捞月亮的母亲

石兵

    捞月亮的人，是一位母亲。

    在那座川藏交界处的偏僻山村里，我遇到了她和她时年六岁的儿子。彼时我还只有二十出头，心性不定，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那座贫瘠的大山是我在天黑之后来到的地方。我支起随身携带的帐篷，准备在野外过上一夜，就在似睡非睡之际，我听到远处传来了悉悉索索的声音。

    我顿时睡意全无，连忙小心地坐起身来，慢慢拉开账蓬一角，很快，顺着声响传来的方向，我看到一个提着水桶的女人领着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披着漫山的月光从山下走来。

    我屏住呼吸，这时已经接近午夜零时，居然还有人来山上汲水，种种灵异传说让我不寒而栗。女人一手提着水桶，一手牵着男孩，两人一言不发，不疾不徐地走着，只是短短几分钟，便在我视野中只留下了模糊的背影。

    好奇心最终让我战胜了恐惧，我走出账蓬，小心翼翼地循着她们的背影走去，远远地，我看到母子俩停下了脚步，那里居然有一口水井。

    这时，我已经确定，这只是一对普通的山村母子，于是，我大着胆子走上几步，终于听到了女人说出的话语。

    “只有这个时候，井里的月亮才最大最圆，狗儿莫急，娘给你捞一个上来，回家以后放在你的床前。”女人的乡音十分绵软，不像山里女子所固有的泼辣。

    “娘，月亮落在水里，是不是就被洗干净了，不像在天上那样模糊着让人看不清楚了？”儿子稚嫩的声音充满着期待。

    女人顿了一顿，说：“狗儿说得对，月亮被水洗了以后，可好看了，就像狗儿的眼睛一样好看。”

    听了母亲的话，小男孩笑了起来，奶声奶气的笑声顿时让幽黑沉默的大山有了勃勃生机。

    母亲用力地在井中提出水桶，然后弓着腰提起水桶，另一只手牵着小男孩，吃力地踏上了归途，走上十几步，瘦弱的母亲就要休息一下。

    我不再犹豫，快步从低凹处走了出来，来到她们的面前。 我说：“大嫂，我来帮你提水吧。”

    女人没回答我，自顾自地说：“你是刚才路边账蓬里的游客吧，这山上很凉，收了帐篷跟我们到家里休息吧，本想下山时再叫醒你的，没想到你跟着我们上了山。”

    原来，她早就发现路边的账蓬和我了，只是也许早已司空见惯，所以没有刻意多看几眼罢了。

    走近以后，我才发现，小男孩的眼睛似乎有些问题。女人对我说：“狗儿眼上有病，长了白疮，你们城里人叫白内障，我正在攒钱给他治。这不，白天我上了一天工，给人纺丝线，晚上才能照管家里的田地，刚刚散了工，想起家里没水，才在这个时候上山。”女人接着说：“狗儿爹去了城里打工，那里挣钱多一些，家里就只有我和狗儿了。”

    我没有再说话，默默地提起水桶，慢慢地跟着两母子下了山，一路来到了女人位于半山腰处的家里。

    这个小村落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同样的贫穷让女人无法得到他人的帮助，可女人跟我说起这些时却一如既往的平静。她说，乡邻们已经帮了她很多，不能再麻烦人家了。

    我躺在外间屋原属于男人的床上，听到了两母子在睡前的交谈。

    儿子说：“娘，我想爹了，今天山上遇到的那个人好像爹啊，个子一样的高，手一样的有劲，可我就是看不清他的模样。”

    母亲说：“狗儿，快睡吧，睡着了，就能见到你爹的样子了，再过上半年，咱们就去城里找他，治好你的眼睛。狗儿知道吗？你的眼睛跟天上的月亮一样好看，娘就是这条命不要了，也要让你看清楚你想看的。”

    或许是怕打扰，两母子说话的声音很轻很轻，我却早已听得泪流满面。

    第二天一早，我匆匆回到城市，用最快的时间联系好医院，然后找朋友开车来到大山接这两母子去医治眼患。面对她们的道谢，我竟羞愧得无地自容。

    那位捞月亮的母亲或许并不知道，她捞起的并非只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美好愿望，更有一个旁观之人的迷途之心，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的自己正因为一场懵懂爱情的破碎而选择了放逐与放纵，却忽略了这世间还有那么多更加珍贵的事物，譬如四处寻找我去向的焦虑父母，譬如被青春之雾迷失视线的纯真心灵，譬如这世间那么多的温暖与悲凉，伤痛与希望。

