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摘编自《垃圾变资源！这不是魔法，而是垃圾分类》，2017年4月5日新华网）

材料二：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表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分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是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气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随着深化改革和“双创”热潮对人才就业市场的影响加深，一向手捧“铁饭碗”的公务员群体，也渐渐开始将职业发展由以往的体制内融入多元化的就业市场中。对此，全球最大的职场社交平台Linkedln(领英)针对当前我国公务员的跳槽情况，围绕公务员“下海”职业流向和发展状况等核心数据进行了统计，对公务员群体多元化就业发展趋势作了观察。领英的数据显示，在2006～2015这十年间，公务员跳槽前的职级多以初级为主，科员高达53%。以工作年限区分，工作0～3年的公务员占到了37%，工作3～6年的公务员占到了23%。

公务员跳槽流向行业分布：

    领英的数据中，公务员跳槽前的职级多以初级为主。其中科员高达53%，科级正职、科级副职分别以18%、13%紧随其后。由此可见，初级公务员更有动力选择跳槽，在更为广阔的职场空间实现自我价值。

    在对已经跳槽的公务员群体的追踪中，领英的数据显示，处级干部转型后，在市场化的职业环境中晋升总监或高管的比例最高。同时，正科级干部担任经理、总监的人数较多，而科员多以从事初级职位为主。这一结果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前市场化就业环境对于体制内转行职场人的认可和接纳。

(光明网2016年6月21日)

材料二：“公考热”曾经席卷全国，而与此同时，智联招聘发布的《2016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却让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公务员群体。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春节跳槽人群最活跃的竟然是公务员，跳槽数量更比去年增加超三成。公务员“跳槽热”是否真的来临？这是喜还是忧？

    其实，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反腐，并出台各项规定与禁令。公务员便逐渐地褪去了“光环”，逐步走下了“神坛”。随着养老金“双轨制”的废除，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务员越来越市场化，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从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有其“必然性”，这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是相当有利的，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公务员这个群体，也激活了社会人才市场，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分配，使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当然，公务员“跳槽热”也必然会引发担忧，公务员作为管理者与服务者，需要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而公务员跳槽过于频繁，则有可能对公务员队伍建设造成负面影响，有可能破坏公务员群体的整体性，也有可能降低公务员群体的服务水平，从这个层面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令人担忧，值得重视。

    无论是喜还是忧，公务员跳槽或许离“跳槽热”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公务员开始跳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既然发展的是市场经济，就应让市场更多地去决定，更多地遵循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少一些过度的解读，相信最终势必会达到“多赢”的状态。

(人民网2016年5月27日)

材料三：近日，智联招聘发布《2016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其中令不少人惊诧的是，被认为抱着“铁饭碗”的公务员竟成了跨界跳槽最活跃的白领人群，白领中有三成公务员纷纷转到房地产、金融等行业。

    公务员跳槽的原因，主要是追求实现自我价值。不能否认，公务员跳槽有收入待遇降低的因素，但他们这个群体当下所作出的选择，也是对国家改革政策的理解和呼应，也可以说是看到了“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所带来的新机遇。

    说到底，社会经济活力的激发，离不开一流的人才参与。现在政府出台的不少新政，正是为了使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更具活力。面对如此迅猛的发展形势，公务员队伍中自然会有人出来“闯一闯”，而从以往的经验看，他们中最终会有不少成功者。换个角度说，现在有一部分公务员出来创业，也是人才资源的活力释放，对优化人才配置的正向力量不可小视。

(《苏州日报》2016年6月28日)

材料一：

    在西安，长安通卡可以实现一张卡既能乘坐公交地铁，还能租赁公共自行车甚至购物支付的功能。为了省去患者跑上跑下还要多次排队交费的麻烦，西安多家医院也推出了类似的就诊卡服务，一张卡集合了挂号、就诊交费等功能。虽说在一家医院是方便了，可要是换家医院，又得重新办卡，仍是异地就医。同在一个城市中，如果这些卡能“合多为一”，一张卡能在多间医院使用，应该能给患者省去不少麻烦。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记者了解到，2014年4月，西安建成居民医疗“一卡通”资金结算平台，但是目前，较为方便快捷的“一卡逦”只能在西安市内5家医院通用。西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信息中心负责人张杨说，在西安市，除去民营医院，西安市的公立医院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西安市市属医院，二是部队医院，三是各大院校附属医院，四是省属医院。在不同系统和不同管理部门中通用一张卡，难度不小。不过张扬介绍说，西安市卫计主管部门也在不断改进，在西安市辖区内的医院推行一卡通的工作也在完善中。

