自己的车不可！

    可是，事实并不完全帮助他的愿望。不错，他确是咬了牙，但是到了一年半他并没还上那个愿。包车确是拉上了，而且谨慎小心地看着事情；不幸，世上的事并不是一面儿的。他自管小心他的，东家并不因此就不辞他；不定是三两个月，还是十天八天，吹了！他得另去找事。自然，他得一边儿找事，还得一边儿拉散座；骑马找马，他不能闲起来。在这种时节，他常常闹错儿。他还强打着精神，不专为混一天的嚼谷，而且要继续着积储买车的钱。可是强打精神永远不是件妥当的事：拉起车来，他不能专心一志地跑，好像老想着些什么。假若老这么下去，几时才能买上车呢？为什么这样呢？在这么乱想的时候，他忘了素日的谨慎。皮轮子上了碎铜烂磁片，放了炮；只好收车。更严重一些的，有时候碰了行人，甚至有一次因急于挤过去而把车轴盖碰丢了。一搁下了事，他心中不痛快，便有点愣头磕脑的。碰坏了车，自然要赔钱；这更使他焦躁，火上加了油；为怕惹出更大的祸，他有时候懊睡一整天。及至睁开眼，一天的工夫已白白过去，他又后悔，自恨。这些个困难，使他更咬牙努力，可是买车的钱数一点不因此而加快地凑足。

    整整三年，祥子凑足了一百块钱！

    祥子不能再等了。原来的计划是买辆最完整最新式最可心的车，现在只好按着一百块钱说了。恰巧有辆刚打好的车跟他所期望的车差不甚多；本来值一百多，可是因为定钱放弃了，车铺愿意少要一点。祥子的脸通红，手哆嗦着，拍出九十六块钱来：“我要这辆车！”铺主打算挤到个整数，说了不知多少话，把他的车拉出去又拉进来，支开棚子，又放下，按按喇叭，每一个动作都伴着一大串最好的形容词；最后还在铜轮条上踢了两脚，“听听声儿吧，铃铛似的！拉去吧，你就是把车拉碎了，要是钢条软了一根，你拿回来，把它摔在我脸上！一百块，少一分咱们吹！”祥子把钱又数了一遍：“我要这辆车，九十六！”铺主知道是遇见了一个有心眼的人，看看钱，看看样子，叹了口气：“交个朋友，车算你的了。”

    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拉到个僻静地方，细细端详自己的车，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脸！越看越可爱，就是那不尽合自己的理想的地方也都可以原谅了，因为已经是自己的车了。他忽然想起来，今年是二十二岁。因为父母死得早，他忘了生日是在哪一天。自从到城里来，他没过一次生日。好吧，今天买上了新车，就算是生日吧，是人的也是车的，好记，而且车既是自己的心血，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把人与车算在一块的地方。

    怎样过这个“双寿”呢？祥子有主意：头一个买卖必须拉个穿得体面的人，绝对不能是个女的。最好是拉到前门，其次是东安市场。拉到了，他应当在最好的饭摊上吃顿饭，如热烧饼夹爆羊肉之类的东西。吃完，有好买卖呢，就再拉一两个；没有呢，就收车。这是生日！

    自从有了这辆车，祥子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了。拉包月也好，拉散座也好，祥子天天用不着为“车份儿”着急，拉多少钱全是自己的。心里舒服，对人就更和气，买卖也就更顺心。拉了半年，祥子的希望更大了：照这样下去，干上二年，至多二年，就又可以买辆车，一辆，两辆……这样也可以开车厂子了！

（节选自《骆驼祥子》，有删改）

卖书

刘立勤

    空闲的时候，我喜欢到县中门口遛遛。那里有一个书摊，我喜欢看书摊上有没有我喜欢的书，也喜欢和卖书的老李拉呱几句闲话。

    老李好像是陕北人，亦或是山东人，我记不清了，只记得老李是邮电局的职工，说着一口外地话。几十年都没有改变他的乡音，几十年也没有改变他的行当。几十年里，他都用那外地话卖着从外地进来的花花绿绿的书。

    老李卖的书主要是文学书籍和期刊杂志，什么挣钱就卖什么。从他书摊杂志的多寡，能够看出书籍的流行。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书籍一统天下，间杂着一些娱乐杂志；世纪交替前后，文学屈居第二，《家庭》《读者》等占据了主要的位置；故事类的杂志书籍又占领了大部分的地方，娱乐类书籍又靠了边。

    认识老李的时候，我刚刚在一个乡村小学当代课教师。那时候穷呀，记得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一十三块五毛钱，可我却喜欢读书。一年总有几个周末，我会骑着自行车专门到县城买书。

