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本报北京2月14日电（记者李韵）】日前，文化部在其官网首页发布《各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情况评估报告》。报告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颁布五年来，各地落实情况喜忧参半。

    2011年6月1日，《非遗法》正式实施。为掌握法律实施五年来的落实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文化部于2016年组织开展了《非遗法》贯彻落实情况检查，并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全国有24个省（区、市）颁布了非遗的地方性法规共72部。其中，17个省（区、市）的省级法规是在《非遗法》实施后制定的。但是，从全国范围看，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海南省、四川省、青海省7省（区、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尚未出台，立法工作亟待推进。

    评估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5年底，全国各省级财政累计投入163731万元，有10省（市）累计投入5000万元以上。尽管五年来，各省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各省普遍存在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

    截至2016年，文化部命名了四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区、市）批准公布了14928名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估报告显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在世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70周岁的已达50%以上，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迫在眉睫。有些传承人在抢救性记录过程中，就已经离开人世；一些传承人年事已高，无法完全展现技艺。部分艺术院团改制后，面临着经营压力，有的传承人待遇因此受到影响，出现了无人肯学、后继乏人的状况。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2月15日第9版）

材料二：“我们就是要把非遗文化传承作为工作、作为职业，通过现代工作室的打造和经营，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非遗文化传承的职业化道路，避免因为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而面临失传的窘境。”糖画传承人高光耀说。虽然近两年商业演出市场机会增多，但是相比于其他演出形式，他们的收入不算高，由此可以看出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度还有待提高，而这其中，既需要传承人自身的坚持与创新，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投入。

（摘编自《大众日报》2017年2月15日19版《非遗文化传承路在何方》）

材料三：《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形象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借鉴现代模式，激发出人们的兴趣，就能打造成现代时尚，就能成为网红，就能很好地圈粉。我们应该做好非遗+互联网这个加法，让非遗的文化魅力在互联网靓丽起来，普及起来，传播起来。可以采用动画开发、趣味知识比拼、全国非遗知识接龙等方式，非遗在互联网火了，关注的人就多了。

（摘编自南方网《落实“非遗法”还需做加法》，2017年2月16日）

材料一：

    “民宿”作为一个“舶来词”于2014年7月开始，拥有相关搜索热度。在政治、经济、资本环境良好的大背景下，客栈民宿市场日益火爆，及至2016年8月，“民宿” 的搜索指数超过了“酒店”。

    因为“民宿”具有由“主人文化”带来的当地特色化体验，住宿空间高度个性化、体量小而美的特点，如今越来越多人旅行时选择“民宿”——这种非标准化住宿形式。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民宿的发展迎合了当下“自由行”的热潮。

    从提供民宿的企业来说，民宿相较于标准化住宿，更容易取得良好的营销效果。不同的地缘环境，不同的装饰风格，不同的风俗习惯，都能天然地打包、呈现出受到“自由行”游客欢迎的产品形态。特色化住宿迎合了出行用户的关注点多样化的特点，“特色”逐渐成为影响出游决策的重要因素，正如民宿预订OTA大鱼自助游的宣传语“为一张床，赴一座城”，昔日的小众市场快速扩张。与此同时，我国在线旅游渗透率持续快速提升，在机票、酒店、景区门票等格局稳定的情况下，民宿的流量入口价值逐渐显现，为在线旅游创新企业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在万亿级周边游市场中抢占一部分市场份额。

表一：用户预订民宿关注点分布

表二：2015年中国客栈民宿分布（家）

（摘编自《2016-2017中国客栈民宿行业发展研究报告》）

材料二：

    由于乡村旅游民宿发展时间较短，尚存诸多问题。

    首先，民宿经营涉及旅游、安保、卫生等诸多方面，由于缺乏主管部门，需要地方多头管理，难免出现责任推诿、监管不力的情况。再者，目前，国内尚未出台针对民宿从业的具体法律法规，不能对整个行业的规范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是民宿产品。一是产品同质化程度高，民宿除了满足基本的吃饭、睡觉需求外，个性化、特色化并不耀眼，乡野、风俗、乡情、文化等要素无法做到有效融合。二是基础设施不健全，目前，民宿经营者多是乡村农民各自为政，自我发展，财力上不足以完善娱乐、购物、交通、卫生等旅游基础设施，眼界上不足以做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规划与布局。

    最后，生态环境面临严峻考验。一是建设与经营过程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多数经营者只看到了经济利益，环保、绿色等理念被弃之不顾。二是游客数量的持续增多直逼环境承载能力。乡村民宿吸引的游客数量与日俱增，部分地区超过环境承载量，这将对原有生态系统造成极大的冲击，进而造成不可修复的危害。

（摘编自王璐《乡村旅游民宿的发展困境与对策研究》）

材料三：

    台湾南投县民宿观光协会总干事、民宿主人陈巨凯认为，有些地方对民宿的认识存在很大问题。“台湾平均1家民宿只有4个房间。我到浙江莫干山随便住一些民宿，发现每家都超过20个房间。到天津看一些民宿，有的超过70个房间。”他说，民宿的界定应该是小而美的，能够为游客提供独特和精致的体验，而不应该追求酒店化经营。民宿一定要有特色，这可以来自建筑风格，也可以来自“主人风格”。如果建筑缺乏特色，则“主人风格”可以弥补，例如设定专门化的有意思的主题体验。民宿的重点不在硬件，而在软件，应该通过全面而细致的服务，让客人回忆、回味、回头。

