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葬的“难度”

    “如果有来世，我选择做棵树，继续在母亲的哺育下成长。”近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发表网文《执意树葬的母亲》，引起人们对生态葬的关注。

生态葬是指遗体火化后，通过“草坪葬”“海葬”“树葬”等不占地或少占地的方式处理骨灰。2016年2月24日，民政部等9部委联合发布全国首个推行绿色殡葬文件：《关于推进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民政部称，《意见》属于倡导性文件，不是硬性要求。截至2015年，由民政部门管理的公墓安葬率达65.8%，“国家资源环境形势不容乐观”，呼吁生态葬也显得迫在眉睫。但民政部坦言：“节地生态安葬始终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

    如何安葬亲人，是一道关于道别方式的人性选择题。

    2015年10月29日，陈敏取出姐姐的骨灰，骨灰从她指缝间缓缓滑落，流入专门用来树葬的环保骨灰盒。姐姐陈泳2014年1月11日因病不治身亡，三个月后，母亲得知噩耗哭晕了几次，她要求让女儿“回家入土为安”。

    可是，想要“入土为安”谈何容易。“姐姐没有东莞户口，我们没有资格买墓地，就算有也买不起。”2014年6月，陈敏给姐姐报名。“但我们不敢告诉母亲是树葬，只是说已经‘入土’了。”

    “没有墓碑，以后就找不到了”

    东莞自2008年举办海葬，2012年举办树葬以来，每年组织免费集体海葬树葬活动2次。但近两年，报名遭遇“冷空气”。由于参与人数太少，活动被减半。直到2015年10月29日，也就是报名树葬15个月后，陈泳才得以树葬。

    骨灰还林是一种不留标志，将骨灰深埋回归自然的绿色生态葬法。泥土填埋后铺上草皮，陈敏他们被要求不做任何记号，“没有墓碑，以后就找不到了。”

    不保存骨灰，不设墓碑的生态葬法除了海葬、树葬，还有草坪葬、花坛葬。

位于广州市萝岗区新塘公墓的中华墓园于2010年开展花坛葬业务。6年来安葬逝者的骨灰不到300位，仅占园区业务量0.4%。该负责人说：“市场反应不热烈，需要慢慢引导，不可能一下子要求大众接受，毕竟（骨灰盒）降解了，（骨灰）就没了。”从数据上看，群众对“不留骨灰”的生态葬接受度不高。

    “奖励提高十倍才能起到杠杆作用”

    其实，广州在推行树葬之初的设计，是一棵树下安葬一具骨灰。

    “1989年3月26日，广州在白云山脚下划地150亩，取名‘思园’，在全国首创树葬，报名踊跃。”广州市殡葬管理处处长梅向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棵树下安葬一具骨灰，不到十年场地就饱和了，随后在两棵树间埋，2000年又满了，最后只好密集安葬。”

    2012年，“思园”已满，广州暂停树葬。

    据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王宏阶说，推行生态葬是利国利民的大事，需要财政加大投入解决，除了场地、配套措施等，还有补贴。从2013年开始，广州对骨灰撒海发放每位1000元补贴。在王宏阶看来“太低了，将补贴提高十倍都不为过。补贴不只是起到鼓励作用，更应该起到经济杠杆作用”。

    一场思想革命正在进行

    移风易俗的殡葬改革是一场挑战传统的思想革命。而殡葬改革伴随着“叫好不叫座”的现状，已推进了整整60年。

    民政部对殡葬改革的表态，有种“持久战”的味道：殡葬改革是思想领域的一场革命，触及人民群众思想和价值观的最深层面，要注重措施配套、政策衔接，要稳步推进、持之以恒。

材料一：海外购物，买的是啥？

    我国居民消费特别是高端消费流向海外，是近年消费市场的一个显著新特点。目前经常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家庭年收入在5万—8万美元之间，这部分人对生活质量要求较高，对日用消费品的要求也较高。由于出国旅行愿望强烈，机会也多，他们消费的重心逐渐转向了海外。过去，中国游客出国购物多选择价差较大的高端名品，而近年来，面膜、牙膏等日用品也成为中国游客瞄准的对象。在一些国家主要供当地人消费的连锁超市，常常会看到中国游客扫货的情景。