（摘编自刘君鹏《一卡就医难一地仍异地，西安百姓望“院”兴叹》）

材料二：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材料三：

    目前，随着2017年全国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制度的实施，以及定点医疗机构覆盖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患者异地就医住院报销日益便利。不过，国务院督查组近期在多地走访调查时发现，部分地区仍存在不少问题，给患者报销带来不便。

    天津市人社局医保制度处处长蔡若著坦言，尽管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工作成效初显，但也存在一些痛点和堵点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目前，各省市负责异地联网结算的管理部门各不相同，在职能分工、层级划分、岗位设置等方面存在差异，致使异地间工作沟通较为困难。同时，各省市资金清算在31个统筹区进行，每个月工作量较大，且存在资金核算管理风险。督查组在调查走访中还发现，由于对医保异地结算等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仍有大部分基层镇村新农合参保人员不了解异地就医和结算手续。

（摘编自张斌、方问禹、张华迎《医保异地结算堵在哪里？痛在何处？一一国务院督查组走访直击》，新华社2018年9月3日）

材料四：

    东莞市2017年6月成功接入国家异地就医联网平台，将全市所有医保定点机构同步纳入平台，实现了全覆盖。

    东莞市社保局加强就医指引，通过“一网两微”平台发布便民信息，公布市内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定点医院，并提供走位服务；在社保经办大厅和定点医院张贴跨省异地就医流程图，安排社工提供政策咨询，引导参保人就医；在定点医院开设跨省异地就医窗口，全年无假日为异地患者办理联网入院和出院结算手续。

    东莞市还率先对“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作出探索，参保人到省内联网医院办理住院就医登记后，出院时只需支付个人承担的费用，其他费用由就医地经办机构审核后即可在就医地直接结算，实现待遇结算实时高效。72岁的退休人员罗象新是受益者之一。

    此前她在东莞工厂工作并参加社保，退休后返回四川成都老家生活。今年3月她在成都华西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就是用东莞社保卡进行刷卡就医的。“在华西医院治疗产生的费用，可以用东莞社保卡当场办理报销，像刷银行卡一样方便。”罗象新在电话中不住地点赞东莞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民性。

（摘编自郭文君《东莞全市社保定点医疗机构全部接入跨省结算系统》，《南方日报》2018年11月13日）

材料一：

    2018年12月8日2时2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四号探测器，开启了月球探测的新旅程。嫦娥四号探测器后续将经历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最终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开展月球背面就位探测及巡视探测，并通过已在使命轨道运行的“鹊桥”中继星，实现月球背面与地球之间的中继通信。

    嫦娥四号任务于2016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实施，包括中继星和探测器两次任务。“鹊桥”中继星于2018年5月21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四号丙遥二十七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进入环地月拉格朗日L2点使命轨道，目前状态正常。

    探月工程自2004年正式启动以来，从嫦娥一号拍摄的全月球影像图，到嫦娥二号首次实现我国对小行星的飞越探测，再到嫦娥三号成功实现落月梦想……对我国月球及深空探测乃至航天事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是继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飞行取得成功之后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奔月梦想，开启了中国人走向深空探索宇宙奥秘的时代，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世界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行列。

    探月工程重大专项由国防科工局牵头组织实施。嫦娥四号任务由工程总体及探测器、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地面应用五大系统组成。其中，工程总体由国防科工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承担；中继星、探测器、运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制生产；发射和测控任务由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负责；地面应用系统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承担，有效载荷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单位研制。此次发射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94次发射。

（摘编自冯华、蔡金曼《探月工程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开启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之旅》，《人民日报》2018华12月10日）

