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作家大都在他们的青年时期，达到了自己的写作高峰。建国以后，前辈作家大都在盛年，或前点或后点都应是写作的丰收时期。他们的创作活动，若从经历的种种政治运动的精神看，可以说是从善如流。不过冷静下来想，觉得他它们后期的努力，极少超过前期的成就。

    老舍先生有个例外的壮举，那是话剧剧本《茶馆》。

    《茶馆》是他个人漫长创作生涯中的高峰，也是五六十年代剧作界的高峰，是前辈作家中少见的后期超过前期的高峰，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诸多艺术家通力合作，导演表演都上了高峰。这高峰那高峰，成了北京人艺的保留节目，老人艺的风格发挥极致的王牌剧目。因此，《茶馆》的出现，有一些个叫人思索的方面。

    比方说，这高峰那高峰的作品，却是全世界只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家演出。据说，也有别的剧院剧团想演来着，都没有演成。那么这是“阳春白雪”了？可是北京人艺屡演不衰，不见得曲高和寡。

    随着“文化大革命”到来，这个戏当然是毒草。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也不够了，是为封资修唱挽歌，向新社会反攻倒算。既是挽歌，结尾中撒纸钱又唱又跳的一场，就成了“要害”，蝎子尾巴，黄蜂尾上针。主演王掌柜的于是之心中不安，“交代”问题道：《茶馆》原来没有这场戏，有回老舍向演员们征求意见，是于是之他提出来结尾秃了点儿，演到这里没事儿不好演了。老舍这才想出撒纸钱来的，不能全赖在人家身上。

    不久，老舍走进太平湖水中。传说打捞的人说，在湖底立着。《茶馆》也没有了“票房价值”，也立在太平湖中了。

    其实，《茶馆》第一次上演，正赶上大跃进，报上几乎没有捧场的文章。

    据说当年，有一天，北京人艺的几位艺术家，在老舍那里看见一个本子。老舍把一些还没有完成的东西与艺术家们商量。记得其中有一场戏极好，希望老舍写成一本剧本。这就是后来《茶馆》的第一幕。可是当年就传出来一句话，确实有这么一句话，老舍听了意见，说：“那就配合不上了。”

    五十年代的剧作，老舍在配合，配合婚姻法，配合选举代表，他是要宣传从“莫谈国事”到“参政议政”的。若照艺术家们的说法写下去，配合什么呢？

    现在看来，他那不少“配合上”的戏，都不能上演了，上演也没有观众了。偏偏这个“配合不上”的，还在舞台上放光彩。“那就配合不上了”这句话提出的问题，是最有琢磨头的事。

简笔与繁笔

周先慎

    从来的文章都提倡简练，而繁冗拖沓为作文病忌。这诚然是不错的。然而，文章的繁简又不可单以文字的多寡论。言简意赅，是凝练、厚重；言简意少，却不过是平淡、单薄。“繁”呢，有时也自有它的好处：描摹物态，求其穷形尽相；刻画心理，能使细致入微。有时，真是非繁不足以达其妙处。这可称为以繁胜简。看文学大师们的创作，有时用简：惜墨如金，力求数字乃至一字传神。有时使繁：用墨如泼，汩汩滔滔，虽十、百、千字亦在所不惜。简笔与繁笔，各得其宜，各尽其妙。

    一部《水浒传》，洋洋洒洒近百万言，作者却并不因为是写长篇就滥用笔墨。有时用笔极为简省，譬如“武松打虎”那一段，作者写景阳冈上的山神庙，着“破落”二字，便点染出大虫出没、人迹罕到景象。待武松走上冈子时，又这样写道：“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难怪金圣叹读到这里，不由得写了这么一句：“我当此时，便没虎来也要大哭。”最出色的要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那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只一句：“那雪正下得紧。”一个“紧”字，境界全出，鲁迅先生赞扬它富有“神韵”，当之无愧。

