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下

铁凝

    自从儿子去北京念大学，一家人得全力以赴供应儿子每月的开销，老于连烟都戒了，哪儿还能挤出取暖的煤钱。又过了些时候，老同学项珠珠从省会调至老于的城市，做了这城市的副市长。自此，老于和家人常在电视屏幕上看见她。

    老于的老婆说，这个女市长和你不是同学么，能不能跟市长说说，给咱们找两间有暖气的房。老于说，怕不好开这个口。此时全家正吃晚饭，老于盯住女儿的双手，手肿着，青一块紫一块的。再看看孩子的耳朵，也冻了。女儿前不久刚参加全省高中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拿了个第二，回家后她对老于说，她的目标是北大、清华，非这两个学校不考。明年女儿高中毕业，最关键的一年，老于拿什么来支持女儿的关键时刻？也许真应该去找老同学项珠珠市长。

    老于家中无电话，第二天他特意早些上班，趁同事们还没进教研室，他给项市长打了电话。电话里的项珠珠很热情，问老于是不是有什么事找她。这边老于连连说着没事没事真没什么事，声音挺大，就好像谁说有事谁就是诬陷了他似的。那边项副市长说有事也没关系只要她能帮忙。这边老于仍高声坚持说没事，只是想见面聊聊。

    这晚老于骑了五十分钟自行车，从城郊赶到项副市长家。在项副市长温暖的家中，项珠珠就穿了一件薄薄的开司米圆领衫。老于一下子意识不到这些，他甚至看不见客厅里都摆列了些什么。房间阔大，地板很亮，果盘里的水果鲜美，杯中的绿茶馨香……这些和老于无关，或者，越是置身此情此景，老于便越要使自己的谈话配得上这气氛和这气氛中的女市长。他于是就谈文学。

    他想起中学时的项珠珠是喜欢文学的，初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她的正是他老于。果然，如今的项珠珠对文学仍然保持着并不虚假的爱好，她很轻易地就说出了一大串当代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小说，并和老于探讨这些作家的作品。老于谈着自己的见解，他发现项珠珠脸上是信服的神态，她的表情使老于很满意自己，当他满意自己的时候便也开始焦虑：房子呢？房子的请求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开口呢。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却也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对付自己，心中的另一个老于在同他捣蛋。他的话题越是宽泛，他说出房子的可能就越是狭窄；他谈话的内容越是高雅，他的房子问题就越是俗不可耐；他越是想说出房子的事，就越是说不到房子上去。他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他在点点滴滴、一分一寸地折磨自己枪毙自己，他同情自己又痛恨着自己，可是他必须一直往前讲。

    时间已经十一点了，他的事还没说呢，可他已经没有理由再坐下去了。他站了起来，项珠珠也站了起来。以她的经验和洞察力，会猜出他是有求于她的，于是她又问老于真的没有别的事么？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老于边摆手边大步向门口走，叫人觉得你若再问反而是你对他的不礼貌了。项珠珠没有再问。出得门来，老于的脑子很乱。他解开棉袄领扣，让冷风吹一吹他那燥热的心。他推起自行车在便道上走了几步，站在一棵龙盘槐下。他是来求项珠珠解决两间带暖气的房子的，可他一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呀！

    他不能再将这请求原封带回家去。他应该说出来，他必得说出来，他鼓动着自己又朝龙盘槐靠近了一点儿，他把这棵树想成了项珠珠，他对着树说出了他那难以启齿的请求。他把满心的重负卸在了这棵树下，然后骑车离开了它。

    老于回到家时，已是夜半时分。他站在院子里没有立即进屋，因为他发觉自己又把另一个难以启齿的请求带回了家来：他准备请求老婆和女儿再也别让他去请求副市长了。

（节选自《铁凝作品集》）

渐渐消散的炊烟

    老了。这是老木最近的发现。

    慢慢地，就没了热度，还怕冷，把云彩当衣服裹在身上。还没了力气，直往西山里坠。老木挤巴几下眼睛，定定神，继续往山凹里望。

    记得还是放牛娃的时候，也喜欢坐在这块大石头上，往山凹里望。那片竹林里，是二蛋、毛哥和三顺的家。那长有一大团雪白梨花的梨树后面，是瞎眼奶奶家，眼睛虽瞎着，却灵醒得很，还没靠近梨树呢，就戳着棍子叫骂开了，龟孙子，又磨牙了吗。但真到梨子大了熟了，每家每户的娃，人手一个是棍打不动的。那是小琴的家，她的笑声最好听。那是黑妹家的两间茅草屋，她家最穷，她也最不讨人喜欢。

