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传家风

    央广网北京2月12日消息（记者牛萌 王涛 李楠）寻根问祖，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家谱，延续着家族血脉，更传承着伦理规范、家风家训。如今，也许只在一些乡村，还保留了这一文化习俗，修谱人也大多是老人，他们走了，谁再来接续呢？

    山西原平上院村，90%都姓辛。辛氏家谱70多年前修过，2002年，作为上一代修谱人的孙辈，辛存寿和辛根兰开始集资，新修家谱。

    辛存寿介绍：“我们的旧家谱是1941年修的，辛根兰的爷爷辛在勤和我爷爷辛兆仁他们两个人为主，修成了家谱。到了2002年，我们又开始修。”

    辛存寿把手仔细擦干净，解开正房厅堂几案上摆放着的新修《辛民族谱》侧面的黄丝带，捧起家谱，细说往事。“1941年印家谱时，上面有名字的人，到2009年6月发行新家谱的时候，老家谱上还有166个人在世。从2009年到现在，又去世了35个人……”

    辛氏旧家谱历经战乱、文革，散失殆尽，时隔70多年重修家谱，困难重重。为修谱，辛存寿工作之余四处奔走。后期病重，调查时都说不了话，只能写在纸上，让别人念。

    辛存寿说，八年能坚持下来，就是因为心里记着祖辈。当年，辛存寿的爷爷辛兆仁修家谱，就靠几十块墓碑。“当时找到碑以后，因为时间长了碑上面有土，字就看不清了。他就带一壶水，把这些碑冲了，洗出来，所有的字不一定都认得，他就把这个字照原样描下来。”时值隆冬，寒风刺骨，水浇到碑上，也浇到手上。“爷爷的手裂开一道道口子，整个冬天都无法愈合。”辛存寿说，想起祖辈，心里不平静，家谱不传下去，对不起爷爷。

    辛存寿说，新修家谱，增加了不少先辈的事迹，像有一位叫栓恒的孝子，后代人都已不知道他的故事，这次把他的事迹写进家谱，就是想让儿孙们传承家风，懂得孝敬老人。

    故事是这样的：六十年代的时候，有一天栓恒的母亲想吃一个冰棍，但村里面没有，他就跑到原平县里去买；没有保温杯，他就拿一块毛巾把冰棍包起来，放在茶缸里，回来冰棍全化了，他把毛巾拧出甜水来，让母亲喝了。

    辛氏家族新家谱修成后的领谱大会，族人来了四五百，辛存寿特意让孩子们也参加。他说，老人们做过的事情，不能断在咱们手里头。

看着一本本家谱被大家恭恭敬敬领走，辛存寿觉得，可以告慰先人了。

【相关链接】①青年一代家族意识日渐淡漠，是家谱文化将遭遇或已遭遇的真正壁垒。兰溪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李彩标担忧：“《家谱》收藏户主已由父祖辈开始向对家谱无多大兴趣的儿孙辈交替，而年轻人对家谱的存放、借用、翻晒等并不重视，所以家谱损毁较多。”（陈宣章《十谈<家谱>》）②2016年3月4日，“常州市家谱档案馆”正式挂牌。这是全国首个家谱档案馆，是由市档案局和家谱收藏爱好者朱炳国合作建立的，该馆的成立是政府部门和民间收藏者为了保护档案而进行的一次有效探索。馆内珍藏新老家谱近千套，计10000余册，涉及江南地区100多个姓氏。同时，还有部分古老的谱牒木刻雕版。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人物传记、宗族制度及地方史等资料。因此，家谱不仅具有教化作用，还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常州晚报》 20160305第A03版，有删改。）

材料一：

    健康权是一项包容广泛的基本人权，是人类有尊严地生活的基本保证。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通往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实现全民健康是亿万人民的共同期盼。经过多年探索与不懈奋斗，中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健康事业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从1981年至2016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67.9岁提高到76.5岁，婴儿死亡率从34.7％。下降到7.5％。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国以健康事业发展的卓越实绩，不仅摘掉了“东亚病夫”的耻辱帽子，还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选自《健康中国见证人权进步》，有删改）

材料二：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富足的物质生活导致肥胖问题日益凸显，这一健康隐患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担忧。2016年，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的全球成年人体重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成人肥胖人口已经超过瘦子，而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肥胖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男性肥胖人数4320万人，女性肥胖人数4640万人，总人数高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中国人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均不断上升。从1992年到2015年，超重率从13％上升到30％，肥胖率从3％上升到12％。

