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诗歌、散文、戏剧一样，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形式发展的评价，离不开五四初期的语言变革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决定性意义这个“基点”。每次语言变迁都带来中国现代小说形式的发展和变化。初期现代小说对各种语言资源的综合，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写实性、抒情性、象征性等原则的确立，孕育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诗化、散文化等美学风格，也使得现代小说的复调叙述成为可能；政治文化语境下语言方式的变动，推动了小说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小说语言的政治化”带来的“标语口号”、“概述”、“讽刺”、“直语”等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小说文体带来“审美危机”，而作为对政治语言的反援，又是小说发展了限制性语态、隐喻和幽默修辞封个等文体表现形式；30年代新媒体影响下的语言变迁，催生了新的小说语言方式，带来了现代都市新小说的形式，如跳跃的小说节奏、画报体小说、电影化小说等形式的发展；40年代小说语言的“口语化”，带来了小说形式的戏剧化追求，推动了章回体等传统小说形式的再利用和再发展。

        从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演进的角度，不仅可以准确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中的得与失，也能更加客观地评价同样作为语言艺术的中国古典文学，重新来看待和审视文言之于文学形式的意义。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从当时的文化发展大目标出发，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完成了白话语言方式的确立，这种历史功绩自然不能抹杀。但当年有许多学者对五四语言革命中彻底丢弃文言文的观念和实践持保留态度，他们的言论、思考和忧虑中的合理成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被人们重新认识。时过境迁，尤其是在冷静面对白话语言给文学带来的一些困境时，在追寻白话语言的“艺术化”加工过程中，当年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事后的反思性意见，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中以“学衡”为代表的反对派意见，在语言与文学关系问题的许多认识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而且很多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在各类文学文本的写作中，也吸收了大量文言的因素和成分，甚至创作了大量的文言诗词，其造诣也是很高的。这不仅证明了文言作为文学语言的生命力，并未因白话文的兴起而消失，而且也表明：事实上文言也参与了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演进的过程。

（所选文段有删改）

文学书写要坚守核心价值观

    如今，文学书写面临多元选择，多元文化视野的拓展在更新文学创作题材的同时，文学作品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也受到了冲击。商业化浪潮下，文学已经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商品的属性。当下文学创作如何以一种更为有力的姿态引导读者的价值选择，从现象解读回归人性反思，从肤浅功利走向深层因果，核心价值观仍然要成为作家书写的题中应有之义。

    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不变诉求。从孔子的“士志于道”，到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再到汉末陈蕃的“澄清天下之志”，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都把道义层面的理性追求与现实层面的民生担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双重的文化人格：一方面崇尚理性，有坚贞气节，凛然傲骨；另一方面又心系民生，渴望建功立业，九死而未悔。这一传统到了近代五四时期虽有所改变，知识分子对道义的追求演变为对科学、民主的向往，民生的担当转变为救亡、启蒙的责任，但是双重关怀是不变的。到了当下，现代性的转变，带来了更高层面对科学理性的追寻，现实民生问题凸显为更深层面的人性道德反思。知识分子的双重关怀仍然不离不弃，既代表最先进的科技水平、思想文化方向，又心系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社会前进的核心动力。正是这种双重关怀，使得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始终未尝脱离现实世俗生活，进入西方理性所谓“静观”的层面，片面地追求冷漠的科学真实。正是这种心系民生，汲汲入世的道德情怀，使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观亘古不变的代言人，而文学工作者更是其中之大宗。

    核心价值观中的道德关怀、政治色彩看似与文学的审美特质、艺术精神格格不入，实则不然。审美是文学诸多特质中的一点，从中国长远的历史传统来看，文学概念更多的存在于广义的层面上，广义的文学则不仅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还包括历史纪实、政治文案、思想论稿等作品。传统的文学与史学亦为一家，所谓“文史不分”。可见传统社会的经典道义，亦即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正是通过文学来传播立言的。

    五四之后，近代思想由西方引入，文学学科的划分成为近现代思想与传统决裂的一大标志，文学的概念特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审美成为一时之风气，作家的书写、读者的阅读都随之有了倾斜。当下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学作为一种系统整体活动，在作者书写、读者阅读、学者批评诸环节发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其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也应该由日常体验的表层进入到对人性、生命本质的深层思考。在以人为本的思想基础上，杜绝肤浅，回归传统，寻找安身立命的民族之根，正是当下文学书写的应有之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学书写中的体现，也应当是在人本位的层面上，寻找民族立身的传统之根。