    “海外购物热是国内消费品行业发展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荆林波认为，客观地讲，国内产品的品种、质量和服务离国际先进水平确实有一定差距。近年来，中国制造加快升级，但优质消费品供给仍落后于居民消费需求，供需两端不适应、不匹配。总体而言，我国消费品市场供应充足，与国外市场相比，手机、家电等消费品市场已差别不大，但就产品的创新能力、换代速度看，在化妆品、家居、医护等许多细分行业，供给能力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荆林波说：“海外消费热，消费者买的是商品质量，也是品牌文化……中国不缺乏消费需求，而是缺乏拴住消费者的功力。”他认为，市场需求决定社会生产，社会生产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国内企业应该及时关注消费潮流、消费需求的变化，加快产品创新、升级换代，使产品更加人性化、功效更加多元化，从而更加适应千姿百态的百姓生活。

（摘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我国境外消费连续三年居全球第一

近年来，我国的境外消费增长趋势明显。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4年我国境外消费平均每年增长25.2%，是同期国内社会消费总额增速的2倍；2014年境外消费规模高达1648亿美元，占全球境外消费市场份额的10%以上，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2015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2.8%；2016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将达6.5万亿元人民币。

    不仅如此，随着跨境电商、海外代购等新型贸易方式的发展，“旅游购物”正由一次性消费向长期性代购转变，且群体效仿、消费粘性明显。许多中国游客在通过旅游接触过海外商品后，再通过互联网代购、导游代购、朋友代购等途径，逐步将“境外购物”转变为长期行为。

（摘自《人民日报》）

材料三：海外代购渐受青睐 专家提醒注意权衡海淘利弊

    中广网北京消息  随着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的提升，不少人开始青睐直接通过海外网站的网购，成为海淘族。大家为什么要到海外网站购物？这里程序很多，包括海关政策、跨国运输、折扣点位、款式等，有很麻烦的一套程序，能便宜吗？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包华、北京潮阳律师事务所胡钢进行了点评。

    包华：国外很多产品，尤其是奢侈品，价格跟中国大陆地区销售价格差异比较大。其次，有一些产品国外在销售，国内是没有的。

    胡钢：有网友在海淘过程中遇到过比如黑网站、信用卡盗刷、产品损坏以及退换货困难等问题。

    包华：海淘族要客观分析自己的利弊，才能做出明确决策。

    胡钢：网站有实际的运营主体，可能是一个组织或个人，你要知道他是谁。此前有专家呼吁一种新的制度，叫“反悔权制度”或“冷静期制度”，意思是收货以后，有7天或14天反悔期，此期间对货品不满意可以退。

    胡钢：这在国外比较流行。如果这种反悔权制度能够得到明确，将对包括网络购物在内的远程购物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一个利好。

    包华：海外代购问题有三。第一是代购商自身问题，代购商如果今天在明天无的话，可能就很难处理。第二，物品货不对板，很有可能跟代购商谈的产品和最终代购回来的产品完全不同，我们怎么退换货，怎么拿钱回来。第三，信用卡盗刷，我们应该如何防范。

    胡钢：美国运营商提供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不能延及到中国境内消费者，代购网站也不可能提供额外保障，这种情况下风险就比较大。

（摘自“中国广播网”）

材料一：

    已传承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先人们丰富、深刻的行为规则，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认同与遵循的价值体系与规范系统。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文学之美、艺术之美，更具有精神之美和价值之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助于提升公众的文化修养与审美情趣，也能够丰盈老百姓的精神家园，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坐标和价值航向。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需要优秀的电视节目，有品质的学校教育同样不可或缺。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更有“时代感”，显然离不开教师们的倾情投入。日常生活中，教师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柴米油盐酱醋茶”，却不能失去了对精神栖息地的向往与寻找。如果教师们自身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认同与感情，又怎么去做“燃灯者”？因此，通过加强师资力量培养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增强紧迫感与使命感。

