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禀

汪曾祺

    ①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

    ②他家在后街濒河的高坡上，四面不挨人家。房子很旧了，碎砖墙，草顶泥地，倒是不仄逼，也很干净，夏天很凉快。这家总是那么安静，从外面听不出什么声音。后街的人家总是吵吵闹闹的。他们家起得很早。天不亮王二就起来备料，然后就烧煮。他媳妇梳好头就推磨磨豆腐。后来王二喂了一头小毛驴，她就不用围着磨盘转了。省出时间，好做针线。

    ③每天下午，在人家淘晚饭米的时候，王二就在保全堂药店廊檐下，摆他的熏烧摊子。“熏烧”就是卤味，除回卤豆腐干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到了上灯以后，王二的生意就到了高潮。只见他拿了刀不停地切，一面还忙着收钱，很少有歇一歇的时候。一直忙到九点多钟，他媳妇给他送饭来了，他才用热水擦一把脸，吃晚饭。吃完晚饭，总还有一些零星的生意，他不忙收摊子，就端了一杯热茶，坐到保全堂店堂里的椅子上，听人聊天，一面瞟着他的摊子，见有人走来，就起身切一盘，包两包。他的主顾都是熟人，谁什么时候来，买什么，他心里都是有数的。

    ④这一条街上的店铺、摆摊的，近几年，景况都不大好。只有王二的生意却越做越兴旺。后来经人说合，出了租钱，他就把他的摊子搬到隔壁源昌烟店去了。源昌烟店是个老名号，专卖旱烟，但渐渐败落了。王二来了，就占了半边店堂，他所卖的东西的品种也增加了。春天，卖一种叫做“鵽”的野味；卖鹌鹑；入冬以后，就卖五香兔肉。

    ⑤王二的发达，是从他的生活也看得出来的。第一，他可以自由地去听书。王二最爱听书。以前去听书都要经过考虑，一是花钱，二是费时间，更主要的是考虑这于他的身份不大相称：一个卖熏烧的，常常听书，怕人议论。近年来，他觉得可以了，想听就去。下午的书一点开书，不到四点钟就“明日请早”了，这耽误不了他的生意。第二，过年推牌九。王二平常绝不赌钱，只有过年赌五天。过年赌钱不犯禁。下注时，王二把五吊钱稳稳地推出去，心不跳，手不抖。推牌九这玩意，财越大，气越粗，王二输的时候竟不多。

    ⑥王二把他的买卖乔迁到隔壁源昌去了，但是每天九点后他还是端了一杯茶到保全堂药店来。药店里的“先生”里分为几等，最低等的叫“同事”。“同事”每年都有被辞退的可能。像陶先生，就有三次差点被辞退。他咳嗽痰喘，人也不精明。没有辞退，是因为店伙纷纷说情，加上他也越来越勤勉谨慎了。“先生”以下，是学生意的，叫做“相公”。保全堂现有的“相公”姓陈。陈相公嘴唇厚厚的，说话呜噜呜噜地说不清楚。他老是挨打。挨打的原因大都是做错了事：纸裁歪了，灯罩擦破了。这孩子也好像不大聪明，记性不好，做事迟钝。有时，他会想一会家，想想他的守寡的母亲，想想他家房门背后的贴了多年的麒麟送子的年画。

    ⑦王二每天到保全堂来，是因为这里热闹。总有几个常客，其中有一个叫张汉的。这张汉有七十岁了，年轻时走过很多地方，见多识广。有一天，张汉谈起人生有命。说凡是成大事业、兴旺发达的，都有异相，或有特殊的秉赋。汉高祖刘邦，股有七十二黑子——就是屁股上有七十二颗黑痣，谁有过？樊哙能把一个整猪腿生吃下去；燕人张翼德，睡着了也睁着眼睛。就是市井之人，凡有走了一步好运的，也莫不有与众不同之处。大家听了，不禁暗暗点头。

    ⑧张汉猛吸了几口旱烟，忽然话锋一转，向王二道：“即以王二而论，他这些年飞黄腾达，财源茂盛，也必有其异秉。”王二不解何为“异秉”。“就是与众不同，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你说说，你说说!”大家也都怂恿王二：“说说!说说!”

