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文化符号中，受访者对“中医针灸”的认知度最高。俄罗斯受访者对“中医针灸”“丝绸之路”“泰山”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高，对“火锅”“敦煌舞（飞天）”“莫言”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低。印度、巴西、南非3国的受访者均对“算盘”“中医针灸”“汉服”3个文化符号认知度最高。认知度最低的3个文化符号中，印度受访者选择了“中庸”“和而不同”“川滇金丝猴”“篆刻”“中庸”。

    在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战略的推动下，金砖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度增加、好感度提升。在文化接触动机方面，信息获取和娱乐消遣成为接触中国文化的主要目的，伴随中国文化的社交需求成为新增长点。

    受到地域、文化、传统、语言习惯、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受访者对中国文化符号的关注点和接触动机呈现盖异化特征。文化内涵的丰厚程度在国际文化传播中有着双刃剑效应，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中国文化独具魅力，也会因为文化差异成为金砖国家民众认知中国文化的障碍。

    调查发现，与旅游体验相关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文化演出、旅游商品、影视节目等娱乐性文化产品，成为金砖国家青年最喜爱的中国文化产品类型；而具有中国哲学观念、社会样态抽象化表达的音乐、报纸杂志、书籍的选择意愿整体较低。

中国文化符号调查分类表

金砖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产品类型喜爱程度调查统计表

（摘编自《金砖国家青年对中国文化认知调查》）

材料二：

    随着整个国际交流的拓展，青年人群是否对中国文化有认同感，是否有情感上的亲近性，是否有价值观上的默契和生活方式上的好奇心决定了中国文化世界传播的未来走向，因此在实施调查中，在调研对象构成上我们把目标人群锁定在了青年人群体。

    从外国青年对中国文化整体认知程度来看，中国文化符号的接受度和熟悉度都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认可。中国人物在外国青年时中国文化符号认知的比例中是最低的。

    对于英法美这些发达国家来讲，浅表层次的旅游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中国文化一种整体结构的认知需求了，他们对文化哲学认知意愿很强，会从更抽象、更深刻、门槛更高的文化内容着手认识中国。

在外国人认知中国文化的渠道选择方面，互联网（62.9%）成为首要信息渠道。调研发现社交圈中有中国人的受访者，中国文化认知指数为4.1分；社交圈中没有中国人的受访者，中国文化认知指数为3.6分。在移动互联网盛行的今天，人际传播仍然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对于激发外国人认知中国文化具有重要的引导与扩散作用。

    当前我们的对外传播中，行政为主导的文艺演出、现场节事活动比较多。但是线上的活动数量少，种类偏单一。

（摘编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调研报告》）

材料三：

    埃及作家黑托尼认为，人类文明的发源从两大文明开始，一是包括法老文明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在内的地中海文明；另一个则是包括佛教、孔子哲学、道教的亚洲文明。尽管人们知道中华文明的存在，但由于语言、地理位置和文化差异，中国文化井没有被世界广泛认知，人们对其内涵的了解仍不深刻。

    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中国人要走出去。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利奇建议中国大力推动民间交往，他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制定规则，人民之间的直接交往才最具有实质意义。推广当代文化要善用策略与资源，借助强大的民间力量，巩固和扩大文化发展的基础。

（摘编自《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化》）

材料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加速阶段，社会经济中的城市群体化现象越来越显著，城市群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中国传统的省域经济，正在向城市群经济转变。城市群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潜力的核心地区。

    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是由区域内各城市、各要素的融合程度决定的。融合是指在高水平上的城市协调关系和要素合理配置，是通过集聚和扩散实现的。世界三大著名的大湾区城市群，起步于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港口、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同时，产业、资本和市场集聚。

    通过对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海西、山东半岛七个城市群的人口、土地、经济概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近五年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群为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吸引力比较高，尤其是“211”、“985”名校聚集的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名列前茅；人口涌入最少的则是海西城市群，即使核心城市福州和厦门，城市竞争力也稍弱。从土地占比和地区生产总值占比来看，粤港澳的地均产出最高，是第二名长三角城市群地均产值的二倍之多；地均产出最低的城市群为成渝城市群，仅占粤港澳城市群的1/7。

材料二：

    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化水平为62.72%，城镇体系趋于完善中，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基本判别其现在处于趋于成熟阶段；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为68.47%，城镇密度区域较稳定，同时基础设施水平也是所有城市群中最完善的，属于内涵式增长阶段，基本判别其处于成熟发展阶段；而粤港澳城市群城镇化水平高达84.41%，区域内部相对较为平衡，城市空间组织扩散高于集聚作用，城镇密度也处于相对合理的稳定状态，基本判断其处于成熟发展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由于城镇化率比较低，还处于集聚作用为主、扩散作用为辅的外延式发展阶段，处于快速发育阶段。

