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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困难

湖南省长郡中学、师大附中、长沙市一中、雅礼中学2018届高三语文模拟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知识。他把前者称为显性知识,而将后者称为隐性知识,也称为未明言知识。所谓显性知识,即能够用各种明言符号加以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传的知识。波兰尼认为,我们知道的要比我们所能言传的多,表明了隐性知识的存在。

    波兰尼提醒我们不要把隐性知识理解为神秘经验,隐性知识只是难以用语言来充分地表述,而不是说对这类知识绝对地不能言说。波兰尼绝不只限于承认隐性知识的存在,他更主张隐性知识相对于显性知识具有理论上的优先性。在波兰尼看来,隐性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即领会经验、重组经验的能力。

波兰尼的隐性知识是存在于个体中的、私人的、有特殊背景的知识,隐性知识以个体内在携带的“意会模型”为中心,这些意会模型是概念、形象、信仰、观点、价值体系以及帮助人们定义自己的世界的指导原则。隐性知识也包含一些技术因素,包括具体的技能和专门技术以及来源于实践的经验。

    野中郁次郎也认为有两种不同的知识,即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因此很难规范化,也不易传递给他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隐性知识是一种主观的、基于长期经验积累的知识,不能用几个词、几句话、几组数据或公式来表达,内容有十分特殊的含义。隐性知识包括信仰、隐喻、直觉、思维模式和所谓的“诀窍”(如手工匠掌握的特殊技艺)。

隐性知识的概念最早是由波兰尼提出的,野中郁次郎借用了这一概念,但与波兰尼有所不同。野中郁次郎使用隐性知识一词代表的是难于表达的特殊知识,而波兰尼所指的隐性知识是指以理解一切行动为背景的知识,也即一切知识根植于隐性知识。关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关系,野中郁次郎与波兰尼的观点也有差异。有学者说,在野中都次郎看来,二者的关系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而在波兰尼看来,则是“同一硬币的两面”。

(1)、下列对波兰尼关于隐性知识的表述,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隐性知识是指那些难以用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表述的知识,例如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 B、隐性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掌握它的目的在于领会与重组经验。 C、隐性知识并不是什么神秘经验,但要想充分地言说它,也是很不容易的。 D、隐性知识包含个体内在携带的概念、形象、价值体系等,以及帮助个体定义自己的世界的指导原则。
(2)、下列对野中郁次郎关于隐性知识的表述,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个人的信仰、特殊的技艺和隐喻、直觉及思维模式,都属于隐性知识的范畴。 B、隐性知识的内容具有十分特殊的含义,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用几个词、几句话、几组数据或公式来表达。 C、隐性知识主要是长期积累的主观知识,因而“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D、野中郁次郎借用了波兰尼的隐性知识概念,但没有形成他自己独立的学说。
(3)、下列对本文内容的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波兰尼认为隐性知识相对于显性知识具有理论上的优先性,显性知识根植于隐性知识。 B、波兰尼强调隐性知识是以理解一切行动为背景的知识,而野中郁次郎则强调隐性知识高度个人化和难于表达的一面。 C、依据本文内容提取三个关键词,应为“波兰尼”“野中郁次郎”“隐性知识”。 D、波兰尼和野中郁次郎都认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试题。

骚扰电话该谁管?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骚扰电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理财推销、发票开具、中奖兑换、房屋租售、辅导培训,骚扰电话五花八门,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让人感觉“接不完,不胜烦”。

    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今年3月,百度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安全白皮书》显示,2015年,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较2014年上涨57%。这么大的数量,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人手机上显示,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怪事?