    中国书法不仅具有外形美，更深刻反映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审美标准和价值追求，承载着教化一方和正民化俗的使命。历史上的优秀书家往往不仅有入木三分的字内功夫，更有纵贯历史、折服众人的“字外功夫”。涵养字外功夫是通达本源、升华精神境界的关键。历史上的著名书法家大多一生在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熏陶、磨炼，涵养了深厚的字外功夫。

    “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的虞世南不仅书名显著，而且被唐太宗赞为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五善俱全；颜真卿作为盛唐书坛领军人物，其人忠肝义胆，视死如归，其书则大气磅礴、雄浑刚健，尽显大丈夫浩然之气。

    书者的字外功夫是字内功夫的根本，字内功夫不仅是苦练的结果，更是身心修养功夫的外化。那么，当代书家又该如何增进字外功夫呢？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在风波跌宕的人生道路中需要先立本固基，才能行稳致远。如果一个人的根本方向错了，即使他得到再多的名利都将有百害而无一利，“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因此，真正的习书者不只要在纸上磨，还要“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习书者可以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修身方法，时刻端正自己的方向，实现“心正”而后“笔正”。此外，君子修行还应敬畏天地万物，整肃自律，慎独于己；与人交往之时应敬人为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一个人德行兼备时，其书法也会因修养提升而精进。

    其次，要多读传统经典，提升人文素养。当今时代，人们并不缺少工具和知识，缺少的是对工具和知识的驾驭能力，即人文素养的承扬。中华传统经典是承载人文精神的巨大宝库。阅读经典不仅可以洗涤心灵，提升德行，还可将其中的道理应用于社会实践。当心中汇聚了百家思想，通达了古今之理，我们的行为举止便会增加厚重感和历史感，做到不迷于古，不惑于今。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阅读经典作品有助于人们找准自己在大时代中的位置，从而不浮不躁，安于当下，收获一份静气。

    最后，由艺臻道，提升生活品位和审美情操。“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掌握一门艺术是提升学习兴趣和修身境界的重要方法。以练习书法为例，临摹名帖时，法帖的轮廓和神韵会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当下的心境。不断临帖的过程，其实就是与古人神交的过程。在笔、纸、手、心长时间的磨合中，以前粗糙的书写方式逐渐被破除，同时性情中焦躁、杂乱的习气也会被削弱，静谧的书香墨海能渐渐陶冶出精神之光。“旧我”不断褪色后，温文尔雅的君子形象将卓然而立。

    人生如宣纸，人生实践就如同一个书者在洁白宣纸上的创作实践，只有在人事修为中固牢根基，才能真正驾驭住书艺之魂。

（摘编自王树平《涵养字外功夫》，《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6日12版）

美育一般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美术教育，一种是审美教育，后者大体可以涵盖前者。审关教育不仅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文学等艺术素养的培育，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审美教育；不仅包括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教育，也包括各种审美实践场景中艺术技巧提升、审美能力培养、审美价值观塑造等。美育的整个过程与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文化背景密不可分，与现实中的文化理念、文化价值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文化是美育的底色，文化精神是美育的灵魂。如果忽视了文化精神的培养，美育就是不完整的。

欣赏人类流传下来的芑术作品，深入理解艺术作品的美学蕴涵，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史和艺术史知识，联系艺术作品产生时代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许多困难和障碍就会迎刃而解。比如我们鉴赏西方绘画时，必须要掌握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绘画要联系宗教精神来赏析；我们欣赏中国绘画，其空间留白、用笔运意、墨彩浓淡等，无不浸润着中华文化的精神意境，如果不了解中国绘画中计白当黑、浓淡生趣、意境天成等艺术手法和精神追求，就很难体会到艺术作品的神韵。

文学的鉴赏也是如此。从孔子论《诗》的“兴观群怨”开始，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就将个人情志的抒发与社会风俗民情的描摹乃至现实政治的讽喻结合起来，儒家诗教传统深深地影响了诗歌的发展，阅读各个朝代的诗歌，都需充分考虑诗人共同秉持的基本价值观念，才能体会诗中比兴寄托所表达的种种意味，才能明白诗句所传达的哀怨悲欢的情感。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美育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被作为一个启蒙郑重提出，承載了爱国救亡、除弊振新的重任。从梁启超的“趣味教育"理论、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鲁迅文艺“拯救国民性”的啐吁，到丰子恺、刘海粟、林风眠等艺术家提倡以艺术教育推选美育的观念，都深深地融入关注国家和民族发展未来的責任意识。也就是说，将美育代入社会文化改造、国民精神重塑这一宏大目标，成为当时美育思想的主线。因此，孤立地谈当代美育，狭隘、庸俗地理解美育的内涵，既拋弃了百年美育积累起来的宝贵资源，也丢失了美育所包含的塑造中华文化精神的价值理念。

