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枪

江  岸

老肖下山的时候，远远看见老曹，转身就往旁边树林里钻去。老肖，你给我站住！老曹大喝一声。老肖假装没听见，钻进林子里不见了。

老东西，叫你装佯！老曹没好气地骂着，转身攀上了一条羊肠小道。这条道崎岖难行，但可以比老肖早点下山。自从老曹当上了黄泥湾村护林员，带领乡林管站的同志收缴了老肖的猎枪，老肖就躲着他走。两个人一辈子没红过脸，现在闹翻了。三年困难时期，老肖打个兔子，一家半只，老曹抓条蛇，也是一家一截。多少人家生活艰难'他们两家因为男人会打猎，互相帮衬，才得以保全。大风大浪都过来了，现在土都埋到脖根儿了，你不理我了，值得不值得？无论如何，今天要和这个老东西说道说道。

老曹靠在一棵碗口粗的松树上，等到了老肖，他问，你准备躲我躲到什么时候？

老肖嘴硬，谁躲你了？躲你干啥？

老曹说，我的猎枪比你还先缴，咱村所有猎枪都上缎了。就你一个人留着，说得过去吗？

老肖说，林管站怎么知道我有猎抢？你和叛徒、汉奸有什么区别？

老曹笑了说，我当护林员，收缴猎枪也是我的工作。

老肖说，我又不砍树，你当护林员怎么了？你管得着我吗？你管你的树，管我打猎干哈？与你什么相干？

老曹说，林区还要保护动物，那什么，要做到生……生什么……老曹猛地卡壳了，一个劲儿地挠脑袋。

老肖撇撇嘴，走开了。老曹还在嘀咕呢，他已经走出了好几丈远。

老曹终于想起来了，他冲着老肖背影说，站长说了，要保护生态平衡呢。

老肖已经走进密林深处，消失了。

秋天到了，正是红薯和花生灌浆的时节，也是野物祸害庄稼的时节。往年秋天，老肖每天都要背着猎枪，去地里护秋，顺便在山里转几圈，打几只兔子和山鸡，扒了皮，腌几天，再挂出来晒，几个日头一过，通红通红的，好看呢。过年下火锅，孩子们吃得那个香啊。可是今年，没有猎枪了，他拿什么打兔子和山鸡呢？两手空空从山上回来，他都会骂一句，老曹，你个老砍头的。

有一天，老肖发现他的红薯地和花生地被拱了好大一片，地里还有几摊猪粪。夜晚来野猪了！照这个速度拱下去，要不了三五天，他的红薯和花生就要玩完，一个季节的心血就白费了。

老肖风风火火地跑到老曹家，借他的猪枪。老曹的猎枪，是站上发给护林员防身用的，是全村唯一的一杆猎枪。可是，老曹不借。

我们遇见野物，只准朝天上开枪  老曹说。

野猪祸害庄稼，也不让打？老肖问。

野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不准打。老曹说。

老肖说，你忘记那年我们给生产队护秋了吗？你打野猪一枪，没打死，野猪发疯地撵你，我把野猪引开了。野猪一口咬断我的木棍，再一口咬穿了我的大腿。还不是你赶来，补了它一枪，才救我一命！怎么，野猪现在成你家祖宗了，你还保护它？

老曹红了脸说，老黄历翻不得了，如今不一样了。

老肖气呼呼地跑回家。活人还能叫尿憋死？他翻出一堆旧锄头、破犁铧，用麻绳串在一起，一路叮叮咣咣地背着，翻山去了刘坳，找刘铁匠去了。第二天上午，他又去了一趟刘坳，背回了半麻袋五寸长的尖刀。他说那叫神仙枪。

明明是刀子，怎么叫神仙枪？邻居们都围过来瞧西洋镜，有人狐疑地问。

老肖嘿嘿地笑，他说，我在地里布置好机关，四边牵上细线，不管从哪个方向碰到细线，飞刀就跟子弹一样飞过来，神仙难躲，所以叫做神仙枪。野物碰上了，非死即伤。现在没猎枪，只好用这个老法子。回家告诉你们孩子，可别去我家地里扒红薯、扯花生。

