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暖

于艳丽

    父亲坐在轮椅上：他垂着头，看不到脸，花白稀疏的头发掩盖不住头皮，一道勒痕从他低垂的后颈处显露出来，红紫色的淤血让人触目惊心。

    她“啊”地一声站起来，埋头工作的同事抬起头莫名其妙地望了一眼，复又低下头去了。每个人都有忙不完的事，谁有工夫关心她的情绪呢？

    此刻正是中午，一天中最暖的时候，明媚的阳光从窗户外铺展到室内，她用手摸索了一下脸，恍惚中做了一个梦！，

    她觉得有必要请假回老家一趟，这个打算已经有了好久了。从去年的秋天开始，她知道父亲的中风更严重了之后，就打算回去。可是，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一个任务套着一个任务，她没有办法停下来。

    无论如何必须回去一趟了。这几天，网络里、电视上，轮番轰炸似地播报一个关于保姆弑杀老年雇主的新闻，这让她时不时地做噩梦。

    伺候父亲的保姆是自己在中介找到的，五十岁左右，圆脸，有一双与年纪不大相符的清澈的眼睛。她就是看中了她那一双带着笑意的眼睛，凭她在社会上多年历练的经验，那笑不是逢迎的、卑微的，而是从心底里生长出来的善良结成的笑。把一个失语的瘫痪在床的老人交给有着这样善意笑容的人，她觉得自己是能够放心的。可现在，她对自己的判断有了怀疑。电视上那个老女人看起来多憨厚，多无辜，如果不是证据确凿，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那样的一个人竟然会像掐死一只蚊子一样，害人！

    终于还是请了假，头也不回地挤进了火车站。她坐在候车室，心神不宁地盯着候车大厅门口那个圆形挂钟上的时针和分针等车。

    母亲去世后，父亲得了脑中风，不能自由行动，也不能言语，自己又没有能力将他带在身边，只好在老家雇了一个保姆，伺候他的饮食起居。最近两年，新换了工作，压力大，而她似乎也有意识地逃避着那个有亲人却没有温暖的家，直到最近看到那则保姆出事的新闻，她才慌乱起来。她想，应该回去看看了，如果父亲出事了，那冥冥中她也成了杀人者的同谋。

    回乡的路曲折漫长，火车爬过一座山又一座山，越过一道河又一道河，可终点似乎遥遥无期，对面一个回乡的小孩问：妈妈，火车爬得这么慢，为什么不站起来跑呢？

    她在众人的惊叹中，哑然失笑。小时候，她也问过父母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得不到想要的答案，但是父母亲无一例外地慈祥地笑她，抚摸她的头，甚至给她一个奖赏性的拥抱，让她觉得问一些没头没脑的问题虽然没有答案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下了车，神思还在恍惚。

    有两年多没回来，站前的大楼在新广告牌衬托下，似乎更显破旧，一辆黄色的出租车恰当地停在她的身边。司机师傅按响喇叭，这让她竟然有了手足无措的感觉，就像偶遇一个曾经十分熟悉却又被自己疏远的朋友。

    车上，她试探性地提起保姆杀人的案子，司机师傅打着哈哈说，现在这世道，什么稀奇事都有。前段日子，这里一个老人死在家里，十几天才被发现，等打开家门，发现人已经臭了。她的胃抽搐了一下，嘴里涌出一股酸水，想吐，却又忍住了。她用一只手扶着头，转脸看向窗外，马路边的老柳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没了，路边被水泥和花砖铺出了停车场，她想起那几棵老柳树，想起曾经在春天的时候，它们早早地把春天的消息捎给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她拖着行李，走进小区，心脏跟着行李箱的碌碌声，快节奏地跳着。一个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迎面走了过去，一只毛毛狗跟在母女俩的身后摇晃着尾巴。

    隔着几十米远，她看到了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一个圆脸的老妇人在和旁边的人攀谈，老人坐在轮椅上，春天的阳光照着他黧黑又有几分红润的脸，他正看着前方，想必从视线里发现了令他惊喜的事物。他的眼神瞬间明亮了起来，嘴角有一丝微笑慢慢地鲜活，慢慢地鲜活，最后连她都觉得那微笑已经如这三春暖阳一样铺展开，让她的世界也跟着温暖鲜活了起来。