（摘编自《海南日报“民宿要小而美 令人感动回味”》）

材料一：2017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依据其《1974 年贸易法》第301条，宣布对中国发起“301调查”。2018年3月，USTR发布了调查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此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3月23日，特朗普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宣布美国对中国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机械等产品加收25的关税。随后，中国商务部发布针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这标志着新一一轮中美贸易战的开启。

    9月17日特朗普称，将对产自中国的2000亿产品加征10关税，1周后的9月24日生效。这一税率实行到年底，2019年1月1日起税率将提高到25。特朗普还称，如果中国采取报复行动伤害“美国农民和其他产业”，美国将对中国产2670亿商品加征关税。而征税原因则仍直指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比如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

针对美方新一轮关税，中国商务部早在8月3日已表示，对美国持续违反国际义务对中国造成的紧急情况，为捍卫中方自身合法权益，中国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对原产于美国的5207个税目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5不等的关税。最终措施及生效时间将另行公告。中美贸易战升级。

(摘自至诚财经网2018-9-18日讯，有删改)

材料二：中国经济迅猛崛起。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宇宙史无前例的巨额外汇储备，截至2018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428亿美元，史上最高达到4万亿；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人民币已成为世界贸易第二大货币，人民币国际化趋势正在逐步推进；中国开始成为全球经济、贸易、金融规则改革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或主导者，主要表现可以通过G20，“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的建立看出。美国近几年贸易赤字大幅上升，其中中国因素占比近7成，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为1.87万亿，比2016年增长13。中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可能是导致贸易战的直接原因。

    出于国际政治和地缘战略的考虑，特朗普上台以来，颁布了不少政策，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更多的是掀起了“革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修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全球战略对手，尤其强调中国是全球秩序的“修正主义者”。也就是说，中国   的崛起，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霸权主义。

    所以，中美贸易战是由中美贸易顺差导致的，本质上是美国为了维系其霸权主义(政治、经济霸权)，遏制中国发展，削弱中国经济实力的小规模试探性战役。

(摘自：汤姆南瓜(中美贸易战背景及趋势分析》2018-04-08，有删改)

材料三：中美贸易冲突深层次根源一是现存经济金融秩序的“特里芬难题”，不得不需要不定期进行剪羊毛。后牙买加体系中，欧美等发达国家作为输出货币和购买力，新兴经济体则作为全球制造中心，输出生产力，并与资源提供国一道将过剩的储备购买欧美货币资产。但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后牙买加体系仍然存在“特里芬难题”。解决的办法是不定期给新兴经济体剪羊毛，如伊拉克战争、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广场协定等。

    二是新兴国家产业链向上迁徙，全球化已经损害了发达国家利益。随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口不断增长、中产阶级壮大和快速的城市化，来自新市场的开放、贸易增长、高投资率、城市化以及技术创新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超級周期。2014 年，新兴经济体贸易占全球比重为 52.59 (副除欧盟间贸易)，而199年仅为19，预计到203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 GDP 中的比重将从当前的38升至63。

三是美国资产负债比例提高，且资产中房地产与股票占比高，需要一个对外强势的美元，对内较低的利率。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1960 年，美国资产总额 49783 万亿美元， 负债 23268 亿美元，资产负债率为 46.74 ；2015 年资产上升至 2889828 亿美元，资产负债率提高至 65.69 ，其中资产结构中，金融资产由 55.6 升至 72.5 ，占比一半为股权和股票， 而非金融资产中四分之三为房地产。

(节选自：搜狐财经《中美贸易冲突的深层次分析： 原因与影响》2018-05-28)

注释①：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形成悖论。这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提出，被称为 “特里芬难题”。

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

——透视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新趋势

国家电影局2018年12月31日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同比增长9.06%，其中国产片占比超过六成。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指出，中国电影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通过行业大洗牌淘汰无效资源、无效传播的电影生产，形成稳定有质量保障的生产体系。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指出，2018年中国电影不论是现实主义的、寓言体的、艺术探索型的，还是类型化的电影，大都加强了思想内涵的深度。“有深度的电影都取得了较好的票房成绩。《我不是药神》票房超过30亿元；表现北漂青年艰辛奋斗的《后来的我们》票房超过13亿元。”张卫说。与此相反，粗浅表达的平庸类型影片反而被观众冷落。

    中国电影产业在“资本洪水”涌入之后逐渐回归理性，不再唯票房、唯明星、唯流量，而是冷静下来去思考电影的艺术特质，静下心来创作和思考。国产电影票房占到62%的市场份额，体现了国产电影近年来的进步逐步得到了国内观众的认可。