材料二：

    据美国石英财经网站12月10日报道，在帮助把嫦娥四号探测器送入太空的火箭箭体上，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贡献表达了认可，在箭体上印上了嫦娥四号及“鹊桥”中继卫星所搭载设备研制机构的标志。“鹊桥”中继卫星将帮助探测器与地球通信。

    报道指出，以下是中国在用以保护嫦娥四号探测器的火箭头锥上提及的国家。荷兰奈梅亨大学牵头设计了一种无线电天线，该天线早些时候随“鹊桥”中继卫星发射升空。科学家们希望该天线接收到可以透露宇宙起源线索的信号。由于受到干扰，在地球上很难捕捉到这些信号。

    报道称，德国基尔大学科学家帮助研制了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器，将用来测定月球辐射水平以及开展其他实验基尔大学实验及应用物理学研究所主任罗伯特·威默-施魏因格鲁伯对记者说，这一合作始于德国航天企业OHB系统公司2015年组织的一个研讨会之后。成默·施魏因格鲁伯说：“我们的想法得到中国相关评审委员会的赞同，因此我们2016年1月被选中研制一台辐射探测仪，即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器。”

    报道称，沙特科学家硏制了摄影仪器，为月球拍摄影像和照片。该仪器搭载在与“鹊桥”中继卫星任务一起发射的一颗微卫星上。

    据瑞典空间物理硏究所马丁·维泽尔博士透露，除上述国家外，嫦娥四号还配备了瑞典制造的一台探测仪，该设备可以分析太阳风如何与月球表面相互作用。该设备系瑞典空间物理研究所研制。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12月12日）

材料三：

    随着一声巨响在川西南的山谷里回荡，火箭拖着红火的尾焰载着嫦娥四号探测器拔地而起，朝着夜空的最深处飞去。在距离发射塔架3公里外的集结地，任利杰和同事们高兴地击掌相庆他们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担负每次发射的医疗保障任务。大家说，他们最不愿意在发射时向公众“露脸”，因为这意味着遇到了突发情况。事实上，自1996年以来，他们一直没有出动过，但这并不影响这群人牢牢坚守在这里的韧劲儿。

    在发射塔架仅百余米外，救护车停在一边，医院门诊部主任任利杰和同事们正在对药品和器械进行最后的检查。此时，发射塔架已经封闭，里面的火箭整装待发。“无沦是火箭吊装，还是燃料加注，我们必须在塔架附近，随时应对突发情况。”任利杰说。按照要求，他们需要在发射前八小时来到这里，发射前半小时与最后一批工作人员一起撤离。

    今天凌晨，火箭顺利发射升空。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又回到了发射区，反复检查现场是否会有损伤风险。确认一切顺利，完成工作后，他们还要尽快赶回医院。

（摘编自张航《最不愿“露脸”的人坚守在风险最前沿》，《北京晚报》2018年12月8日）

材料一：

    我国千百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孕育了众多具有浓郁民族特色、享誉国内外的老字号。据了解，建国初期我国约有1万多家老字号，分布在餐饮、零售、食品等众多行业。

    老字号承载着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是新时期开展诚信兴商的核心内涵和宝贵财富。但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转换的影响，我国老字号企业在发展中遇到许多新问题。部分老字号企业组织化程度低，技术、管理落后，市场开拓能力较弱。特别是长期以来，由于对老字号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不够，缺乏合理的发展规划，老字号传统特色技艺和文化缺少必要的政策支持，这些都严重制约了老字号的发展。

（摘编自《关于保护和促进老字号发展的若干意见》）

材料二：

    目前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有1128家，发展良好的如片仔癀、稻香村等仅占20%—30%，受困于缺资金、缺人才和缺品牌三大问题，多数企业经营欠佳。以云南为例，该省老字号企业共计89家，但只有38家实现持续3年盈利。

    老字号价值在老，出路在新，这个“新”不仅体现在对传统产品的改造上，还体现在发展理念的转型、销售方式的变化中。要创新理念、开阔视野，打破固有格局，多角度地提升老字号品牌的市场活力；要创新产品形态和营销模式，善于用互联网思维挖掘老字号的文化内涵，在知名度、忠诚度方面赢回顾客群，在“互联网+”的大潮中找到生存之道。