(选自《羊城晚报》2016年4月10日）

①望梅止渴{#blank#}1{#/blank#}

②赔了夫人又折兵{#blank#}2{#/blank#}

舌苔上的记忆

雷抒雁

    在人类所有的记忆里，我以为以味觉的记忆最为深刻，最为顽固。

    那是在你饥饿时，或者在你的成长期里，某种饮食以它独特的滋味突然地闯入，或者是经常性地光顾，刻写在你的舌苔上，濡染了你的味蕾，使你有了一种与生俱在的感觉记忆。此后，随着年岁的增长，环境的迁易，也许有过无数次更美妙的食物冲洗、覆盖过你的舌苔，那种特殊口味的记忆却生机勃勃地清醒着，牵动着你一生的神经。

    有些口味缘地域而形成群体，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

    居京的陕西乡党，每每有机会聚会，必到“蓝花花”“老孙家”什么的陕西馆子里去，饱餐一次“土得掉渣”的陕西食品。那时的快乐，肯定是舌头挑起的。吃着辣辣酸酸，油油汪汪的油泼面，或来一碗掰得细细的、煮得烂烂的、肉肥汤醇的羊肉泡馍。一时之间，只听见吸吸溜溜、呼呼噜噜的进食声。

    只有吃陕西这种合口味的饭，老陕们才有这种旁若无人、汪洋恣肆的场面。三碗下肚，打个饱嗝，用厚厚的掌心抹一把油嘴；然后，几双豹眼，吃傻了一般，呆呆地相互望着，半晌嘣一句重重的陕西话：“美！”这叫“解馋”。只有在这种场合，那些学了多年的、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才会一概扔掉，显出西北语言凝重、朴拙的本色。

    一位目睹了这场面的外省人，惊得连连摇头：“要真正认识陕西人，你得看陕西人吃陕西饭！”口味，就是这样让你变得原始，甚至恢复野性。

    陕西乡党到一起，说文学，论世事，多有见仁见智，唯在这吃食上，意见一致得惊人。凭着那一口辣、一口酸，让撸起袖子去拼命，也都值得。

    我的老母亲，已是八旬高龄，总惦记家乡县城钟楼巷里那家卖馄饨的。说那馄饨皮薄，馅香，

    煮馄饨的汤，是老母鸡炖的。还有家乡的蜂蜜与凉粽子，甜、软、香。老太太说起这些时，总会蠕动嘴唇，还要不时用手擦擦嘴。北京有的是馄饨，有的是凉粽子。不行，吃了后，说不是味，不如家乡的好。我和老娘开玩笑，说有位皇帝想吃“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逗得老太太直乐，说：“也怪，这口味一旦有了，硬是改不了！”

    说改不了，也真是。日前回西安小住几日，朋友安排我在一家豪华饭店里。一上餐桌，打开菜谱，溜一眼：川、粤、潮州，生猛海鲜，应有尽有，唯独没有魂牵梦绕的陕西地方食品。朋友热情，珍馐满桌；我却淡然，难以下箸。

    第二天早早起来，穿街过巷，只在味觉记忆的顽强指引下，寻那早年让我恋恋难去，又常因无钱而空回的地摊食品。

    先来一碗胡辣汤。中国饮食，说全了，色、香、味、器、形、意，字字得到。可这种街头传统食品，重的只在一字：味！若看那色，黑糊糊一锅浓汤，没少倒酱油，少打淀粉；里边若隐若现些白菜、粉条、肉丸之类。很像旧时的木匠师傅做活时，熬下的一锅皮胶，腾腾冒着热气。要是外省人看了，怕要呕出胃来。可咱要的，就是那一口“味”儿！

    拿起汤匙细品那碗胡辣汤，几十年前的种种记忆，裹了一些人和事，都一勺勺，或酸或甜地随它灌进肚子去。吃罢，那辣、那粘、那香，似乎跨越岁月，和生长在记忆中的口味衔接在了一起，舌齿之间，久久难去。虽说只是一碗俗常饭食，此时，冲击情感，竟如面晤久违亲朋，或者徜徉于友人书信的墨香之中。

