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内最早的共享单车企业创立于2014年。2015年国内共享单车初步发展，到2017年，用户数激增700%，预计未来三年仍将大幅增长。

    共享单车用户以在校大学生，年轻的上班族为主，并且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学校、公交站、地铁站等附近的共享单车给使用者提供了最快捷的“最后一公里”行程方案。共享单车不仅使用方便，而且也有绿色出行的好处，在城市内快速普及。

    在用户的使用频率方面，大部分用户还没有形成固定的使用习惯，当前共享单车企业也在靠着补贴的形式获取用户，培养用户。

    从当前主流的十家共享单车APP用户评分上看出，共享单车行业整体的用户评价并不是很高，一步单车超过9分，小蓝单车超过8分，更多的共享单车APP评分惨不忍睹。

    当前，共享单车行业面临的问题很多。一部分来自产品本身，包括车辆的损坏等；而另一部分，则来自用户，包括一些用户盗取共享单车、恶意损坏、换锁等，这还需要平台与政府共同监督，行业只有在规范化的前提下，才能健康发展。（改编自《速途研究院报告》）

材料二：

    2016年，已有数十家企业进入共享单车领域，业内人士估计，全国共享单车已有数百万辆，扫码骑车、手机付费的共享单车为不少市民解决了“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但也随之出现乱停乱放等不文明现象，挤占公共空间，带来了安全隐患。在不少城市，非机动车道、步行道、主次干道转弯、闹市区，随处可见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对环境秩序以及出行安全产生了影响。

    对于违停的单车各地如何处理？在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南京等地，共享单车在人流拥挤地段违停，都被相关部门集中收缴，有时达数百辆。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仅仅这样简单收缴很可能导致“三输”：管理方浪费人力，单车公司资产受损，需要骑车的用户用不了。与城市公共自行车有固定车桩不同，共享单车没有固定的停车点，如何保证使用者依规停放？

    目前，多家共享单车企业都出台了信用惩戒条款，提醒使用者停放在规范区域内。单车内有一套积分系统，一旦停放不符合规范，下一位使用者可以举报，扣除这名违停者一定的信用分。当用户过低时，会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使用权利。与此同时，各地政府部门的监管意见正加速出台。（摘自《山西日报》）

材料三：

    最近，广州共享单车用户接连收到商家推出的“免费骑”、充值返现活动的通知短信。23日上午，摩拜单车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红包车”，不仅骑车“限时免费”，还向用户倒贴钱，正式将共享单车企业的竞争带入“血拼时代”。24日，“摩拜红包车”在广州上线。

    记者从摩拜单车了解到，今后，用户打开APP时，除了能看到周围可供使用的共享单车，还有可能发现红包图标，也就最新上线的“摩拜红包车”。只要找到这类“红包车”并有效骑行超10分钟，即有机会获得100元以内的现金红包，金额累计超过10元即可通过支付宝提现。

    实际上，过去两个月，共享单车企业的免费大战持续升级。上周末，小蓝单车率先宣布开展“免费骑”活动。随后，摩拜、ofo立即“迎战”，各商家的充值返现活动也颇为频繁。

    免押金、骑车免费，甚至还送红包……对于此前引起业界热议的共享单车盈利模式问题，各家企业似乎已“放弃了思考”，直接进入名副其实的“烧钱”模式。不过，这当然意味着企业要承担巨大的运营成本。一方面，不想丢掉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也不愿与对手“分蛋糕”，这也让单车企业陷入份额与烧钱必须二选一的“囚徒困境”。（摘自金羊网）

材料一：

    “大部分网络自制剧的观众是二三线城市的，尤其是小城市的女青年，大城市反而并不是最主流的，因为很忙，每天就那点时间。”2017年12月27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电影电视评论周的论坛上，谈到网络自制剧中影视剧的观众时，爱奇艺副总裁陈潇这样说。

    从2015年的459部上升到2017年的787部，网络自制剧数量迅猛增长，已经不再是一种现象，而成了改变大众娱乐方式的一种“新常态”。自制剧播放流量从2015年的317亿人次，上升到2017年的1147亿人次，如此巨大的流量，使网络自制剧的投资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所有因素使网络自制剧在创作质量方面已经产生了向精品化拓展的趋向。”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卫这样说。

