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的不如旋的圆

梁衡

    ①“砍的不如旋的圆”，这是我的家乡农民常说的一句俗话。比如你要做一个木球，可以用斧子慢慢地去砍，但总不如在旋刀下飞快地一旋，便又光又圆。我在孩童时就听到这句话，现已过花甲之年还常常想起，可见真理总是颠簸不破，历久弥新。

    ②过去我当记者时经常碰到一些热心写稿的通讯员，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写稿，投稿，甚至不远千里来报社送稿，虽命中率极低，但还是乐此不疲。后来又碰到一些多少有点权力的干部将自己的讲话、随感、日记，甚至文件汇集，一本一本地出书，以为这样就有政绩，有名气，这正是用斧子砍制一个木球。

    ③砍和旋到底有什么不同？其实就是跳出自我，敢于革新，就隔一层窗户纸，捅破之后就是质的飞跃。

    ④由砍到旋首先是方法的革命。成语言“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这是讲意志、恒心，你真的用绳锯木、水穿石，这要等到何年何月？方法不变，隔靴搔痒。往大的说，工具和方法是生产力，推动着社会的进步。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往小的说，工具和方法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助推器，是他的生存力。

    ⑤其次，由砍到旋是知识的跃升。你为什么只知道闷头砍，是因为你没有新知识，抱残守缺，还自鸣得意。如计算一道天文数字的大题，人家用计算机算，你却用手算、珠算，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只能这样。在别人看来很无聊的文字你却在津津有味地写，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审美知识，不知道什么叫好，总在一个低标准上重复。

    ⑥第三，由砍到旋是规律的掌握，是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一个掌握了规律和理论的人一下子就能从根本上判断出这件事该干还是不该干。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在迷着制造永动机，而科学家只须用“能量守恒”四个字就将此事判了死刑。

    ⑦“砍”与“旋”，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如要跨越必得有“惊险的一跳”。 

⑧我们曾有过因“砍”而败的惨痛教训。大跃进的失败是用战争的方法，来“砍”经济建设；“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就是用革命党的理论来“砍”执政。就是现在也有许多事还沉湎于这种“砍”的盲目和自豪之中。据统计，我国每年拍1.4万集电视剧，而能播出的不到四分之一，每年出版4300部小说，人们能记住的又有几何？再说到每年的会议、报告、文件就更是一个天文数字。废品之多、废话之多群众早已经看得很发笑了，但还是乐此不疲，继续耐心地“砍”制一件皇帝的新衣。

    ⑨为什么总是跳不出保守、封闭的误区？原来除方法、知识、理论之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障碍就是太追求功利，自欺欺人。这样说来，“砍”与“旋”又不只是一个方法问题，这背后又有价值观、人生观在起作用了。

(选自2012年09月04日《人民日报》，有刪改)

捧与挖

鲁迅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凌厉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捧阔佬，捧戏子，捧总长之类；但一般粗人捧的“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观音菩萨倒还可爱，然而那是从印度输入的，并非我们的“国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八九不是好东西。

    既然十之八九不是好东西，被捧后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因为“人心”本来不易餍足。然而人们至今没有悟，还以捧为苟安之一道。

    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说，当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做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到：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金牛。一送开手，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时候，S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但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攻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几道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当初自然是防其溃决，所以壅上一点土；殊不知愈壅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堤”咧，“严防决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样。

    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都未必做了。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选自《鲁迅全集·华盖集》，有删改）

    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孟子便对道德情感，尤其是恻隐之心做了细致的阐述。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并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说明任何一个路遇此事的人都会对将要掉入井里的孩子产生同情，这种同情并非为了结交孩子父母，也不是为了邀誉于乡党朋友。由此看来，恻隐之心是纯然的善，是无条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

    这意味着，儒家学者不会同意卢梭的认为同情心源自爱的观点。按儒家的观点，恻隐与自爱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或源流的关系。恻隐固然也需要对自身感受的关切，因为恻隐之心是经由的痛苦而感知他人的痛苦，但用自爱却无法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从自己推及他人，同情他人的痛苦，更无法解释那种自我奉献的意愿和行为。