    不仅在电影创作中，院线发展在2018年也呈现出理性回归态势。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电影产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影院方面，由于中西部和三、四线城市影院建设持续增长，全国影院银幕数2017年超过5万块，稳坐全球第一大市场。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单纯靠扩大“产能”带动增长的模式将逐步降低效用，随之影院投资、荧幕数量扩张也将逐步趋于理性。未来影院新一轮的经营、竞争模式必须走向服务质量、服务模式创新等竞争性增长。

猫眼研究院2018年度电影市场观察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观影人次增速放缓，但观影年龄层更加广泛，更多30岁以上观众走进电影院，为观影人次增长贡献约3.4个百分点，看电影从年轻人时尚消费行为，变成全民娱乐消费行为。消费习惯的改变，也在为未来产业发展打开新的空间。

    2018年，互联网企业的深度介入成为电影产业发展的新趋势。2018年4月，阿里入股万达，在产业链上下游、制作、影院等方面进行全产业链布局，涵盖了“电影制作+电影宣发+版权授权”的产业链以及“在线售票平台+影院售票软件”的票务产业链全部业务。而在2018年3月，腾讯斥资33亿元拿下光线传媒所持新丽传媒27%的股权。两大互联网巨头在电影产业领域的博弈如火如荼，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迎来新的产业格局。

    未来，中国电影市场应如何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好作品是电影产业发展的硬道理，要有效提升我们的原创能力，尤其在编剧这个环节要加大投入，加大资源的配置，让编剧环节成为支撑中国电影发展的核心。”饶曙光说。他认为，要通过结构性调整来推进结构性优化，不断增强中国电影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活力，提升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特别是用电影化的方式、高科技的方式、观众愿意接受的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2019年1月27日，有删改）

材料一：

2017年上海统计局对不同年龄市民垃圾分类投放行为的调查

材料二：

    我国生活垃圾主要处理方式为填埋与焚烧，其中填埋占主要地位。填埋处理具有方法简单、技术门槛低的特点，是我国长期以来广泛采用的处理方式，但填埋场占地大、使用年限短，不但可能影响地下水和土壤环境，还会造成大量有机质的浪费，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理念相悖。与填埋不同，焚烧处理占地小、能极大程度地实现减量化并产生电能，近年来发展迅猛。在我国大城市及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土地资源紧张，生活垃圾可回收比例和垃圾热值较高，因此在确保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分类回收的前提下，宜采用以焚烧为主的处理方式，既能满足减量化的要求，又可产生清洁能源；在其余中小城市，生活垃圾热值较低，经济基础相对较差，因此更适宜采用填埋为主、结合堆肥等资源化技术的处理路线。

    农村生活垃圾全量收集难度较大，运输成本高，收运过程易产生二次污染。根据有机垃圾易腐的特点，考虑运输和处理的经济性，农村有机垃圾适宜就地处理（例如堆肥）。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深化，未来可将农村与城市垃圾进行区域一体化利用。

（摘编自金宜英《生活垃圾分类后去往何处？多元化方式将取代填埋》）

材料三：

    让群众支持生活垃圾分类，不能让大家在花花绿绿的分类图前犯怵，而是要让他们觉得分类有趣味，易掌握。目前，生活垃圾分类存在的主要矛盾就是，前端介绍得很详细，后端利用却很粗放。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两者对应起来。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无疑分别自成体系，有模糊不清的垃圾，丢入其他垃圾桶中，高温焚烧肯定有效。湿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区分，除了汤汤水水，其余既可发酵，也可被焚烧，两种资源化利用方式都可以，不必纠结哪种方式更优而唯一指定类别。总体上，厨余垃圾处理系统相对较弱，觉得不好生物降解的都可归到其他垃圾中焚烧掉。厨余垃圾处理产生的残渣最后也是送去焚烧发电厂，具有兜底的地位。

（摘编自殷明励《生活垃圾分类要和后端利用结合起来》）

材料四：

    网约垃圾“上门回收员”顾名思义即客户通过线上预约，线下回收小哥上门“取件”。目前，全国已有数千名上门回收员。

    据介绍，从事“上门回收员”这一新兴职业的大概有两种，一种专职从事垃圾分类工作，另一种则是在相关工作中兼职。专职回收员的工作一般分为定点回收和上门回收。有的人上午做定点回收，下午上门回收。比如之前垃圾分拣公司的员工，此前这些公司只负责接收“游击队员”回收回来的垃圾，并进行分类打包，再出售给不同类别的垃圾处理公司；而现在，公司中的一部分员工直接向居民进行回收，做起了专职回收员。而兼职人员则包括小区的清洁员、物业公司员工等，他们原本已有一份工作，垃圾回收为他们增加了一些收入。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用户使用垃圾回收程序也很方便。比如在支付宝平台上，打开支付宝“城市服务”，选择“垃圾分类回收”，按流程提示选择好上门地址、上门时间，就能坐等社区回收员上门，称重、计算价格之后，卖废品所得会自动转进居民设置的提现账号。针对低价值的回收品，可按重量兑换“能量”。如，1公斤塑料瓶可兑换1公斤“能量”，随后在环保商城里兑换实物或优惠券。

（摘自温婧《垃圾分类催生网约上门回收员》）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某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老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作“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于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常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在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