（摘编自《网络自制剧改变大众娱乐方式》）

材料二：

材料三：

    近年来，我国网络自制剧面临诸多问题：一，剧情抄袭严重。我国近些年所产出的网络自制剧数量猛增，但大部分所表现的内容情节简单，剧情单一，真正原创的剧目很少。如果是看过原版的观众就会发现，其实所谓的“中国制造”都是在刻意地翻版与抄袭，其实这样对中国网络自制剧的发展极其不利，虽然收视率不错，但也仅仅是虚假的繁荣，不会有可持续的发展。二，题材单一，同质化明显。我国的网络自制剧以都市爱情、青春男女题材为主，所讲的都是年轻人或者白领之间发生的戏剧故事或言情故事，主要针对的是青少年和上班族。这样一来，影片的受众面相对窄小，对自制剧本身的发展不利。三，制作粗糙，艺术性不高。就我国已经播出的网络自制剧来看，大多规模较小，制作粗糙，是典型的快餐式影片，毫无艺术性可言。国产网络剧，外形包装简单，故事性较差，内容多以恶搞、吐槽、搞笑为卖点，没有深度，吸引力差。

（摘编自张超然《我国网络自制剧的发展弊端以及未来前景》）

材料四：

    我国电影界将按照十九大的精神指引，在三个方面着力工作：一是“树三讲”“去三俗”，要树立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创作风气，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之风。二是强化电影的现尖主义创作，倡导“深度关注现实，共同关心社会，真诚关爱他人”的原创精神。三是做大做强中国的电影产业和电影市场，开启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新征程。

    网络自制剧要承担起同样的责任，仍需把握好几个关键点：首先，作为视频网站，要懂得珍惜。作为一种新媒体，视频网站当然应该根据网民需求播出各种风格的剧目。但如何保证剧集不“三俗”，而且“信达雅”，则需要下一番功夫。在剧目选择上，固然要尊重观众需求，但决不能违反创作原则顾此失彼。不考虑观众需求可能会失去观众，但一味迎合观众，忽视导向责任，则有悖艺术精神。而在观众需求与有关规定之间，也并非找不到切合点。其次，作为网站经营者以及其他相关制作单位，应当多拍一些内容健康、质量上乘的网络自制剧，内容、题材、剧本、制作、演员演技等环节做得到位，是网络自制剧生存发展的根本。

（摘编自黄海贝《网络自制剧：开启中国影视产业新征程》）

材料一：

    最近，《南方都市报》记者只花了700元，就买到了同事包括名下资产、乘坐航班记录、网吧上网记录等个人信息。如果说这是当前个人信息泄露状况的极端展现的话，那么日常生活里，信息泄露使人们因处于这种“信息裸奔”之中而变得麻木。

    这种“麻木”事出有因。南都记者曾向警方求助，警方也难以给出直接的解决方案，治理个人信息贩卖的薄弱可见一斑。除了个别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恶性案例，多数时候个人信息保护处于一种低效的窘境。

    个人信息保护的缺失给整个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同样带来了诸多隐患。有关专家在谈及国家应尽早启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时就提出，如果没有隐私保护，人们可能就不愿意上网，也不愿意推动“互联网+”进入各行各业，这对于国家推动“互联网+”战略不利。就此而言，避免“信息裸奔”理应成为实施“互联网+”的基础。

（摘编自《个人信息裸奔的互联网社会难以走远》，2016年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三：

    2016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将对许多网上行为设立实名认证，旨在给网络营造一片安全、诚信的“清爽”空间。

    近年来，随着网络乱象频频出现，实名制已成大势所趋，微信、微博、支付宝、铁路12306等软件目前均已设立实名制门槛。此次网络安全法的实施，无疑意味着实名制的全面到来。匿名环境下，有的网友会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而不担心承担后果，导致谣言、诈骗以及各种语言暴力横行。实名制提供了基本的追溯机制，使得网络空间的行为不因技术的虚拟性而陷入无法追踪、无法追责的混沌状态。此外，实名制也能让种种违 法违规和不诚信行为付出应有代价。

（摘编自新华社《网络实名制全面到来，如何保障我们的虚拟空间更“清爽”》， 2017年8月30日）

材料四：

    要结合《网络安全法》对网络实名制的纲领性规定，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实施细则。针对网络侵权案件可能遭遇的执行难困境，可组建和利用专项民间基金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补救。当前，“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是各领域在认证身份信息时普遍应用的系统，因此，要努力提高网络运营者的技术水平，实现“身份认证系统”与网站后台数据库的有效衔接。目前，《网络安全法》以及其他针对实名制的管理法规中，主要是对网络运营者的责任作出规定。在责任承担主体方面，应既包括网络运营者，也包括没有实名认证的人；在责任的追究方面，既要让网络运营者承担有限责任，又要以具体情形为根据，追究违反网络实名制的网民的责任。

（摘编自贾登勋、杜一冉《我国网络实名制的困境与出路》）

    材料一：

    2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岀新的部署。《“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要求，从八个方面实化细化了相关路径和措施，各地按照这个规划，攻城拔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贫国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金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突出产业扶贫，提高组织化程度，培育带动贫因人口脱贫的经济实体。干部群众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把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摘自新华社2017年2月22日，有删改)