（摘编自《老字号价值在老，出路在新》，2017年6月22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中华老字号”的招牌和“非遗”文化赋予老品牌新的增长点，但其传承百年的生命力归根结底还在于久经考验的制作技艺，正如同仁堂古训所言：“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中华老字号传承百年有其坚守，在传承中不断创新，诚信严谨，追求卓越品质；品牌新星上榜百强有其专长，稳健中开拓进取，用人才，重服务，讲诚信，担责任。不管是老字号还是百强企业，透过各家官方网站上关于企业文化的相关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创新、诚信、卓越”的共同价值观是中国品牌永不褪的底色。

（摘编自《从“老字号”到“百强企业”，看中国品牌本色》，2017年5月10日新华网）

材料四：

    在调查中发现，部分消费者对所属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比较熟悉，但对于其他城市的认知度却偏低。对于国外老品牌，消费者的认知度较高。中华老字号品牌与国外老品牌相比的不足，大多在于传播、推广、销售上缺乏延展性与国际化发展策略，使得品牌不断老化，国外老品牌有90%经过品牌延伸来重塑品牌形象，恢复、提升品牌活力。

    消费者对中华老字号的印象仍停留于老字号的“传统”上，未能直观地感受老字号的发展与创新，据统计，最能直接吸引改变消费者的途径是通过创新来重塑视觉形象实现品牌的崛起。在中华老字号的改造和创新中可以系统而又规范化地重塑品牌视觉形象，结合多元化传播推广模式，全面塑造、提升品牌形象。

（摘编自周怡洁《中华老字号品牌的形象重塑》）

    材料一：

    我国快递业发展迅猛，作为世界第一快递大国，目前快递行业已经有300万名一线员工，为开辟就业增收提供了新渠道。

    调查显示，80后、90后构成了快递员队伍的主体。快递员群体的整体年轻化，是快递基层工作繁重的最直接体现。76.31%的快递员来自农村，15.89%的快递员来自县城，仅有7.8%来自城市。2018年“双11”期间，快递员平均每天工作14个小时左右，最高达19个小时，超过80%的快递员每天派件数量超过200件。在这种劳动强度下，多数快递员的月收入仍然在5000元以下，尽管在“双11”期间快递员的收入普遍提高，但大部分也不超过万元。

    （摘编自2018年《国家邮政局快递员生存现状调查》）

    材料二：

    快递员群体的自我认同是这一群体社会认同的关键。从职业感受看，35.8%的快递员认为这份职业有前途，值得干下去；43.35%认为还需要干一段时间再说；20.85%明确认为目前只是过渡，以后还会跳槽。

    社会认同是快递员社会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大众大多认为快递员忙碌、热情、有礼貌，总体印象描述还是比较积极乐观的，认为快递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绝大多数社会大众择业是不会选择快递员作为自己的职业，职业归属感认同较低。

    （摘编自梦想天空团队《快递员生存现状及社会认同研究——以安阳市区为例》）

    材料三：

    快递从业人员中，有90%的人没有劳动合同、五险一金。除了顺丰、EMS等资源公司，大部分快递公司的网点都采取加盟模式，而在加盟网点工作的快递员，劳动权益往往很难得到保障。在快递业务量全国排名第一的广州，打开招聘网站查询当地快递员招聘信息，抽取的50条中仅有11条承诺提供社保，岗位主要来自顺丰、德邦、世纪卓越等，其他公司一般仅提供吃住。劳动合同缺失，五险没有保障，对于这些快递员而言，可依靠的似乎只有老板的人品。并非每个快递小哥都愿意缴纳社保。拿到手里的才算钱。也有人更愿意省下这笔社保费。快递这行流动性大、不稳定，网点不赚钱的话就换家公司，签合同交社保反而成了一种束缚，不便于跳槽。很多快递员更愿意干一天拿一天的钱。不签合同、不缴社保似乎成为快递行业公开的秘密。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