    以上是说用简笔用得好。同一部《水浒传》有时却又不避其繁。看作者写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鼻上一拳，“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眼眶际眉梢又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第三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从味觉写，从视觉写，从听觉写，做了一大串形容，若是单从字面上求简，这三拳只须说“打得鲜血迸流，乌珠迸出，两耳轰鸣”，便足够了。然而简则简矣，却走了“神韵”，失掉了原文强烈地感染读者的鲁智深伸张正义、惩罚恶人时那痛快淋漓劲儿。

    字面上的简不等于精练，艺术表现上的繁笔，也有别于通常所说的啰嗦。鲁迅是很讲究精练的，但他有时却有意采用繁笔，甚而至于借重“啰嗦”。《社戏》里写“我”早年看戏，感到索然寡味，却又焦躁不安地等待那名角小叫天出场，“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有谁像这样来说话、作文，那真是啰嗦到了极点。然而在这特定的环境、条件、气氛之下，鲁迅用它来表现一种复杂微妙、难以言传的心理状态，却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刘勰说得好：“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无论繁简，要是拿“无可削”“不得减”作标准，就都需要提炼。但是，这提炼的功夫，又并不全在下笔时的字斟句酌。像上列几个例子，我相信作者在写出的时候并没有大费什么苦思苦索的功夫。只要来自生活，发诸真情，做到繁简适当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顾炎武引刘器之的话说：“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选自苏教版必修三《简笔与繁笔》，有删节）

重新体认家庭为社会之本

戴志勇

    近日，央视综合、少儿等频道播出动画剧《郑义门》，呈现了“江南第一家”通过礼法治家、用豆子民主选举家长等方式，对一个成百上千乃至几千人的共同体进行自治的故事。郑家几百年间出仕为官者无一人因贪墨罢官，让“廉政”成为郑家故事的一个“卖点”。

    细节难免艺术虚构，但郑家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其逐渐修订而成的家规168条，放在今日，有很多对个人自我修行仍有实践价值的指引。但譬如基本不让女性与娘家人走动，族人不得“私藏”一文钱，收支由大家族统一管理等做法，今人恐已难以接受。

    尤为值得分析的，是第一集点出的此片主旨：治国必先齐家。从百年前的“娜拉出走”到今天的肯定家庭，家与国的关系，绕了一大圈，似乎又走回来了。

    《大学》将齐家摆在治国之前，首先是因为对治理国家者必须要有极高的要求，而家庭乃是最原本的个人成长与修行场所。

    儒家认为，若治国者不能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必然会心中充满杂念，带来治理困境。而在家庭中，人首先感受世间最自然的父母养育之情与兄弟手足之爱，有人与人之间基于自然的界限与分寸，自然法奠基于此。良好的家教，是培养合格治国者的基本环节。

    中国主流传统中，在家庭、天地自然中贞定个体价值的思想与工夫，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均有一定差别，可被称为不偏执于极端的小共同体主义。它强调个体的终极价值，以避免各种人为捏造的集体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侵害，但也将个体从家庭与天地这个根本处，放置在与他人和世界的脉络中，避免原子式个体可能带来的孤独、过度欲望与价值虚无。这种由内而外自然生长出来的个体价值观，光明中正，是治国者的必备心性素质。

    齐家对治国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大家族本身有各种日常事务需要处理。作为规则的礼法，由外而内地规范族人的行为与思想。治家的经验才干，是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

    家事国事天下事，一气贯通，而不是相互背反。正是在这种融“家族规矩”于“个体人格”的生存结构中，“江南第一家”养育出来的郑家子弟，无论出仕理家，皆能立身有本，进退有据，维系郑家几百年于不坠。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可能隔着不小的距离。一方面，家族中不止是阳光，遇到不负责任的家长怎么办？清末民初，由家族形态承载的价值观，与以平等个人为本位的法律观之间，在清末以张之洞、劳乃宣对阵杨度、沈家本等人的礼法之争中，曾有过激烈辩论。正当防卫是否适用于尊长，就是一个核心争议点。如果像郑家曾推行的那样，将个人财产权利压缩到最低限度，个体人格的保障，也难免受影响。说到底，家庭是个人充分实现人性有情有义的土壤，而不能是障碍。