    老木闭着眼都能指出各家的位置。小时候，老木还和伙伴玩过这样的游戏，就是根据各家屋顶上冒出来的炊烟，猜各家在烧什么好吃的东西。老木是赢得最多的，也正是这一点，让伙伴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老木笑了，露出豁了牙的嘴。其实那算不上什么秘密的。那时候，没有哪家有大鱼大肉吃，除了玉米、南瓜和山芋，就是想吃也吃不上。谁家种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种得多，哪天又收获了什么，在村子里窜上窜下的老木能不知道吗？鼻子长，才是老木的神通。

    可如今不行了，那些像树林一样密的炊烟呢？怎么就不见了？二蛋的儿子是包工头，在城里买了房子，把二蛋老两口给接走了；黑妹考上了大学，据说当了官，早就把家给搬到了省城；瞎眼奶奶的儿子媳妇和孙子孙媳妇都在外打工，那一树梨子早就没人管了；三顺家的小子是最迟去打工的，据说也混得不错，一家人都带出去不说，连山场和田地都不要了。

    一个个乡里乡亲，都只剩下印象了，而且越来越模糊。每次走过已经不再有人居住的老宅，老木都会站上半天，总感觉门会突然打开，会有人笑嘻嘻地走出来，叫老木进去坐坐，喝口水，唠上一时半会。可除了一刻不离跟随自己的阿黄，什么也没有。总是阿黄的几声叫，把老木给唤醒，滞重的脚步才继续缓慢挪动。

    汪，汪，汪。阿黄在叫了，有气无力的，就在身边。以前的阿黄可不是这样。记得儿子媳妇才出门那会，有老伴陪着，倒没感觉什么。地种着，田耕着，孙儿孙女带着，照样其乐融融，只是多受些累，但老木心里踏实。一场病，把老伴给送到了山上，再也不回来了。儿子媳妇要老木一起出门，说一家人在一起放心，可老木不愿意。

    老木舍不下那几间土屋，只有在那屋里，身心才舒坦；舍不下田地里用汗水浸泡的庄稼，那也是儿女呀，是自己的根；舍不下屋对面山上孤零零的老伴，谁去给她清除坟头上的杂草。

    阿黄是老伴走后的第三天头上出现的。瘦得皮包骨头，一身的瘌子，是老木治好了它的病，然后收养了它，从此形影不离。老木到哪，阿黄一准到哪，听到阿黄的叫声，老木才踏实。可阿黄的皮也塌拉下来了，越发灰暗，声音早没了洪亮，以前一叫就是高亢的连声，现在成了短促沉闷的一下一下了。

    柿子树后面，有炊烟升起来了，若隐若现，淡淡的白。老木来劲了，仔细地瞅。老木站起身来，想看清楚，到底是哪一家。老木成木桩了，好半天才跌坐回冰冷的石头，那是李家的女儿在给她娘做“三七”，根本就不是什么炊烟。

    想到李家嫂子的过世，老木又添了心事。全庄子的人都来了，还站不满一堂屋。最关键的，是没几个能做事的人。一个个佝腰驼背，稍微出点力，就动弹不了了。该走的程序省了大半，将就着才把人送上了山，抬棺的本家老二还闪了腰。

    等自己老了的时候，儿子媳妇又到哪张罗帮忙的人呢？听说城里都是火化，以前老木一听到火化就动气。人活一辈子吃苦受累也就罢了，死了连个全尸都没有，造孽呀。可现在老木不这样想了，人死了，还知道什么呢，能肥几棵庄稼也算是做了好事。烧就烧吧，总比没人料理要好。

    山凹里终于有炊烟袅袅地升起来了，甚至没有老木抽的烟锅里的烟浓厚，就那么稀稀落落着，不用风，转眼即逝。阿黄也沉默了，一双浑浊的老眼默默地望，老木也是，直到暮色像沉重的幕布，缓缓合拢……