（摘自2018年3月13日《中国教育报》）

材料二：

    校园文化代表着学校的文化品位，它会在无形中给生活、学习其间的每个人打上深刻的文化烙印。因此，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植入校园文化中，形成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让学生像花草生长在阳光下、鱼儿游戏在清水中，不知不觉间就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由知识学习、行为实践，再内化为品质修养，从而达到凝神聚气、强基固本的目标。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融入到学生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是当前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摘自2018年3月20日《中国教育报》）

材料三：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基本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建设高质量的校园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建设高质量的校园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建设高质量的校园文化，就要大力弘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

（摘自光明网，有删改）

    材料一：

    近年来，世界经济正向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全球共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收，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力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经济最活跃、最集中的表现形式之一，2017年，在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下，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更加注重效率、质量和创新，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在壮大数字经济、共建“一带一路”、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创新创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2017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相继扩大，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7年全国电子高务交易额达29.16万亿元，同比增长11.7%；网上零售额7.18万亿无，同比增长32.2%。我国电子商务优势进一步扩大，网络零售规模全球最大、产业创新活力世界领先。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底，全国网络购物用户达5.33亿，同比增长14.3%，非银行支付机构发生网络支付额达143.26万亿元，同比增长44.32%；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400.6亿件，同比增长28%；电子商务直接从业人员和间接带动就业人员达4250万人。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39.1%，农产品网络本售额同比增长53.3%，农村电商有效缓解了农民“卖难”问题，推动农业结构升级，海关验放的跨境电子商务商品出口增速达41.3%，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日益成为我国商品出口的重要通道。

    （辅编自《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7）》）

    材料二：

    中国跨境电商交易额、进出口总额变化情况

    跨境电商交易额（万亿元）进出口总值（万亿元）

    （预测）

    （摘编自中国产业网）

    材料三：

    英国一位爵士在谈到电商问题时说，英国政府和企业家建几个电商平台易如反掌，但为什么不做？因为英国政府知道，一个商业小店铺，背后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摧毁了它们的生存环境，那将是社会的灾难，他说，商业有其基本规律，它的作用不只是买卖商品，而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把公众吸引到大街上去。当他们为了购买一件满意的衣服而一家、两家店铺地寻找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产生远超过一件衣服价值的“随机消费”。比如，夫妻两个人逛街，可能产生餐饮消费，可能一起看一次电影；如果有孩子，他们还可能为孩子买些“过去根本没想去买的东西”。而且，市民这样的逛街行为，使得一个城市产生了巨大的活力，它是重要的城市景观，所以爵士认为，电商绝不是拉动社会消费的好办法，反而是在毁灭消费。

（摘编自百度百家）

    “五四”以后，富于主体意识的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坛勃然兴起。民国女性诗人长期被遮蔽，较之于同时期出生的冰心、庐隐、凌叔华等在文学史中成为经典的“五四”女作家而言，她们无疑是失语的一群，只有清末民初的吕碧城、秋瑾等女杰诗人得到不少关注。

    民初闺秀幼承庭训，按传统闺阁才女模式成长起来，但她们受新时代风气影响，形成了故常与新变同在、封闭和开放兼有的新闺秀派。政权更替与战争使得她们脱离闺阁化的生存场景，将笔触伸向民族国家的命运，开拓与发掘爱国题材，在诗词中显示出截然不同于前代闺秀的心态与心境。作为新闺秀诗人代表的丁宁是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典型，郭沫若评价她“清冷彻骨，悱恻动人”，施蛰存认为其文采“足以当帜摩垒”“过于诸大家”，但相比于同时代的女性新文学家，她和其他新闺秀派诗人一样对传统文化有着更深的信服与眷恋，所以她们在抗争的道路上频频回首，步履蹒跚。她们身上处处体现着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的矛盾拉锯，成就了别具情感张力的诗词风貌。