那个夜晚，老肖不再担心他的庄稼了，睡得特别香。早晨醒来，喝了碗稀饭，老肖就上了山。

隔老远，老肖就看见地边躺着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该死的野猪，是死了还是伤了呢？

老肖快活地想。他猫腰跑过去，仔细一瞧，却是老曹。老曹的半截衣袖被撕掉了，缠在手掌上，裸露的胳膊上有干涸的血迹。

你怎么了？老肖吃惊地问。

老曹的眼珠布满血丝，咧了咧苍白的嘴唇，嘶哑地说，我把你的神仙枪收了，帮你撵了一夜的野猪，没想到，没收好……

老肖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嚷道，你呀，叫我说你什么好呢？

（摘编自《小说界》 2014年第5期）

中国文化形象的五个维度

    从国家文化形象认知主体的角度而言，两类认知主体应该受到我们的关注，一是“他者”，一是“自我”。一个国家在“他者”心中的文化形象，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吸引力;一个国家在“自我”民众心中的文化形象，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文化认同、文化凝聚力，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民众以怎样的自觉去对外展示、塑造自己国家的文化形象。两类认知主体的存在及其同等重要性要求我们在国家文化形象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内外一体、整体联动。不论从哪类认知主体角度讲，要形成清晰的关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有五个维度需要我们同时关注。

    一是根基。文化建设的全力推进是奠定国家文化形象的坚实基础。目前，我们已经初步建成了国家、省、地市、县、乡、村和城市社区在内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农村广播电视覆盖率已达98%;互联网已经可以将文化信息送到村一级。这些数字折射着我国文化建设的实际进程。认清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着的文化建设，这是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根基。

    二是灵魂。文化形象的认知历程与文化体系的结构一致，以价值观为最深层的所在。只有真正深入到一个国家的文化核心即价值观，我们才能够穿越种种文化现象，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国家的精确的文化形象。中华文化有其深沉的价值追求，千百年来潜移默化地浸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追求发展进步的主旋律，也是当代中国追求的最基本的文化精神。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表现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人们自觉行动的一部分。

    三是持守。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但对待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中国人曾经陷入迷茫。这里面既有一味埋头于历史的封闭自恋，也有对历史文化的轻视和不屑。中国人的许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都与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代中国对孔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正给以越来越多的尊重。优秀传统文化是流注于当下中华民族肌体中的精神血液，也是中华民族显著的精神标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是我们认识当代中国及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维度。

    四是创新。不容否认，从中华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具有保守性的材料，但同时需要看到，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中有着更为强烈的追求创新的传统。“日新为道”的“日新”追求，“变则通，通则久”的通变智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强意识，“去故取新”的更化勇气等，都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中创新精神的鲜明体现。正是这种传统的存在，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突破保守性，不断超越，一路向前。认识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不能不聚焦创新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传播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我们也应当学会讲好当代中国创新与进步的故事。

    五是气度。中华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有过许多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的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正是在和世界不同文化体系的交流互动中，中华文化不断地丰富着自我，也为人类文明的进程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在国际舞台上，我们不断申明尊重文明多样性的主张，强调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这些主张，表达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心声，也正成为当下中国文化建设的积极实践。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两所客店

【法】都德

    ①我已经在这沙漠中走了两个小时了，突然有一片白色的房子在我面前浮现出来。五六家农舍，红屋脊的长仓房。那小村落的边界上有两所大客店，静立在街的两旁彼此对望着。这两所客店极贴近，但其中却有一种奇怪的反衬。大道的那一边，是一所高大的新建筑，门都敞着，门前停着驿车，汗气蒸腾的马已卸下了辔头，远客们在短狭的墙荫覆着大道旁酣饮。屋里溢出狂暴的呼号。酒杯在叮地相碰，拳头在乱击着桌子。还有一种愉快的，清脆的歌声超出一切杂喧之上，唱得窗户都颤动……