表1：城市群不同发展阶段特征

材料三：表2：七大城市群空间组织结构

注：城市首位度：城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

经济首位度越高，说明该城市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地位越高。

材料四：

①增长极开发模式  ②点轴式开发模式    ③点轴群开发模式    ④网络开发模式

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Ⅱ》《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人民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二：

    对于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于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12.4%上升到17.5%，2017年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工人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三：

材料四：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但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纪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在内因方面，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中国的编导们热衷对现实生活进行挖掘、表现，创新力不足，科学基础薄弱，对哲学和思想层面疏于表达，对全新世界观的建构同样缺乏；其次，美国电影界和资本界的紧密联系，国内制作水平拙劣，只有稳妥的资金流才能保证前端进一步的产品制作；最后，公众整体科学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中科技文化氛围较弱。

（摘编自《内外夹击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经济日报》2017年09月07日）

    材料一：

    2017年中国内容付费用户倾向付费领域分布

    （数据中国产业信息网，2017年10月13日）

    材料二：

    今年6月，《新华字典》应用程序上线。正版的应用程序每天只能免费查两个字，超出限定再行查询需要支付40元使用费，自去年以来，多家互联网内容平台和自媒体，纷纷推出了知识付费产品，一时间语音问答、会员订阅、直播课程等知识服务爆红。是谁在为这些付费内容买单？记者调查发现，年轻人在享有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对文化消费的支出也越来越大，正成为付费阅读中越来越具话语权的群体。

    用户为内容付费的习惯并非天然形成，这部分归功于政府近年来加强网络版权保护的力度，尤其是连续多年的“网剑行动”有效打击了网络侵权盗版行为。与互联网商业靠吸引流量、构建庞大生态系统变现的模式相比，知识付费因其投入成本低、产业链条短、变现直接而备受个体创业者欢迎，也契合了当下国内的创新创业热潮。

    ——摘编自：《中国江苏网》2017年11月23日

    材料三：

    但问题不在于解答是否令人满意，而是这种方式容易让人养成依赖性——只要我点点鼠标、花点儿小钱，所有我寻求的答案立即一目了然。我得到了答案，却失去了存疑、寻找、分析、判断、论证的过程。换句话说，我在没有思考的情况下就拿到了答案，痛快倒是痛快，但我怀疑长此以往自己会不会上瘾。

    用户之所以愿意付费阅读，除了要获取某些急需的知识、技能或经验外，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学习有所成长，但知识付费碎片化的解答方式显然难以满足这种需求。知道了某些问题的答案会让你看起来很聪明，但那只是因为你记住了答案，与你的实际思考能力无关。下次碰到问题，你照样一筹莫展。知识多和思考能力强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3日

    材料四：

    为知识付费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有人担心为知识付费会造成网络用户间因经济因素而不平等，其实，互联网对知识的普及化程度一直在加深，我们获取各类信息也更加容易。但是，信息的数量不等于知识的精度和深度，为知识付费所对应的信息服务主要是后者。

    网络提供知识的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模式以信息全面广博为特征，另一种模式则追求信息的深刻新颖。前者多采用免费服务，信息上传和分享者并不求经济回报。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无法满足于普及型的信息提供，如果想知道的东西在百度、谷歌上能轻松查到，知识精英也就不存在了。对那些渴望得到更精准、更前沿信息的人来说，有针对性地付费获取知识，无疑是最佳选择。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07月27日

    材料一

    “流寓”一词最早的文本记载大概是《后汉书·廉范传》：“范父丧遭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在这一语境中，“流寓”可解释为流离寓居。《辞源》将“流寓”解释为“寄居他乡”。《汉语大辞典》则解释为：“‘流寓’亦作‘流庽’：流落他乡居住。”

    “流寓”一词释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流”字。如果理解为“流动”，那么这个概念的范围就非常宽泛，所有的迁徙流动到异乡都可视为“流寓”。如果理解为“流落”、“流放”的话，“流寓”一词的含义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流落”一词有“漂泊外地，穷困失意”含义，“流放”则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流寓”是指“不得已”离开本土客居他乡。比如进京考取进士，一举得中在京城或其他地方为官，这就不属于“流寓”；而在京屡考不中，旅居多年如杜甫就叫“流寓”，或遭贬谪或受排挤自请外放到非故乡的地方为官，如苏轼到海南上任就叫“流寓”。

