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猪肉也要卖出北大水平

　　今年7月，北大前任校长许智宏来深圳，点名约见两位在“各行各业都做得很出色”的北大校友，其中一位就是天地集团总裁陈生。陈生在哪个行业做得出色呢?卖猪肉!这位“卖猪肉”卖出名堂的陈生，是如何在广东成千上万个猪肉档的围攻下修炼成“王”呢? 在一个连GPS都无法探测到的深山农庄，我们见到了传说中的“猪肉大王”陈生。

【对话】

谈商机：猪肉市场最大，但竞争力最低

　　南方日报：北大学生卖猪肉，您不是第一个。之前，还有一位叫陆步轩的，您觉得你和他有何不同?

      陈生：我卖猪肉，可以说受到陆步轩的影响。我记得当年陆步轩卖猪肉新闻出来后，有一家媒体采访北大校长怎么看待陆步轩现象，校长说，“北大的学生可以卖猪肉，也可以当国家主席。”我当时想，北大的学生是可以卖猪肉，但是不能老在一个档口里卖，而且不能6年都自己卖啊!要是我来卖猪肉，我一定会卖出北大水平来。一天，我去农贸市场逛，看别人卖猪肉，这一看让我大吃一惊!农贸市场里那么多卖猪肉的，但没有一个猪肉有品牌、有形象。随后我就开始调查猪肉行业的有关数据，没想到发现了一个大市场，全国有6.5亿头猪，以一头猪100斤算可卖1000元，全国猪肉市场一年大概有一万亿销售额啊!你说，有哪个行业有这么大的市场容量?电脑有吗?没有。电视机有吗?没有。这么大的市场，但它的竞争水平又是最低的，那些个体户都处在杀价血拼的低水平竞争状态。这是不正常的、奇怪的。

    我现在已经选定了，做包括卖猪肉等农产品生意，这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之前做房地产、做酒等，都是寻找过程中的尝试，但最后都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我再怎么做也做不大。

南方日报：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多发，尤其是做农产品食品风险很大，您怎么保证您卖的猪肉安全?怎么保证每个档口都是卖壹号土猪?

　　陈生：我自己公司直营的300个档口所卖的猪肉，安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销售“壹号土猪”最大的风险就是，可能有些档口会偷梁换柱，以其他猪肉冒充壹号土猪销售。

　　这一点我们也考虑过。我们公司制定有明的、暗的两套监管，明的是每个档口都有公司的专人管理，公司可以较准确地预知和控制每个档口的销量。暗的是我有13个“秘密警察”(便衣)，每天监督档口的销售情况。

此外，对于掺假、卖假的惩罚，公司制定了严厉的惩罚制度，捉到一次就罚二万，甚至还有更大的威慑。

谈竞争：我的优势，别人很难复制

　　南方日报：很多人认为，养猪是一个低门槛和低进入成本的领域，可复制性挺强，现在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多其他的土猪品牌，你对此怎么看?

　　陈生：统一的装修、统一价格、工作人员统一服装、统一配送等，甚至服务、笑脸，这是那些个体户的猪肉档口难以有的，这恰是我们的竞争力。虽然其它猪肉便宜，但对于有健康、安全意识的消费者来说，他们敢吃吗?

我很清楚自己企业有哪些优势。最近我被央视评为全国“三农”致富榜样，主办方要我拟创业成功的关键词，我拟的是：创新、改善。我的优势就是善于改善!

传统产业没有秘密，很容易让别人模仿。但是，我公司的系统有产品品质、安全保障、服务、人力、社会形象、物流、管理等等，后来者要样样都学我不可能，即便学我也复制那么多系统，但复制出来的效果、运行的质量也会差别很大。我构建各种各样的系统，并不断改善系统，让人难以模仿。

　　再说，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基因，有的企业是生产型的，有的是成本型的，要这些基因已定的企业转变基因很难。我的基因是营销，以市场为导向，销售是我的强项。在我们公司员工有6000人，其中4000—5000人是做市场的，营销后台很大。

举个例子，在广州五山曾有一个档口，猪手、猪脚不好卖，每天都有几个卖不出去，我教这个档主向25—45岁女士推介吃猪手、猪脚美容，并在档口处煮一个猪手或猪脚，免费请顾客吃，并教她们如何烹煮。这招很有效，过不了多久，该档口的猪手、猪脚就为消费者接受并天天都能销售出去。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有这个能力!