    ②奇怪的是对面的客店呢，静悄悄地好像是没有人住：大门前乱草丛生，百叶霄扇都已破碎，门阶上铺着大道旁挪来的石块。进门来一看，是一间狭长的房子，从三个没有帘子的窗口中透入些微光，几张颠簸的桌子，上面放着积满灰尘的破玻璃杯。在这房子尽头，窗户的凹处，有一个妇人紧靠窗子站着，眼睛茫然地向外边张望，我叫了她两声：“喂！女店主呵！”她才慢慢地转过身来，于是我眼前现出一个衰老的农妇，皱痕满面，她戴着破的花边缝的长帽缘，和我们邻家的妇人所戴的一个样子。虽然她并不是一个老妇，但重重的悲哀使她完全萎败下来了。

    ③“你要什么？”她擦了一擦眼睛说道。“我想在这里休息，还想喝一杯酒。”她惊愕地注视着我，还是立着不动，像是没有听懂我的意思。“这不是一所客店么？”妇人长叹了一声。“如果你以为不错，就算是一所店客罢。但是为什么你不和大家一样到对面去呢？那里才热闹呵。”“我受不了这样的热闹，我愿意到这边来静憩一会儿。”

    ④也不等她的答复，我就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看出了我说的是实话，于是这女店主才显出忙碌的样子。经过了一刻钟，我面前有了一盘葡萄干，一块干面包，还有一瓶新制出来的酸酒。“替你预备好了。”这古怪的老妇说，她立刻又回到窗口去了。我一面喝酒，一面就想些话来和她攀谈。“可怜的女店主呵，不常有人到你这里来罢？”

    ⑤“呵，不，从没有一个客人，先生，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在此相对，比起从前真差得远了。我们这里本是换马的处所，野鸭季里还要替打猎的人们预备晚餐，终年有牛马在这里停留往来。但是，自从我们邻人的铺子开张以后，就什么都完了。客人都跑到对面去，觉得这里太无趣味。实在呢，这屋子里确实没有一点儿快乐处。我既长得不好看，一向又害着热病，我的两个小女孩也都死了。对面店里可大不同，他们终日地欢笑。有一个从阿莱那里来的女人在看管店房。驿车上的车夫就是她的情人；所以把车子赶到那边去。她又雁了几个轻贱的女孩做使女，怎能不得顾客的欢心？她把从彼酥斯、莱特桑和约葛勒等处来的少年都勾引了去。车夫们不惜绕着远道在她的门前经过，但是我呢，终日看不见一个灵魂，只凄凉地在此守着。”

    ⑥她迷惘地，冷冷地把这番情形述说，她的前额还紧紧地压着玻璃，显然是由于对面店里的事情能引她的注意。突然间，大道的那边起了一阵骚动，驿马车轧着尘灰向前移动了。我听得鞭声在空中爆裂，御者的角声呜呜，跑到门外的女孩们都喊道：“再会呵！再会！”

    ⑦那里又发出一种洪亮的歌声，压下了，别的声音，就是我刚才所听见过的。这歌声飘来，使女店主听了浑身颤抖。她回过身来对我说道：“你听见没有？那就是我的丈夫，唱得好么？”我吃惊地望着她：“什么？你的丈夫？你说他也上那边去了么？”

    ⑧她脸上现出伤心的神情，但又柔声答道：“你怎能猜得着呢？男人都是这样的，他们不愿看人对他悲苦；我自从两个女孩死后朝夕只是悲泣。这房子里充满了忧郁和苦痛，自然更没有人肯来了。他受不了这样的烦闷，我可怜的约瑟就跑过大道去喝酒了。他有一口好嗓子，那阿莱的女人就教他唱歌。”

    ⑨她僵直地站着，神魂恍惚，抖着，两手伸张，泪珠颗颗地从颊上滚下，她越显得难看了。

古代“文人趣味”的生成与演变（节选）

李春青

    人们的美学观念、文艺思想固然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而趣味则是意识形态的心理基础。趣味与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离开趣味作为基础，意识形态就成为空洞的口号与说教，而不能得到意识形态确证的趣味也只能表现为自生自灭的时尚与习俗。因此可以说，趣味具有阶级性，也具有历史性。

    “文”可视为中国古代贵族趣味的标志性符号。在周代典籍中随处可见的“文”是贵族趣味与贵族意识形态的纽结点，它既包含着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贵族价值体系，又包含着以礼乐为核心的贵族趣味系统。孔子赞扬周代的政治文化：“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今人则常常用“繁文缛节”来评说周代文化，这些都是对“文”这一趣味特征的理解。“文”就是一切形式化的人为建构，包括典章制度、礼仪、知识系统、诗、乐、舞、建筑、绘画、雕塑、器物等，也包括贵族阶层在正式场合的一切言说。这个“文”的系统把贵族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别开来。