童话

梁晓声

    1977年母亲病危时，我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问母亲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母亲望着我，眼角淌下泪来。母亲说：“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死，那他就不会拖累你了……”

    我心大恸，内疚极了，俯身对母亲耳语：“妈妈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绝不会让他一个人待在精神病院里……”

    当天午夜，母亲走了。

    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让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傻小孩似的笑了，他说：“二弟，我好想你。”

    算来，我竟20余年没见过哥哥了，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不禁拥抱住他，一时泪如泉涌，心里连说：“哥哥，对不起，对不起……” 我帮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饭，与他在宾馆住了一夜。哥哥以为他从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实话实说：“现在还不行，但我一定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就动用轻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简易装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动员邻家的一个弟弟二小一块儿来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居无定所，也没工作。由他来照顾哥哥，我给他开一份工资，可谓一举两得。他对哥哥很有感情，我放心。

    那三年里，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们居然都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们，一块儿做饭、吃饭、散步、下棋，有时还一块儿唱歌……

    但好景不长，二小回哈尔滨探望他的兄妹，一天不慎从高处跌下，不幸身亡。这噩耗使我伤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单位请了假，亲自照看哥哥。

    我对哥哥说：“哥，二小不能回来照顾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愣怔良久，竟说：“好事。他也该成家了，咱们应该祝贺他，你寄一份礼给他吧。” 我说：“照办。但是，看来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说：“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60岁了。他的头脑、话语和行动越来越迟钝，但没有任何具有暴力倾向的表现，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自卑来。

    我说：“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俩一块儿生活。”

    哥哥说：“我听你的。”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几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现在住的这一所医院，据说是北京市各方面条件最好的。

    前几天，我又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我看着他喝酸奶，和他聊天。在我们眼前，几只野猫慵懒地横倒竖卧。我问：“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

    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

    我又问：“为什么是童话？”

    哥哥说：“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妈妈编那个童话，我努力实现那个童话。当年，我曾下过决心，不看着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我自己是绝不会结婚的……”

    “我认为，我是你们的班长，我要替家里也替你们去做最难的事。当年，对于咱们家，有孩子考上大学是最难的事……可惜，我没完成班长的任务，我让爸爸妈妈和你们失望了……对不起……”

    他看着我苦笑。原来哥哥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自从生病48年来，他第一次说了这么长的话。我心一疼，黯然无语，呆望着他，像呆望着另一个自己。

    哥哥起身将酸奶盒扔入垃圾桶，又坐下后，看着一只猫反问：“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

    “什么事？”我的心还在疼着。

    “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

    想来，那保证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不料哥哥始终记着。听他的话，也显然一直在盼着。

    哥哥已老得很丑了。头发几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几颗了，背驼了，走路极慢，比许多六十八九岁的人显得老多了。而他当年，可是个一身书卷气、儒雅清秀的青年，从高中到大学，追求他的女生很多。

    我心又是一疼。

    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视自己的年纪，但对哥哥的迅速老去，却是不怎么容易接受的，甚至有几分悸恐、恓惶，正如当年从心理上排斥父亲和母亲无可奈何地老去一样。“你忘了吗？”哥哥又问，目光迟滞地望着我。

    我赶紧说：“没忘，哥，你还要再耐心等上两三年。”

    “我有耐心。”他信赖地笑了，话说得极自信。随后，目光望向远处。

    其实，我晚年的打算从不曾改变——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倒也别有一种圆满滋味在心头。

（有删改）

新生

[前苏联]基里尔·梁波夫

    皮包屁股，是指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双腿、坐着小车在火车过道里滑来滑去、口中大唱悲歌的人。

    我父亲即是这样的人。1942 年他从坦克学校毕业后就上了前线，1945年。他的队伍在华沙城下遭到伏击，其他人都成了肉饼，只有父亲幸存下来。

    我当时5岁，疏散后跟妈妈回到列宁格勒，并不知道父亲发生了什么事。从战地医院出来后，父亲没有回家。显然是不想成为别人的累赘。我想他仍在战斗，妈妈大概以为他死定了，没有任何他的消息。也没有降亡通知书，不过却常常有从喀山来的信件寄到战前我们跟外婆住过的地方。

    有一天，我们从奶妈收土豆的农庄里回城，车厢内爬进一个坐着水头小车、身穿破背心、衣服脏兮兮、胡子乱蓬蓬的人。他用双手支撑地板，滑过车厢过道，唱着一支关于营队侦察员的歌。妈妈仔细地看着他，然后就大叫起来，向他跑去，不过那男人却突然决绝地转过身子，向相反的方向滑走了。他在走廊附近跌落到小车外面，剩下的路只好匍匐前进。当我们迫上他时，发现他已经烂醉如泥。