    名媛有才情和学识，出入于众多社交场合，穿梭于各种公共空间，比普通闺秀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她们出身非富即贵，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受世家之风熏陶，甚至有机会出国留学深造。她们的诗词比闺秀呈现出更突出的商业气息与时尚特质，体现了市民阶级的审美趣味。如由上海名媛陈小翠、陆小曼、李秋君、何香凝、潘玉良、周炼霞等自发组建的中国女子书画会曾举办画展，开办专栏，刊印画册，参与慈善，是女性团体思想解放的代表。她们未必需要倚仗诗词书画谋生，但上海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商业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她们的诗词中常出现当时沪上各色西式的生活情景，以女子特有的柔媚绮丽的笔触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名媛形象，突出其才、貌、情、艺等象征符号，表达出对女性美的欣赏、对自身才华的肯定、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对女子互怜互爱之情的袒露和对情谊的刻画。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名媛在才德观和婚姻观上比闺秀更进一步，尽管身处战争时代，她们的诗词仍在表达平和喜乐之情。

女学者诗人跻身文化精英阶层，经历过完备的高等教育，是真正意义上走出去的新女性，张汝钊、王兰馨、孙荪荃、冼玉清、冯沅君、盛静霞等可为代表。她们不少以教师为职业，追求经济和精神的独立，把拥有共同的理想看作最重要的择偶标准，怀抱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此国比民的情怀，在创作实践中模糊性别界限，以积极入世的姿态把个人荣辱与家国兴亡联系起来，体现出为国家分担责任的愿望，甚至表达要亲赴沙场保家卫国的意愿。女学者诗人观念的形成与现代大学的教育密切相关，大学的体制，完善的课程体系，众多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想观念的老师，男女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利，使女学者诗人形成丰富多元的思想观念，从侧面促进了现代女性观念的生成和发展。而经济独立、社交自由的职业女性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家庭的拘囿，具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也对个人及社会命运有了更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她们身上流淌着现代气息，在新旧之间选择了一种调和，这种调和实质上包含两极：传统士人身份的认同和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的追求。三个群体尽管处于同一时期，但在才德观、婚姻观和家国观三个层面上却呈现出一种递进模式，新闰秀诗人为闰秀诗词传统注入新的内容；名媛诗群走出家庭，以独具时尚特质的美貌与才艺争取社会地位；女学者诗群则从创作、教育、治学多方面实现自身价值。三种形态的交错并存，是绵延承续又递进更新的三个环节，折射出民国女性诗词内部的演变趋势。

(彭敏哲《民国女性诗词的多元书写》，有删减)

材料一：

从媒介变迁的角度看，人类的传播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口头传播、手写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四个阶段。其中，在手写传播和印刷传播两个时代，文字都是承载信息的主要媒介，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文字复制的效率及成本上。从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到20世纪初电子媒介诞生的数千年漫长岁月中，文字一直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信息传播载体而存在。文字不仅使信息的传播跨越了时空的限制，更使人类的知识（经验）积累成为可能，正是在跨越时空的信息交流与传承中，人类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文字亦成为凝结人类文明的精粹所在。

然而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电子媒介正在日渐取代文字在大众传播中的主导地位，文字阅读也日渐被视听化的观看行为挤占甚至替代。20世纪80年代，以波兹曼为代表的学者担心电视让“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化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相比至少要经过数年学习才能具备读写能力的文字媒介来说，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显然更符合人们的感观需求。信息娱乐化已经成为大众传播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为了提升电视节目的文化素养和底蕴，我国的电视文艺工作者一直主动地从文字媒介中汲取养分；电视文学曾令人眼前一亮，但只是昙花一现；电视读书节目在与娱乐节目、综艺节目争夺观众注意力的竞争中几无还手之力。然而，近年来，文字再次成为电视文艺深入开掘的对象，涌现了诸如《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朗读者》《典籍里的中国》《书简阅中国》等优秀电视作品，让一度边缘化的文字及其承载的文化记忆随着电视节目的破圈再次走入大众视野。