（选自《天池小小说》2012年第9期）

冯骥才传序

    冯五爷是浙江宁波人。冯家出两种人，一经商，一念书。冯家人聪明，脑袋瓜赛粤人翁伍章①雕刻的象牙球，一层套一层，每层一花样。所以冯家人经商的成巨富，念书的当文豪做大官。冯五爷这一辈五男二女，他排行末尾。几位兄长远在上海天津开厂经商，早早的成家立业，站住脚跟。惟独冯五爷在家啃书本。他人长得赛条江鲫，骨细如鱼刺，肉嫩如鱼肚，不是赚钱发财的长相，倒是舞文弄墨的材料。凡他念过的书，你读上句，他背下句，这能耐据说只有宋朝的王安石才有。至于他出口成章，落笔生花，无人不服。都说这一辈冯家的出息都在这五爷身上了。

    冯五爷二十五，父母入土，他卖房地、携家带口来到天津卫，为的是投兄靠友，谋一条通天路。

    他心气高，可天津卫是商埠，毛笔是用来记账的，没人看书，自然也没人瞧得起念书的。比方说，地上有黄金也有书本，您捡哪样？别人发财，冯五爷眼热，脑筋一歪，决意下海做买卖。但此道他一窍不通，干哪行呢？

    中国人想赚钱，第一个念头便是开饭馆。民以食为天，民为食花钱；一天三顿饭，不吃腿就软，钱都给了饭馆老板。天津的钱又都在商人手里，商界的往来大半在饭桌上。再说，天津产盐，吃菜口重，宁波菜咸，正合口味。于是冯五爷拿定主意，开个宁波风味的馆子，便在马家口的闹市里，选址盖房，取名“状元楼”。择个吉日，升匾挂彩，燃鞭放炮，饭馆开张了。冯五爷身穿藏蓝暗花大褂，胸前晃着一条纯金表链，中印分头，满头抹油，地道的老板打扮，站在大厅迎宾迎客，应付八方。念书的人，讲究礼节，谈吐又好，很得人缘。再说，状元楼是天津卫独一家宁波馆，海鱼河虾都是天津人解馋的食品，在宁波厨子手里一做，比活鱼活虾还鲜。故此开张以来，天天坐满堂，晚上一顿还得“翻台”，然而赚钱并不多。冯五爷纳闷，天天一把把银钱，赛一群群鸟飞进来，都落到哪儿去了？往后再瞧账，哟，反倒出了赤字！

    一日，一个打宁波帮工来的小伙计，抖着胆子告诉他，厨房里的鸡鸭鱼肉，进到客人嘴里的有限，大多给厨子伙计们截墙扔出去，外边有人接应。状元楼有多少钱经得住天天往外扔？

    冯五爷盛怒之后，心想自己嘛脑袋，《二十四史》背得滚瓜烂熟，能拿这帮端盘子炒菜的没辙？这就开刀了。除去那个打宁波老家带来的胖厨子没动，其余伙计全轰走，斩草除根换一拨人，还在后院墙头安装电网，以为从此相安无事，可账上仍是赤字，怎么回事？

    又一日，住在状元楼邻近一位婆子，咬耳朵对他说，每天后晌，垃圾车一到，一摇铃铛，打状元楼里抬出的七八个土箱子，只有上边薄薄一层是垃圾，下边全是铁皮罐头、整袋咸鱼、好酒好烟。原来内外勾结，用这法儿把东西弄走。这不等于拿土箱子每天往外抬钱吗？冯五爷赶在一个后晌倒垃圾的时候，上前一查，果然如此。大怒之下，再换一拨人。人是换了，但账本上的赤字还是没有换掉。

    冯五爷不信自己无能。天天到馆子瞪大眼珠，内内外外巡视一番，却看不出半点毛病。文人靠想象过日子，真落到生活的万花筒里，便是“自作聪明真傻瓜”。状元楼就赛破皮球，撒气露风，眼瞅着败落下来。买卖赛人，靠一股气儿活着，气泄了，谁也没辙。愈少客人，客人愈少；油水没油，伙计散伙。饭厅有时只开半边灯了。

    冯五爷心里只剩下一点不服。再一日，身边使唤的小僮对他说，外头风传，状元楼里最大的偷儿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打老家带来的胖厨子。据说他偷瘾极大，无日不偷，无时不偷，无物不偷，每晚回家必偷一样东西走，而且偷术极高，绝对查看不出。冯五爷不肯相信，这胖厨子当年给自己父亲做饭，胖厨子的父亲给自己爷爷做饭，他家的根早扎在冯家了。倘若他是贼，谁还会不是贼？