                                          （节选自2012年11月10日《南方日报》）

    罗丹说：“果然！照片说谎，而艺术真实。”这话含意深厚，道理何在呢？

    我们知道“自然”是无时无处不在“动”中的，物即是动，动即是物，不能分离。这种“动象”，积微成著，瞬息万变，不可捉摸。能捉摸者，已是非动；非是动者，即非自然。照片于物象转变之中，摄取一角，强动象以为静象，已非物之真象了。况且动者是生命之表示，精神的作用；描写动者，即是表现生命、描写精神。自然万象无不在活动中，即是无不在“精神”中，无不在“生命”中。

    但是艺术是否能表现“动”呢？艺术怎样能表现“动”呢？我们拿一张照片《行步的人》和罗丹雕刻的《行步的人》一比较，就觉得照片中人提起了一只脚，而凝住不动，好象麻木了一样；而罗丹的石刻确是在那里走动，仿佛要姗姗而去了。罗丹说：“你们问我的雕刻怎样会能表现这种‘动象’？其实这个秘密很简单。我们要先确定‘动’是从一个现状转变到第二个现状。画家与雕刻家之表现‘动象’就在能表现出这个现状中间的过程。他要能在雕刻或图画中，使我们观者能同时看见第一现状过去的痕迹和第二现状初生的影子，然后‘动象’就俨然在我们的眼前了。”

    这是罗丹创造动象的秘密。罗丹认定“动”是宇宙的真相，惟有“动象”可以表示生命，表示精神，表示那自然背后所深藏的不可思议的东西。这是罗丹的世界观，这是罗丹的艺术观。

    罗丹自己深入于自然的中心，直感着自然的生命呼吸、理想情绪，晓得自然中的万种形象，千变百化，无不是一个深沉浓挚的大精神。这个自然的精神凭借着物质，表现出花，表现出光，表现出云树山水，以至于鸢飞鱼跃、美人英雄。所谓自然的内容，就是一种生命精神的物质表现而已。

    “自然”本是个大艺术家，艺术也是个“小自然”。自然创造的过程，是精神的物质化；艺术创造的过程，是物质的精神化。罗丹深明此理，他的雕刻是从形象里面发展，表现出精神生命，不讲求外表形式的光滑美满。但他的雕刻中确没有一条曲线、一块平面而不有所表示生意跃动，神致活泼，如同自然之真。

    罗丹的雕刻最喜欢表现人类的各种情感动作，因为情感动作是人性最真切的表示。罗丹和古希腊雕刻的区别也就在此。希腊雕刻注重形式的美，讲求表面的美，讲求表面的完满工整，这是理性的表现。罗丹的雕刻注重内容的表示，讲求精神的活泼跃动。所以希腊的雕刻可称为“自然的几何学”，罗丹的雕刻可称为“自然的心理学”。

    自然无往而不美。普通人所谓丑的如老妪病骸，在艺术家眼中无不是美，因为也是自然的一种表现。果然！这种奇丑怪状只要一从艺术家手腕下经过，立刻就变成了极可爱的美术品了。

    艺术家是无往而非“美”的创造者，只要他能真把自然表现了。

（选自宗白华《看了罗丹雕刻以后》，有删改）

杨一民的一天

胡天翔

    杨一民是个菜贩子。

    清晨，杨一民骑着空三轮，去城东的蔬菜批发市场批了一车青菜。

    杨一民卖菜的那条街叫大华街。大华街上是禁止卖菜的，街里面规划得有蔬菜市场。租不起摊点，杨一民这样的小贩子就推着自行车、三轮车、架子车，甚至挑着两个箩筐在路边卖。对他们的流动卖菜行为，有时城管管，有时工商管，有时没有人管。

    杨一民刚把三轮车在路边停好，过来一个买红萝卜的。拣好萝卜，杨一民刚要过秤，街北头传来大喇叭的吆喝声——城管来了。想着城管一会才能过来，杨一民就接着秤萝卜。萝卜称完了，买萝卜的掂着走了，杨一民却走不掉了。听见大喇叭一响，街北头的菜贩子老鼠一样闪进了巷子里，城管的车呼一下就开过来了。没有号牌的白色“半截头”停在杨一民小小的三轮车前。从车里下来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看着杨一民讨好的微笑，制服什么也不说。