    客观地看,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电话为例,除非含有色情、暴力、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哪些内容属诈骗。更有人认为,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这种似是而非的“付费就能使用论”,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对每年数以几百亿计的骚扰电话,难道只能听之任之?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骚扰电话分工精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些所谓高科技软件公司开发出的系统,既能批量外呼,还能语音自动群呼,更能随意更改主叫号码,为骚扰电话推波助澜;有的地方电信运营商为了追求利润,滥用透传技术,出售通道帮不法分子建立呼叫中心,提供交换机等设备支持,更助长了骚扰电话的气焰。有媒体报道,在这条黑色利益链背后,每通话1分钟,运营商能获得五六分钱的收益。

    打击骚扰电话,离不开电信运营商的主动作为。对个别地方运营商参与骚扰电话产业链牟利问题,各大运营商总部应严格行业规范,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普查,清除内部害群之马。对授权出售常见骚扰电话号段的代理商家,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在电信号源、号码发放、资质审核、投诉处理等环节都不能放松。在甄别骚扰电话的技术上,积极与相关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不断改造升级屏蔽软件,让相关软件更有效。

打击骚扰电话,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加大处罚力度。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开设专门网站,为电信用户申请“别打我电话”服务,把那些申请保护的电话编入“全国别打电话名录”,推销公司如果拨打列入该名录的电话,将被处以1.1万美元的罚款。德国法律规定,乱打骚扰电话者,将根据情节,除被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外,还将面临最长3年的监禁。

    这几年,为打击骚扰电话,我国有关部门先后多次开展“清网行动”,查处了不少伪基站,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根本上管住骚扰电话,还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协作。电信运营商应当尽到管理责任,工信、工商、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建立应急协调机制,提高骚扰电话的拨打成本,加大对违法分子的处罚力度,为饱受骚扰的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小题。
苏轼的意义
李泽厚
    ①苏轼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们最亲切最喜爱的对象。其实,苏轼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画的真迹不可复见,就其它说,则字不如诗文,诗文不如词,词的数量也并不算多。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着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重要的人物,原因在哪里呢?
    ②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无论是他的上皇帝书、熙宁变法的温和保守立场,还是其他许多言行,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甚至有时还带着似乎难以想象的正统迂腐气。但要注意的是,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这后一面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更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已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然而做和尚也仍要穿衣吃饭,仍有苦恼,也仍然逃不出社会。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如果可以说,《春江花月夜》(张若虚)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这里的情况刚好相反,尽管没多谈,却更觉沉重,正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然而就在强颜欢笑中,不更透出那无可如何、黄昏日暮的沉重伤感吗?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社会、人生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
    ③在古今诗人中,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终唐之世,陶诗并不显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视。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并从此之后,地位便巩固下来了。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④但是,苏轼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摆脱的出世的意念。无怪乎具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绝不喜欢苏东坡。王船山也是如此。他们都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轼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

    乡贤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性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的追怀必然要重视乡贤文化。

    谁是乡贤?或者说谁有资格称为乡贤?大致来说,乡邑有道德声望和卓越建树的人方可称为乡贤。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因时代不同而标准不同,但总的说来,古代标准的尺度,权衡在地方人心,落实在乡贤祠的祭祀上。一个乡邑中人,品学为地方所推崇,死后被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受春秋致祭,便称乡贤。乡贤文化属于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乡贤所创造的具有人文价值的物质成果和精神财富。当我们称乡邑某前人为“贤”的时候,是包含道德层面的肯定和赞誉的,所以乡贤文化无疑是人文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对乡贤文化的认知让我们很有启发,他辞官回乡以后,花了很大的精力对乡贤事迹深入发掘,为地方文化谱系建立永存的标识,其目的正如他在《感怀》诗中所说:“古人观世道,首重在人心。天地纵多故,此志终昭森。”这里的人心,是乡贤的道德高度,是一种至善大有、忠贞正直、悲天悯人、推己及物的典型人格。