    “道”可视为士人或士大夫阶层趣味的标志性符号。秦汉之后，受过教育的布衣之士有机会进入官僚行列，于是已做官的读书人和希望做官的读书人就构成了新的社会知识阶层，即“士大夫阶层”。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是士大夫趣味结构的基本内涵。西周贵族阶层话语系统中没有“道”的位置，它与士大夫阶层相伴而生。士大夫阶层是春秋战国之际从原有贵族阶级蜕化而来的，他们在贵族文化基础上建构起了自己的文化系统，这就是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之学。可以说，士人阶层一切精神文化的建构都是对他们所尊奉的“道”的诠释，而“道”也成为士人阶层文化心态、性情倾向与观念系统的综合性呈现。正因如此，“文”“道”关系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一个延续千年的基本主题。

    “雅”可视为文人趣味的标志性符号。“文人趣味”是在士大夫趣味中孕育而生的。如上所述，对“道”的推崇与信守构成了士大夫精神趣味的基本维度。然而这个阶层毕竟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与主导者，有着极为丰富的精神世界，决非仅仅囿于狭隘的政治领域。于是，士大夫阶层就获得了新的身份性标志——“文人”。所谓“文人”，就是有文采之人，亦即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之人。当士人阶层意识到自己个人情感的重要性并且为个人情趣的表达挣得合法性时，文人趣味就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心理基础。文人趣味主要表现为一种永无休止的“雅化”追求：形式上越来越精益求精，风格上越来越细腻微妙，评价标准上越来越专门化。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文人——这是古代知识阶层身份演变的历史轨迹，也是古代趣味演变的历史轨迹。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平淡的事

彭家煌

几天前由北平来了个穷友，没屋子住。我替他找了两天的房子，找着了一个挂眼科牌子的医生家的一间后楼，即刻就叫他搬进去。匆忙的我不过记住了前门两边的白墙上写着“照原眼科”，也仿佛记着这医生是姓曾而已。 

翌日，我那朋友走来和我谈天。 

“昨晚那个房东走到我房里向我借一块钱买米，吓吓吓！” 

第二天，我在微光中找来找去，不知如何始终找不着“照原眼科”几个字，但是看见前门的墙壁两边有白粉的一幢房，“大概这就是的吧！”我是怀着“连一块钱都得向生朋友告贷，贫穷到这样子！”的心情去的，但进门一观察，那客堂间也点着洋灯，灯下也有两个老妈子似的顾客请他看眼睛，靠窗也陈设一张只开了两道裂缝的桌，东边墙下也摆着小圆台，台上也搁着好几瓶药水，台边还有两个一只脚都不短的藤椅。至于他本人，身上却穿着呢大衣，旧靴子上也盖着呢布，一见还知道他是穿穿西装裤的。他手中拿着揩眼睛的棉花，一见有人推门，就脸色苍白起来，知道是我，才浮出微笑，轻着脚步走近我，低声的温和的说：“夏先生在家。” 

我微笑着颠颠头。上楼时，我循环的默诵着：“难道真一块钱没有吗？——这江湖医生——这骗子。” 

在后楼，我不耐久坐，我们就下楼，走过客堂间时，老夏说：“曾先生，我们去喝酒吧！” 

他连忙鞠着躬：“好的，好的，我马上就来，请先走一步。” 

我们走到街的尽头，发现一酒馆。那酒馆不仅小，而且很模糊，里面两个桌，全用灰尘装饰着。一个鼻眼不分明的半大孩子走拢来问我们要什么，我就要了两斤酒。 

不久，曾先生笑嘻嘻的擦着手走进来了。三人就了座，我叫孩子拿酒来，又叫他买了八个子花生米。曾先生又擅自在柜台上弄了一碟发芽豆，又弄了一碟海蜇皮。 

“听说先生差了一块米钱，心里很过意不去，现在可有了？” 