    他是我的父亲。

    妈妈扳过他的身子，久久亲吻着他肮脏的脸频和因失眠、醉酒肿胀的眼睛。他哭了，嚎啕大哭。

我们把他带回家。从此生活在一起。父亲没有任何身份证明，从野战医院出来后住过大大小小的车站：靠乞讨为生，此外父亲伤得很重，包括心灵和身体。

夜晚我常常被阵阵喊叫惊醒。父亲从床上跌到地板上，打着滚，端缩着身子。最可怕的是他那绝望的吼叫：“腿，腿疼呀……”妈妈不知该怎么办，只是一个劲儿地哭，我也哭，因为怜悯和恐惧。有时我竟希望他没有回来。

    父亲从不和我说话。仿佛我根本不存在。自从他出现后，妈妈不再关心我，以前她常常坐在床边跟我交谈，可是自从父亲回来后，我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我突然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他们尝试重新建立自己的幸福生活，我则成了局外人，无法在家庭的崭新蓝围中占据一席之地。有一天妈妈对父亲说，她想生个孩子；父亲说，他也想有个孩子。不过这很难，他是个残废，没有收入，抚恤金还没发，有个孩子生活很难。妈妈说，没关系，很多人过得比我们差，还养活了3个孩子呢。 我真想大声明，你们是有儿子的呀，你们要拿我怎么办呢？难道我对你们来说就是个空位子吗？

    不久，妈妈对父亲说。她怀孕了。她一句话也没跟我说，但是我一清二楚，我整天都跟他们在一起，尽管对他们来说我并不存在。

    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非常小，长着一张老人的脸。我常常走到他的床边看着他。这是我的兄弟，我觉得自己对他的爱一点儿也不少于我对父母的爱，尽管他生下来就是为了取代我，这很明显，因为他们甚至给他取了我的名字——科利 亚。

    每天早晨妈妈都去上班，父亲坐在他的小车上为他应得的抚恤金奔波，我则整日坐在窗台上看着外面，秋去冬来，冬去春来。孩子们上学了。他们却忘了让我上学，或者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已经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

    我的兄弟在长大。很快他已经能够单独走上几步路了。父亲开始领到他的抚恤金，甚至还在某个残疾人事务所里谋了差事，妈妈现在是工厂的车间主任，一切都很美好，我们的家庭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幸福生活。夜里父亲不再叫喊，妈妈也早就停止了哭泣，只有我仍旧每日坐在窗台上，生活不声不响地从我身边悄悄海过。

有一天父亲说：“我想去看看科利亚。”妈妈哭了。“把我带到他那去，”父亲说。“他毕竟是我们的儿子……“没错，没错。”妈妈急忙应和。

    我默默地看着他们收格行装，却有种奇怪的轻松感觉。我已经很久没跟他们在一起，我甚至从不出门，不过这一次我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从家里出来。一路上谁都不说话，父亲在妈妈旁边滑行着，努力不使自己落后。

    路上他们从一个老奶奶的手里买了一束金合欢，我跟在他们身后，长久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无比幸福。

    墓地上空无一人，大片雪花静静地飘落下来。妈妈很快就我到那座坟墓。

    “在这儿。”她指着。

    父亲看着小坟丘，久久地一言不发，后来他从怀里掏出一瓶酒放到嘴边喝了几小口，然后将瓶子递给妈妈，妈妈也喝了一小口。

    “我会记住，”父亲说，“就算死了，也会记住……”

    妈妈又哭起来。

    “孩子们都在这儿。”她哭着说。

    “走吧，”过了很久，父亲说道，“该去接科利亚了……”

    他们向出口走去，很快就消失在白茫茫的雪花中。

    而我则留在了自己的墓旁。

(郭雨妹译，有删改)

战 争

[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很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9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铃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们继续谈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她保密，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筒拨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当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沈东子译，有删改)

