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异常复杂的现象，宗教艺术也是这样。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主要是佛教石窟艺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并成为门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是在频繁战乱的南北朝。北魏与南梁先后正式宣布它为国教，是这种统治的法律标志。佛教历经隋唐，达到极盛时期．产生出中国的禅宗教派而走向衰亡，它的石窟艺术也随着这种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变化。

印度佛教中尸毗王割肉贸鸽、摩诃王子舍身饲虎等故事大量出现在敦煌北魏洞窟的壁画中。画面企图在肉体的极端痛苦中，突出心灵的平静和崇高。连所谓王子、国王都如此“自我牺牲”，那就不必说一般的老百姓了，这是统治者的自我慰安和欺骗，又是他们撒向人间的鸦片和麻药。这是一种地道的反理性的宗教迷狂，其艺术风格是激昂、狂热、紧张、粗犷的，构成了北魏壁画的基本美学特征。黑格尔曾说，把苦痛和对于苦痛的意识和感觉当作真正的目的，在苦痛中愈意识到所舍弃的东西的价值和自己对它们的喜爱，愈长久不息地观看自己的这种舍弃，便愈发愿意感受到把这种考验强加给自己身上的心灵的丰富。黑格尔的论述完全适合这里。

洞窟的主人并非壁画，而是雕塑。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陪衬和烘托。四周壁画的图景故事，是为了突出中间的佛身。尽管佛像身体前倾、目光下视，但对人世似乎并不关怀或动心。以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为特征，并且就在那惊恐、阴冷、血肉淋漓的悲惨世界中，显示出他的宁静、高超和飘逸。在巨大的、智慧的、超然的神像面前匍伏着蝼蚁般的生命，而蝼蚁们的渺小生命居然建立起如此巨大而不柯的“公平”主宰，也正好折射着对深重现实苦难的无可奈何的情绪。

跟长期分裂和连绵战祸的南北朝相映衬的，是隋唐的统一和较长时间的和平稳定。佛像变得更慈祥和蔼，关怀现世，似乎极愿接近世间，帮助人们。朝不保夕、人命如草的日子终成过去，在繁荣昌盛的统一王朝，精神统治不再需要用残酷的苦难来吓人，而变成以诱人的天堂幸福生活来吸引人。敦煌唐代雕塑与壁画不是以强烈对比的矛盾（崇高），而是以相互补充的和谐（优美）为特征了。与北魏洞窟中佛像叫人畏惧而自我舍弃相比，其心理状态和审美感受是大不一样了。

盛唐壁画中那些身躯高大的菩萨行列在中唐消失，人物成为次要，着意描绘的是热闹繁复的场景。菩萨（神）小了，供养人的形象却愈来愈大，有的身材和盛唐的菩萨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前者。在敦煌，世俗场景大规模地侵入了佛国圣地，实际标志着宗教艺术将彻底让位于世俗的现实艺术。

禅宗在中唐以来盛行不已，压倒所有其他佛教宗派，则是这种情况的理论上的表现。清醒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华夏传统终于战胜了反理性的神秘迷狂。禅宗将信仰与生活完全统一起来：不要那烦琐教义和仪式，不必出家，也可成佛；不必那样自我牺牲、苦修苦炼，也可成佛；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也就是成佛。“担水砍柴，莫非妙道”，“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因此，人们不再需要一种特殊对象的宗教信仰和特殊形体的偶像崇拜。正如宗教艺术为世俗艺术所替代，宗教哲学包括禅宗也为世俗哲学的宋儒所替代。完成了这一社会转折的敦煌宋代石窟，尽管洞窟极大，但精神全无，也没有多少宗教的作用和意味了。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佛陀世容》）

    生物钟是一门跨学科科学。生物钟学的中心概念是生物节律。

    生物节律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机制。它可以帮助生物体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每个器官和系统都有自己的节律，而它们之间又是互相衔接的。譬如，心跳平均每分钟70次。而晚上只有60至50次。处于运动状态时，心跳则会加快。呼吸和新陈代谢也如此。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自然界就产生了生物节律。

    生物节律是自然界产生的生物现象。它存在于生命的各个阶段。研究表明，生物节律对肌体适应不良生态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影响到疾病的治疗和预防。生物钟医学中还有一个概念——非同步。它犹如钟表中的尺寸不同的齿轮。当齿轮相吻合时，就会不停地运动。当齿轮出现故障时，肌体就有了毛病。

    坐飞机到外地就是一个例子。人已经习惯于晚上呆在某个地方，如果换了地方，肌体就需适应变化。如果不适应，人就会懒洋洋、工作效率低下、头疼、精神紧张、自我感觉不佳等。这一切都可称作非同步。

    一昼夜中，人体的机能是不断变化的，病亦如此，而且是严格遵循规律的。就拿高血压来说，早晨血压会升高，白天会下降并趋于正常，夜间又会升高。借助血压计可以测量出血压在一天中的变化情况。人可以根据血压升降的规律服药，而不是死板地一日三次。也就是说，一天服一次药就可以达到稳定血压的目的。少服药可以减少药物对人体的副作用，又可省钱。

    同样，针灸和理疗也要选择最佳时刻。选择的时间不当，也许还会造成不良后果。科学家曾经做过实验。他们给家鼠注射了增加肌肉收缩力的药物。药量相同，注射时间不同，结果大相径庭。早上注射，家鼠几乎全军覆没，而晚上注射则无一死亡。