    在西安的日子，天天如在梦里，有时驱车十里八里，也就为吃一碗开胃的“歧山臊子面”，或者一块干硬的乾州“锅盔”。

    往事、乡情，我是用舌头一点一点贪婪地品尝它的滋味。

    前些年，我去了趟台湾，偏偏台北就有一家羊肉泡馍馆子。入座，老板操一口地道陕西乡音迎上，只三、五句交谈，便一见如故，把所有陕西饭食，都一一端了上来。只可惜，名实相去甚远，大大走了口味。想想也是，几十年的阻隔，那水、那土、那用料，全不是故乡的了，连食客的口味，也变得失去辨别力。可是，环顾左右，那些客居的陕西乡党，吃得却是津津有味。其实，来这里的人，吃的也只是那食品的名字，以及由此引起的乡思，满足的也不过是深深打上故乡烙印的味觉怀旧。如果某一日，能回到陕西，真真切切地触摸一下折磨了他们几十年的味觉记忆，怕会未曾举箸泪先落了。

    舌苔上的记忆，是渗入血肉和生命同在的东西。那根，深深扎在故乡情思的厚土里！

（有删改）

遗失的寒冷

张亚凌

    三十年前，站在宿舍门口，看着萌发出新芽儿的柳枝映在斑斑驳驳的土墙上的影子，我一边感慨着“春天总算来了”，一边告诉自己：在以后所有的冬天，你再也不会有寒冷的感觉了。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今天的我才尝试着触摸那段遗失寒冷的岁月。

    那一年，我升入初中，必须在学校住宿。褥子被子一捆，和一大布袋子红薯、糜面馍馍、玉米糕绑在一起，母亲帮我拎起来搭在肩上。背上是褥子被子，胸前是一个大布袋子，后面重前面轻，我都有些把持不住自己的身子。母亲只是交代了句“不要贪吃好的，一顿蒸上两个红薯一个糜面馍或玉米糕就行了”。

    走一走歇一歇，到了学校。宿舍是一面窄窄的空荡荡的窑洞，我们直接在地上铺铺盖。

    别人都是先在地上铺一个厚厚的草垫子，上面再铺个毡子毯子什么的，接下来才铺上褥子，褥子上面还有个布单子，怕将褥子弄脏了。我呢，只带了褥子和被子，压根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铺在地上。于是我就满学校找来了一些废纸片，铺在地上，才开始铺褥子。结果是：我的床铺比两边同学的低下来一截，她们都觉得我不应该夹在中间。于是，我就自觉地挪到了最边上——门口的墙下。

    我的褥子几乎是直接挨着地面的，很潮湿。只要有一丁点太阳的影子，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将褥子抱出去晾晒。我现在特别喜欢冬天的太阳，甚至会深情地看上半天，恐怕就源于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对太阳的感激吧？那时在别人眼里，我或许是个很可笑的女孩，跑到学校似乎就是为了等太阳出来晒褥子。

    冬天天冷，夜又长，起夜的学生就多。门一拉一合，冷风就直吹过来。抗击了半天寒冷好不容易才入睡的我，常常又被寒风刺醒。为了应对寒冷跟风的袭击，我睡觉不再脱衣服且蒙住了头。

    我从没有向母亲提及此事，母亲看到我在家里睡觉的样子便有些想不通，曾给父亲说：“这娃书念的，成呆子了——炕中间烧得热乎乎的，她咋老蒙着头靠墙根睡？”

    是那夜夜寒风吹走了我的寒冷？

    记忆里，那年的冬天，下雪的日子经常有。我也清楚地记得当语文老师看着窗外纷飞的大雪吟诵“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时，我的泪水悄然滑落。