庙的回忆（节选）

史铁生

据说，过去北京城内的每一条胡同都有庙，或大或小总有一座。这或许有夸张成分。但慢慢回想，我住过以及我熟悉的胡同里，确实都有庙或庙的遗迹。

在我出生的那条胡同里，与我家院门斜对着，曾经就是一座小庙。从那条胡同一直往东的另一条胡同中，有一座大些的庙，香火犹存。那是奶奶常领我去的地方，庙院很大，松柏森然，夏天的傍晚不管多么燠热难熬，一走进那庙院立刻就觉清凉，我和奶奶并排坐在庙堂的石阶上，享受晚风和月光，看星星一个一个亮起来。僧尼们并不驱赶俗众，更不收门票，见了我们唯颔首微笑，然后静静地不知走到哪里去了，有如晚风掀动松柏的脂香似有若无。庙堂中常有法事，钟鼓声、铙钹声、木鱼声，噌噌吰吰，那音乐让人心中犹豫。诵经声如无字的伴歌，好像黑夜的愁叹，好像被灼烤了一白天的土地终于得以舒展便油然飘缭起的雾霭。现在想，大约任何声音、光线、形状、姿态，乃至温度和气息，都在人的心底有着先天的响应，因而很多事可以不懂但能够知道，说不清楚，却永远记住、那大约就是形式的力量。我跑回到奶奶身旁，出于本能我知道了那是另一种地方，或是通向着另一种地方；比如说树林中穿流的雾霭，全是游魂。奶奶听得入神，摇撼她她也不觉，她正从那音乐和诵唱中回想生命，眺望那另一种地方吧。我的年龄无可回想，无以眺望，另一种地方对一个初来的生命是严重的威胁。我钻进奶奶的怀里不敢看，不敢听也不敢想，惟觉幽暝之气弥漫，月光也似冷暗了。

大约1979年夏天，某一日，我们正坐在那庙墙下吃午饭，不知从哪儿忽然走来了两个缁衣落发的和尚，一老一少仿佛飘然而至。他们边走边谈，眉目清明，步履轻捷，颦笑之间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空阔甚至是虚拟了。或许是我们的紧张被他们发现，走过我们面前时他们特意地颔首微笑。这一下，让我想起了久违的童年，然后，仍然是那样，他们悄然地走远，像多年以前一样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傍晚，我独自摇着轮椅去找那小庙。我并不明确为什么要去找它，也许只是为了找回童年的某种感觉？总之，我忽然想念起庙，想念起庙堂的屋檐、石阶、门廊，月夜下庙院的幽静与空荒，香缕细细地飘升，然后破碎。我想念起庙的形式。我由衷地想念那令人犹豫的音乐，也许是那样的犹豫，终于符合了我的已经不太年轻的生命。然而，其实，我并不是多么喜欢那样的音乐。那音乐，想一想也依然令人压抑、惶恐、胆战心惊。但以我已经走过的岁月，我不由地回想，不由地眺望，不由地从那音乐的压力之中听见另一种存在了，我并不喜欢它，譬如不能像喜欢生一样地喜欢死。但是要有它。人的心中，先天就埋藏了对它的响应。响应，什么样的响应呢？在我，那永远不会是成就圆满的欣喜，恰恰相反，是残缺明确地显露。眺望越是美好，越是看见自己的丑弱，越是无边，越看到限制。无论再往哪儿去吧，都说明此地并非圆满。丑弱的人和圆满的神之间，是信者永远的路。这样，我听见，那犹豫的音乐是提醒着一件事：此岸永远是残缺的，否则彼岸就要坍塌。这大约就是佛之慈悲的那一个悲字吧。慈呢，便是在这一条无尽无休的路上行走，所要有的持念。

1996年春天，我坐了八九个小时飞机，到了很远的地方，地球另一面，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天傍晚，我和妻子在街上走，一阵钟声把我们引进了一座小教堂（庙），我看见一个中年女人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默默地望着前方的雕像。她的眉间似有些愁苦，但双手放松地摊开在膝头，心情又似非常宁静，对我们的喧哗一无觉察，或者是我们的喧哗一点也不能搅扰她吧。我心里忽然颤抖——那一瞬间，我以为我看见了我的母亲。

我一直有着一个凄苦的梦，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我的黑夜里重复一回：母亲，她并没有死，她只是深深地失望了，对我，或者尤其对这个世界，完全地失望了，困苦的灵魂无处诉告，无以支持，因而她走了，离开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不再回来。在梦中，我绝望地哭喊，心里怨她：“我理解你的失望，我理解你的离开，但你总要捎个信儿来呀，你不知道我们会牵挂你不知道我们是多么想念你吗？”但就连这样的话也无从说给她，只知道她在很远的地方，并不知道她到底在哪儿。这个梦一再地走进我的黑夜，驱之不去，我便在醒来时、在白日的梦里为它作一个续：母亲，她的灵魂并未消散，她在幽冥之中注视我并保佑了我多年，直等到我的眺望已在幽冥中与她汇合，她才放了心，重新投生别处，投生在一个灵魂有所诉告的地方了。

我希望，我把这个梦写出来，我的黑夜从此也有了皈依了。

（选自散文集《灵魂的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有删节）

归嵩山作

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

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

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