    材料二：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产业是本。巴中市巴州区曾口镇书台村张家大院安置点引进科技公司成立农民专合社，建立产业示范园3000亩，年人均可增收1600元，湖北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湖北引导各地走特色扶贫道路，如黄冈市形成了“罗田一只羊”“麻城一朵花”“英山一片茶”等一批特色产业，另外，加强就业培训，提高搬迁户劳动技能，也是鼓起“钱袋子”的重要手段。

    （摘自2017年9月18日《四川日报》，有改)

    材料三：

    走进曲靖市会泽县大海乡观音岩村易地扶贫安置点，60户安居房分成六七排，错落有致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旁边小山上的野菊花迎风盛开，这里安置了5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5户随迁户，村民董兴淮高兴地说：“我用政府补助的5万元建起了占地面积40多平方米的安居房，没有增加建房负担，很是满意!”

    董兴淮介紹：“原来我们住的是土墙石板顶，一下大雨就不敢睡，怕水冲进房子来，害怕房后的山垮塌，现在不出钱就住上了新房，孩子在外打工也不担心在家的老人和孩子的安全，他们回来交通也方便。”

据村支书介绍；该村269户689人中，外出务工者达186户546人，占总人口的79.2%，大部分均在东川区务工，务工成为了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之一。在安置点一侧的公路边，有致富头脑的人，已带领群众进行白芨等中药材种植，当地传统产业“老家洋芋”也越来越受外地消费者欢迎。

    (摘自2017年4月27日《曲靖日报》，有删改)

    材料四

（摘自《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

材料一：

    “民以食为天”，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饮食文化，很多和美食有关的品牌都会从饮食文化入手，让人们在了解饮食文化的基础上更加了解自己的产品。今年年初，麦当劳面向中国市场推出粥王系列，粥作为中国人最钟爱的传统美食之一，在国人心中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而作为西式快餐品牌，中式料理一直以来并不是麦当劳关注的重点，不过，这次麦当劳准备在这碗粥上大施拳脚了，他们联合深圳卫视拍摄了一系列“麦当劳版舌尖上的中国”——《粥游记》。为了让自己的产品更加地道，麦当劳特意派人探访民间的中华美食高手，与三位“粥龄”超过20年的粥王进行深度合作。《粥游记》系列可以说是一次本土化营销的创新。在我们印象中麦当劳一直是“快餐”品牌，此次主题“匠心”看上去和麦当劳的品牌形象略有差异，正是这样一种传统观念与现代思维的碰撞，让人们感受麦当劳的用心，提升了人们对其品牌的信任度与好感度。

（摘编自《麦当劳拍摄了一部“麦当劳版舌尖上的中国”》2018年2月）

材料二：

（摘自《2018年中国在线餐饮外卖行业市场现状及行业未来发展情况预测》）

材料三：

    新餐饮在外卖行业的号角声中阔步而来。在激烈的价格补贴大战后，中国的外卖平台形成饿了么和美团的两极割据之势，而吃外卖的新消费习惯也开始自一二线城市向三四五线城市延伸。新市场形式的迅速崛起，对餐饮商家提出了更大挑战，这种挑战的力度，绝不仅仅是把店铺从线下搬到线上这样简单。即使是在传统餐饮市场，变革的脚步也从未停止，从最初仅仅是卖食物到开始注重一家店的运营，从一家店到经营一个品牌，这是餐饮行业的发展大势，而外卖的诞生更加速了这个过程。据最新数据统计，在外卖领域，前10%的品牌商家拿走了41%的订单，而前20%则拿走了61%。从所有成功的互联网品牌来看，构筑品牌力才能最终赢者通吃。

    品牌化的必然性和市场对品质化的需求，使得餐企的外卖之路，必将从初期的粗放经营走向精细化运营。对品质的精细追求，一直要落点到产品细节的琢磨、品牌包裝的层面，而对品牌的打造也将从简单的视觉层面，变成一整套标准的系统操作。相比线下餐饮，外卖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各个环节可以很方便地全盘数据化，因此，外卖绝不仅仅是堂食的朴充，而是餐饮业新商业模式的有机组成。对于长期深耕线下、缺乏互联网运维思路的传统餐饮品牌来说，想做外卖不难，想做好外卖，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生成的能力。

（摘编自《新餐饮的深水竞争大幕拉开》2018年11月）

材料四：

    今年8月，重庆市一家大型餐饮店人声鼎沸，食客聚在电子显示屏前边看边讨论。显示屏上半部，餐馆后厨动态一览无余；下半部，各种食材的进货时间、保质期、供货商等明细一目了然，供食客随时点击察看。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鄂尔多斯牧区正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餐饮经营户将流动餐饮车展开，厨师们在车内厨房里的一举一动同步显示在食品药品监管局的监控系统上。今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和《2017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都提出要大力倡导餐饮服务单位实施“明厨亮灶”，这标志着自2014年开展的“明厨亮灶”工程获得全面推广。