    那时候县城不大，却有十多家卖书的。有的是书报亭，有的是店铺，只有老李在县中门口摆了一个书摊。别人家的书大多高高的挂在墙上让人仰望，只有他的书摆在那里让人挑选阅读。不过，老李很忙，在他那里买书的人很多。

    老李进的图书很多，杂志也很全，我在翻阅那些图书时，忍不住圪蹴在他的书摊前看起来，忙碌的他也不催促，偶尔还会把自己的小凳子让我坐着看。坐着看书的感觉真好，就像饥饿的汉子走进了免费的餐厅，大快朵颐而不知羞惭。

    太阳终归要西下，我也终归要回家。专程进城为了买书，而我又没有多少钱，每次只能买上三五本书。常常是把书拿在手上，才发现钱不够。正在尴尬之际，老李操着重重外地腔说，你先拿走吧，下次来了再补上。其实，老李并不认识我，我也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看看他信任的目光，我不敢辜负他的好意，还是把把书拿走了。路上，我听说老李卖书挣了不少钱，还买了单元楼。我默默的期盼老李挣更多的钱，卖更多的书，我有读更多好书的机会。

    然而好景不长。不几年，我也来到县城工作，县城繁华了许多，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可城里的书摊已经所剩无几了。书店萎缩了，原来的报刊亭全部拆除，原来卖书的门市部要么改行卖烟酒，要么卖时装，有的甚至改作了发廊，有的改卖教辅资料，专门卖杂志和文艺书籍的书摊只有老李一家。老李的书摊算得上是县城里一道风景了。

    我以为老李的生意会好起来，可老李说生意越发的难了。老李本来的书摊有两张钢丝床，现在只有一张床了，文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娱乐杂志也江河日下，只有《读者》《故事会》还在勉力维持。熟悉的成人越来越少，主要客户是一些上学的孩子。老李显得很清闲，常常是茫然地看着街上忙忙碌碌的行人。

    我也很少掏钱买书了。上班下班的时候，习惯性喜欢到老李的书摊看看，喜欢和老李说说闲话。遇上喜欢的杂志也买一本两本，老李善解人意地说，看完了就放我这里寄卖，又给了我一个看白书的机会。

    生意真的很清淡。有时候一连几天还不见老李的书摊。问及原因，老李说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城管让他把书摊收起来。老李的书摊没有占道，他不明白领导为什么不准他摆书摊，我也说不明白。领导来了，他把书摊搬走了；领导走了，城管又默许他把书摊摆了出来。他们互相理解着各自的不易。

    老李日渐的老了，老李的老伴儿也去世了，老李的孩子去了很远的地方。老李乌黑的头发变白了，挺直的腰板也佝偻了下来。老李的书摊还在坚守，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买书看。偶尔谈起上世纪八十年书摊的兴盛，老李一边喘一边说，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读书了？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老李进的书越来越少，有些很好的杂志干脆也不订了。老李吃饭的时候，书摊放心的摆在那里，也没有人去拿他的书。

    记不得多久没有读书了，也忘记了老李和他的书摊。忽然想起去看看老李，老李的书摊也不见了。问及熟悉的朋友，说是老李病了。期盼着老李的病能好起来，期盼着老李的书摊再摆起了。期盼了一个冬天，期盼了一个春天，也不见老李好起来，心中就有了不安。

    后来，听说老李死了。听说老李死前把他的房子卖了一大笔钱，为县中捐献了一间图书室。我不知道老李的图书室里有多少读者，却看见老李摆书摊的地方变成卖撸串的摊子了，小摊前等待吃撸串的客人站成长长的队伍。

帮哭

曹文轩

    这地方的帮哭风曾一度衰竭，这几年，又慢慢兴盛起来。

    办丧事的人家，总想把丧事办好。这丧事要办得让前村后舍的人都说体面，一是要有排场，二是要让人觉得苦、伤心。因此，谁家办丧事，总要请人帮哭。

    这年春上，邹庄一位活了八十岁的老太太归天了，儿孙决心好好办丧事。年纪大的说：“南边银娇回来了，请她来帮哭吧。”

村里人知道银娇奶奶会哭，是在她十六岁的时候。她十三岁那年秋天，到处是瘟疫。那天，早上刚抬走她老子，晚上她妈就去了。苦兮兮地长到十六岁。这年春末，村西头五奶奶死了。下葬这一天，儿女都跪在地上哭，银娇奶奶就打老远处站着。这五奶奶心慈，把没依靠的银娇奶奶当自己的孙女待。五奶奶家的人哭得没力气了，银娇奶奶过来了她“扑通”一声在五奶奶棺材前跪下，先是不出声地流泪，接着就是小声哭，到了后来，声越哭越大。她一件一件地数落着五奶奶的善行，哭得比五奶奶的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媳妇都伤心。她趴在五奶奶的棺材上哭成个泪人儿，谁都劝不起来哭到后来，她哭不出声来了，可还是哭。在场的人也都跟着她哭起来。