    这种关系，也存在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今天，类似杨度与后来的一些激进革命者那样，将大家族看成国家的敌人，要将个人从中“解放”出来才能成为合格“国民”的观点，已没有辩驳的必要。但就像厘清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一样，如何厘清个人与国家、家庭价值与国家正义之间的关系，让国家成为个人充分实现人性有情有义的土壤，是更需要我们思考和改进的。

（选自《南方周末》2016年3月21日）

    《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为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念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它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们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型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负，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生命长的冥灵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它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节选于《智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

如意楼和得意楼

汪曾祺

    ①竺家巷是一条不很长，也不宽的巷子，巷口就有两家茶馆。一家叫如意楼，一家叫得意楼。

    ②如意楼的生意很好。一大清早，小徒弟就把铺板卸了，把两口炉灶升起来，——一口烧开水，一口蒸包子，巷口就弥漫了带硫磺味道的煤烟。一个师傅剁馅。茶馆里剁馅都是在一个高齐人胸的粗大的木墩上剁。师傅站在一个方木块上，两手各执一把厚背的大刀，抡起胳膊，乒乒乓乓地剁。一个师傅就一张方桌边切干丝。另外三个师傅揉面。包子皮有没有咬劲，全在揉。他们都很紧张，很专注，很卖力气。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③如意楼的胡二老板有三十五六了。他是个矮胖子，生得五短，但是很精神。双眼皮，大眼睛，满面红光，一头乌黑的短头发。他是个很勤勉的人。每天早起，店门才开，他即到店。各处巡视，尝尝肉馅咸淡，切开揉好的面，看看蜂窝眼的大小。我们那里包包子的面不能发得太大，不像北方的包子，过于喧腾，得发得只起小孔，谓之“小酵面”。这样才筋道，而且不会把汤汁渗进包子皮。然后，切下一小块面，在烧红的火叉上烙一烙，闻闻面香，看兑碱兑得合适不合适。其实师傅们调馅兑碱都已很有经验，准保咸淡适中，酸碱合度，不会有差。但是胡老二还是每天要视验一下，方才放心。然后，就坐下来和师傅们一同擀皮子、刮馅儿、包包子、烧麦、蒸饺……茶馆的案子都是比较矮的，他一坐下，就好像短了半截。如意楼做点心的有三个人，连胡老二自己，四个。胡二老板坐在靠外的一张矮板凳上，为的是有熟客来时，好欠起屁股来打个招呼：“您来啦！您请楼上坐！”客人点点头，就一步一步登上了楼梯。

    ④胡老二在东街不算是财主，他自己总是很谦虚地说他的买卖本小利微，经不起风雨。他和开布店的、开药店的、开酱园的、开南货店的、开棉席店的……自然不能相比。他既是财东，又是要手艺的。他穿短衣时多，很少有穿了长衫，摇着扇子从街上走的时候。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手里很足实，这些年正走旺字。屋里有金银，外面有戥秤。他一天卖了多少笼包子，下多少本，看多少利，本街的人是算得出来的。“如意楼”这块招牌不大，但是很亮堂。招牌下面缀着一个红布条，迎风飘摆。

    ⑤相形之下，对面的得意楼就显得颇为暗淡。如意楼高朋满座，得意楼茶客不多。上得意楼的多是上城完粮的小乡绅、住在五湖居客栈的外地人，本街的茶客少。有些是上了如意楼楼上一看，没有空座，才改主意上对面的。其实两家卖的东西差不多，但是大家都爱上如意楼，不爱上得意楼。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⑥得意楼的老板吴老二有四十多了，是个细高条儿，疏眉细眼。他自己不会做点心的手艺，整天只是坐在帐桌边写账，——其实茶馆是没有多少账好写的。见有人来，必起身为礼：“楼上请！”然后扬声吆喝：“上来×位！”这是招呼楼上的跑堂的。他倒是穿长衫的。账桌上放着一包哈德门香烟，不时点火抽一根，蹙着眉头想心事。