（摘编自但午剑《媒介变迁视野下电视文艺的创新与思考》）

材料二：

对于现代受众来说，中国古文典籍因其书写文本的䤸故，阅读起来需要一定的文学素养和知识水平，这也造成了现代受众与古文典籍渐行渐远。而《典籍里的中国》将内容锁定中华文化的优秀典籍，以现代戏剧表演的方式建构仪式现场，活化典籍，打破现代受众与古代文献之间的阅读壁垒。

传统文化类综艺的文化互通在形式上吸引年轻人注意，表述上建立现代文本编码，呈现上古今碰撞逐步实现观众对典籍文化的认知。如今，青年群体作为媒介参与和意义建构的主要群体，具有敏锐的文化洞察力和话语表达意愿，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利用社交媒体形成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常将某一议题推向社会进程深处。面对青年文化现象，《典籍里的中国》使用现代化表达方式建立具有引导力的文本编码，其现代日常话语呈现依托于舞台场景营造冲突感和趣味性。古今碰撞的节目表现以读书人撒贝宁为代表，撒贝宁个人风格搞怪有趣，受到具有反叛精神青年的喜欢，他的现代人物形象将现代化思潮审美品味带到古代，古今碰撞产生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击，现代化表达、穿越符号搭载在现代性文化上，代表着主流文化向青年群体靠拢，实现了主流媒体对传统文化的引导。《楚辞》篇中，撤贝宁将现代橘子带给屈原，求问楚辞何以灿烂不朽，一颗橘子贯穿屈原少年玩乐、青年得志、楚秦交好、国家灭亡全过程，橘子代表屈原对土地上人民情感的隐喻，是爱国家爱人民上下一心的象征。这种现代文学意向表达以穿越元素的搭载为包裹，以情动人，实现观众戏剧情绪共振，家国一体的认知得以建立，使节目获得广泛传播。尤其是在年轻受众中确立有效传播的印象管理路径，用现代化意向、青年文化文本以及更新的传播想象力激活观照人本的文化向心力。

《典籍里的中国》每一期节目选择特定的典籍并从中选择句子进行演绎，节目开始由读书人撒贝宁打开书籍引入，在节目呈现上由访谈间、典读会、戏剧演绎依次向观众展示认知优先级，观众经过节目次序的排列由浅入深逐步了解典籍及背后的故事，使节目和观众建立共识。另外，典籍人物的选择从司马迁到李时珍，再到屈原、孔子、徐霞客、老子，这些经议程设置的典籍承载着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品质。如老子集天下大道传递世人智慧，袁隆平为家国粮食储备奋斗在科研一线，屈原为国投汨罗江明志，这些典籍文本其映射的家国情怀在传播中得以凝聚观众共识。《典籍里的中国》将中国人的共同信仰寓于节目中，进行文化改造、重塑和凝聚，使历史产生个人情感共鸣，更能够使观众在共通的意义空间中，不断构建并强化自己的精神文化世界。

通过对节目的总结发现，它们往往以反复性、强化性重复解释片段来完成意义的搭建。每一期节目选择典籍中具有主题意义的名句进行反复解读，“专家讲解+识读典籍+演员演绎”三重叠加的媒介仪式重复解释，不断积累受众认知和情感上的认同，使节目在生产和传播中被赋予崇高意义和价值。《尚书》篇传递自古华夏一体的想象性主题，《天工开物》传递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心思想，《史记》篇讲述家国一体、天下一家的主题，《本草纲目》传递家国天下、大医精诚的价值信仰，《论语》讲述修己、安人、安百姓的中华民族智慧，《孙子兵法》传递兵者是国之大事的家国之重，《楚辞》传递了为国为民的大国情怀。三重叠加的传播方式使观众接受、认同节目意义。节目不仅通过反复策略建立集体认同，更将价值观融入节目主题中以维系社会意义的生产，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

（摘编自马欣《媒介文化认同对综艺节目的深度影响——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