    打那以后，谁都知道银娇奶奶哭得好。谁家再有丧事，必请银娇奶奶帮哭……

    银娇奶奶听来人说是请她去帮哭，一双黑褐色的手颤动不已。“我去，我去。”她说。

    那天，她让秋秋搀着，到小河边去，用清冽的河水，好好地洗了脸，洗了脖子，洗了胳膊，换了新衣裳，又让秋秋用梳子蘸着清水，把头发梳得顺顺溜溜的。

    数以百计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想看看老人们常提到的银娇奶奶，要领略领略她那闻名于方圆几十里的哭。

    大多数人不认识银娇，就互相问：“在哪儿？在哪儿？”

    有人用手指道：“那就是。”

    银娇奶奶被人搀扶着，走向跪哭的人群前面。这时，围观的人从骚动中一下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皆跟随着银娇奶奶移动着。银娇奶奶不太利落地跪了下来，不是一旁有人扶了一下，她几乎要歪倒在地上。她从领口取白手帕时，也显得有点儿拖泥带水，这使从前曾目睹过她帮哭的人，觉得有点儿不得劲她照例仰起脸来，举起抓手帕的手，然后朝地上拍下，但拍得缺了点儿分量。她开哭了。她本想把声音一下子扯得很高的，但全不由她自己了，那声音又苍老，又平常，完全没有从前那种一下子抓住人并撕人心肺的力量了。

    围观的人群失去了平静，开始乱动起来。

    钻在最里边的秋秋仰起脸，瞧见了人们眼中的失望，心里不禁为银娇奶奶难过起来。她多么希望银娇奶奶把声音哭响、哭大，哭得人寸肠欲断啊！

    然而，银娇奶奶的声音竟是那样的衰弱，那样的没有光彩！

    跟大人来看热闹的九宽和虾子爬在敞棚顶上，此刻已失去了耐心，用青楝树果子互相对砸着玩。

    秋秋朝他们狠狠瞪了一眼。

    这时死者的家人，倒哭得有声有色了。几个孙媳妇，又年轻，又有力气，嗓子也好，互相比着孝心和沉痛，哭出了气势，把银娇奶奶的哭声竟然淹没了。

    人们又勉强坚持了一会儿，便散去了。

    哭丧结束了，银娇奶奶被人扶起后，有点儿站不稳，亏得有秋秋作她的拐棍。

    秋秋觉得银娇奶奶的手很凉很凉……

    银娇奶奶死了。棺后跟了一条很长的队伍，但几乎没有人哭。

    秋秋紧紧地跟在银娇奶奶的棺后。她也没哭，只是目光呆呆的。

    田埂上走过九宽和虾子。

    秋秋突然打斜里拦截过去，一下插到他俩中间，用两只手分别揪住了他俩的耳朵，把他俩一直揪到银娇奶奶的墓前，然后把他俩按跪在地上：“哭！哭！”

    九宽和虾子用手揉着耳朵说：“我们……我们不会哭。”

    “哭！”秋秋分别踢了他们一脚。

    他们就哭起来。哭得很难听。一边哭，一边互相偷偷地一笑，又偷偷地瞟一眼秋秋。

    秋秋忽然鼻子一酸，说：“滚！”

    田野很静。静静的田野上，轻轻地回响起一个小女孩幽远而纯净的哭声。

    那时，慈和的暮色正笼上田野……

 （节选自《蓝花》，有删改）

照相师

王往

    照相师来了，女孩们激动起来。

    寻找焦点的人，首先成了焦点。

    瞧他那一身打扮，大波浪的披肩发，直筒裤子，尖头皮鞋，花格衬衫，套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红背心，要是村里哪个小伙子装扮成这样，不被人说成“土流子”才怪呢。可是他这样装扮，村里人觉得理所当然，要知道人家是照相师呢，胸前吊着的相机为他的职业做了证明、村里人不会用“艺术气质”这样的词语，但是他们知道持有相机的人，应该不同凡俗，异于常人。人们或远或近地看着他，想象着自己或者某个亲人的面容，仿佛他的到来是为了提醒记忆里的一些事物。

    女孩们是他的主要顾客。她们奔走相告：照相师来了！照相啵？

    啊？在哪儿？听到消息的女孩先是惊喜，然后故意掩饰自己的激动：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衣服，你先去吧。