    ⑨王二虽然发了一点财，却随时不忘自己的身份，从不僭越自大，在大家敦促之下，只有很诚恳地欠一欠身说：“我呀，有那么一点：大小解分清。”他怕大家不懂，又解释道：“我解手时，总是先解小手，后解大手。”张汉一听，拍了一下手，说：“就是说，不是屎尿一起来，难得!”

    ⑩说着，已经过了十点半了，大家起身道别。管事卢先生向柜台里一看，陈相公不见了，就大声喊：“陈相公!”喊了几声，没人应声。

    ⑪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

（有删节）

隐瞒

石磊

    中午时分，忽然，一辆宝马名车停在我的铺门口，下来一位四十多岁的贵妇人。这人我认识，住在我的楼上，叫尚海英。海英一进来就对我说：“老王，我想为我妈镶一口牙，好的牙多少钱？差的又是多少？”

    “海英，好的牙有五千多，也有六千多的，那差的一两百元。”我回答海英说。

    “老王，你看这样行吗？我想给我妈镶一两百元的，你当她的面说是五千多元的。”海英对我说。

    我看了看海英，非常不解地问：“海英，你家有的是钱，干吗这样做？”

    “老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已六十多岁，镶那么好的牙干吗？说不定，镶上不几天她就……”

    海英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但我知道她后面想说的是什么话。我用有点鄙视的眼光看了她一眼，很不情愿地说：“好……好吧！”

    “老王，就这么说，咱们是好邻居，你可得替我隐瞒。下午，我带她来做牙模。”海英说完就走了。

    海英走了不久，住在我楼下的夏玉莹骑着一辆单车来了。玉莹笑着问我说：“王医生，我想为我妈镶一口牙。我妈这人真是的，怎么叫她，她都不来。好的牙多少钱？最差的又多少钱？”

    我看了看玉莹心想，你也和海英一样？但我转念一想，玉莹一家不容易，夫妻都是小学教师，两个儿子都在读大学。于是，我还是很和气地说：“夏老师，好的有五千多元，差的有一百来元。”

    “王医生，妈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每次看到她吃东西，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你帮我镶一口最好的牙给她吧，我妈很心疼钱，但你得跟她说是一百来元的，要不，她肯定不镶。”玉莹十分认真地对我说。

    我听到玉莹这话，内心很是感动，但故意用海英的话对她说：“夏老师，你妈不都七十多岁了吗，镶那么好的干吗？说不定，镶上不几天她就……”

    玉莹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不满地说：“王医生，你怎么说这话？”

    我知道我说错了，歉意地对她说：“夏老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玉莹走时，又郑重对我说：“王医生，这事就拜托你了，千万别让我妈知道。她要是知道了，她是不会来的。”

    真是无巧不成书。几天后，尚海英带着妈妈来了，夏玉莹也带着妈妈来了。尚海英的妈妈叫她尚妈妈，夏玉莹的妈妈叫她夏妈妈。因为是同一栋楼，彼此都认识。尚妈妈问夏妈妈：“大姐，你镶多少钱的牙？”

    “我……我……我……本来不想镶牙，都七十多了，还镶什么牙，可玉莹就是不肯。”夏妈妈回答说。

    “我是问你镶多少钱的？”尚妈妈又问了她一句。

    “一……一百多块的就行了，都这把年纪了。”夏妈妈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她不是钱少不好意思，是怕媳妇在他们的面前没有面子。

    “什么？一百多块的？一百多块的还不跟纸糊的一样，我的儿媳妇就给我镶五千多的！”尚妈妈颇为得意地说。

    海英有点用质问的口气，对玉莹说：“夏老师，你怎么给夏妈妈镶这种牙，你要是没钱，跟我说一声。老王，你说是不是？”

    海英的话，我装着没有听见。玉莹理了理刘海，有点尴尬地说：“将、将就一下吧。”

    我自言自语说了一句：“真作假时假作真。”

    海英婆媳走了，夏妈妈却安慰儿媳说：“莹，她们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她家有的是钱，咱们一百元要相当她们的五十万元。”

    我想了很久，也不知道对她们婆媳说什么好。我精神十分集中，想把这口牙镶好，不然，我就对不起玉莹的那份孝心。

    一个星期后的中午，天下着雨，我在房里休息。尚妈妈和夏妈妈到我家来跟我的妈妈聊天。聊来聊去，她们聊起了牙。尚妈妈问夏妈妈说：“大姐，你的牙好使吗？”