    但是，冯五爷究竟干了两年的买卖，看到的假笑比真笑多，听到的假话比真话多，也就多了一个心眼儿了。当日晚上，状元楼该关灯闭门时候，冯五爷带着小僮到饭馆前厅，搬一把藤椅，撂在通风处，仰面一躺，说是歇凉，实是捉贼。

    等了不久，胖厨子封上炉火，打后头厨房出来，正要回家。他光着脑袋一身肉，下边只穿一条大白裤衩，趿拉一双破布鞋，肩上搭一条汗巾，手提一盏纸灯笼。他瞅见老板，并不急着脱身离去，而是站着说话。那模样赛是说：“您就放开眼瞧吧！”

    冯五爷嘴里搭讪，一双文人的锐目利眼却上上下下打量他，心中一边揣度——这光头光身，往哪儿藏掖？破鞋里也塞不了一盒烟呵！灯笼通明雪亮，里头放点嘛也全能照出来。裤衩虽大，但给大厅里来回来去的风一吹，大腿屁股的轮廓都看得清清楚楚，还能有嘛？是不是搭在肩上那条擦汗的手巾里裹着点什么？心刚生疑，不等他说，胖厨子已把汗巾从肩上拿下，甩手扔给小僮，说道：“外边都凉了，我带这条大毛巾做什么，烦你给搭在后院的晾衣绳上吧！”说完辞过冯五爷，手提灯笼，大摇大摆走了。

    冯五爷叫小僮打开毛巾，里头嘛也没有，差点冤枉好人。

    可是转天，这小僮打听到，胖厨子昨晚使的花活，在那灯笼上。原来插洋蜡的灯座不是木头的，而是拿一块冻肉镟的，这块肉足有二斤沉！可人家居然就在冯五爷眼皮子底下，使灯照着，大模大样提走了，真叫绝了！

    冯五爷听罢，三天没说话，第四天就把状元楼关了。有人劝他重返文苑，接着念书，他摇头叹息。念书得信书。他连念书的人能耐还是不念书的人能耐都弄不清，哪还会有念书的心思？

【注】①翁伍章：嘉庆年间广州象牙球雕刻名家。其牙球雕刻极为工巧，球层可达45层。

父亲的麦粒

许心龙

    那年夏天的一天，偏西的太阳热劲儿刚弱下来，父亲将饭碗一推，抹把汗，就喊娘和我到场里收麦子。凌乱的麦秸屑亲切地附在父亲泛黄的短发里。一晃，父亲在打麦场上忙乎了半月多，该颗粒归仓了。

    父亲摊开的一大场麦子很快变成一堆小麦山。麦山按捺不住地弥漫着麦香的热气。父亲伸出左手弯腰抓起一把温热的麦子，用力握了一下，伸开手掌盯了一会儿，又用右手食指来回划拉几下。

    “干透了吧？”我娘问道。

    父亲没有搭腔，而是拈起几粒麦子准确无误地投入口中。随着颚骨的上下移动，父亲嘴里发出了清晰的嘎嘣嘠嘣①的脆响。

    “我要的就是麦粒嚼在嘴里的嘎嘣嘎嘣②脆响！”父亲不容置疑地说。

    “装麦！”父亲将军般地命令。面对饱满的麦子，父亲的精气神儿也是永远饱满的。

    “麦子晒干了，不会生虫。”父亲边扎袋口边说，“交公粮时心里也踏实。”

    “我说多少遍了，从今年起，不再交公粮啦。”我强调说。

    “你以为你是皇上，说免皇粮就免了？”父亲头也不抬，接话道。我娘不置可否地笑笑，那意思是责怪我想得倒美。

    我望望仅会歪歪扭扭写出自己名字的二老，无语了。无知者无过，只是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想借这年的饱满麦子，好好出口上年在乡粮站交公粮时受的恶气。上年排队交公粮时，有人趁父亲去厕所，把一袋掺有土坷垃的秕子麦调换给了父亲。面對土坷垃秕子麦，父亲即使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他因此受到了大喇叭的广播批评。受了奇耻大辱的父亲回来就找村长伸冤。村长笑笑，拍拍父亲的瘦肩膀，说：“公粮交掉不就好了，再争论还有意思吗？”父亲叹一声，气得夜饭也没吃就蒙头睡了。睡梦中，父亲还呓语连连：“那不是我的麦子！那不是我的麦子！”

