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雨

王蒙

    今年冬天的天气真见鬼，前天下了第一场雪，今天又下起雨来了，密麻麻的毛毛雨，似乎想骗人相信现在是春天，可天气明明比下雪那天还冷。我在电车站等电车，没带雨具，淋湿了头发、脖子和衣服；眼镜沾满了水，连对面的百货店都看不清。

    下午有几个学生在我的课堂上传纸条，使我生了一顿气。说也怪，作了20年小学教员了，却总是不喜欢小孩子，孩子们也不怎么喜欢我。校长常批评我对学生的态度不好。细雨不住地下，电车老不见来，想想这些事，心里怪郁闷。

    当当当，车来了，许多人拥上去，我也扯紧了大衣往上走，在慌忙中，一只脚踩在别人的鞋上，听见一个小伙子叫了一声。

    我上了车，赶忙摘下了沾满了水的眼镜，那年轻人也上了车，说：“怎么往人脚上走呀！”我道了对不起，掏出手帕擦眼镜，又听见那人说：“真是的，戴着眼镜眼也不管事，新皮鞋……”

    我戴上眼镜，果然看见他那新鞋上有泥印子。他是一个头发梳向一边的青年，宽宽的额头下边是两道排起来的眉毛，眼睛又大又圆，鼻子大而尖，嘴里还在嘟哝着，我觉得这小伙子很“刺儿”，对成年人太不礼貌，于是还他一句说：“踩着您的新鞋了，我很抱歉。不过年轻人说话还是谦和一点好！”

    “什么？”他窘住了，脸红了，两道眉毛连起来。我知道他火了，故意轻轻地、倚老卖老地咳嗽了几下。

    就在纠纷马上要爆发的时候，忽然电车的另一边传来一阵掌声。我们俩回过头，只见那边一部分人离开了座位，一部分人探着身子，注视着车窗，议论着、笑着。

    我不由得走过去。原来大家是围着一个小姑娘。那小姑娘梳着小辫子，围着大花围脖，跪在座位上，聚精会神地对着玻璃。再走向前一步看，才知道她是在玻璃上画画；乘客呼出的气沾在密闭的窗玻璃上，形成一层均匀的薄雾，正好作画板。那小姑娘伸出自己圆圆的小指头，在画一座房屋。她旁边座位上跪着一个更小的男孩子，出主意说：“画一棵树，对了，小树，还有花，花……”小姑娘把头发上的卡子取下来画花，这样线条更细。我略略转动一下目光，呵唷，左边的几个窗玻璃上已经都有了她的画稿了，一块玻璃上画着大脑袋的小鸭子，下面有三条曲线表示水波，另一块玻璃上画着一艘轮船，船上还飘扬着旗帜，旗上仿佛还有五颗星；哈哈，这一块玻璃上是一个胖娃娃，眼睛眯成一道线，嘴咧得从一只耳朵梢到另一只耳朵梢……回头来看，她的风景画刚刚完成，作为房屋、花、树木的背景的，是连绵的山峰，两峰之间露出了太阳，光芒万丈。

    “这个更好！”一个穿黑大衣的胖胖的中年女人说。

    “好孩子，手真利落！”一个老太太说。

    车停了，下车的人在下车以前纷纷留下了夸赞小画家的话。那女孩好像根本没有听见这些议论，只是向身旁的男孩说：“弟弟，再画一个好不好？”男孩连连说：“好，好，再画一架大飞机！”两个人就从座位上下来，向右边没有画过的窗玻璃走去。车上的人本来不少，又聚在一端，就显得很挤，但大家自动给他们让了路和座位。隔着许多人，我只看见那小画家的侧面，她的额上、鬓上的头发弯曲而细碎，她的头微扬着，脸上显出幸福和沉醉的表情；她弟弟的样子却俨然是姐姐的崇拜者，听话地尾随在姐姐后面。

    车到“平安里”了，小画家已经在所有的玻璃上留下了自己的作品。她拉着弟弟准备下车，别人问她在哪儿上学，叫什么名字，她只是嘻嘻地笑，没回答。我退到车门边，欣赏着她天真活泼而又大方的样子。她就要下车了，忽然目光停留在我身上，然后深深地给我鞠了一个大躬：“赵老师！”她的弟弟也随着给我鞠了个躬。