    在我，下雪天是最最难熬的日子，包括雪后的一段时间。不仅仅是褥子会一直潮湿下去，更重要的是，我只有脚上一双布鞋，不像别的孩子，还有一双可以换着穿的鞋子或是能踩雨雪的黄胶鞋。教室、饭堂、厕所，跑上几趟，布鞋的鞋底就湿了，半天下来，就湿透了。我就满教室找别人扔的纸片，厚厚地铺在鞋里。一两节课下来，又湿透了。取出来扔掉，再找纸片，再铺进去，再应付一阵，如此反反复复。纸片也不是那么好找的，那时一个本子一毛钱，都是很节省地用。

    雪后若有太阳，在别人吃饭时，我就留在教室里。因为饿是可以忍受的，入骨的冰凉却是难以抵御的。等到教室里没人了，我就将凳子搬到外面，将鞋子脱下来，底朝上晒晒。我则盘腿坐在凳子上，搓揉着冰凉如石块的脚，让它暖和些。

    后来，我有些开窍了：找到塑料袋，撕开，铺在鞋底，再铺上纸，就好多了，也不用不停地换纸。有一句话我信，那就是“许多智慧来自人们对贫穷的应对”。

    更多的时候，是等着鞋子自己慢慢变干。我甚至一度固执地认为，是我自己的身体暖和了脚，脚再暖和着鞋子，直至吸干鞋里里外外所有的“水分”，鞋底才会变干。

    还是连续的雪天冻掉了我的寒冷？

    每个周三下午有一个半钟头的活动时间，我常常趁机跑回八里外的家里取下半周吃的东西。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下着大雪。

    雪大风猛，我是抄小路往家里赶的。有的地方雪没过了我的膝盖，很熟悉的小路也因大雪的覆盖变得陌生，以致我一脚踏下去摔进了雪里面——我把沟边当成了小路。从雪里爬出来，继续往回赶。我一推开房门，母亲愣住了，一个劲儿地说：“照一下镜子，看你成了啥样了，看你成了啥样了……”

    父亲赶忙倒了一碗热水让我暖和暖和。我伸手去接，明明接住了，碗却摔在了地上——我的手指冻僵了！我走到镜子跟前，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被雪弄湿了的头发，在风的猛刮下，直直地向上竖着！

    母亲拿着梳子赶过来给我收拾头发，才惊叫道“你的头发都结了冰”。我只说，赶紧给我装吃的，我不想迟到。背起装满干粮的布袋子，我又赶往学校。

    风还是那么猛，雪更大了。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 ，至今想起那个下午，都会泪流不止，包括此刻。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从独自对抗过那场大雪后，她似乎再也没有畏惧过寒冷！接下来的两个冬天，似乎都一样，冬天再也没有变出什么新花样来折磨这个小姑娘。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至今想起那个下午，都会泪流不止，包括此刻。是那场大雪不客气地冻掉我那脆弱的寒冷？我只知道：在三十年前，我，遗失了我的寒冷。

(选自《读者》，有删改)

半座桥

戴智生

    半座桥又叫寡妇桥。寡妇桥无疑与寡妇有关了。

    别的桥梁下面都是完整的桥洞，半座桥下面半孔洞。

    古藤老树，小桥流水人家，暮归老牛，后面跟着蓑笠老翁。这是涟溪村常见的画面。

    涟溪村在偏僻的山里，阡陌蜿蜒，溪涧纵横，小桥必不可少。最简易的桥，横豆两根树木，抑或架块青石板；永久性的桥就是石拱桥了，小的跨度不足一米，长的十几米远，桥下是双孔洞。

    石拱桥由族人捐建，一石一挂一根--栏或有刻记。这是相当体面的事情，谁都想光宗耀祖，但不是人人都有资格。涟溪村出茶出笋出木材，也出官吏，他们族姓彭氏，崇尚读书，历代都有子民考取功名。宗谱记载，四十余人先后跻身仕途，最高官职二品侍郎。族规约定，五品以上官员可在故里造桥一座。