    “哎呀，我的牙好得很，跟年轻时的牙齿一样。”夏妈妈喜形于色地说。

    “这就怪了，你一百多块的牙那么好，我五千多元的牙却差得很。会不会给小王搞错了？”尚妈妈有点怀疑地说。

    “让我给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妈妈对尚妈妈说。

    妈妈一看到尚妈妈那口牙，就肯定地说：“错了，这牙是便宜的牙。”妈妈说完又对夏妈妈说：

    “你的牙，我也看一下吧。”妈妈一看到夏妈妈的牙又说：“你这口牙可是好牙，搞错了，搞错了。”

    妈妈走进我的房里，把我叫了出来，当着她们的面质问我：“她们的牙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搞错了？”

    我本想为她们继续隐瞒，现在看来，不说出实情不行了。于是，我只好把真相告诉她们。

三位老人听后，都十分吃惊……

（节选自《北京文学》，有删节）

芦苇荡

孙犁

    ①弯弯下垂的月亮，浮在水一样的天上。老头子载了两个女孩子回来。

    孩子们在炮火里滚了一个多月，都发着疟子，一直没安静过，神经紧张得很。一点轻微的声音，闭上的眼就又睁开了。又是到了这么一个新鲜的地方，有水有船，荡悠悠的，夜晚的风吹得长期发烧的脸也清爽多了，就更睡不着。眼前的环境好像是一个梦。小女孩子趴在船边，用两只小手淘着水玩。

    远远有一片阴惨的黄色的光，突然一转就转到她们的船上来。女孩子叫了一声。

    老头子说：“不怕，小火轮上的探照灯，它照不见我们。”

    小船无声地，但是飞快地前进。当小船和那黑乎乎的小火轮站到一条横线上的时候，探照灯突然照向她们，不动了。两个女孩子的脸照得雪白，紧接着就扫射过一梭机枪。

    老头子叫了一声“趴下”，一抽身就跳进水里去，踏着水用两手推着小船前进。大女孩子把小女孩子抱在怀里，倒在船底上，用身子遮盖了她。

    子弹吱吱地在她们的船边钻到水里去，有的一见水就爆炸了。

    那小的觉得有一股热热的东西流到自己脸上来，连忙爬起来，把大的抱在自己怀里，带着哭声向老头子喊：

    “她挂花了！”

    老头子没听见，拼命的往前推着船，还是柔和地说：

    “不怕。他打不着我们！”

    “她挂了花！”

    “谁？”老头子的身体往上蹿了一蹿，随着，那小船很厉害地仄歪了一下。老头子觉得自己的手脚顿时失去了力量，他用手扒着船尾，跟着浮了几步，才又拼命地往前推了一把。

    一钻进苇塘，他就放下篙，扶起那大女孩子的头。

    大女孩子微微睁了一下眼，吃力地说：

    “我不要紧。快把我们送进苇塘里去吧！”

    老头子无力地坐下来，船停在那里。月亮落了，半夜以后的苇塘，有些飒飒的风响。老头子叹了一口气，停了半天才说：

    “我不能送你们进去了。我没脸见人。’

    小女孩子有些发急：“老同志，你快把我们送进去吧，你看她流了这么多血，我们要找医生给她裹伤呀！”

    这时那受伤的才痛苦地哼哼起来。小女孩子安慰她，又好像是抱怨，一路上多么紧张，也没怎么样，谁知到了这里，反倒……一声一声像连珠箭，射穿老头子的心。他没法解释：大江大海过了多少，为什么这一次的任务，偏偏没有完成？自己没儿没女，这两个孩子多么叫人喜爱？自己平日夸下口，这一次带着挂花的人进去，怎么张嘴说话？这老脸呀！他叫着大女孩子说：

    “他们打伤了你，流了这么多血，等明天我叫他们十个人流血！”

    两个孩子全没有答言，老头子觉得受了轻视。他说：

    “你们不信我的话，我也不和你们说。可是，等到天明，你们看吧！”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非常闷热。②一轮红日当天，水面上浮着一层烟气。小火轮开的离苇塘远一些，鬼子们又偷偷地爬下来洗澡了。十几个鬼子在水里泅着，日本人的水式真不错。水淀里没有一个人影。从荷花淀里却撑出一只小船来。一个干瘦的老头子，只穿一条破短裤，站在船尾巴上，有一篙没一篙地撑着，两只手却忙着剥那又肥又大的莲蓬，一个一个投进嘴里去。