    中国成年人和儿童青少年肥胖率均在上升。对于肥胖和超重的青少年来说，饮食习惯仍然是影响体重的重要原因。首先，不吃早饭。调查显示，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吃早饭的比例在逐渐降低：7-12岁青少年吃早饭比例可达95.7％，但16-18岁的青少年吃早饭比例则下降到了90.7％；其次，爱吃夜宵。吃夜宵的人随年龄的增长比例提升：7-12岁青少年吃夜宵比例只有9.7％，但16-18岁青少年则高达23.8％。常吃宵夜的孩子摄入的热量难以消耗、容易引起脂肪堆积，长时间则引起肥胖。

（选自《十九大首次提出健康中国战略以应对日益凸显的国民肥胖问题》，有删改）

材料三：

    “上工治未病”，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必须坚持预防为主，重视重大疾病防控，重视少年儿童健康，重视如幼、老年人、残疾人矿流动人口、低收入人群等重点人群健康，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关注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全面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必须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努力在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度等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要大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中医药发展的政策举措、管理体系，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要充分发挥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性，从提升薪酬待遇、发展空间、执业拜境、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增强医务人员职业荣誉感，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风气。

（选自《建设健康中国需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有删改）

材料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决向污染宣战，相继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解决了一批重大环境问题。总体上，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稳中向好，但成效并不稳固。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时期。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老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接踵而至。我国环境容量有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生态系统脆弱，污染重、损失大、风险高的生态环境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

    与此同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历史机遇。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绿色循环低碳发展逐渐推进。此外，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和积累，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和人才基础，为生态环境保护增添了强大动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已经进入了不欠新账多还旧账的阶段。生态环境问题是长期形成的，根本上解决需要一个较长的努力过程。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6月25日）

材料二：

    因为10多年前堆放工业固废造成环境污染，浙江衢州的瑞力杰公司日前被法院判决支付124万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这家公司的污染行为，最早是县环保局在环境大整治中发现的，环保部门要求企业将工业固废运走。固废是运走了，但留下的污染远远没有消除。当地检察院发现这一线索后，又对该公司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

    以往，由于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缺乏明确受损利益主体，如果没有符合条件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企业欠下的环境债就没法追讨，很多都不了了之。2017年7月《民事诉讼法》修改，检察机关可以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对污染行为构成了极大的震慑。

    据媒体报道，浙江、江西、山东等地，均有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开庭，针对的都是污染环境行为。而以往，涉及国有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缺乏明确索赔主体，导致企业留下的污染，往往要政府埋单治理。而现在，这些情况都大有改观。

（摘编自智春丽《环境债，休想赖》，人民网）

材料三：

    在海口，很多党员干部对“三句话”耳熟能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美舍河是海口的“母亲河”，全长约16公里，穿城而过，流域面积19.4平方公里。上世纪90年代前，美舍河也曾是一条美丽的河流，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美舍河的河水受到严重污染，变成“臭水河”，不仅影响了沿岸居民生活，也影响到海口的发展和城市形象。多年来，海口对美舍河的治理一直在进行，主要通过末端截污、硬化河道和清淤等传统模式，但效果始终有限。

2016年年底，海口市全面启动美舍河综合治理工程，综合考虑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摒弃过去人工化、“三面光”的河道硬化渠化治理方式，采用“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的治理路径。美舍河，逐步恢复了本来的“颜色”，再现了水清、景美、白鹭飞，不仅赢得市民的良好口碑，还赢得各界的广泛点赞。2017年8月，美舍河获批国家级水利风景区，近日又荣登由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开展的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第一批专项督查“光荣榜”，成为海口一张靓丽的生态名片。

    在海口，越来越美的不仅有美舍河。位于三角池片区的东西湖，享有“海口之眸”的美誉。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初，不少“闯海人”都聚集于此开始他们的闯海梦。后因长期受污水排放等因素的影响，这里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2017年5月，海口全面展开东西湖水体治理，采取“控源截污、水生态建设”等方法，重建东西湖水生态。同年11月，启动三角池片区综合环境整治项目，仅用了120天左右的时间就取得了明显成效，修复了城市记忆，打造了一个“最海口”的休闲文化体验圈。

（摘编自《海口日报》，2018年6月26日）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迟子建

    ①在北方，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

    ②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在那里，生活因寂静、单纯而显得格外有韵致。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看青山，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吃过早饭，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或者看书。累了的时候，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养养神。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我在故乡很少失眠。每日黄昏，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妈妈知道我怕狗，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生有妖娆花纹的油豆角、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紫莹莹的茄子、油绿的芹菜、细嫩的西葫芦、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的鱼类。这样的晚餐，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吃过晚饭，天快黑了，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带回我的居室，把它们插入瓶中，摆在书桌上。夜深了，我进入了梦乡，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地怒放着，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③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

    ④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鹃开得多么鲜艳，树多么绿，等等。但时间久了，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陈旧!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有一天参加一个座谈，当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我说我可怜这里的“绿”，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想念寒冷。他们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们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啊!