    “这难道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大吃一惊，想看看她胸前戴着校徽没有，她已经下去了，在车外边一蹦一跳地走在细雨里，很快地消失了矮矮的身影。

    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到我身上了，都友善地、羡慕地、尊敬地看我，使我一时手足无措，只好哼着哈着往电车的另一端走，一转身，正好看见那被我踩了新鞋的小伙子，才想起这儿还有一场未了的纠纷。那小伙子看见我，想躲开，又躲不开了，露出了一种怪不好意思的样子。

    电车上的乘客亲切地互望着，会心地微笑着，好像大家都是熟人，是朋友，好像有什么奇妙的东西赋予了这平凡的旧车厢以魅力，使陌生的乘客变得亲近，使恶劣的天气不再影响人的心绪了。

1957年（有删节）

苦梅

马卫

    苦梅又叫乌梅，个小，肉少，汁酸。如果不是没有吃的，孩子们是不会去吃苦梅的。一个姑娘却偏偏取了这么个名儿，不过也难怪，山区农村生活苦嘛。苦梅一出生，就和饥饿结伴，要不是后来包产到户，苦梅一家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苦梅二十岁的时候，成了新媳妇儿，

    “新媳妇儿，憨憨人儿，不说话儿，给糖走人儿。”儿歌嘛，小孩子嘴甜，诳糖吃。到了夜深人静，客人们离开，苦梅才发现，进新房的怎么不是先前相亲的那位男人呢？

男人一脸的木讷，呆呆地站着，半天才嗫嚅出来，以前相亲的，是他表哥；自己丑，所以找表哥代替。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何况，男人家拿了钱，给家里砌了砖房，让哥娶上了嫂子。拿妈的话说就是——长得帅，能吃么？

    男人没有啥手艺，除了干地里的活，干不了其它。可是粮食价格低，除去农药、化肥、种子，赚不到啥钱。就这样过了七八年，孩子也读小学了，家里仍然一贫如洗。

    苦梅对老公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一辈子也致不了富。

    男人却安于现状，不缺吃不缺穿，还要求啥呢？可是经不住苦梅天天纠缠，最后男人让步了，苦梅和她的表姐进城，一个去给人帮厨，一个当超市营业员。

    苦梅在超市，极认真。别人忙里偷闲玩手机，她没有。别人喜欢小喇叭广播，讲奇闻怪事，苦梅不知道。苦梅就像个机器人，陀螺似地转，特别热心给人介绍商品，帮老人购物。

    苦梅的勤奋和本分，换来了一个领班的岗位。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当上了领班，工资竟然是营业员的倍数，而且轻松多了。所以，苦梅工作更加认真。

    苦梅出事，是在一个周末。

    那天，她在商场巡视，检查工作，发现有一位叫巧芋的营业员偷吃话梅。如果偷吃几个，谁也不会发现，商品有一定的损耗率。但是规定是死的，营业员绝不能吃和拿商场的商品。一旦发现，轻则扣工资，补损失；重则开除，或送派出所。

    苦梅没有当场揭露巧芋，女人家谁不爱面子呢？

    把巧芋叫到办公室，给她倒上水，才说了自己看到的事。没想到，巧芋一百二十个不承认。她说：提奸捉双，拿贼拿赃。你既然看到了我偷吃话梅，为啥不当场拿住？现在，你是污蔑我！我和你没完。

    苦梅没想到好心没有好报，气得粗气红脸：这次就算了，如果我再拿住了你，你走人！

    苦梅只能这样说了。她知道，这些营业员，差不多全是乡下来的，拿着低薪，还要养家糊口，难呢。只要巧芋改了，这事就算了。

    苦梅和表姐合住的出租屋，表姐回来一般要一点左右。那晚，苦梅值晚班，回家时快十一点了，还在夜摊上吃了碗米粉。就在苦梅开门的时候，突然蹿出一位蒙面男人，把她踹倒在地，给她几拳，几脚，嘴上说：臭婆娘，懂事点，不要管得太宽。这次放过你，要是你再多嘴，把你脸划了！苦梅虽然来自农村，有一把力气，可是相对于男人，那是蚍蜉撼树。