    十多袋麦子规矩地躺在了架子车上。父亲还跟往年一样，要提前一晚上去乡粮站排队。

    这时，我看到村长朝我们的麦场走来。

    “老陆，今年麦子咋样？”村长走近了，瞅着父亲问道。

    “亩产一千一二百斤吧。”父亲笑答。父亲说着就解开一袋麦子，抓出一把，说，“来，村长你看看。”

    “嘎嘣嘎嘣③响呢！”父亲说着就拈起几粒麦子投入口中。很快，嘎嘣嘎嘣④的响声就从父亲嘴里传出。我看到父亲咀嚼得很耐心很卖力很幸福。父亲的那嘴钢牙好像就是为了麦粒生长的。最终父亲很满足地咽下那口麦面，说：“村长，我再打开一袋你看看吧。”

    “不必了。你呀，就跟这麦粒一样瓷实。”村长点点头，说，“村里最过硬的，就是老陆了。”

    “用这样的麦子交公粮，没问题吧？”父亲胸有成竹地问道。

    “交啥公粮？”村长笑道，“呵呵，你交公粮交上瘾了吧？你不知道公粮免征了吗？”

    父亲呆若木鸡。无疑，村长的一番话在父亲看来显得惊天动地。

    “老陆，不交皇粮就违法的时代过去啦！”①与父亲年龄相仿的村长显然也很激动。

    “村长，你可不敢开这样的玩笑呀！”父亲盯着村长，小心地说。

    “连我的话你也不信？电视上都播放了呢！”村长拍拍父亲的瘦肩膀，一本正经地说，“老陆，对去年交公粮的事还放不下吧？”

    “我真咽不下这口气。”父亲说，“我的麦子粒粒嘎嘣嘎嘣⑤脆响，交恁些年公粮了，从没有过二样的。”

    “老陆，别恁较真了，都过去了。”村长安慰道。

    “看看我的麦子哪粒不嘎嘣嘎嘣⑥脆响？”父亲执拗地说，“那袋土坷垃秕子麦，打人的脸呀！”

    “好了，别伤心了。”村长再次拍拍父亲的肩膀，说，“你就用这车麦子卖了钱买辆三轮车吧，也一把年纪了，该省点儿力气了。”

    “听村长的，买辆三轮车吧。”我娘忙说。我娘望村长一眼，继续说：“没见过恁一根筋的，弄啥事就怕別人吃了亏。”

    “呵呵，谁不知道老陆！”村长笑说，“我说老陆呀，这就是变迁，可不能坐在福中不知福。”

    父亲一屁股坐在了车尾的麦袋子上，右手不停地一下一下捶着鼓鼓的麦袋子。

    半夜里，父亲的高声喊叫把我惊醒。父亲喊道：“那不是我的麦子！那不是我的麦子！”

    如今，年迈的父亲嘴里没有了牙齿，我就再也听不到父亲嚼麦粒时发出的嘎嘣嘎嘣⑦的响声了。父亲嘴里没有了牙齿，那嘴就成了舌头的天下。②那自由的舌头时常翻滚：“那不是我的麦子，那不是我的麦子……”

朗读与呐喊

莫言

    今年二月，在故乡的大街上，我与推着车子卖豆腐的小学同学方快相遇。方快提着我的乳名骂我闯富了忘了老同学。我说我都六十多岁了，你就别叫乳名了吧！他说，你想让我叫你什么？叫你莫言？呸！方快是很聪明的，他六十多岁了还在卖豆腐只能说他没碰上展露才华的机会。他喊我的乳名就说明他对我的不服气。我获奖后，面对采访的记者他提着我的乳名说：“他呀，根本不行！朗诵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于是我回想起方快与朗读有关的事来。

    那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学校唯一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在我们那里，谁要是出去上几天学或当几年兵，回来就说普通话，肯定成为嘲讽的对象。在强大的习惯势力压迫下，还坚持用普通话讲课，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齐声朗读时，老师提着教鞭在教室里转悠，辨别谁的声音里有着对课文的故意歪曲。方快是挨教鞭最多的——其实也不是真打，略有痛感而已。