    ⑤十一月上旬，我从香港赴京参加作代会，会后返回哈尔滨。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兴奋极了。我下楼，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能够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⑥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 ， 是艾芜先生的儿子汪继湘先生和儿媳王莎女士为我签名寄来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南行记》和《艾芜选集》，他们知道我喜欢先生的书，特意在书的扉页盖了一枚艾芜先生未出名时的“汤道耕印”的木头印章。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满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灿烂。王莎女士说，新近出版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他们都没有要稿费，只是委托新华书店发行，这让我感慨万千。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垃圾一样的作品，通过炒作等手段，可以获得极大的发行量，而艾芜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品质的大家作品，却遭到冷落。这真是个让人心凉的时代！不过，只要艾芜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处于“寒冷”一隅，也让人觉得亲切。这样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种温暖呢！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七载云烟(节选)

汪曾祺

日寇侵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组成一个大学，在长沙暂住，名为“临时大学”。后迁云南，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很多处是借用昆明原有的房屋、学校、祠堂。西边是学生宿舍，土墙，草顶。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木箱摞起来。既是书桌，也是衣柜。昆明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肥皂箱，很便宜，男生女生多数都有这样一笔“财产”。有的同学在同一宿舍中一住四年不挪窝，也有占了一个床位却不来住的。有些同学成天在一起，乐数晨夕，堪称知己。也有老死不相往来，几乎等于不认识的。我和那位姓刘的历史系同学就是这样，我们俩同睡一张木床，他住上铺，我住下铺，却很少见面。他是个很守规矩，很用功的人，每天按时作息。我是个夜猫子，每天在系图书馆看一夜书，到天亮才回宿舍。等我回屋就寝时，他已经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

更东，是教室区。土墙，铁皮屋顶(涂了绿漆)。下起雨来，铁皮屋顶被雨点打得乒乒乓乓地响，让人想起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联大师生服装各异，但似乎又有一种比较一致的风格。女生的衣着是比较整洁的。有的有几件华贵的衣服，那是少数军阀商人的小姐。但是她们也只是参加party时才穿，上课时不会穿得花里胡哨的。男同学原来有些西装革履，裤线笔直的，也有穿麂皮夹克的，后来就日渐少了，绝大多数是蓝布长衫、长裤。几年下来，衣服破旧，就想各种办法“弥补”，如贴一张橡皮膏之类。有人裤子破了洞，不会补，也无针线，就找一根麻筋，把破洞结了一个疙瘩。这样的疙瘩名士不止一人。教授的衣服也多残破了。闻一多先生有一个时期穿了一件一个亲戚送给他的灰色夹袍，式样早就过时，领子很高，袖子很窄。朱自清先生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深蓝氆氇的一口钟(大概就是彝族察尔瓦)披在身上，远看有点像一个侠客。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踢里秃噜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鞋，因此发出踢里秃噜的声音。

大学生大都爱吃，食欲很旺，有两个钱都吃掉了。初到昆明，带来的盘缠尚未用尽，有些同学和家乡邮汇尚通，不时可以得到接济，一到星期天就出去到处吃馆子。钱逐渐用完了，吃不了大馆子，就只能到米线店里吃米线、饵块。当时米线的浇头很多，有焖鸡(其实只是酱油煮的小方块瘦肉，不是鸡)、爨肉(肉末，音窜，云南人不知道为什么爱写这样一个笔画繁多的怪字)、鳝鱼、叶子(油炸肉皮煮软，有的地方叫“响皮”，有的地方叫“假鱼肚”)。米线上桌，都加很多辣椒——“要解馋，辣加咸”。如果不吃辣，进门就得跟堂倌说：“免红！”到连吃米线、饵块的钱也没有的时候，便只有老老实实到新校舍吃大食堂的“伙食”。饭是“八宝饭”，通红的糙米，里面有沙子、木屑、老鼠屎。菜，常备的是盐水煮芸豆，还有一种叫“魔芋豆腐”的紫灰色的、烂糊糊的淡而无味的奇怪东西。有一位姓郑的同学告诫同学：饭后不可张嘴——恐怕飞出只鸟来！