    蒙面人走了，半天苦梅才起来，回到屋内，见腿上身上的瘀痕，忍不住哭了起来。不用想，这事肯定是巧芋干的，听说，她一人在城里，常和些不三不四的男人鬼混。所以，巧芋特别好打扮，身上也不差钱，上班极不认真。

    表姐回来的时候，见苦梅这副样子，问了半天，苦梅才嘟咙出来。

    苦梅并不怕巧芋，是怕巧芋勾搭上的野男人。为了安全，苦梅辞职了，经理挽留她，她坚决回家。孩子见她回来，高兴地溜到她怀里，就不离开。老公见她回来，嘿嘿直乐。

    伤不重，养了一周，就复了原。

    苦梅是个闲不住的人，经过三年的打工生活，她明白一个道理：要得富，开店铺。

    苦梅开了村里第一家超市，当然不能和城里的比，不过两间屋大，主卖副食和生活必用品。不用请人，自己和老公亲自干。货自己去进，晚上做台帐。

    乡里人虽然计较价钱，但绝不会偷东西。一个月下来，挣的比她在城里打工还多一倍。

    苦梅家渐渐富了，有了彩电，有了冰箱，还给老公买了摩托，进货也方便。至于田和地，只种谷子、蔬菜，剩的种树。

    她家没有种其它树，只种苦梅。人们不太理解，苦梅也不解释。乡下人都知道，苦梅味酸、涩、平，敛肺、润肠、生津、解酒，良药呢。村里人常来讨用，苦梅一概白送，尤其那些爱喝醉酒的男人们，她们嘴上还要占便宜：苦梅，吃你呢！

    苦梅的脸上，全是笑。嘴上说：吃我？酸死人！

镇殃

周月霞

    锦儿和王金宝钻进猪圈后面的草丛里，头抵着头，撅着小屁股。

    刘秀华知道他俩在看什么，却视而不见，依旧啰啰地吆喝，晃着舀子喂她的猪。

    那是一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带盖的茶碗，土呛呛的白，连个青蓝花边都没有描。锦儿小声问：宝哥，这是啥？跟我爷爷喝粥的碗一个色儿。金宝嘘了一声，说，这是俺奶奶给俺妈下的镇殃。

    刘秀华用舀子把儿拨开一只猪仔的头，猪仔似乎疼了，夸张地吱吱叫着往妈妈身边蹭，正吃得津津有味的猪妈妈不耐烦地拱走了它。刘秀华一皱眉，抡起舀子狠狠砸向老母猪。

    那个午后，瓦蓝瓦蓝的天，篱笆上的丝瓜秧正在疯长，风从稠厚的叶蔓里伸出手挠人脸，麻酥酥的。

    茶碗里有三颗小枣大小、米黄色的佛珠，被一块暗红色的绒布隔开。佛珠上都刻有字，紧挨在一起的两颗刻的是“柳”、“王”，另一边的那颗刻着“刘”。

    刘秀华几乎每天睡觉前一闭眼就能看见这些。她委屈，她就哭，就使劲儿掐金宝的爸。金宝的爸紧紧抱住她，在她耳边央求：“看我、看我吧，我娘不容易。那些都是迷信，不灵的，不灵的……”黑暗里，刘秀华一声长长的叹息。

    西厢房的门窗大开，不断传来四奶奶拉风箱似的喘息声。院门外，陆续走来上了年岁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沉默着，面无表情。锦儿望望那些背影，看向金宝。金宝低声说：我奶奶快死了。