“不要紧，已经赊了一块钱的米。我们喝酒吧！——这地方真好！这老板是好人，很可怜的！——她常常到我那里看眼睛，我不要她的钱。她钱不够，我就入了五块钱的股。所以，我在这里很随便的，常常来！“ 

“酒倒是少喝的好，曾先生，你何不好好把你的行业振兴一下？”我说。 

“不行！”他摇着头笑“我倒霉，连这个都没有！”他忽然把脚举起来：“你看，我这个皮鞋，底穿了，前面开了口，走起来，他冒烟。” 

我们不禁笑起来。 

“你每天也有多少收入喽？”我问。 

“没有一定，两毛，四毛，有时还倒贴。穷人多啊！一块钱看一回的。一个月难得有几次。” 

“像你这样是不行的。这鬼世界是全靠外样子，不怕你本事怎样好。”我愤愤地说。 

他只温和的笑。 

“是呀。曾先生，据前楼的人说，你的手术很不坏，你只要好好的把诊所布置得像个样，把身上弄整齐点，在门口挂个招牌，在弄堂口还挂个更大的，也定一个章程，门诊几何，出诊几何，架子一挺，人家自然不会小看你，像你这样两毛四毛，有时还送诊，有时还……那是……” 

老夏也说了一大篇。 

“这是没有办法的！”他摇头坚决的说，“他们都是穷人末！顶多只能收点药钱。——你们以为我是好人吗？其实我也很坏的，是穷人，到我这里来，他们都是别处诊不好的，他们没有钱谁给他诊。这种人，我是欢喜给好药，一次二次就好了，阔人就不同了，一次诊得好的，我给他分做几次诊，多弄他几个钱，其实我是很坏的。” 

“像你这样的人，是不能存在的。我劝你以后还是把牌子挂出来，好好的干一下，免得受苦！”我说。 

他还是温和的笑，连连把酒往口里送，酒完了，又再叫两斤。 

“是的，牌子原先挂的，在弄堂外头，因为警察要捐钱，才取下来的。” 

他已经很醉了，话便滔滔不绝。 

“原先我生意很好，每月赚二百多块钱，那不是现在这个地方，这是去年搬来的。那时候，我的日子很好过，我把老娘由乡下接来住，请了两个听差，门诊是一块二，没有钱的就减半，看人说话。不料去年革命，我的诊所烧得干干净净，好，没有想到这个革命把我打倒了。搬到这里之后，凑巧，闸北办市政，一条马路修上大半年，交通断绝了，简直没有人上门。好，这个市政又把我打倒了。三四月间落起黄霉雨来，你想谁肯爬过烂泥堆里走过丈多深的水沟到我这里来呢？ 

“好，这个黄霉雨又把我打倒了。房钱欠七个月，生意没有，我吃的是身上的衣服，是木器。我牌子是有的，弄堂外有块大的，前门的壁上写着‘照原眼科’四个大字，但是我给不起捐钱，警察天天来要，起首我就把外面的牌子取下了。昨天他又来了。我就把墙上的字也粉了，省得他来麻烦。 

“可是牌子一取消，就简直更没有瞎子能找得着我了。好，这个警察捐又把我打倒了。” 

他不再笑了，两手撑着头，慢慢的伏在桌子上。 

“这个人很可怜。老黄，你是欢喜把自己妻子儿子都上小说的，也把他上一上小说吧。哈哈！”老夏说。 

“但是——唉，在这年头，这玩意早已不时髦了，这事情，太平淡了，上了小说不会有人看的。” 

我禁抑着奔放的热情坚决的这样回答。 

一九二八，十二，二五日于上海（节选自厦门中学生助手微信公众号，有删改）

材料一：设想一下，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想从科学理论中得到什么?” 当然，进行准确预测的能力是其中一点。就像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这个理论得到认可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做出了准确的而别的理论没能做出的预测。1919年日全食的观测结果验证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理论的另一个特性是解释相关数据的能力。具体地说，如果你根据某个理论预测了某个数据或观察结果，那么你就可以说这个理论解释了这个数据或观察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解释是某种追溯预言。在20世纪早期，科学家发现水星的运行轨道有些奇怪。此时爱因斯坦还没有发表相对论。如果相对论在关于水星轨道的观察结果出现之前就出现，那么这个理论就可以用来预测水星轨道的奇特情况，因为相对论可以解释这些特殊的数据