    有天中午，方快带着我们去田野里捉了几十只青蛙，用瓦罐提到教室里，放在脚下。那天新课是《青蛙》，老师带领我们朗读：

    “每到黄昏，池塘边有一只老青蛙先发出单音的独唱，接着满塘的蛙跟着唱起来。呱！呱！呱！……”

    我们从来没有像那次朗读那样卖力，那样愉快，那样充满期待。我们一边朗读一边偷眼看方快。他的脸膛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喜气。他从来都是朗读的捣乱者，但这次却成了领读者。他的嗓音洪亮，富有韵味，而且，他使用的竟是普通话！连老师也用讶异的目光看着他。这时候，我看到他用脚推倒了瓦罐，几十只青蛙争先恐后地跳出来。伴随着女生们的尖叫和男生们的怪笑，我们看到老师变色的脸——教室里只有方快一个人还在朗读：

    “……青蛙，真是一种可爱的动物……”

    我们原以为老师会跟方快决一死战，没想到在方快响亮的朗读声中，老师蜡黄的脸渐渐红润起来。我们老师是一个有酒涡的男人，他的脸上出现酒涡我们便知道他笑了。方快停止朗读，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老师傻笑。老师响亮地拍着巴掌，连声说：“好好好！太好了！”

    此后不久，方快便当了学习委员，之后又当了班长，成了好学生，成了老师的骄傲，成了后进变先进的典型，还参加全县朗读比赛获得第三名。如果不是因为历史原因，他很可能成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一个杰出人物。当然，现在也不能说他不杰出，他家的豆腐，质量很好，供不应求。

    方快引发了朗读的热潮。我们朗读，我们背诵，我们把语文课本一字不漏地从头背到尾。我是其中一个追随者。

    后来当了兵，我能慷慨激昂地念报纸的才能被指导员发现，让我在团部欢迎新兵大会上发言。调到军校后，领导错以为我文化水平很高，便让我当政治教员给新学员讲课。讲哲学，政治经济学，我哪里懂这些！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硬着头皮也要冲上去。

    那年寒假，我背了一大堆书回家探亲。我在邻居家滴水成冰的空房子里备课，讲稿写好了，就一遍遍地读。当时我以为我讲的是标准普通话，后来才知道我讲的是“高普”（高密普通话）。我先是小声读，读着读着就起了高声，最后是手舞足蹈地呐喊。全不顾墙外有耳，全不顾村里人的说三道四，全不顾家里人的难堪。那时我们家东厢房里还养着一头牛，每当我呐喊时，母亲就会进来劝我：别吆呼了，你把牛都吓得不吃草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在开学后的课堂上，作用明显，反响强烈。我也颇为得意。三十多年后的一次聚会，一位性格豪爽的女学员说：我们当年给您起了一个外号叫“野狼嗥”——我心中一怔，才知道他们受了我多少折磨。

去年秋天，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叶嘉莹先生，听她吟诵唐诗宋词。叶先生说从来没有人教过她吟唱，从小她就这样唱读，因为她感觉就应该这样读，这样唱。听了叶先生的话，我想，是的，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腔调，想怎么唱就怎么唱；用标准普通话读出的诗词，确实很好听，但其实都不是古典诗词应该发出的声音。告别叶先生后，我曾把门窗堵严了吟唱过几首唐诗宋词，感觉无比畅快。但我知道，叶先生的自由吟唱会赢得满堂彩，而如果我敢登台放腔，迎接我的——当然不会是猎枪。

（有删改）

一支队伍路过乔家屯

乔迁

队伍来到乔家屯的时候，正是年根，眼瞅着就要过年了。这天，天色刚刚泛白，屯子还笼罩在一片灰白之中。乔家屯的乔老六最先看到队伍，应该说是碰到的。他一大早被尿憋醒，急忙爬起来，迷迷糊糊地蹿出屋就往房后的树趟子跑。一钻进树趟子便一头撞在了一个人身上。乔老六头也没抬哪囔了一句，话音未落，他的肩膀便被牢牢抓住了。

他挣扎了一下，没挣开，骂了一句：“瞎闹啥！”抬头一瞧，立马清醒了，面前黑压压耸着一群人，个个手里都拿着家伙什儿，能打响的那种。他虽没摸过，但是见过，百八十里地外的拉哈镇他去过，有扛枪站岗的。