    秀华，娘说要喝水……金宝的爸跪在炕上，从窗户探出头急急地喊。

    刘秀华“唉”了一声，小跑着进屋。顷刻，屋里传来稀溜溜的倒水声、筷子搅动声、嘘嘘的吹水声。

    有人抬着一扇门板走进院子，腋下还夹着一摞鞭炮。

    金宝呢？金宝……洪亮的男声喊走了眼神怯怯的金宝。

    猪圈里，猪妈妈喂饱了四个孩子，哼哼唧唧地唱着催眠曲。草丛里，蛐蛐一长一短地叫。

    锦儿把茶碗儿的盖子盖好，站在那儿发呆。

    天爷啊！你可算睁眼啦……娘啊！你可算看到俺的心啦……刘秀华被人驾着跌跌撞撞走出来，跪倒在天井中心，捶胸顿足，嚎啕大哭。

    四奶奶娘家姓柳，四奶奶三十岁就守寡，一个人拉扯着儿子长大成人。刘秀华和金宝的爸是自由恋爱，四奶奶最怕儿子会“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她对刘秀华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她胖，个子矮，吃饭稀里呼噜。无奈儿子就是非她不娶。那年镇上赶庙会，人们都去娘娘庙烧香拜佛，四奶奶颠着小脚也去了，抱回一个拳头大、雪白的带盖儿的茶碗。金宝的爸啥事都跟媳妇汇报，可刘秀华给四奶奶收拾屋子，寻遍犄角旮旯也没找见那个茶碗。

    我们这边把房地基、墙缝里被人偷偷放上个被施了法的物件，叫下镇殃。下镇殃的人都是跟房主人有过节的，可亲娘给儿子下镇殃还是头一回。

    四奶奶瘫痪五六年了，刘秀华精心照料，没有一句怨言，金宝的爸更是唯命是从。四奶奶一直以为是埋在墙根底下的镇殃的法力，儿子才如此孝顺，跟自己一心。其实，三年前他们家装修房子，那东西早就被挖了出来。她咽气之前总算良心发现，亲口对刘秀华说了实情。

    娘，你往西方大路，好走啊！金宝的爸双手扳住门楣，涕泪横流，撕心裂肺长呼一句。屋里屋外顿时哭声大作。

    四奶奶，死了。

    鞭炮声如爆豆在锦儿耳边炸响，她惊得跳了起来，那茶碗被打翻，几颗珠子骨碌碌滚进草丛，杳无踪迹。

    锦儿又急又怕，“哇”一声哭了。

    锦儿那年九岁。

    锦儿二十岁那年，刘秀华托人来提亲。锦儿妈回绝了，说，锦儿不喜欢嫁一个村的。其实，很多人看见四奶奶临终跟刘秀华耳语好久，都认为那是口授秘诀，锦儿妈当然是担心她会给未来儿媳下镇殃。

    后来，金宝娶了个很漂亮的媳妇。媳妇心眼活泛，拉着金宝做建材生意发了财，早就搬到北京去了。刘秀华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儿子几回。有一回刘秀华跟锦儿妈诉苦，抹着眼泪发狠说，她要给金宝也下个镇殃，那东西，是真灵……

（有删改）

卜白

袁良才

    民国时期的上海，凭一张纸名满天下且赚得盆满钵满的，只有《申报》。

    《申报》副刊《自由谈》更是牛气冲天，在上面发稿的多是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这样的超级大腕。文豪扬眉吐气，编辑、记者先生也神气活现，洋气十足。但凡事都有例外。卜白就是个例外，不，简直是个另类。

    他是《申报》的资深编辑，陈寅恪的高足，国学功底不可作等闲观，然却土得掉渣，土得冒烟儿。瘦高个儿，白净无须，常年着一袭青布长衫，足穿黑色方口布鞋，架着一副琇琅圆形近视眼镜，讲一口江南土语。

    在报社，他专司划版、校对，有时副刊缺边少角的，主笔大人就会说一声，卜先生，您给补一点白吧。

    卜白二话不说，展纸挥毫，须臾立就：或杂谈，或轶闻，或小幽默，或诗画配，虽短小得可怜，却鞭辟入里，妙趣横生，无不是锦绣文章。

    不少读者就是冲着卜白的补白文章，才订买《申报》的。其补白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历史，无所不包，涉笔成趣。依其姓名谐音，人送雅号“补白大王”。真是通才、捷才、怪才。