    传达消息的女孩当然知道对方心理，一个劲催：还不快收拾，照相师说走就走了。

    照相师不会那么快就走，他那个在城里的家等着他用按快门的方式换来温饱。

    他不会白等。女孩们一个一个站到了他的镜头前。有单个的，有合影的，也有抱着孩子的，也有搀扶着老人的。

    在村里照相，人们要放松得多，他们不用正襟危坐，没有面对陌生人的羞怯。这也是照相师选择下乡的原因，他每次都能有可观的收入。他调着焦距，变换着姿势，寻找最佳角度，捕捉人们最自然最生动的表情。他知道快门按下的瞬间，美与梦想将定格为永恒。他还知道，对一个照相师来说，拍摄人像看似容易，却是最有难度最显功力的艺术；每一个表情里都有内心的语言，都有被拍摄者的性格，光与影的交汇就是对一个人内心的呈现。无论是出于艺术的考虑，还是出于生意的原因，他都不敢马虎一点儿。

    当他将冲洗出来的照片交到人们手上时，人们会左右端详，如果再夸赞几句，他就觉得极有成就，人们为什么通过瞬间保留下来的自己，感觉自己的存在？这实在是很好玩很让人思索的问题。是不是人们将某种梦想寄托在了照片上，觉得那个照片上的人是另一个自己？

    照相师也遇到过不喜欢照相的女孩。

    盐码村的女孩小茴就不喜欢照相。小茴家门前有几株月季，村里的女孩都喜欢以她家的月季为背景照相，人家一来，小茴就悄悄地溜了。

    那一天，照相师进村不久就下了雨，他慌乱中来到了小茴家的瓜架下。小茴和她母亲从地里匆匆回来了，赶紧开了门，叫他去屋子里。

    他发现这个平时冷冰冰的女孩其实很好，热情善良，她给他拿来干净的毛巾擦水，给他倒上热腾腾的茶，冒雨去做豆腐的人家打来了豆腐，让他不要过意不去，就像到自己家一样。

    吃饭时，照相师发现，小茴的左眼眉梢上角隐藏着一个米粒大的疤痕，不是很深，并不显眼，他想、小简不爱照相，是不是因为这个细小的疤痕呢？

    吃了饭，雨也停了，照相师说，我给你们照张相吧？

    母亲笑笑，看着女儿。

    小茴低头不语。

    照相师走到月季花跟前，摘了一朵，对她说，我给你照一张拿着花的照片，保证好看，小茴的眼角里放出了惊喜的光芒。

    她站到月李花跟前，将那朵被雨水润得更显明艳的花举了起来，花朵遮住了她四分之一的脸庞，露出了忧伤而又憧憬的表情。

    照相师感到了一种别致的美，神秘，梦幻。他轻轻按下了快门。

    接着，他又给小茴的母亲照了一张，还给母女俩照了合影。

    几天之后，照相师送来了照片，小茴扫了一眼，就很快收了起来。照相师笑笑，说你是我拍到的最好看的女孩

    小茴的脸红了。

    照相师又拿出一张照片，说你看看，知道这是谁吗？

    小茴盯着照片上的女子问：是谁？

    照相师说：我对象，她腿有残疾，但是人很好，性格开朗，头一次见面，她就把我吸引了。

    真的很漂亮！小茴笑着点头。

    照相师说：我们明年想开个照相馆，等你有了男朋友带去我那里合影啊，我免费！

    小茴的脸又红了。

    照相师笑笑，说我走了。

    他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下，小茴已经不见了。他知道她一定躲到屋里欣赏自己的照片去了。

    其实他的妻子并无残疾。他为这个临时想出的谎言默默地抱怨了自己一下，算是对妻子的歉意，然后大声吆喝起来；照相啦，照相……照相啦……

（选自《百花园》2016年第3期）

    于是我就说：“你好么，格斯拉先生？你可以给我做一双俄国皮靴么？”

    他会一声不响地离开我，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或者到店堂的另一边去；这时，我就维续坐在木椅上休息，欣赏皮革的香味。不久后，他回来了，细瘦多筋的手里拿着一张黄褐色皮革。他眼睛盯着皮革对我说：“多么美的一张皮啊！”等我也赞美一番以后，他就继续说：“你什么时候要？”我回答说：“啊！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就什么时候要。”于是他就说：“半个月以后，好不好？”如果答话的是他的哥哥，他就说：“我要问问我的弟弟。”

    然后，我会含糊地说：“谢谢你，再见吧，格斯拉先生。”他一边说“再见”，一边继续注视手里的皮革。我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就又听到他木皮拖鞋的踢踏声把他送回到楼上做他的靴子的梦了。但是假如我要定做的事他还没有替我做过的新式样靴子，那他一定要照手续办事了——叫我脱下靴子， 把靴子老拿在手里，以立刻变得又批评又爱抚的眼光注视着靴子，好像在回想他创造这双靴子时所付出的热情，好像在责备我竟这样穿坏了他的杰作。以后，他就把我的脚放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在外沿上搔上两三次，跟着用他的敏感的手指来同地模我的脚趾，想摸出我要求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