    至乾隆五十二年，涟溪村兴建石拱桥二十一座。

    话说当年村里有位员外，拥有几百亩山地，县城多处店铺，经营茶叶，木材和百货。这位豪绅口碑尚可，每逢灾年必开粥厂，祠堂修缮，义塾馆维护，他捐钱最多，人称彭大善人。

    彭善人有个心愿，也想在村里建座石拱桥。他卑微地找族长，族长摇头，祖宗的规矩不能破。彭善人不甘心，许下重诺，族长不敢擅断，召集几位老人商议，最终同意让他先铺一条石板路。

    这路原本就有的，三里便道，极简易，村里人不常走。便道通向茶马古道，皖赣商贸必经之路。茶马古道人来人往，过了涟溪村，上行三十里才有人家，所以经常有人拐进村，借宿煮饭喂马。

    虽然桥归桥路归路，彭善人还是应承了下来。

    他立即包给了一位石匠。

    石匠是下黄村请来的。下黄村的男人半数做石匠。黄石匠现场勘察，路基现成的，上面铺层青石板，挺容易。他估算价格，彭善人没还价，两人爽快地签字画押。

    手艺人讲究信誉，黄石匠也确实不会报虚价。

    黄石匠收到线就开工。采石场在青龙山，相距二十里，他开始让人把石材送过来，自己找个帮手搬石垒路。石材送来几次，黄石匠心慌了，仔细核算，造价竟然错报了一大截。

    他硬着头皮找彭善人，彭善人没让座，端起盖碗茶，轻轻吹了吹碗沿，说：“价钱是你定的，我没少一文、白纸黑字！”

    黄石匠无言与对。

    他回去告诉老婆，沮丧地说：“这下亏死了，怎么办？”

    老婆没有责备，而是平静地说：“是屎也要吃下去！”

    他们成婚多年，日子虽然艰难，但彼此体贴关怀。不知何故，老婆至今没有开怀，他们听见骂人的话“做缺德事断子绝孙”，浑身便不自在，于是做事做人格外小心。

    偷工减料不能做，只有省吃俭用，事必躬亲。石材不用人送了，黄石匠自己用独轮车推，老婆用根绳子在前面埋头拉，帮工辞退了，老婆抬石头，也焖饭。下饭菜是盐水炒小石子，吃口饭吮下石子咸味。生盐吃了反胃，舐过的石子洗净可以重复使用。

    过去半年，路上青石板铺了三分之二，黄石匠再也无钱采购石材了。事情到了这地步，他是哑巴吃黄莲，更觉没面子，一个小项目都搞砸，以后怎么在本行当立足。

    他整日唉声叹气，是夜，黄石匠在一棵樟树底下上吊了。

    涟溪村的村民把他就进掩埋在荒山上。

    老公一了百了，妇人又悲又恨，她恨老公懦弱，恨得潸然泪下。擦干泪，妇人央求村民在茶马古道岔路口搭间草屋，青石板不铺完，她决不离去。

    她想好了，别的事情做不了，卖点茶水和马草。“宁喝生水，不喝温水。”水要烧开，不能害人路上屙肚子。夏天凉粉也做，平时备点山货，过往的行人草屋歇歇脚，借锅造饭，走时总会照顾一些生意。

    三年了，她酬到钱就铺路，一丈三丈十丈，总算铺到涟溪村的西头。

    西头有条小水沟，上面有块青石板，跨过去就是村里人家了。

    路人把她所作所为传开来，妇人名声大噪，大家誉她刚烈女子。

    彭善人不能再无动于衷了，他补偿了妇人一笔钱。

    妇人号啕大哭了一会，没有眼泪。她拿着钱找族长，“钱我不需要，在沟上面建座桥吧？”