    怪才必有怪癖。他嗜茶。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他宁愿饿肚子也要设法买来饮。有好事者悄悄作了统计，卜白每天饮茶能饮掉五瓶热水，可见嗜茶之深。但他很少如厕，你说怪也不怪？

    一天，主笔大人对卜白说，卜先生，您也该给自己的人生补补白啦。卜白会意，三十好几的人，竟酡红了脸，期期艾艾道，不急，不急。事业未就，何以家为？主笔不由分说，扯着卜白的青布长衫袖口说，走，我陪您去见一位女士，我太太已候在那里了。

    卜白见到那位神情忧伤的女士，得知她男人是谢晋元的部下，在淞沪战役中为国捐躯了，撇下孤儿寡母，卜白竟爽快地应承了这桩婚事，主笔夫妇大感意外，又惊又喜。

    卜白一段话让女士为之涕泪交流：我虽一介书生，亦当为抗战效绵薄之力。让我为你这个抗日英烈之家补白吧！再说，你的娘家福建安溪有好茶“铁观音”呢！

    卜白没啥业余爱好，除了饮茶，就是看看京戏，尤其迷梅兰芳的戏，一来二去，结识了梅兰芳，成为票友。

    一次，梅兰芳在天蟾舞台演《贵妃醉酒》，观者如堵，一票难求。卜白却接到了梅兰芳专门差人送来的戏票。卜白急急地赶到剧场，戏正待开演，梅兰芳的嗓子突然发不出声音了，在后台急得团团转！

    卜白听闻，急急如风地挤进后台，对梅兰芳说，救场如救火！你在台前演，我在台边唱，合作一曲双簧。

    梅兰芳将信将疑，台下的观众已作哄叫闹起来，梅兰芳只得上台去。

    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见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剧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整场戏下来，梅兰芳的表演与卜白的唱腔念白浑然一体，俱臻妙境，竟无一名观众识破此中玄机。

    事后，梅兰芳特意答谢，卜白又是一句，急人所难，君子不可不为，补白亦大快事也！

    民国三十八年初夏，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响彻大上海城郊，吴淞口外。汤恩伯率重兵扼守上海。

    《申报》选派战地记者，“大笔杆子”们虽西装革履，却顿失绅士风度，不是低头狠劲抽烟，就是把咖啡喝得嘴里一半、地上一半。卜白饮了一口铁观音，一抹嘴，石破天惊地说，我去！

    有一天，上海市民突然从《申报》上看到一则快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中将率部投诚，为解放军打开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大门。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卜白平生最“得意之作”。多年后，卜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策反敌人弃暗投明，是我对军事斗争的一种补白！

    卜白，姓卜名白，一生补白。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8期，有删减）

匠人之心

余显斌

    “泥人曾”是我爹的外号。

    我爹捏泥人，将土筛净，加上些棉绒，然后和泥，揉醒。再然后，捏出头、身子和腿。接着，又捏出鼻子、耳朵、嘴唇，再倒腾出一双眼睛。哎，一个人就出来了，咧着一张嘴。

    那是谁啊？大家望着，觉得认识，可一时又说不出来。

    等到我爹再给那人脸上安一颗痣，大家都呵呵笑了，是张旺。对，没错，就是张旺。可是，张旺是酒鬼啊，那神态咋能捏出来啊？

    我爹拿了小竹刀，在泥人身上刮刮抹抹的，张旺的身上，就斜披着一件衫子，身子歪歪斜斜的，一副要倒不倒的样子，醉态可掬。

    大家见了，都嘎嘎嘎的，前俯后仰。

    张旺见了，吐着酒气扔下一句：“比吴六强多了。”然后，歪歪斜斜地走了，喝酒去了。

    吴六是谁？我爹的师弟。吴六小时，和我爹一块儿，跟着我爷爷学习捏泥人。我家八代都是捏泥人的，属于捏泥人的世家。

    那时，我爷爷是挑了泥人，四处去卖的。

    我爷爷死后不久，小镇成了旅游之地。大家都来看山，看水，坐船，吃八大件。当然，也要买上一些东西，提着高高兴兴地离开。

    我爹开了一个店，名叫“泥人世家”，货架上摆着的，全是泥人，有八仙过海，有西天取经，有桃园三结义……一个个泥人，活的一样。

    我爹的生意呜呜的，火箭一样向上冲。有老外也来买，摸着八戒的肚皮，对我爹翘着拇指道：“very good！”