互联网也并非法外之地。针对媒体曝光的网络订餐食品安全问题，国家总局多次召开会议，部署开展区域性网络订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严格落实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肃查处网络订餐违法违规行为。浙江、福建开展食品安全“净网”行动，严厉打击网络食品经营的违法违规行为；北京查处了一批网络订餐无证经营行为，6.6万家餐饮店铺在饿了么、美团、百度外卖三大订餐平台许可证公示率达98%。

（摘编自《打造餐饮安全管理的“中国模式”》2017年9月）

“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

——人类学家项飙访谈（节录）

康岚：您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想到提出这个概念？

项飙：我第一次提“附近”应该是在2019年夏天，我跟许知远在“十三邀”节目上的对话。当时好像是在谈现代人的时空观念，为什么现在人们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耐烦？我们说到现代生活完全是被时间逻辑统治了，空间逻辑消失了。原来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通过人的行动，比方说我和你的距离是一袋烟的工夫，或者说这个距离是从你家走到荷塘边上的那个工夫，其实时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空间来衡量的。但在工业化之后，抽象时间也就是钟表时间变得非常重要。当这种抽象时间统治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完全变成了附属性的东西。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满，是因为你根本不考虑他是从空间中哪个点到餐馆拿了东西，以及路上的交通是怎样的、进你家小区的门时他要跟保安怎样交涉，这些经历性、空间性的东西，你是不管的，你要的就是那个东西要在你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你的手里。这种心态是“时间的暴政”造成的。在这样的场景下，我提到“附近的消失”。

“附近”这个空间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比如，你的邻居是干什么的，楼下打扫卫生、门口卖水果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家在哪里，如果家不在这里，一年回几次家，他们的焦虑和梦想是什么。这些人对你的生活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他们来组织的，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正常运行。但是，我们对这些“附近”经常是视而不见的。

这个“附近”，它是一个空间，它的有趣在于它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是你这个社会主体的物质基础，把你托起来。在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密的又很复杂的、看似好像不重要的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所以我提出，要关注“附近”。一方面是要重构自己的生活，将自己从“时间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在主观意识上，要重新树立一种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这个话题的表达，既有描述性，也有针对性。后来大家觉得“附近”值得讨论，大概是因为它的确有针对性。

康岚：您说过，“重建附近”不是一种论述，而是一种劝说，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劝说。为什么“附近”对年轻人尤其重要?

项飙：当时我好像还提到，年轻人关心的就是两极。一方面他们非常关注自我，比如考试、毕业以后去哪里等，对这些问题很焦虑，但是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他们又非常关心远方，比如全球的一些危机、民族的兴盛，这些由各种抽象说法形成的宏大叙事，造成了社交媒体上各种辩论中很大的情绪波动。但是人们对自己周边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认知反而是很模糊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身边的事情都讲不清楚，那他讲远方的事情肯定也讲不出什么意思来，因为他缺乏对人的经验进行洞察的能力，他讲来讲去都是书面上的词语。所以，从一个教师的角度，我觉得，学生不懂得“附近”，也就不可能懂得世界。

我在想，“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后来会引起反响，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点出了一个症结，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失控的。一方面，年轻人觉得社会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他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选择，特别是从小地方出来的或者说一般家庭的孩子，只有考学这一条路，这造成他很累，但又不知道未来究竟能不能获得他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一旦超出他那个“泡泡”，是一个好像特别不能把握的世界。从这两重意义上来讲，年轻人都觉得不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当觉得自己的生活失控，感到焦虑、劳累、恐惧和无意义时，他会产生一种很自然的愿望，就是要重新在生活里找到一个抓手，重新找到一个锚、一个立足点。

那这个立足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在“附近”这个意象里看到了一种可能，觉得“附近”可能是一个新的抓手和立足点，是大家重新建立对生活的可控感，至少是可知感的一个基础。

康岚：为什么“附近”能够满足这一点？

项飙：因为“附近”跟地方、跟社区、跟小区、跟群体、跟部落都不一样，“附近”不是一个有边界的单位。跟“附近”最接近的单位可能是社区，但在社区里面是一群相对固定的人，它有相对固定的边界，内部的关系是稳定的，人员是相对同质的。但“附近”不一样，就像我前面说的，在“附近”，你要看到那些卖菜的、卖早点的、搞保洁的；而且这个“附近”是跟着你走的，你走到哪里，“附近”就跟到哪里。所以“附近”跟社区不一样：第一，它很强调人的具体的经验，强调你怎么去看它；第二，“附近”不是一个可以行政化的、可以去客观描述的单位，“附近”是以你为中心的。在这个意义上，可能“附近”有它特别的使用价值。

（选自《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6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