    鬼子们冲着那小船吆喝，叫他过来。

    老头子向他们看了一眼，就又低下头去。还是有一篙没一篙地撑着船，剥着莲蓬。船却慢慢地冲着这里来了。

    小船离鬼子还有一箭之地，好像老头子才看出洗澡的是鬼子，只一篙，小船溜溜转了一个圆圈，又回去了。鬼子们拍打着水追过去，老头子张皇失措，船却走不动，鬼子紧紧追上了他。

    眼前是几根埋在水里的枯木桩子，日久天长，也许人们忘记这是为什么埋的了。③这里的水却是镜一样平，蓝天一般清，拉长的水草在水底轻轻地浮动。鬼子们追上来，看着就扒上了船。老头子又是一篙，小船旋风一样绕着鬼子们转。鬼子们像是玩着捉迷藏，乱转着身子，抓上抓下。

    一个鬼子尖叫了一声，就蹲到水里去。他被什么东西狠狠咬了一口，是一只锋利的钩子穿透了他的大腿。别的鬼子吃惊地往四下里一散，每个人的腿肚子也就挂上了钩。他们挣扎着，想摆脱那毒蛇一样的钩子。那替女孩子报仇的钩子却全找到腿上来，有的两个，有的三个。鬼子们痛得鬼叫，可是再也不敢动弹了。

    老头子把船一撑来到他们的身边，举起篙来砸着鬼子们的脑袋，像敲打顽固的老玉米一样。

    他狠狠地敲打，向着苇塘望了一眼。在那里，鲜嫩的芦花，一片展开的紫色的丝绒，正在迎风飘撒。

    在那苇塘的边缘，芦花下面，有一个女孩子，她用密密的苇叶遮掩着身子，看着这场英雄的行为。

    1945年8月于延安

（有删减）

开会

王安忆

    县里号召开三干会的通知发下来了。“三干会”的全称是“农村干部会”，即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规模很大。

    收到通知后，大队里就开始筹划去县城开会的事情。先是定开会的人。再要定的是必须带个做饭的去，叫谁去呢？就叫孙侠子去。孙侠子这姊妹聪明肯干，而且没小心眼儿，前说好了婆家，沫河口的，来年就要出门子了。孙家人会过日子，到了开春还有两顿稀一顿稠，从来不欠账，是个正经人家。第二条要筹划在哪做饭，还是像往年那样，在大队会计的表舅家。事情就这么筹划下了，很顺利。

    孙侠子也开始筹划了。筹划那一日穿什么衣裳什么鞋。孙侠子没读过书，除了种地，就是做针线。但她也渴望生活中发生一点不寻常的事情，明年她就要过门子了，在家做姊妹的日子里要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就有了纪念似的，比较值。

    孙侠子最后决定的是穿那件线呢的格子褂，黑和黄两种颜色的格子，里头衬了毛线衣，是婆婆家送的聘礼，一斤半毛线，还是从蚌埠买来的。在这开春不久的气候里，她这一身有些单薄了；可县城百貨楼里的那些女营业员，一冬都不穿棉裤，不是也没冻着。

    太阳也近午了，队长从台子上走过，喊她走了。一路上说着走着，不知不觉，就看到了县城南头的分洪闸。到了分洪闸跟前，他们就跟孙侠子分手了，他们要到县城北头的人民剧场报到，开会。孙侠子一个人从分洪闸旁边的一条坡道，缓缓地走到了底下。

    到了县城街上，太阳正晌午。孙侠子首先去了百货大楼，是在县城中心，两条大街交界的地方，年前起的二层楼。可孙侠子进了一层，却不知怎么上二层。铺面很大，四圈都有柜台，中间还有一圈，依然很宽敞。女营业员坐在柜台后面，傲慢地抬着脸，孙侠子几乎不敢走近她们。她很拘束地转了一圈，刚要出门，瞅见墙角旮旯里忽然转出一个人来，再仔细一看，那是一道夹墙，墙缝里是上楼的楼梯。孙侠子弄明白了从哪里上楼，可却没了上楼的兴趣，还是走了出去。