    古人为何要流寓他乡？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个体原因。其中社会原因又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等多个方面。从流寓文人的角度看，大多数文人因政治斗争遭排挤打击，流落他乡，如唐顺宗年间因“二王八司马事件”，两大文豪刘禹锡与柳宗元分别被贬到郎州、永州，而苏轼更是因为政治上的打击，一路从江南贬到海南岛。古今中外，为改变命运、博取功名，负书担橐，远离家乡外出游学、游宦之士，如苏秦、张仪等，其流寓主要为个体原因。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原因的流寓者之流寓地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文明程度的发展，决定了流寓地的不同。因战乱灾荒而发生的流寓，流寓者往往迁徙到较为安宁、富庶的地方，如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因犯罪而被流放和被统治者贬谪，其流寓地往往是远离京城与繁华的僻远荒凉地方，如先秦巴蜀，汉唐湖广，宋明清之岭南、东北和西北等。

    （取材于李永杰《“流寓”概念探源》）

    材料二

    作为荒服之地的岭南地区，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令人闻之畏惧的“瘴气”和湿热多雨的气候，一直为中原地区民众所鄙弃。但是，终究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许多文士不得已寓居岭南。

    古代流寓文士的生存状态极为艰难，诸如流寓之路艰辛无比、语言文化多有隔绝、物质生活极为匮乏、气候环境极为不适等。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多数岭南流寓文士并没有长时间地消极度日。迥异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视野。他们借吟诗作文排遣胸中抑郁之情，顺带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

    韩愈贬谪连州阳山令时，在诗文中呈现的连州是一个远极遐荒之穷地，交通极为不便，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险恶，这是连州给作者的最初印象。同为寓居连州，然而在刘禹锡的眼中，连州却是“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也”。他在《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中写道：“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刘禹锡不仅对连州秀丽的山水极为推崇，而且深入民间了解连州的民俗风情、少数民族生活。在谪居连州的岁月里，他以平和的心态、从容的诗笔，还原了岭南的青山秀水，描绘了民情民俗画卷，并讴歌了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一贬再贬至“荒服”的极致——海南岛，这在宋代是仅次于杀头的重罪。初到海南的苏轼也曾悲观地说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与王敏仲书》）然而，天性乐观旷达的他并没有彻底沉沦于流寓之苦，而是用自己的诗文去描绘海南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纵情于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写下了很多优美的“和陶诗”。诗文不仅明显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更体现了他虽身处天涯海角，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旷达境界。

    流寓生活往往充满着艰辛，但是达观的处世精神总是让诗人于艰险中发现天地之美，描述天地之美，即便是“九死一生”的蛮荒岭南，他们依然“诗意地栖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材料三

    流寓文士来到岭南之后，一方面用诗文排遣心中之情，另一方面则深入民间为民谋利，在蛮荒岭南积极实践自己未尽的政治抱负，给岭南大地带来深远的影响。

    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刘禹锡在连州至少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编医书，惠及百姓。刘禹锡对医学颇有研究，他结合自己40多年积累的验方，编成了《传信方》医书，让连州人受益。二是重教兴学。在刘禹锡的带动下，连州文风迭起，吸引了荆楚吴越的儒生纷纷来连州求学。在唐代，广东共有48名进士，连州就有12名；到了北宋时期，广东共有进士127名，连州就有43名，时称“连州科第甲通省”。三是关心少数民族。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三首诗，对徭族人的外貌服饰和狩猎活动以及他们的勤劳神勇大加称赞。

    柳宗元流寓柳州可谓他本人之不幸，但又是柳州人民之大幸。唐元和十年，柳宗元第三次被贬到柳州为刺史，其内心非常痛苦，但他依然积极为政，兴办儒学，推行教化，开挖水井，养民安民；反对横征暴敛，力主轻徭薄赋，对柳州地区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柳州人以修建柳侯祠的方式来表达对柳宗元的纪念。至今，文慧桥、文慧路等路桥名称依然体现着人们对他的缅怀。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以八月之治而令江山易其姓，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不仅是文化先驱，更成为神明一般的存在。到潮州后，韩愈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延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从而使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边远落后的蛮荒之地，来自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流寓文士们自觉承担起传播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方式的责任，他们不愧为岭南大地的文化拓荒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材料一：

    10月1日—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日,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借此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获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摘编自2018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　

    2018诺贝尔奖得主学术“背景”大揭秘

    （摘编自2018年10月9日“新浪看点”）

    材料三：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丈,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方面的伟大问题,圈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如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存在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学科——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学奖,今年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摘编自2018年10月《科技日报》）

    材料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佑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佑教授22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取得的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和政策和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1.4万元,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而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摘编自2018年10月《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