    “我不卖了，我回家。”杨一民说。

    “那你就回家吧。”制服说。

    制服生气了，抓住三轮车车帮，没用劲就把车子掀翻了，红萝卜、青萝卜、土豆、西红柿、辣椒，骨碌碌地在地上滚。

    “你赔我的菜！”杨一民抱住了制服的右腿。

    “好，我赔你的菜！”制服真生气了，他不管不顾地走着。杨一民像是绑在他腿上的沙袋。制服拖着杨一民走，杨一民拖着地。

    看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半截头上又下来个年轻人，平头。平头吐了一口痰，弯腰抓住了杨一民的右脚。平头要把杨一民从制服身上拉开。杨一民抱得紧，平头一使劲，拽掉了杨一民的一只鞋。杨一民脚上的鞋太破了，鞋帮和鞋跟拽开线了。差点被闪倒。平头生气了，扔了鞋，一抬脚就踹到杨一民的屁股上。杨一民的屁股受了这一“脚掌”，疼痛通过大脑指挥双手，杨一民乖乖地松手了。．

    “你别松手啊！治不了你！”平头说。

    看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制服与平头钻进车子，鸣着长笛到别处执法去了。

躺了一会，杨一民站起来，找到鞋子，却穿不上了。杨一民光着右脚，拾地上的红萝卜、青萝卜、土豆、西红柿、辣椒，总还有些没烂的。

杨一民推着三轮车来到汤全喜的鞋摊前。杨一民和汤全喜认识。

    “惹他们干啥。”汤全喜说。

    “唉！”杨一民叹气，“多少钱？”

    “不拿了，你够倒霉的。”汤全喜说。

    “唉！”杨一民说。

    杨一民骑着三轮车在小巷子里转悠、吆喝。到四点多，菜也就快卖完了，没想到却来了好运。在一个巷子里，三个妇女围着杨一民的三轮车拣菜，过来一个骑电动车戴墨镜的年轻人。连电动车都没下，墨镜递给杨一民一张五十的票子，说称四斤辣椒。接过钱，新呱呱的，杨一民就塞进了褂子兜里。接过辣椒，没等杨一民去找钱，电门一拧，电动车蹿远了。

    杨一民无心再给三个妇女讲价，称完菜，骑上三轮车离开了那条巷子。没找的钱就算城管赔弄烂的菜了，杨一民安慰自己。

    走到大华街，汤全喜还没收摊。想上午补鞋汤全喜没要钱，杨一民就喊汤全喜去喝两盅。在小酒馆，点了四个小菜，要了两瓶半斤的二锅头，一人一个一次性杯子，杨一民和汤全喜一口接一口地喝上了。喝着喝着，一瓶酒就剩小半瓶了；喝着喝着，杨一民的脸变红了；喝着喝着，杨一民说话了。

    “×他娘，今天没白挨打，捡了个便宜。”杨一民把四斤辣椒卖了五十块钱的事给汤全喜说了。

    二锅头喝完了，又要了两小碗刀削面，一算账，正好五十。杨一民从褂子兜里掏出那张五十的，递给酒馆老板。老板看了正面，又看了反面，还对着灯光照了照，终于把纸币放进了验钞机。

    那个绿色的盒子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

    “×他娘啊……”杨一民直跺脚。

    一阵暮霭袭来，街上的路灯显得更暗了，杨一民拖着沉重的脚步，踉踉跄跄地走在小城的路上。（摘自2012年第6期《四川文学》，有改动）

    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有异说，清代学者崇尚考据，对此议论纷纷，如汪中作《老子考异》，力主老子为战国时人，益启争端。钱穆先生说：“老子伪迹不彰，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始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大家都期待这个问题有新的解决线索。