    族长同意了。

    为了有所区别，又不违背族规，小桥设计成半孔洞，意为半座桥。

    碑石铭记了妇人事迹，村外人称这桥为寡妇桥。

（有删改）

朗读者

杨军民

    买完车票，时间尚早，她找了一处座位坐下来。一抹阳光从敞亮的车站候车室窗户射进来，亮丽而温暖。她再一次掏出手机确认一下时间，习惯地将手机装入夹克衫左下侧的口袋。从放在座位右侧的旅行袋里掏出一本书，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专注地读起来。很久没有读过带入感这么强的小说了。她立即被作者细腻的笔触带入了十八世纪苏格兰高原一个伯爵府邸的傍晚，高高的府邸台阶上，走下来一位十五岁的少年。在作者情景交融的笔触下，那座府邸像一幅精美的油画，恬淡静美朦胧。没有任何预兆的，少年被碎石路上轻微的声响惊扰，悚然回首，一个身材颀长的白色身影向他逼近，包裹了他，让他惊恐晕眩继而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留恋之中……小说如静静的山涧涌出一股溪流，清澈却水花四溅，宁静却暗流奔涌，细腻的心理描写，悬疑的构思，唯美的景色描写，像面对一桌丰盛的美味大餐，够香够味够爽……

    这时候，有一个穿着一身黑衣的少年坐在了她的身边。她用眼睛的余光感受到了他的存在，她却已经被小说的情节感染得无力自拔。少年坐在她的身旁玩手机，游戏的音量开得很大，像一个小型音箱里在发生着一场激战。少年看似盯着手机，眼睛的余光却机警地观察着周围。候车室的人不少，也不多，焦急奔走的，引颈张望的，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匆忙的节奏里透露着井然。少年眼睛更贴近了屏幕，右手脱离了手机，那是一双女人般纤细瘦长的手，比之于妇女丰腴饱满的手指，他的手略显骨感，灵活而有力量。少年似乎更专注于手机的游戏。那只手却忽然如离弦之箭，只觉白光一闪，她装在口袋里的手机已经被他灵巧地掠过来，落入了他的口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会觉得那双手不是他的，他对手机的专注度始终未有丝毫懈怠，那只手却在执行着与他的神情丝毫无关的事情，像极了孙悟空的分身术。当他心神归一的时候，他又用眼睛的余光看一下四周。发生了什么吗？似乎没有。少年好像已经很深地沉溺了，眼睛依然盯着手机，缓缓起身，准备离开。

    “对于这些留守的孩子，对他们，我们有什么可以责怪呢？他们在最需要父母的时候，父母却在异乡打工，他们的心灵得不到爱抚，他们像案板上的鱼，干涸而挣扎。柔弱一些的孩子因此沉默消沉，刚强一些的孩子会把渴望变成叛逆，甚至会徘徊在犯罪的边缘，他们只是以这些行为来表现自己的无所谓，掩饰心中对爱的渴望。他们带刺，但刺里包裹着一颗温热坚强的心哪！当然，我们也不能怨责那些父母，他们抛下心疼的孩子，带着一腔怀念奔走在流水线上，他们想奠定一些经济基础，他们眼睛里是产品，心里却只有他们的孩子。孩子是他们的信念，每日把疲惫的身体搁在床板上的时候，在疲惫留给他们的哪怕最短暂的间隙里，一定，一定，是他们的孩子在眼前晃动。这是一种牺牲，一种无畏呀！我们无力改变，就让我们拿起电话，哪怕只能说一句话。那么，父母说孩子，爸妈想你了！那么，孩子说爸妈，我想你们了！世界或许会因为这一句话而充满阳光……”

    她忽然念出声来，声音不高不低，临近的人都可以听得见，听得清楚。那声音情感饱满，像春风吹拂着树梢，像划破云翳的一缕阳光，像母亲抚摸着婴儿……

    准备起身的少年聆听着，前后左右的几个人聆听着，车站的喧闹似乎凝滞了，只有她温和而清晰的声音在环绕。

    少年关小了手机的音量，静静地听完了她的朗读。默默地站起来，走出了车站大门，隔着玻璃窗，她看见他把手机把在耳朵上。也许，铃声响起的那边，是他的父亲或他的母亲。

    她这么想着，眼睛有些湿润。作为一名做留守孩子专访的记者，她一进门就看见了那个孩子，桀骜不驯的眼神，须臾不离的手机，一只耳朵下晶亮的耳环。

    她把手插进左下边的口袋，手机好好地躺在那里，手机是温热的，有她的体温，当然也有他的。

    时间到了，她准备着行囊，走向站台入口。

    那本被合上的书，翠绿的硬质封皮上，写着《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几个仿宋大字。

（《安徽文学）201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