街上更静了，太阳呢，也更暖了。孙侠子穿了这一身，正好。孙侠子买了辣皮，买了捆菠菜，又见有卖小糟鱼的，卖鱼的是个猫子，急着回船上去，就卖得便宜，花了四角钱，全要下了足有二斤的光景。还剩一些钱，留着买油醋。这下就齐全了。

    提了这么些东西，往回赶着，又有一摊子做饭的事等着她，孙侠子就不由地郑重起来。走过百货大楼，她也没停留，而是一径地走过去，眼都不回一下，心里嘀咕着：人家有事！她的衲得很结实的布鞋底，快快地擦着水泥的街面。脚跟在硬地上一弹一弹，腰不由地直了起来。她忽然地有了一种城里女人的姿态：匆忙的，快速的，重要和自信的。

她顺了坡道七拐八绕地进了大队会计他表舅家的小院。家里只有老奶奶和孙子在，表舅和表妗还没有回来。老奶奶说，儿子在窑厂做临时工，儿媳在船码头或饭铺打杂。孙侠子合计了一下，决定这样几个下酒菜：烫菠菜、拌辣皮、煮小鱼、腊肉炒鸡蛋。稀的喝面条，千的贴饼子。真是一顿很丰盛的宴席。她合计完了，就动起手来。孙侠子将水倒进缸里，便切腊肉，切辣皮，装上盘子。老奶奶烧了一锅疙瘩汤，点上香油，满屋都飘香。趁老奶奶不防，孙侠子摸出一个鸡蛋，在锅沿一磕，鸡蛋黄打了个滚，进去了，说：给我小表弟吃。转身就去和面，擀面。等她把面条细细地切出来，抖落开，老奶奶那边已经和孙子在喝疙瘩汤了。

    这边油进了锅，那边她方才打鸡蛋。她将鸡蛋哗哗地打起老高，就像连在筷子上似的，渐渐起了沫。她斜了碗，一溜圈下了鸡蛋，打松的鸡蛋一着热油，“潽”地起了半锅，再下腊肉，一起翻炒。真过瘾啊！孙侠子什么时候这么痛快地大油热锅地炒过菜？过年时，下材料的莱都是她娘上灶，怕她糟蹋了东西，可她不是炒得很出色！不仅菜炒得出色，时间也扣得准，她这边刚起盆，那边，开会的人就来了，堂屋里坐得满满的。这时，老奶奶的儿子媳妇都还没回来。

    屋里的酒喝上劲了，猜起拳来。孙侠子往匾里的面条上抖了一些面，再提溜了几下，怕它们粘了。这时候，孙侠子才觉出身上有些冷，忙出的一身汗，又在风里站了一时，吹凉了。她往灶里添进一些掰碎的秫秸，让火种略旺一点，又往灶下偎了偎。不知什么时候，孙侠子睡着了，这一个瞌睡也不知是一眨眼工夫，还是一大会儿。她醒来时，听到堂屋里还在闹酒呢！这些爷儿们，一喝上就忘了时间。那老奶奶的儿子回来了吗？

（有删改）

卜白

袁良才

    民国时期的上海，凭一张纸名满天下且赚得盆满钵满的，只有《申报》。《申报》副刊《自由谈》更是牛气冲天，在上面发稿的多是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这样的超级大腕。文豪扬眉吐气，编辑、记者先生也神气活现，洋气十足。但凡事都有例外。卜白就是个例外，不，简直是个另类。他是《申报》的资深编辑，却土得掉渣，土得冒烟儿。瘦高个儿，白净无须，常年着一袭青布长衫，足穿黑色方口布鞋，架着一副琇琅圆形近视眼镜，讲一口江南土语。

    在报社，他专司划版、校对，有时副刊缺边少角的，主笔大人就会说一声，卜先生，您给补一点白吧。卜白二话不说，展纸挥毫，须臾立就：或杂谈，或轶闻，或小幽默，或诗画配，虽短小得可怜，却鞭辟入里，妙趣横生，无不是锦绣文章。不少读者就是冲着卜白的补白文章，才订买《中报》的。其补白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历史，无所不包，涉笔成趣。依其姓名谐音，人送雅号“补白大王”。