    过去对于古书真伪及年代的讨论，只能以纸上材料证明纸上材料，没有其它的衡量标准，因而难有定论。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受到辨伪家的怀疑，年代确不可移的，恐怕要数到《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但这几本书成书太晚，没有多少作用。近年战国秦汉简帛佚籍大量出土，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老子》的时代问题。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有《老子》两种版本，甲本字体较早，不避汉高祖讳，应抄写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高祖讳，可能抄写于文帝初。这两本《老子》抄写年代都晚，无益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但乙本前面有《黄帝书》四篇，系“黄”、“老”合抄之本，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对早期道家的认识。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道家都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故也可称之为黄老学派。《老子》和《黄帝书》是道家的经典，在汉初被抄写在《老子》前面的《黄帝书》显然在当时公众心目中已据有崇高位置，不会是刚刚撰就的作品。同时，《黄帝书》与《申子》、《慎子》、《韩非子》等有许多共通文句，而申不害、慎到、韩非三人均曾学黄老之术，这些共通之处可认作对《皇帝书》的引用阐发。申不害和慎到的年代，前人推为战国中期，《皇帝书》不应更晚。至于《皇帝书》与《老子》的共通之处也甚多，如《皇帝书·经法》篇云“王天下者有玄德”，什么是“玄德”，文中未见解释。查《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帛书所讲“玄德”显然由此而来。此例甚多，那么为《皇帝书》所称引的《老子》必须再早上一个时期，也就是不会晚于战国早期。

    古书中有关老子和孔子关系的记述很多，但矛盾和可疑之点不少。近来有陈鼓应先生《老学先于孔学》一文，专门讨论《论语》受《老子》的影响，用以证明“《老子》成书早于《论语》”。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细味孔子的话，是讲唯有舜称得起无为而治，很像是针对已有的学说而发。《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熹指出：“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因此这一条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而且是对《老子》的批评。从这些情形来看，古书所记老子长于孔子，可以认为是确实可信的。

（摘编自李学勤《〈老子〉的年代》）

戏曲传统的多义与一致

傅谨

    现代社会急剧变动，传统却经常在不经意中以其变体出现，借此抵抗断裂的威胁。在今天的中国，广场舞风行一时，传统的秧歌却寥落无声。城市广场舞与传统秧歌的差异清晰可见，它们一在日常生活，一是节庆活动；一在城镇，一在乡村；一是流动的，一有固定场所。然而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它们都是群体性的、仪式化的，甚至同样都追求喧闹，均具备狂欢化这一明显特征。我不敢肯定广场舞的流行是扭秧歌的传统在当下的变体与延伸，然而它们之间难道真的没有内在的精神联系吗？

    我在戏曲研究领域向来被视为“保守主义者”，“传统”当然是我最常思考的范畴。多年来我经常面对这样的质疑：戏曲的“传统”究竟指的是什么？京剧从晚清到今天发生了很大变化，仅以旦行的表演为例，梅兰芳和陈德霖、王瑶卿不一样，杜近芳和梅兰芳不一样，李维康又不一样，且不说程砚秋、筱翠花，还有今天的李胜素、张火丁。同样一出《玉堂春》，他们都唱，且都不一样，那么，谁是“传统”？如果陈德霖、王瑶卿是传统，那梅兰芳、程砚秋是不是就背离了传统？如果梅、程是传统，杜近芳和李维康是不是传统的背离？但我们说，尽管每一代艺术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个性表达，传统仍然是个整体，在美学标准与价值尺度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对京剧的理解、在表演的美学取向上并没有本质差异。恰恰是这种内在的认同，才能确保他们在具体手法的差异之上，拥有审美表达的一致性。

    所以他们都是传统的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传统之流。实际上戏曲诞生近千年，传统还形成了呈现在时间上的多样性。贾志刚先生曾经说有三个传统，我基本认同他的观点，但做了一些校正。在我看来，如果落实到具体的作品及其演出形态，戏曲的三个传统，一是从昆曲直到晚清京剧成熟，这一时期包括南戏、杂剧、传奇和明清时期的地方戏；二是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因应这个时代蓬勃发展的商业剧场出现了新剧目与新的表演形态；三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戏改”时期，对传统经典大范围改造后形成了新的传统戏及演出形态。我们今天所谓“传统戏”，其实基本上是指经过上述两个阶段的传统戏，又经历“戏改”之后所呈现的形态，只有京剧、昆曲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得以幸免。戏曲史上当然有逸出传统规范的个性表达，比如包括样板戏在内的大量当代戏曲新创作，就没有形成戏曲的第四传统。在今天的戏曲舞台上，人们谈论继承传统时，指的就是继承前述三个传统（尽管它们也是有差异的），所谓回归戏曲本体，同样指的是要矫正以样板戏为终点的、背离传统戏曲表演美学原则的那些舞台手法。因此，人们通常笼统地将戏曲看成“传统艺术”，却从来都没有说要无条件、无辨别地继承所有过往的艺术作品及其表达，对于那些美学上与之相悖的取向则不应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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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读书》2018年第2期）

