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诗歌中真有价值的，要数乐府歌诗和文人古诗两大类。前者的多向探索，恰为后者的定格定型创造了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乐府歌诗在两汉诗歌的整个转型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 ， 而转型的结穴点则落到了文人古诗身上。

    乐府歌诗在古典诗歌意象艺术演变史上有其标志性的意义，主要之点便是传统“比德式”思维模式的解体。秦汉以后，新兴官僚政治以“外儒内法”为指导思想，礼教人伦的全面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尤其民间社会里普遍关注的是各种民生现象，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恰当地显示了民间歌咏所由产生的动力机制。正是在这一心理机制的广泛作用下，“因物兴感”的意象思维活动才得以突破“比德式”的框架顺畅地运行，人的活生生的情感体验亦能自由地转化并结晶为诗歌意象，这便是意象艺术开始发达于两汉乐府歌诗的原因。

不过，以乐府歌诗为代表的古典诗歌意象艺术，在形态上仍是不够完整的。最能体现乐府特色的叙事诗，通常以人物、故事、场面为表现重点，写作主要依靠“模拟”（叙述和描绘的艺术），而非“意象”。至于说理诗，其打动读者的方法往往凭借比喻、夸张、对比、排偶等修辞手段及采用格言警句来阐述道理，有一定的形象性，也称不上真正的意象。乐府歌诗里较能体现意象艺术的，主要是抒情类作品，而其情意内涵似还缺少生命意识的清醒反思。

    现在来看文人古诗。文人创作群体的自觉即意味着诗的自觉时代的到来，而文学形态的诗造就了诗的文学体式，那就是五言诗体。就声律而言，五言诗以“二／二／一”的音响组成节拍，化板重为灵动，变平实为流走，加以奇字句的结末一拍有半个音阶的休止符，正好便于间歇顿宕。这种在整齐中寓有变化错落之致的声律，与汉语以单音节为基干的语言文字性能恰相适应，故而五七言诗终能发展壮大为古典诗歌的主导形式。从语句表达功能着眼，“三字尾”作为意群的组合，天然地适应于单音节词与双音节词的自由搭配，进而将整个五言句明晰地划分为“二／三”两个意义段，于是一句诗便能顺畅地表述一个完整的语意单位。

文人古诗还促成了诗歌意象艺术的完形。意象艺术的完形，首先得益于先秦“比德式”思维的解体。与此同时，东汉中叶以后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更使敏感的下层士子产生了深刻的忧患意识，并普遍渗入于文人古诗之中。这些作品多表现游子思归的情愫，但不限于单纯思念亲人或感叹失意，常将个人命运提到“忧生”的层面上来思考，成为人的生命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它让诗歌创作真正成了表达个体生命体验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而这正是诗歌艺术形象得以明确树立的前提。

（节选自陈伯海《唐前诗歌意象艺术的流变》，有删改）

注：“比德式”思维，由孔子开创，指的是自然物的性质特征与人的道德、品格、情操有相似之处，自然物的某些特征能使人联想起某种美德。

    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中，“天下”一语自先秦发轫，迄于明清，世代沿用，屡见不鲜。作为一个具有久远生命力的词语，它既有其一以贯之的基本词义，又伴随历史的演进而被赋予新的内涵。

    在中国古代，“天下”一词具有深邃的文化内涵，其间所反映的人文情怀尤其值得注意。先秦时期，“民”的因素已经被引入到“天下”的意义中。如《论语》中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中论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这里的“天下”是天下之人的意思，亦即天下的百姓。更为典型的是《孟子•梁惠王下》的记载，齐宣公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里的“天下”无疑应当理解为“百姓”或“民众”，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所体现的以百姓为天下的观念。

    这种思想发展至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吟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一词的人文观念继续向前拓展。《岳阳楼记》所用“天下”一语，读者于其后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呼之欲出的“百姓”二字。身为北宋名臣，目睹日渐加深的内忧外患，国家命运、民生艰难每每牵动范仲淹的思绪，他还在《奏上时务疏》中不厌其烦地阐述：“以德服人，天下欣载；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勿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不兴土木，示天下之俭”“舍一心之私，从万人之望，示天下之公”。可以看出，“天下”一语固有的地域概念，已经明确地向人文领域拓展，这里的“天下”更多抒发的是一种强烈的忧国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是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