    别小看了补白，实则大有学问，弄不好会闯下大祸。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国人悲愤。有位大学马校长给《时事新报》发去一首小诗《哀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主笔安排作补白之用，不想惹怒了少帅，差点派兵砸了报馆。

    怪才必有怪癖。他嗜茶。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他宁愿饿肚子也要设法买来饮。有好事者悄悄作了统计，卜白每天饮茶能饮掉五瓶热水，可见嗜茶之深。但他很少如厕，你说怪也不怪？

    据说卜白是陈寅恪的高足，国学功底不可作等闲观，咋甘当划版、校对、补白的微贱活儿？没人去问，也没人说得清。但卜白似乎全不在意，甚至还有些乐此不疲。

    一天，主笔大人对卜白说，卜先生，您也该给自己的人生补补白啦。卜白会意，三十好几的人，竟酡红了脸，期期艾艾道，不急，不急。事业未就，何以家为？主笔不由分说，扯着卜白的青布长衫袖口说，别把自己生生弄成套中人，以后同仁该改叫你别里科夫先生了。走！我陪您去见一位女士，我太太已候在那里了。卜白见到那位神情忧伤的女士，得知她男人是谢晋元的部下，在淞沪战役中为国捐躯了，撇下孤儿寡母，卜白竟爽快地应承了这桩婚事，主笔夫妇大感意外，又惊又喜。卜白一段话让女士为之涕泪交流：我虽一介书生，亦当为抗战效绵薄之力。让我为你这个抗日英烈之家补白吧！再说，你的娘家福建安溪有好茶“铁观音”呢！

    卜白没啥业余爱好，除了饮茶，就是看看京戏，尤其迷梅兰芳的戏，一来二去，结识了梅兰芳，成为票友。一次，梅兰芳在天蟾舞台演《贵妃醉酒》，观者如堵，一票难求。卜白却接到了梅兰芳专门差人送来的戏票。卜白急急地赶到剧场，戏正待开演，梅兰芳的嗓子突然发不出声音了，在后台急得团团转！卜白听闻，急急如风地挤进后台，对梅兰芳说，救场如救火！你在台前演，我在台边唱，合作一曲双簧。梅兰芳将信将疑，台下的观众已作哄叫闹起来，梅兰芳只得上台去。“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见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剧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整场戏下来，梅兰芳的表演与卜白的唱腔念白浑然一体，俱臻妙境，竟无一名观众识破此中玄机。事后，梅兰芳特意答谢，卜白又是一句，急人所难，君子不可不为，补白亦大快事也！

    民国三十八年初夏，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响彻大上海城郊，吴淞口外。汤恩伯率重兵扼守上海。《申报》选派战地记者，“大笔杆子”们虽西装革履，却顿失绅士风度，不是低头狠劲抽烟，就是把咖啡喝得嘴里一半、地上一半。卜白饮了一口铁观音，一抹嘴，石破天惊地说，我去！有一天，上海市民突然从《申报》上看到一则快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中将率部投诚，为解放军打开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大门。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卜白平生最“得意之作”。多年后，卜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策反敌人弃暗投明，是我对军事斗争的一种补白！

    解放后，卜白担任宣传文化部门的高级领导，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卜白留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请把我安葬在普通百姓的墓地之侧，为逝者补白。

    卜白，姓卜名白，一生补白。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8期，有删减）

1987年的一头牛

陈振林

    1987年暑假一过完，我就要上初中三年级了。大我三岁的姐姐，将进入高三年级。

    但是，这个暑假不好过，似乎天上总有乌云，好像就要下起暴雨。我和我姐上学的费用没有着落，这件事困扰着我们一家人。

    父亲和母亲跑了好几家亲戚，想方设法去借钱但都白跑了。亲戚和我们一样，手头上也没有多余的钱。

    姐姐发话说她不想读书了，听她一说，我也不想读书了。家中有两个孩子读中学，仅有的一点钱也会让孩子掏空的。

    爷爷躺在他那张旧床上，不停地咳嗽着，吐出一口又一口浓痰。他不肯上医院拿药，更不用说住院治疗了。他怕用钱。

    晚上，父亲不停地抽着烟。那烟头，一明一灭在黑夜里像夜空里飞机上闪烁的灯。可是，飞机是有航向的，我们的学费在哪儿呢？

    “还有小牯子啊！”不知什么时候，爷爷坐在了父亲面前的木凳上，发出了声音。

    小牯子是我们家中唯一的牛，是庄稼人的命根子。牯子，是对公牛的一种叫法。

    父亲用力地扔掉手中的烟头，没有出声。他知道，眼下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卖掉家中的这头牛了。