    ⑦得意楼年年亏本，混不下去了。吴老二只好改弦更张，另辟蹊径。他把原来做包点的师傅辞了，请了一个厨子，茶馆改酒馆。旧店新开，不换招牌，还叫做得意楼。开张三天，半卖半送。鸡鸭鱼肉，煎炒烹炸，面饭两便，气象一新。同街店铺送了大红对子，道喜兼来尝新的络绎不绝，颇为热闹。过了不到二十天，就又冷落下来了。门前的桌案上摆了几盘煎熟了的鱼，看样子都不怎么新鲜。灶上的铁钩上挂了两只鸡，颜色灰白。纱厨里的猪肝、腰子，全都瘪塌塌地摊在盘子里。吴老二脱去了长衫，穿了短袄，系了一条白布围裙，从老板降格成了跑堂的了。他肩上搭了一条抹布，围裙的腰里别了一把筷子。——这不知是一种什么规矩，酒馆的跑堂的要把筷子别在腰里。这种规矩，别处似少见。他脚上有脚垫，又是“跺趾”——脚趾头摞着，走路不利索。他就这样一拐一拧地招呼座客。面色黄白，两眼无神，好像害了一种什么不易治疗的慢性病。

    ⑧得意楼酒馆看来又要开不下去。一街的人都预言，用不了多久，就会关张的。

    ⑨吴老二蹙着眉头想：我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⑩他不知道，他的买卖开不好，原因就是他的精神萎靡。他老是这么拖拖沓沓，没精打采，吃茶吃饭的顾客，一看见他的呆滞的目光，就倒了胃口了。

    ⑪一个人要兴旺发达，得有那么一点精气神。

（选自《汪曾褀小说》有删改）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文明之路。这条道路在空间上的地理坐标是复杂的，可以是陆地、海洋，也可以是大漠、草原；可以是同一个大陆的东亚、南亚、中亚或西亚，或是具体的国家。在张骞开通西域这一标志性的节点之前，丝绸之路上的欧亚文明交汇已然存在，而且这种不同种族、地域之间的文明对话，似乎是一条永恒的时光之河，历经数千年延续至今而奔流不息。按照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观点: “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

    丝绸之路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拥有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政治、经济、文化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主导、引领的作用，因此，这一文明具有深厚的内涵。它可以体现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如汉朝开通西域对匈奴的战争、大唐对突厥的战争。它也可以视为早期全球化的经贸之路，丝绸把中国农民的桑蚕养殖、 丝绸生产与中亚、西亚商人的物流运输等以市场的形式连接起来，现代自由主义的经济方式在这条经济带上起到了主导作用。与政治、经济活动相比，丝绸之路的文化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如佛教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扎根开花，完成了异域宗教思想的首次中国化。唐初唐太宗明确提出要把源自西域的燕乐，与汉民族的传统雅乐一并纳入宫廷音乐，朝野莫不为之风靡。在唐王朝的广阔疆域里，这种多样性、包容性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实施，把中华文明推向了新的境界。

    丝绸之路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空间不停滞的运动和延展。黑格尔曾经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角度提出，中华文明是一种相对封闭、静止、缺少变化的文明形态，这一观点似乎是简单或偏颇的。从丝绸之路的研究看，中华文明在运动形态和内在规律上都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果把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作为一座分水岭，之前是中国本土文明的内在碰撞与交融，华夏与夷狄戎蛮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了民族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融合。之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化进程由于外来新的文化元素的加入而变得更加活跃和精彩。丝绸之路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葡萄、石榴等进入了中原腹地的村镇农田；那些与周秦迥异的西域汗血宝马不仅出现在汉武帝恣肆驰騁的军阵,也装点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

    研究丝绸之路中国“放眼看世界”的历史轨迹，对于实施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参照。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大背景下推出的新的倡议。这一倡议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的协作发展，也是国内相关联地区优化经济文化发展空间的重大机遇。研究新丝绸之路的规划及实施，要注重经济带和文化带的复合、一体化发展，注重更好地统筹国内不同区域的改革创新，实现共赢发展。这既是历史丝绸之路的重要经验,也应是新丝绸之路建设的现实选择。

    (摘编自朱文谦《丝绸之路文明的历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