有一个时期附近小山上柏树林里飞来很多硬壳昆虫 ， 黑色 ， 形状略似金龟子 ， 老鲁说这叫豆壳虫 ， 是可以吃的 ， 好吃！他捉了一些 ， 撕去硬翅 ， 在锅里干爆了 ， 撒了一点花椒盐 ， 就起酒来。在他的示范下 ， 我们也爆了一盘 ， 闭着眼睛尝了尝 ， 果然好吃。有点像盐爆虾 ， 而且有一股柏树叶的清香——这种昆虫只吃柏树叶 ， 别的树叶不吃。于是我们有了就酒的酒菜和下饭的荤菜。这玩意多得很 ， 一会儿的工夫就能捉一大瓶。

(有删改)

文本一：

我忘不了我的小说第一次被印成铅字时的那份儿喜悦。我日夜祈祷的就是这回事儿。真是的，我想我该喜悦，却没怎么喜悦。避开人我躲在一个地方哭了，那一刻我最想我的母亲……

我的家搬到光仁街已经是1963年了。那地方，一条条小胡同仿佛烟鬼的黑牙缝，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仿佛是一片片疥疮，饥饿对于普通人们的严重威胁毕竟开始缓解。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我已经有三十多本小人书了。

“妈，剩的钱给你。”

“多少？”

“五毛二。”

“你留着吧。”

买粮、煤、劈柴回来，我总能得到几毛钱。母亲给我，因为知道我不会乱花，只会买小人书。

我还经常去出租小人书，在电影院门口、公园里、火车站。有一次在火车站派出所，一位年轻的警察没收了我全部的小人书，说我影响站内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号啕大哭，用头撞墙。我的小人书是我巨大的财富，我觉得我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我绝望得不想活，想死。我那可怜的样子，使母亲为之动容。于是她带我去讨还我的小人书。

“不给！出去出去！”车站派出所年轻的警察，大檐帽微微歪戴着，上唇留撇小胡子，一副葛列高利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母亲代我向他承认错误，代我向他保证以后绝不再到火车站租小人书，话说了许多，他烦了，粗鲁地将母亲和我从派出所推出来。

母亲对他说：“不给，我就坐台阶上不走。”

他说：“谁管你！”砰地将门关上了。

“妈，咱们走吧，我不要了……”我仰起脸望着母亲，心里一阵难过。

亲眼见母亲因自己而被人呵斥，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一个儿子内疚的？

“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母亲说着，就在台阶上坐了下去，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一条手臂搂着我。

另外几位警察出出进进，连看也不看我们。

“葛列高利”也出来了一次：“还坐这儿？”母亲不说话，不瞧他。

“嘿，静坐示威……”他冷笑着又进去了……

天渐黑了。派出所门外的红灯亮了，像一只充血的独眼，自上而下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我和母亲相依相偎的身影被台阶斜折为三折，怪诞地延长到水泥方砖广场，淹在一汪红晕里。我和母亲坐在那儿已经近四小时。母亲始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我觉得母亲似乎一动也没动过，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

我想我不能再对母亲说“妈，我们回家吧！”——那意味着我失去的是三十几本小人书，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一个自尊的女人的尊严。我不能够那样说……

几位警察走出来了，依然并不注意我们，纷纷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终于“葛列高利”又走出来了．“嗨，我说你们想睡在这儿呀？”母亲不看他，不回答。望着远处的什么。

“给你们吧！”“葛列高利”将我的小人书连同书包扔在我怀里。

母亲低声对我说：“数数。”语调很平静。

我数了一遍，告诉母亲：“缺三本《水浒》。”

母亲这才抬起头来，仰望着“葛列高利”，清清楚楚地说．“缺三本《水浒》。”

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书扔给我，嘟囔道：“哟嗬，还跟我来这一套……”

母亲终于拉着我起身，昂然走下台阶。

“站住！”“葛列高利”跑下了台阶，向我们走来，他走到母亲跟前，用一根手指将大檐帽往上捅了一下，接着抹他的那一撇小胡子。

我不由得将我的“精神食粮”紧抱在怀中。母亲则将我扯近她身旁，像刚才坐在台阶上一样，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

“葛列高利”以将军命令两个士兵那种不容违抗的语调说：“等在这儿，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

我惴惴地仰起脸望着母亲。“葛列高利”转身就走——他却是去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对司机大声说：“把那个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一直送到家门口！”

节选自梁晓声《母亲带我去讨还小人书》

文本二：

小说在处理情感上，不宜饱满和激烈。并不是作者越大力气煽情，读者就越可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适度的隐忍和节制，让小说情节和人物自己说话，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适度的情感会使小说充满人性的温情，而过度的情感则会令读者反感。即使悲惨的故事并不是非得带着悲惨去写，适当地节制情感，更能打动人。

节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国小说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