那么，恻隐是人类道德的源头吗？概括地讲，可以这么说，但还需要做些具体分析。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三种现象——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知识。对道德心理而言，恻隐之心无疑是其原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着其扩展和深化；对道德行为而言，恻隐只是一种最初的动力，且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力；对于道德知识来说，恻隐则是形成它们的最原始也最微弱的动力，必须经过理性的中介才能起作用。恻隐之心是道德最初的涓涓细流，虽不汹涌澎湃，但却源源不断。人类历史上虽不乏以所谓“原则”“主义”扼制甚至消灭恻隐之心的企图，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个基本的底线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恻隐之心绝对无误。“原则”“主义”可能会出错，会忘记生命的根本，而恻隐之心对待生命的基本状态却不会出错，它是人类道德乃至全部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防线也守不住，如果人类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丧失殆尽，那就很难想象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当然，从另一方西看，作为源头，恻隐之心还有必要发展，它不能满足和停留于自身。它最主要的发展当然是和理性结合，使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之心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使人治转向法治。

    在当今的社会，理性规则、道德义务都是必要的，但规则和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则和义务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它会让规则与义务不至于硬化干枯，会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道德也会与时俱进，只要人类还有恻隐之心，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变化基本放心。

（摘编自何怀宏《道德情感》）

    我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这就是“士”。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重义轻利。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作为美谈。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心国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有时甚至有“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会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这种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就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令西方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中国的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法宝之一就是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并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

    ①利用传统街区发展经济，早已经成为我国许多城市趋之若鹜的举措，大家热衷于把这些街区“打造”成一个地方的“名片”，以增加城市的影响力，招徕商家和顾客（特别是游客）。充分利用好历史资源，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对传统街区新意迭出的“打造”中，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问题，甚至导致传统街区面目全非、名存实亡的悲剧，令人痛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弄清传统街区本身的性质，以及该如何保护和利用。所以，传统街区要慎言“打造”。

    ②传统街区的价值就在于其“传统”，在于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几乎稍有名气的传统街区，其形成的过程都比较漫长，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比如西安的西羊市，元朝时即已出现。传统街区产生于人民群众的长期创造和积累，其住宅区、崇祀区、商业区、公共活动区等的构成，都体现着人民的生活理想与生存智慧，体现着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也体现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街区的灵魂即维系于此。传统街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人文信息，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和谐统一体。以此观之，传统街区最值得关注的地方绝不仅仅在于那些年代不一、外形各异的房屋建筑，更在于这些建筑所承载的生存方式、风土人情。

    ③因此，保护和利用传统街区，必须明白它自身的社会意义，明白它是否存在问题、我们需要做什么。把原住民大量迁走，对街区进行彻底的改造和招商，是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因为，若没有对街区历史和现实的尊重，街区的文化特色将逐渐失去，其内涵必然会受到重创，所谓的招商引资能否产生长久效益十分令人怀疑。十年前的北京前门大街改造就是前车之鉴:迁走了老住户，推倒了旧房屋，建成了气派的新街道，招来80多个京城老字号以及许多国际连锁品牌店，后来却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本地居民及游客均不买账，有数十家店铺又陆续撤走。

    ④当前对待传统街区还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号称将其打造回清朝或民国的某个阶段，似乎回归的年代越早越好。此举就如同要把百岁的老人整回童年，也是妄自菲薄的无知行为。你把蕴含丰富历史信息的街区压缩至某一年，把它搞成往昔特定时期的模样，那么之后的这几十年、上百年算不算历史、算不算是街区的生命历程呢？况且，即使真有街区百年前的照片或资料可资参照，但没有了那时的人、技艺、材料、社会环境，你能把它不走样地整回到过去的年代吗？整回去之后又希望什么年代的人来生活？这么整的结果，必然是把真的整没了，搞出个不伦不类、缺乏生命力的假古董，哪怕看着再奢华，也不过是基因突变的怪胎，甚至是僵尸。街区房屋的整治，最好的办法或许是采取逐步维修与更新的方式，对不得不修缮的才采取适当措施，对违章违法的私搭乱建行为坚决予以纠正和制止。