材料一：

大数据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工具。它告知信息但不解释信息。它指导人们去理解，但有时也会引起误解，这取决于是否被正确使用。大数据的力量是那么耀眼，我们必须避免被它的光芒诱惑，并善于发现它固有的瑕疵。科技再先进也无法将世界上数据的总量尽数收集、储存和加工。从罗盘和六分仪，到望远镜和雷达，再到今天的全球定位系统，人们总是受到现有测量和认知工具的局限。我们明天使用的工具很可能比今天的强大数倍甚至上千倍，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知识较之明天可能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要不了多久，当我们回看当今的大数据世界时，就像在看阿波罗11号上仅4Kb内存的导航控制计算机一样，会觉得十分奇特。我们能收集和处理的数据只是世界上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这些信息不过是现实的投影罢了，因为我们无法获得完美的信息，所以做出的预测本身就不可靠。但这也不代表预测就一定是错的，只是永远不能做到完善。这也并未否定大数据的判断，而只是让大数据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大数据提供的不是最终答案，只是参考答案，为我们提供暂时的帮助，以便探索更好的方法和答案。这也提醒我们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应当怀有谦恭之心，铭记人性之本。

(摘编自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周涛译)

材料二：

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信息超载已成为每一名互联网用户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在促进信息供需匹配、提高信息传递效率的过程中，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算法推荐技术应运而生，解决近乎海量的网络信息与用户有限的注意力之间的供需矛盾，并广泛应用到了网络信息生态的方方面面。智媒时代已然到来。然而，人工智能逐渐地改变了用户关于信息消费的个体习惯和社会规范，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上，人们越来越难以接触到自己认知领域之外的内容，日常接受的主要是与其已有兴趣和观点相符的信息，形成所谓的“信息茧房”。

这一比喻最早由桑斯坦在其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提出，用以描述在网络信息传播这程中，公众只关注自己选择的内容和使自己得到愉悦的信息，久而久之就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之中。由于信息茧房的存在，公众无法与信息环境进行全面的交互，而是沉浸在自身所偏好和认同的内容当中，最终使得意见一致的观点在一个封闭的圈子中不断地被重复和强化，形成“回声室效应”：人们在不断放大自身信息偏好的同时，也在阻碍着多元观点的流通和讨论，甚至带来群体极化的风险。在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与回声宣概念之后，随着传播方式交得更加智能化和分众化，怕里泽提出了“过滤气泡”的概念，以强调互联网信息过滤对用户的影响。他认为，搜索引擎等算法使人们处于个性化、独特的信息环境中，而这种环境是由一系列基于用户信息和行为构建的过滤器所创造的；算法在了解用户偏好并过滤异质信息的同时，也无形之中构筑起了一道道“隔离墙”，将人们困在算法创造的“网络泡泡”中，并阻碍着多元观点之间的交流。

表一 信息茧房、过滤气泡与回声室的概念比较

(摘编自虞鑫等《从技术到受众：信息茧房效应的研究取向与发展进路》，2024年第4期，《青年记者》)

材料三：

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布局相对比较超前的数据基础设施，尤其是在2020年国家发改委提出的“新基建”中，有四个方面都与数据基础设施相关：一是5G基站建设，近年来我国5G基站的部署非常快，已经达到全球5G基站的70%以上；二是大数据中心，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关的整体规划布局，在全国各地建设一系列大数据中心，同时构建了面向全国算力的整体调度网络——“东数西算”工程，涉及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不同区域的大数据中心集群，我们的算力资源总体布局持续优化，算力高质量发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三是工业互联网，我国在工业互联网的标准制定层面、应用层面走出了一步先手棋，在推动工业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的过程中是走得比较靠前的；四是人工智能，也属于新型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基于大语言模型，尤其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应用或是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都离不开人工智能这样一个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一系列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数据、算力以及在二者之上的算法突飞猛进的发展，为未来更高质量的数字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硬件基础。

(摘编自杨学成《数字中国与未来产业的展望》，2023年8月4日，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