当下美育思想和美育方法存在着重技巧侍递而轻文化传承、迎合刺激体验而忽视趣味涵育、趋附西方审美而贬抑民族审美等问题。人们对审美教育的理解往往就是艺术技能培养，家长送孩子到各种培训班学乐器、学绘画、学舞蹈等，却很少从培育艺术潜能、提升人文素养出发来制定教育方案。

此外，当下美育还出现重西方而轻传统的倾向，我们的美育应充分吸纳传统文化内容，自觉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将西方的与民族的、古典的与现代的充分融汇起来，从民族角度观察世界，自现代眼光观照传统，形成既能包容人类文明的所有优秀成果，又能彰显我们民族文化特色、体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精神风貌的审美教育体系。

总之，培养健康自信的文化精神，不仅是推进美育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美育最终的目标之我们应将美育当作传承文化、培养国民精神的传世工程，接续中华文脉，延续百年美育思潮，将美育推向社会每个角落，让美育产生润化人心的力量，守护每个人的精神健康，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

（摘编自黄仲山《美育重在培养文化精神》）

    赋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形式上介于诗与文之间，语言大体整齐、押韵，但又经常夹杂着散文的句式，往往铺排华美的辞藻章句来描绘事物，抒写情志。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说明赋这种文体在《诗经》中就有了它生命的因素，到了《楚辞》，这种因素又扩大了疆界。及至战国后期荀子的《赋篇》和宋玉的《风赋》等作品，一方面吸收了《诗经》《楚辞》作品中语言整齐、押韵的特点；一方面进一步发展了《楚辞》作品中铺排的写法；同时，又融合进纵横家说辞问答、铺排议论的因素，并以“赋”名篇，从而形成了一种新文体——赋。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指出了赋的文体形式由古诗衍化而成。刘歆在《艺文志》讲到诗歌发展时说，春秋之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布衣而能作诗，故有乐府民歌的兴盛；文人的创作，从荀子、宋玉起，则以赋的形式体物言情。荀子、宋玉之作与布衣之作虽在文体形式上有差别，却终属同源而分流。

    《汉书·艺文志》中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这里所说的“赋”，本指春秋时代贵族礼会之际在对话中背诵几句诗。春秋之后，贵族不需要也没有机会用背诵诗的形式来委婉地表述自己的意思了。到了汉代，民间诗歌归乐府掌管，而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都不依赖音乐歌咏，而靠写在竹简、绢帛之上，或吟诵于唇吻。于是“不歌而诵”成了赋这种文体的流传特征，人们称这种“不歌而诵”的文体为“赋”。赋讲究韵律，但它的韵律是为了诵读，而不是为了配乐演唱。当然，后来有些诗也“不歌而诵”了，但那是诗与音乐逐渐分离的结果，不能由此而证明诗歌原始阶段具有歌唱的特征没有存在过。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也。”在《诗经》中，“赋”和“比”“兴”都是一种艺术手法，“赋”指“直书其事”。到了《楚辞》，发展到对“其事”铺排开来叙写，为赋这种文体的出现准备了条件。“铺采文”，铺，即铺叙、敷陈，言赋直陈其事，不取比兴。一方面是强调赋铺陈直叙的写作特点，另一方面是强调赋文辞华丽的语言特点。晋代陆机的《文赋》明确地提出了诗与赋的文体区别：“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流亮。”意思是说，诗是用来抒发感情的，所以要绮丽细腻；赋是用来铺陈事物的，所以要清晰明朗。再说“体物写志”，志，一般指思想、志向，当然也包括感情。刘勰更是把“体物”，即铺陈描绘事物形态风貌，认定是赋“写志”的一种“载体”，道出了赋融体物写志为一体的本质属性。这样，赋的基本特征，就在“铺采文”的艺术形式与“体物写志”的思想内容相互统一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

一课

叶圣陶

    上课的钟声叫他随着许多同学走进教室里，他手里拿着一个盛烟卷的小匣子，里面有几张嫩绿的桑叶，有许多细小而灰白色的蚕附着在上面呢。他将匣子摆在膝盖上，眼睛极自然地俯视，心魂便随着眼睛加入小蚕的群里，仿佛他也是一条小蚕；他踏在光洁鲜绿的地毯上，尝那甘美香嫩的食品，何等的快乐啊！

    冷峻的面容，沉重的脚步声，一阵历乱的脚声，触着桌椅声，身躯轻轻地移动声——忽然全归于寂静，这使他由小蚕回复到自己。他看见那位方先生——教理科的——来了，才极随便地从抽屉中取出一本完整洁白的理科教科书，摊在书桌上。那个储藏着小生命的匣子，现在是不能拿在手中了。他抽屉没有关上，便极敏捷地将匣子放在里面。这等动作，他有积年的经验，所以绝不会使人觉察。