    风俗文明概念的引入，是“天下”一词向人文领域拓展的最重要表现，这是由顾炎武的《日知录》来宣告完成的。《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该书卷十三以整整一卷的篇幅，对历代人心风俗演变进行总结，极具探讨价值。其《正始》一条中有“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史料，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篇。文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篇文字中所用“天下”一语，其内涵已经远远逾越“易姓改号”的历代王朝更迭，而是同“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紧密联系在一起。何谓“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在顾炎武的笔下，就是明清易代酿成的道德沦丧、文化断裂及文明破坏造成的杀戮横行、相互残害。显然，《日知录•正始》中所用“天下”一语，已经不再为旧有的地域概念所能容纳，它讲的是数千年的古国文明，是中华民族深厚而久远的文化传承、价值追求。因此，《日知录•正始》发出的呐喊，尤其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的大声疾呼，不唯在当时激起共鸣，到了晚清，又经学人的改造，成为掷地有声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

（节选自杨艳秋《地域空间与文化情怀》）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高原上的高峰，《红楼梦》让曹雪芹“大名垂宇宙”，令后世无数文人“望峰息心”。付梓二百多年来，《红楼梦》不仅滋养着数代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在器物层面实实在在地彰显着它非凡的魅力。

    最近的一个例证，就是新奥集团携手导演王潮歌，宣布将在河北廊坊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戏剧演出群落——“只有红楼梦”。此前，以红楼梦为主题的建筑群落已有不少，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座大观园，河北正定有荣国府，南京有江宁织造博物馆。在数座城市都可以觅见芳踪，这种情况在其他古典文学名著身上很少看见。为什么是《红楼梦》？也许，只有红楼故事最让国人耳熟能详，只有红楼文化能最大程度唤起人们心中的传统文化情结。

    据说，北京的“中华老字号”稻香村，就得名于《红楼梦》。说起与《红楼梦》有关的建筑，则更是难以尽数。北京大观园原址为明清两朝皇家菜园，始建于1984年，是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影视基地。而位于北京市植物园内的曹雪芹纪念馆，则是中国第一家以曹雪芹、《红楼梦》为主题的历史文化名人博物馆，占地3000平方米，系统展示了曹雪芹生活、著书场景。

    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是由古建专家、红学专家杨乃济先生设计的。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在这里拍摄了近两个月，“元妃省亲”等场景是在这里取景的。

    目光移到南方，与北京大观园明显不同，上海大观园利用江南水乡特点，在园中布置了大面积人工湖泊，形成山重水复、流水人家的江南园林风光。

    与上海同样位于长江下游的南京，旧称金陵，更是少不了红楼文化的标记。南京的江宁织造博物馆，既涉及江宁织造府的历史，还展示了《红楼梦》和曹雪芹家族的兴衰史。

    南京地铁3号线有个很文艺的名字——“红楼专线”，有六节车厢展示了《红楼梦》中六大经典场景。薛宝钗的居所蘅芜苑、贾宝玉的住所怡红院……成了这六节车厢的名片。每节车厢的拉手上，都印有这六个地名标识。

    无独有偶，北京地铁4号线也有个“红楼专列”，车厢以清代画家孙温手绘本《红楼梦》图案进行装饰，展示了“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憨湘云醉眠芍药裀”等《红楼梦》经典回目。北京地铁磁器口站内的壁画，是以红楼梦人物为主题的。因为地铁站附近就是曹雪芹在北京唯一有史可考的故居——著名的“十七间半房”。可惜的是，因拓宽两广路，广渠门内大街207号曹雪芹旧居（旧称蒜市口街16号）已经被拆除。

    红楼文化在今日的繁荣，也体现了中国人日渐增强的文化自信。在迪士尼等西方文化流行的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自处、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都是需要当代人做出解答的问题。

    《红楼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

（摘编自鹿鼎公《只有（红楼梦）》）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一个重要蕴含就是从精神资源角度对文化遗产进行再阐发、再挖掘和再转化，释放蕴藏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潜能，让文化遗产从典籍、考古、博物馆，从民间、大众以及历史中走出来，续写传统文化复兴的煌赫篇章。

    文化生态是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关键要素。文化生态建设非一日之功，需要从长远着眼，遵循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重视文化的区域特征、民族差异、风俗信仰、地方传统等因素，同时不忽视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社会生态的综合构建，建立良好的文化生态运行机制，这对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成长尤为重要。

    加强传统熏染。文化生态建设倚重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文化人、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农事节气到生态伦理，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无不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基因，蕴含着朴素的生活哲理与伦理观念。要让传统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走入人们的精神世界。

    注重经典滋养。文化遗产在不同时代都被传承弘扬，并不断衍生出新的文化形态。当下要加强精神产品与社会生产的对接，引导传统文化经典主动而有序、积极而稳妥地走进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如农村文化站、农家书屋等，透过物化载体窥见智者的思想、技艺和文化，通过展览欣赏文物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还原一段历史、一个事件甚或一种文化形态，让文化经典从文物中走出来，滋养心灵。