    我爹问我：“他说啥？”

    我说：“夸你呢。”

    我爹就眯着眼，乐得如弥勒佛一样。

    吴六呢，也开着个店面，名叫“圣手真传”。他把我爷称为“圣手”，自己属于嫡系弟子。可是，嫡系弟子生意并不好，一直不死不活的。

    有一天，我爹的生意也如吴六的一般，呼一下跌到谷底。

    那天，张旺来了，说要买一个泥人。我爹准备去拿，他说他自己挑。最终，他在一堆泥人里，挑出一个“赵子龙冲阵”的泥人：赵子龙白盔白甲，双手持着一杆枪，骑着快马，冲向曹军。

    张旺说，他就看中这个了。可是，在找钱时，泥人落在地上，碎了。他低头一看，啊地叫了一声。有客人见了，低头一看，也啊地叫了一声。泥人碎后，里面竟然有砂石，有草木，还有一只死蚯蚓。

    这可是捏泥人的大忌啊。

    捏泥人前，要选土，捣碎，筛净，是为了泥质细腻，更主要是为了干净啊，如果泥人里有土粪、烂树叶、石头，是要挑出来的。更不能有死虫子、死蚯蚓什么的，不然，泥人会发臭的。

    捏泥人是一件良心活。因为，没谁买了泥人会打碎检查的。

    我爹傻了眼道：“咋……咋会啊？”

    张旺白着眼说：“我冤枉了你？”

    当然是冤枉了。几天后，工商局的老王就来了，找到吴六，罚款，让为我爹恢复名誉。原来，张旺打碎的泥人不是我爹的，是吴六的。吴六悄悄让张旺拿着，来到我爹店中，假装是在我爹店里挑选的，故意打碎，露出里面的东西，嫁祸我爹。

    我爹在张旺走后，当晚就调出店里的电子监控设备，看得一清二楚，当即找到张旺，半瓶酒下肚，张旺啥都说了。

    张旺也被罚了款。老王说，消费者有权利，可消费者也不能污蔑陷害商品经营者啊。

    吴六被罚，谈起原因道：“谁让我师傅偏心，绝招不教我，不然，我咋会不如我师兄。”

    我爹听了，找到他，告诉他，我爷爷是公正的，是你缺乏匠人之心，所以生意才不行。吴六问凭啥这样说啊。我爹问：“你筛土了吗？”

    吴六说：“筛了。”

    我爹问：“你加棉花了吗？”

    吴六说：“加了。”

    我爹问：“是棉绒吗？”

    吴六沉默一会儿，说：“不就是为了泥巴有韧性吗？我用的棉絮，不一样啊？”

    我爹说：“不一样。”

    我爹解释，棉绒能和泥均匀和在一起，棉絮不行，因此，泥巴韧性不好，而且棉絮过后发胀，泥人表面会拱出包。

    吴六不说话了。

    后来，吴六的生意也渐渐好了。

    我爹知道后笑了，告诉我：“你六叔啊，有匠人心了。”

(选自2018年5期《小小说大世界》,有删改)