    现代生物钟医学的主要研究课题是，研究纠正人体生物节律的方法和药剂。根据“生物钟”选择最佳时刻治疗疾病，能够收到比平时更好的效果。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起使用的方法是借助理疗仪。用得相当多的还有调节褪黑素生成的药物。

    要学会维持正确的生物钟，否则就会出现生理和心理紧张。要努力使自己的社会活动节律与自己的生物钟相吻合，这样才能精力充沛和高效率地工作。

    伴随着科学对人类社会的改变，人们对科学的力量越发信奉，进而发展成科学主义思潮。20世纪初，哈佛大学教授、“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提出的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引发社会空前关注，也使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融合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科学主义思潮视科学研究为认识世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唯一正确方法，认为科学技术是万能的。科学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革，在将人从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创造出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价值危机，使人在精神上感到焦虑和无所适从。

    科学的负面效应必然引起传统人文主义者的批判，他们呼吁用人文引导科学的发展，以人文的“善”为科学的“真”保驾护航。而人文主义发展到现代及后现代阶段，涌现出唯人文主义者，他们在认知世界的方式上表现出极豉非理性，完全否定科学价值。这种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可以追溯到叔本华，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将世界的本质归属为意志，开启了非理性主义的先河。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共同特征，就是完全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否定人的理性存在，主张只有通过直觉、信仰、意志等非理性因素才能认识世界。这在无形中加剧了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和冲突。

    面对愈加剧烈的分裂、对立和冲突所带来的弊端与危害，人们积极寻找出路，但均忽略了生命对于科学和人文的原点意义。生命是客观实在和主观建构的有机结合，是理性存在和感性体验的统一。作为生命主体认知世界的方式，以生命为内核的生命文化表现在精神、价值和方法等方面。就精神而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生命精神的两种不同表象，最终都归属于生命精神。科学文化富有求真精神，人文文化也蕴含客观和真实。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文化对于调和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在面对环境破坏、生态失衡和社会失调时，人们谴责科学技术，实际上谴责的是唯科学主义思想和在科技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的因素。就方法而言，随着学科交流和渗透，学科间范式相互借用，科学与人文的分化与融合不断演化，形成新的学科，如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等都是这种融合的产物。

    如果说生态文化是针对人与自然扭曲关系的梳正与表达，那么生命文化则是以生命为基点，聚焦于人生命的真善美的文化，是面向自然、社会和人类关系的学说。它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要求科学和人文的调和，解决现代社会人性的蒙蔽和对科学技术的迷思。在个体层面，要求协调科学和人文，正确处理生命个体与群体、社会、自然的关系。在群体层面，生命文化要求正确处理生命群体与自然、社会、宇宙等的关系，同样要求科学的发展充满人文关怀、人文的发展不缺科学的理性。在当代，生命文化要求走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藩篱。一旦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与科学主义相勾结，就会导致主体失去生命自主意识，更不可能诗意地栖居。生命文化昭示富有人文关怀的科学和充满科学智慧的人文，在生命文化的引导下，科学和人文将会相互交融而又彼此独立，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妥善共存。

（摘编自江文富、邱龙虎《生命文化：科学与人文的和洽之道》）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等。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摘编自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屈原与楚辞》）

    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

    杜甫之所以能有集大成之成就，是因为他有可以集大成之容量。而其所以能有集大成之容量，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他生而禀有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理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大极强的感性，可以深入到他接触的任何事物，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另一方面又有着极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与局限，做到博观兼美而无所偏失。

    这种优越的禀赋表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歌体式风格方面而言，古今长短各种诗歌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采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等作中，则可见到他对各种诗体运用变化之神奇工妙；又如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变化而出的一种新面貌。就诗歌内容方面而言，杜甫更是无论妍媸巨细，悲欢忧喜，宇宙的一切人物情态，都能随物赋形，淋漓尽致地收罗笔下而无所不包，如写青莲居士之“飘然思不群”，写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写丑拙则“袖露两肘”，写工丽则“燕子风斜”；写玉华宫之荒寂，予人以一片沉哀悲响；写洗兵马之欢忭，写出一片欣奋祝愿之情、其涵蕴之博与变化之多，都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证明。

    其次值得注意的，则是杜甫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我以为每一位诗人对于其所面临的悲哀与艰苦，都各有其不同的反应态度，如渊明之任化，太白之腾跃，摩诘之禅解，子厚之抑敛。东坡之旷观，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气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别之，不过为对悲苦之消融与逃避。其不然者，则如灵均之怀沙自沉，乃完全为悲苦所击败而毁命丧生，然而杜甫却独能以其健全的才性，表现为面对悲苦的正视与担荷。所以天宝的乱离，在当时诗人中，唯杜甫反映者为独多，这正因杜甫独具一份担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时代的血泪，都成为了他天才培育的浇灌，而使其有如此强大的担荷之力量的，则端赖他所有的一份幽默与欣赏的余裕。他一方面有极主观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极客观的从容的观赏，如著名的《北征》诗，于饱写沿途之人烟萧瑟、所遇被伤、呻吟流血之余，却忽然笔锋一转，竟而写起青云之高兴，幽事之可悦，山果之红如丹砂，黑如点漆，而于归家后，又复于饥寒凛冽之中，大写其幼女晓妆一片娇痴之态。此外，杜甫虽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其诗体中却往往有“戏为”“戏赠”“戏作”等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杜甫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相反而相成的两方面的表现。这种复杂的综合，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又一证明。

（摘编自叶嘉莹《轮渡复七律直言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