实际上，我们希望从科学理论中得到准确的预测和解释，但是，只有这些特点是不是就足够了? 我们是否需要理论反映现实事物的情况? 正是这个命题把工具主义和现实主义区分开来。对于工具主义者来说，一个适当的理论可以给出预测和解释，至于这个理论是否反映或模拟现实世界，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考量。而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事情恰恰相反，一个合理的理论必须不仅可以给出预测和解释，而且要反映现实事物的真实情况。

在这里，让我们用托勒密天文学体系来理解工具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区别。托勒密体系由克罗狄斯·托勒密在公元150年左右提出。它是以地球为宇宙中心，太阳、其他行星和恒星都围绕地球运转的地心说理论。托勒密使用了周转圆这套数学算法来预测和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相关天体的位置。托勒密并非周转圆算法的发明者，但与前人相比，他拓展了这个算法的使用范围。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复杂的宇宙模型，如果没有周转圆 (或类似的东西)，就无法准确预测和解释行星的运行。

对于一个生活在公元150年左右的工具主义者来说，“其他行星是否真的沿周转圆运行”这个问题一点儿也不重要。托勒密的理论准确地损言和解释‘丿相天数据，这丿定唯一的重点。但与之相反，对于一个现实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尽管托勒密的理论做出了准确预言和解释，但现实主义者仍然要求这个理论能反映事物的真实情况。m以，如果兵他行星没有沿周转圆巡行，也就是说，如果周转圆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托勒密的理论就不能被接受。

一个人对某个科学领域的理论秉持现实主义态度，而对其他领域的理论秉持工具主义态度，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举个例子，几乎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对我们现在这个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系模型秉持现实主义态度。然而，他们中有很多人则对现代量子理论秉持工具主义态度。

也有人可能分别用工具主义态度和现实主义态度来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举个例子，哥白尼体系 (一种日心说理论) 于16世纪50年代发布，到了16世纪末期，在欧洲的大学里，同时教授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的情况一点儿都不少见。在望远镜发明(大约在1600年) 之前，人们有很好的理由来相信地球确实是宇宙的中心。因此，人们通常对托勒密体系秉持现实主义态度。而哥白尼体系并没有被认为是反映了事物的真实情况，但却被当作一个便于预言和解释的理论而被接受和广泛应用。总之，在1550年到1600年间，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和平共存。然而，随着望远镜的发明，以及表明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观点是错误的证据被发现以后，这个相对和平的共存状态发生了巨大改变。

总结一下，工具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人们对待理论的怂恿。工具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一致认为，一个适当的理论必须能准确预测和解释相关数据。但是，现实主义者同时认力，一个适当的理论必须能描绘或塑造事物的真实情况。最后，混合了工具主义态度和现实主义态度的情况，或者对某个理论持现实主义态度而对其他理论持工具主义态度的情况，并不万盾，也并不少见。

(摘编自理查德·德威特《世界观：现代人必须要懂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孙天译)

材料二：我们今天以一种兴奋和感激的心情来纪念这样一个人，他比任何人对于西方摆脱教会和经院哲学统治的枷锁所做出的贡献都要大。

诚然，希腊古典时期就有一些学者确信地球不是世界的自然中心，但是这种对宇宙的认知不能在古代得到真正的承认。亚里士多德和希腊天文学家依旧坚守地球中心的概念，当时很少有人提出质疑。

要想令人信服地阐述太阳中心概念的优越性，必须具有难得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直觉，也要掌握当时不易获得的天文事实。哥白尼的伟大成就不仅为现代天文学铺平道路，也让人们的宇宙观产生了关键性的改变。一旦认识到地球并非世界的中心，而只是其中一颗较小的行星，那么以人类为中心的错觉也就如过眼云烟了。可以说，哥白尼以其工作和伟大的人格，教导人们要谦逊。

没有一个民族可为他们中出了这样一个人而骄傲。因为民族自豪感何其脆弱，面对哥白尼这样一个内心独立的人，难以用它来加以解释。

(摘编自爱因斯坦《在哥白尼逝世4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