    他手里不拿什么东西，他连绵的、深沉的思虑却开始了。他预算摘到的嫩桑叶可以供给那些小蚕吃到明天。便想：“明天必得去采，同王复一块儿去采。”他立时想起了卢元，他的最亲爱的小友，和王复一样，平时他们三个一同出进、一同玩耍，连一歌一笑都互相应和。他想：“那位陆先生为什么定要卢元买这本英文书？他和我合用一本书，而且考问的时候他都能答出来，那就好了。”

    一种又重又高的语音振动着室内的空气，传散开来，“天空的星，分做两种：位置固定，并且能够发光的，叫做恒星；旋转不定，又不能发光的，叫做行星……这语音虽然高，送到他的耳朵里便化而为低——距离非常远呢。只有模模糊糊、断断续续的几个声音星……恒星……光……行星”他可以听见。他也不想听明白那些，只继续他的沉思：“先生越要他买，他只是答应，略为点一点头，偏偏不买。我也曾劝他，“你买了吧，省得陆先生天天寻着你发怒，他也只点一点头。”

    “轨道……不会差错……周而复……”那些语音又轻轻地震动他的鼓膜。

    他回头望卢元的书桌，上面积着薄薄的一层灰尘，还有几个纸团儿，几张干枯的小桑叶，是别的同学随手丢在那里的。

    他又从干桑叶想到明天要去采桑，“我明天一早起来，看了王复，采了桑，畅畅地游玩一会儿，然后到校，大约还不至于烦级任先生在缺席簿上我的名字底下做个符号。但是哪里去采呢？乱砖墙旁桑树上的叶小而薄，不好。还是眠单泾旁的桑叶好。我们一准儿到那里去采。那条眠羊泾可爱呀！”

    “……热的泉源……动植物……生活……没有它……试想……怎样？”方先生讲得非常得意，冷峻的面庞现出不自然的笑，那“怎样”两字说得何等的摇曳尽致。停了一会儿，有几个学生发出不经意的游戏的回答：“死了！”“活不成了！”“它是我们的大火炉！”语音杂乱，室内的空气微觉激荡，不稳定。

    他才四顾室内，知道先生在那里发问，就跟着他人随便说了一句：“活不成了！”他的心却仍在那条眠羊泾。“一条小船，在泾上慢慢地划着，这是神仙的乐趣。我们跳上船去，撑动篙子，碧绿的两岸就摇摇地向后移动，我们都拍手欢呼。我看见船舷旁一群小鱼钻来钻去，活动得像梭子一般，便伸手下去一把，却捉住了水草，那些鱼儿不知道哪里去了。卢元也学着我伸下手去，落水重了些，溅得我满脸的水。这引得大家都笑起来，说我是个冒雨的失败的渔夫。”

    “……北极……南极……轴……”梦幻似的声音，有时他约略听见。忽然有繁杂的细语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看许多同学都望着右面的窗，轻轻地指点告语。他跟着他们望去，见一个白的蝴蝶飞舞窗外，两翅鼓动得极快，全身几乎成为圆形。似乎要飞进来的样子，但是和玻璃碰着，身体向后倒退，还落了些翅上的白磷粉。他就想：“那蝴蝶飞不进来了！我们何不开了窗放它进来。”他这么想，嘴里不知不觉地说出“开窗！”两字来。就有几个同学和他唱同调，也极自然地吐露出“开窗！”两个字。

    方先生梦幻似的声音忽然全灭，严厉的面容对着全室的学生，斥责道“一个蝴蝶，有什么好看！让它在那里飞就是了。我们且讲经度……距离……多少度。”

    以下的话，他又听不清楚了。他俯首假作看书，却偷眼看窗外的蝴蝶。哪知那蝴蝶早已退出了他眼光以外。他立时起了深密的相思，“那蝴蝶不知道哪里去了？倘若飞到小桥旁的田里，那里有刚开的深紫的豆花，发出清美的香气，可以陪伴它在风里飞舞。它倘若沿着眠羊泾再往前飞，在那里可以得到甘甜的蜜。不知道它还会回到这里来望我吗？“梦幻似的声音，一室内的人物，于他都无所觉。

    他凝神听窗外自然的音乐，那种醉心的快感，绝不是平时听到风琴发出滞重单调的声音的时候所能感到的。每天放学的时候他常常走到田野里领受自然的恩惠……

    室内动的生命重又表现出外显的活动来，豪放快活的歌声告诉他已退了课。他急急开抽屉，取出那小匣子来，看他的伴侣。小蚕也是自然啊！所以他仍然和自然牢固地纠结着。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