乔老六差点儿没把尿整到裤兜子里，神色紧张地看着这群带枪的人。

抓着他肩膀的人口气和蔼地问了他一句：“你是这屯子的？”

乔老六忙点下头。

那人就笑了一下说：“兄弟，你别怕，我们是抗联，屯子里来没来外人？”

乔老六赶紧摇头，磕巴着说了一句：“我们这地偏，没人来。”

那人便说：“我姓王，是队长。你能带我去见一下屯子里主事的人吗？”

王队长说话的语气一直和蔼可亲，乔老六便不那么紧张了。他苦着脸说：“能让我把尿先撒了吗？快憋不住了。”

王队长笑了笑，拿开了手。

走出树趟子，乔老六说：“我带你们去找我四哥，他是主事的，我们屯儿大事小情都由他做主。”

王队长回头对队伍说：“你们在这里等着。”

这会儿，乔家屯主事乔金贵已经起来了。他每天起得都很早，琢磨着该做的活儿，派谁干着合适。乔老六把王队长带到他面前时，他怔了一下，目光盯在了王队长挎的盒子枪上。

乔老六说：“四哥，他说他是抗联的。”

王队长就上前一步，冲乔金贵伸出手说：“你好，我姓王……”乔老六突然在后面一把抱住了王队长，急切地冲乔金贵喊道：“四哥，快，拿绳子！他们人老多了，都在房后的树趟子里呢，他是头儿。”

王队长既没动，也没挣扎，微笑着说：“我们是咱穷苦百姓的队伍……”

乔老六叫道：“别蒙人了，拉哈镇我去过，警察贴着告示说你们抗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谁要是发现你们，报告了有赏钱，抓住赏钱更多呢。”

王队长说：“那些警察都是日本人的汉奸走狗，专门帮日本人祸害咱老百姓的。”

乔老六喊道：“我们这从来没来过队伍，谁知道哪个好哪个坏的！”

“松开！”乔金贵冲乔老六喝道。

“四哥……乔老六不撒手。

“松开！”乔金贵厉声喝道，口气不容置疑。

乔老六迟疑着慢慢地松开了手，目光紧紧盯着王队长的手，怕王队长伸手去摸枪。

乔金贵冲王队长一抱拳：“来的都是客！不知贵客有何吩咐？”

王队长忙道：“我们要去火烧沟，昨天晚上八成是走错了路，跑到了这里，能否找个认路的给带个路？”

乔金贵没吭声。

乔老六看王队长被松开后并没掏枪，依旧和蔼亲切地说话，心中颇有好感，便说道：“我认识路，我带你们去。”

乔金贵迟疑了一会儿，点了下头。

王队长说：“能否再给弄点儿吃的，一天一宿没吃东西了。”说着，从兜里掏出两块钱，递给乔金贵说：“只有这些了，日后一定来补上。”

乔金贵面容抽动了一下，摆手说道：“不用！王队长去把队伍带进来吧，我立刻安排人做饭。饭菜不好，但是热乎，管饱。”

王队长连声感谢，转身去带队伍。

队伍吃饱后，要走，王队长跟乔金贵告辞，一个战士过来，牵着一匹健壮的大黑马，对王队长说：“队长，咱们用一下老乡的这匹马吧，伤员走得太慢了。”王队长立刻喝道：“不行！抬着伤员走。”

那个战士无奈地松开了马缰绳。

乔金贵喊乔老六：“你带他们走小路，送到就回来。把大黑马牵上，驮着伤员走。”乔老六转身要走，乔金贵说道：“带上干粮和水。”

乔老六说：“不用，送到后，我骑大黑马有个把小时就回来了，大黑马跑得快。”

乔金贵眼一瞪说：“带上！”

乔老六只好进屋去拿了干粮和水。

贴近晌午的时候，乔老六便回来了。乔老六跳下大黑马时，乔金贵说了一句：“骑回来了？”乔老六边拴马边对乔金贵说：“不骑回来我还能再牵着走回来！非得让我带干粮，我都说了大黑马跑得快，晌午饭都没耽误的。给，王队长非得让我交给你的。”乔老六伸过来的手里是乔金贵没要的那两块钱。

乔金贵嘴唇抖动了好几下，伸手摸着大黑马的脖子，哽咽着说了一句：“这支队伍，能行！”

这时，远远的屯子里依稀传来爆竹声，一声高，一声低……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6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