（摘编自马奔腾《传统街区要慎言“打造”》）

临床医学人文：困境与出路

摘要：当下，医学人文正面临着诸多困境，它无法融入临床路径和制度，剖析了造成医学人文悬空的诸多职业惯性与制度设计缺陷，极力推介丽塔•卡蓉的“叙事医学”范式，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医学人文关怀真正贴近临床，融入现代诊疗制度。

关键词：医学人文，叙事医学

2．叙事医学：医师领衔的临床人文突围

①2001年1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的丽塔•卡蓉在《内科学年报》上发表“叙事医学：形式、功能和伦理”一文，首次提出叙事医学的概念。这篇文章介绍了她个人运用叙事写作理解患者，与患者一同找寻最佳治疗方案的经历，并述说了临床叙事写作的分类与功能，认为叙事写作有助于临床医生在医疗活动中提升对患者的共情能力、职业精神、亲和力（信任关系）和自我行为的反思，其核心是共情与反思。

②叙事医学包含一定的先锋性，对于迷信客观主义、证据主义的人来说，叙事医学是革命性的，因为叙事医学将文学（虚构）的方法与价值引入医学，挑战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拓展了以求真务实为基本诉求的坚硬的医学实证价值。构成与循证医学的互补。

③为何要引入文学（虚构）的价值？叙事医学进行了辩护。其一是虚中寓实，医学中，虚实并非孑然一身，截然对立，生命的故事有虚（虚构）有实（纪实），即使故事是虚构的，但它给我们的感动与温暖是真实的，给我们心灵的抚慰是真实的，受伤的灵魂被救赎的境遇是真实的，情感化、心灵化的医疗祈求文学的介入，人的医学大大超越了技术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半径与尺幅。其二丰富的临床意象与证据主义之间存在着“大脚小鞋”的局促，技术的医学排斥故事（虚构），也排斥了情感与灵性。因此，临床思维中仅有实证是不够的，移步到全人医学的视野中，身—心—灵，知—情—意的认知半径才更人性，必须冲决实证主义的藩篱。

④叙事医学意在寻求技术与人文互洽，将观察视域与体验视域，科学视域与人性视域，疾病关注与生命关怀统一起来，强化知—情—意（信息、知识、技术交流—情感交融—意志交映），身—心—灵（躯体—心理—灵魂）的整体互动。叙事医学将大大丰富医学人文关怀的内涵，引入情感的爱、心理的疏导、抚慰、灵性的觉悟、安顿。但人们在顺应与接纳死亡时，爱和抚慰是单薄的，需要意志与信仰的支撑。倡导情感、灵性关爱，不是临床医学求真务实信念的全面颠覆，而是生命特别时期、医疗特别节点的反思与张望，此时开启灵性空间，有益于人性的理解与导入，在心灵深处与患者相遇，同时有利于矫正技术主义、拜金主义的偏失。

⑤叙事医学剑指医学的现代性危机，随着慢性病时代的来临，现代医学（技术主义）从无所不能滑向力不从心，技术、金钱无法抵达灵性与灵魂的视域。方法学层面，还原论屡遭质疑，情感、灵性的世界无法还原，数学（统计学）崇拜的消解，质性研究的兴起，证据主义受到挑战。叙事医学还将医患冲突的反思推到新的伦理高度，医患之间必须缔结精神共同体、情感—道德共同体，而非只是利益共同体，医患之间应该入情—入理，气顺—情投，继而神依—魂安，才能坦然承受现代医学越来越大的诊疗风险与代价。

⑥叙事医学中所指的叙事方法包括精细的阅读（精读）与反思性写作，由此重新审视医学的四对基本关系：医生与患者、医生与同事（医生）、医生与社会、医生与本我（医生职业角色与非职业角色的自我）。目的是与病中的患者实现共情，同时能不断地反思（批判性思维）、优化医生的诊疗思维、实现职业自省（涉及伦理、目的性思考），以这种开放的、自我省思的姿态来建构医生的伦理与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