    这头牛在我们家中已经五年多了。小牯子的力气很大，下田犁地的时候，总是任劳任怨。每天放学，我就去放牛，我和小牯子成了好伙伴它会低下头，让我踩了它的两只牛角，骑上它的牛背。在牛背上，我可以看书，可以背诵课文，也可以吹奏口琴。夕阳西下时，我们慢慢地回到家中。

    爷爷又用力地咳嗽了一阵子，对父亲说“两个孩子不读书是不行的。我前天就出去联系了买家是清水村的吴老大，他还看了牛的，我们说好了730元的价钱，明天你就将牛送去吧，一手交牛，一手拿钱。”

    父亲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

    但父亲第二天并没有将小牯子送去十多里外的清水村。我也不去问，仍然每天傍晚牵着小牯子，将它牵向青草丰盛的田埂，让它饱餐。我看着小牯子，小牯子也睁着大眼睛看着我。

    和小牯子分别的这一天还是到来了。等到开学的前一天，天还没有亮，父亲就一个人牵着小牯子上路了。中午的时候，父亲就回到了家。他的手中，捏着一沓十元一张的“大团结”。

    第二天，9月1日，是开学的日子，我和姐姐拿着钱去了学校。父亲做爷爷的思想工作，想让爷爷去住院治疗，被爷爷拒绝了，父亲只好在医院帮他带回了几包中药。

    几天之后，是个星期天。我回到家中，突然，我看见了个熟悉的身影，从我家门前的田埂上走来。是小牯子，拴在它鼻子上的铁环不见了，鼻子上隐约有些血迹。它慢慢地走着，像以前我每天牵着它回来时一样。我高兴地跑着告诉家里人说“我们的小牯子真聪明，它回来了！

    “小牯子真乖，它找得到回家的路呢。”姐姐也很开心地说。

    “难怪，昨天在学校里，我在心中念叨着我家的小牯子，担心它在清水村生活不习惯，今天它就回来了。”我说着，几乎要跳起来了。

    一旁的邻居铁成哥也替我们高兴：“哎呀，这个小牯子真好，将它卖了它也能回来，你们家这回赚了呢。”

    爷爷从病床上起了身，让我叫来了父亲。父亲见了小牯子，也有些惊喜。

    “你，把小牯子给人家吴老大送回去。”爷爷对父亲说。

    我和姐姐的开心劲头顿时全没了。

    父亲找来一根牛缰绳将小牯子拴住，然后牵着它准备上路。谁知，小牯子却停下了脚步，立在我们家门口一动也不动。父亲越是向前拉，小牯子越是向后退，爷爷捡了根树枝，抽打小牯子，想让它挪动脚步。可是，它宁愿挨打也不挪动。

    爷爷也知道这小牯子的脾性，它是不会动的。

    “这样吧，你，和我一起去清水村找吴老大”爷爷对父亲说，“牛回来了，人家肯定心里急呢，还有，将前天没有花完的钱带上。”

    那晚，父亲和爷爷回来时已是半夜。父亲坐在灯下，我问父亲小牯子的事怎么处理的。父亲说：“我们还没有花完的110元还给了人家，你爷爷让我给清水村的吴老大另写了张620元的欠条，吴老大在家整了好大一桌子菜给我们吃呢。”爷爷咳嗽得更厉害了。

    “那我们以后还将小牯子卖给他们家吗？”我又问。

    父亲没有回答。

    从那时开始，我们家更加省吃俭用。两年之后的一个下午，父亲喝了点酒，脸红红的，他将一张620元的欠条拿给我和姐姐看：“你们看看这就是两年前我写给吴老大的那张欠条，今儿个，再不用提将小牯子卖给他的事了。”

    已经读了大学的姐姐问了父亲一句：“这两年，怎么也没见清水村的吴老大来向我们讨账呢？”我也不明白，620元，不是个小数目，那个吴老大就不担心我们赖账吗？

    我望了望我们家门前柳树下的小牯子，笑了。

（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