34个鸡蛋

    李暖暖从家里跑了。

    李暖暖是跟她爸爸赌气走的，原因很简单，她已经快混完大学，拿到毕业证了，理所当然地要求她有着显赫身份的爸爸给她找一份好工作。李暖暖的爸爸说，你做梦吧。

    李暖暖去的地方，是甘肃省和青海的交界。那也不是李暖暖盲目跑去的，学校早就动员他们去西部做志愿者，李暖暖只是一赌气报了名而已。

    终于，在李暖暖她妈也就是我二婶的要求下，我决定趁着出差的机会去看看她。

    可以想像我带的行李有多重，大包小包的包裹里，竟然还有果冻和巧克力。李暖暖的妈说：“这是李暖暖最爱吃的。”没办法，我就拖着几个大袋子上火车，下火车，转大巴，下大巴，再转小公共汽车，结果还要步行三公里。是土路，刚刚下过雨，泥泞得根本抬不动脚。碰到一个赶着毛驴车的男人。听到我找李暖暖，二话没说就把我的人和袋子全都放在毛驴车上。半个小时后，他将我带到了那个小镇子。很小很小的镇子，只有一条街道，两旁的房子低低的旧旧的，男人指着一个低矮围墙围起的院子说，那就是学校。下课了，孩子们跑出来，男人跟一个孩子说了什么，那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小男孩飞快地跑向教室，拉了一个女孩出来。

    女孩穿着简单的黑色纯棉T恤和黑色牛仔裤，乌黑的头发短而整齐。她抬起头来看我。那个瞬间，我心疼了。我不到23岁的妹妹李暖暖，黑了，瘦了，她还剪掉了一头自己最最喜欢的长头发。以前的李暖暖，天天穿得怪异而艳丽，喜欢那些小首饰，曾经在一只耳朵上戴过四个耳饰，为此差点儿被她爸赶出家门……而现在的她，素面朝天，极其简约。

    李暖暖在呆了片刻后大喊一声，—把抱住了我。等她终于从我怀里抬起头，我看到她哭了。

    那天下午，李暖暖在镇子最好的一家饭店招待我，还有她的三个学生。李暖暖说，他们是班里最穷的孩子，可能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那顿饭，我几乎吃不下去，只陪她一起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我说再要两个菜，被李暖暖制止了，她小声说：“我不想他们知道别人可以生活得很优越，不想让他们早早地为此而自卑。”

    吃过饭，李暖暖叮嘱几个孩子回家，然后我们回了她的宿舍。李暖暖说，这是全校最好的房子，窗子是玻璃的。墙壁显然是刚刷过不久，不均匀的白色石灰覆盖不住曾经的许多污渍。

    “暖暖，”我说，“反正也快半年了，你跟我回去。”她摇头，很坚决地摇头，“不行，我答应了这些孩子，一定把他们送到初中。”

    原本，李暖暖和她爸爸赌气，非要去个最穷的地方，以折磨自己来惩罚他。结果她就来了，但她还没放下行李就后悔了。她没见过这么穷的地方，还有那么破的教室，那些教室的窗子，竟然冬天全都堵上，夏天全部敞开，根本没有玻璃。还有那些孩子，都那么脏兮兮的……

    李暖暖当时就想走了，但她没有走掉，因为所有孩子的家长，竟然都在那里等她，那些面容卑微的家长，是为了给她，一个愿意来教他们孩子的老师鞠躬的。当那些乱蓬蓬的脑袋一齐低下去，李暖暖的脚就走不动了，就被钉在了那里，花白头发的校长拿过了她的行李……

    李暖暖的班里有32个学生，从她第一天上课的时候，第一排的第一个孩子，拿了一个鸡蛋给她，第二天第一排第二个孩子也拿了一个鸡蛋给她，那是个羞涩的男孩，给她鸡蛋时，脸红红的，不说话……结果32个孩子每天都轮流给她拿鸡蛋。直到有一天，在她收到第34个鸡蛋的那天，那个羞涩的不说话的男孩的奶奶找到学校告状，说孙子偷拿家里的鸡蛋，她才知道了真相：为了留住她，那些孩子商定，每天送她一个鸡蛋。

    那天，在牛奶和巧克力中长大的李暖暖，抱着那个羞涩的不说话的男孩放声大哭……

    晚上，我和李暖暖在屋里分那些果冻和巧克力，她分得非常仔细，专注的样子很像是一个给孩子分食物的母亲。

    在车站，李暖暖一直叮嘱我，回去要给她集资，没钱东西也行，给什么要什么。然后，依旧怨怨地说：“跟我爸要，就说我要20万赎身。”

    我答应着，心里始终酸酸的。她爸说，等到暖暖回来，我要让她去她想去的地方……

    临走，我把这话传给李暖暖，她笑呵呵地说，这老头，我原谅他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