    构建特色引领的机制。区域文化生态建设突出区域文化特色，以地域文化为基础，设置规范实验区，对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我们国家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形态多样，加强区域文化生态建设，既符合国情，也是激活跨地、多民族文化遗产内生机制的有效措施。“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区域文化生态建设在原有文化圈带链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原生态文化，突出民族文化特色，并引入现代元素文化，如设立闽南、徽州、晋中、潍水等文化生态区；突出民族文化特色，如设立热贡、羌族、客家等文化生态区；还有突出艺术门类文化特色设立的宝丰说唱、果洛格萨尔等文化生态区，实施整体性保护理念。也要加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的综合营造，有利区域内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分类保护，有利遗产同依附环境的整体统筹，有利文化遗产内生机制的建立完善。

（摘编自《人民日报》，题目《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发展战略,有内外经验可供参考。要使乡村振兴战略获得成功,必须了解国外乡村振兴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历次“三农”政策实施的效果与原因,在发展思路和具体措施上进行实质性的创新。

    通过制度与技术创新振兴农村产业。没有产业的振兴,其他方面的振兴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产业发展指的是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与融合。农业的发展主要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非农产业的发展需要吸引多元化的发展主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需要创新制度,探索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的政策措施。

    新时期需要有高起点,尤其是要避免过去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中有时出现的产业雷同、档次不高、无序竞争等现象。近期,需要在选准特色主导产业的基础上,重点考虑重组产业链,并适当调整空间布局,促进企业联盟和技术创新联盟的发展,逐步将传统的农业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现代创新集群。未来,则需要在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建设的基础上,推动龙头企业集群发展,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其不但在农业产业链中发挥影响,同时在科技产业链与价值链中显示出应有的作用。

    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乡村宜居。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有效治理都是为了实现乡村宜居,而这些必须依靠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随着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进程的推进,无论是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方式,还是社会管理问题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需要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越来越多的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渴望参与农村社区建设,这势必会影响原来的管理格局。随着地方政府的放权以及村民自治意识的增强,管理方式必然要求发生转变。因此,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农村社区发展程度确定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要追求“以人为本”,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平台和利益诉求渠道,通过全民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只有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参与决策的程度,才能减少决策的偏误和实施的阻力,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因此,通过构建有效的民间参与机制等,才能有效保障农民利益,减少各种社会冲突,确保乡村振兴具体项目的顺利推进。

摘编自高启杰《乡村振兴需要实质性创新》

    审美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人的审美具有共通性也具有民族的相异性。西方人称“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中国人则称“生生为美”。“生生美学”产生于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具有明显的区别于西方美学的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

    “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是“生生美学”的文化背景。“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具有根本性的文化传统，是中国人观察问题的特有立场和视角，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古代各种文化艺术形态的产生发展与基本面貌，构成“生生美学”之文化背景。“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对一种宏阔的东方式“中和之美”的诉求，相异于西方古代希腊对微观的物质的“和谐之美”的诉求。

    阴阳相生的古典生命美学是“生生美学”的基本内涵。“天人合一”构成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天人合一”之“一”就是“生”，即生命。“生”有一个中间环节是“气”，阴阳之气为生命化生之本，二气交感诞育万物，成为宇宙人生的根本规律。《周易》言“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道成为万事万物社会人生包括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阴阳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善的统一体，也是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的艺术体现。这种阴阳之道，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无所不在，书法的黑白对比、绘画的线条曲伸、音乐戏曲的起承转合等无不是阴阳相生的体现。

    “太极图示”的文化模式是“生生美学”的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文化传统中的阴阳关系呈现一种极为复杂的“太极图示”。宋初周敦颐所谓“太极而无极”，即指太极无边无极，无所不在。“太极”是一种阴阳相依、交互施受、互为本根的状态。这是对于生命的产生与终止、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的形态的现象描述，是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之所在，中国传统艺术均表现为一种圆柔的饱含生命张力的形态。有学者将之视为艺术的圆形思维模式，这种圆形艺术思维使得艺术极富张力，如汉画像中两只拱背相向、蓄势待发的虎豹。

    线型的艺术特征是“生生美学”的艺术特性。根据宗白华的论述，中国传统艺术是线型的艺术，时间的艺术；而西方古代艺术总体上说是块的艺术，空间的艺术。线型艺术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时间之美，一切艺术内容都在时间与线型中呈现，化空间为时间。《清明上河图》在动态的多点透视中呈现了清明时节汴河两岸完整的风情画面；书法是时间之流中笔的生命之舞，最能反映线性艺术的特点。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传统的“生生美学”及其艺术呈现，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存与审美方式，是一种活着的有生命力的艺术与美学。它已经成为当代美学特别是当代生态美学建设的重要资源，对发展当代美学，对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富有生命活力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曾繁仁《解读中国传统“生生美学”》，2018年1月7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