    当然,乡贤文化是一种地方性人文标识,我们评价乡贤文化应有切实的地方视角,以“地方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观察地方乡贤的道德风范和精神高度,并发掘出其地方文化根性。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乡贤大致分为“当地的贤达”和“与乡邑具有地缘关系的贤达”。前者一般指乡邑士绅,他们在人格精神上保持高风亮节,在为人处世上谨慎谦退,在行为姿态上勇于担当,因此在地方享有很高的威望和信誉,是乡邑发展、稳定、和谐的主导力量。很多地方的文化精英走出了乡邑,但他们从方言音声到性格风尚、观念行为都带有乡园烙印,其实践成果和道德文章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产生影响,但都与其乡园有着天然联系,因此应注意乡贤文化与整个历史传统文化的关系。举例来说,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表达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和道德高度,具有历史的典型意义,如果将其放到吴文化的范畴中,他们都是苏州的乡贤,其思想观念都和苏州乃至江南之地域、人文密切相关,自然属于乡贤文化。

    在乡贤的人文道德力量传播影响方面,文献、文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地方文献是乡贤事迹的载体,地方志中各类《人物志》往往首重乡贤,历代《乡贤考证》类的专书林林总总,谱牒家集更是汗牛充栋。这类文献的收集工作历来受到重视。文物是乡贤文化的物质遗存。庙祠、故居、碑志等故物是乡贤生活和思想的实证,其存在就是一种历史叙述。明人李东阳认为,乡贤与自己同生于一方水土,成长于同样的人文环境,如果知其名、晓其事,目睹其庙祀遗貌,崇敬、仰慕、效法之情就更易产生。这说明,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而“看见”能产生感召力,形成亲近感,使人见贤思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乡贤文化的建设上,应该对乡贤文物遗存给予足够的重视。

    文献和文物使乡贤的道德精神“看得见”,其实乡贤文化之所以产生影响,除“目染”之外,还在于“耳濡”。基层社会的文化常常通过口耳相传,人们在习得中形成精神熏陶。言偃作为孔子的“南方夫子”的事迹随着常熟“言子巷”的地名而自然为今人默念不忘,范仲淹设义庄、建义学也早已成为民间佳话而流传,周顺昌“好为德于乡”的事迹则与《五人墓碑记》同样深入人心。

    当然,古今文人重视乡贤,努力建构乡贤文化,其化育影响的作用亦不可忽视,这方面的工作应当加大力度。建构乡贤文化,要有足够的地域文化修养,同时以深厚情感投射于乡贤人物,用时代语言和历史逻辑构筑起思想的河床,用可以感知的乡贤事迹铺垫出道德文化的高地。

现代文阅读Ⅰ

材料一:

奥林匹克运动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精神追求。回首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奥林匹克运动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精彩绝伦的体育比赛与优异的运动成绩,也不仅仅是城市在物质层面的快速发展,更多的是对人自身全面发展、对社会和谐进步、对世界和平等更高层次理想的关注与实践。

早在古希腊奥运会时,人的和谐发展便成为奥运会发展的主题,形成了以“和平友谊”“公平竞争”“追求人体健美”和“奋进”为主要内容的奥林匹克精神体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吸收了这些古奥运思想,摒弃了古奥运会的民族主义色彩和排外特征,使奥运会成为包容、开放的和平友谊盛会。他明确提出了现代奥林匹克主义最基本的目标:人的身心协调和全面发展。他还说,体育竞技的目标不是要造出健壮的“人形动物”,而是培养和造就像古希腊人那样身心协调发展的、完整而健康的现代人格。

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是奥林匹克运动个人层面人文价值的集中体现。顾拜旦从古奥运会遗产中得出了体育竞技应是使人身心和谐发展的结论,从而彻底否定了世俗所认为的体育竞技只是“身”的一元文化的观念,确定了新的竞技体育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奥林匹克主义的核心正是人的全面发展。“在奥林匹克圣火下,参加体育竞技不仅是身体的健康与娱乐,更重要的是通过竞技使人的精神、道德、思想及意志品质得到全面的提高,成为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一代新人。”因此,通过竞技运动手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奥林匹克运动个人层面人文价值的核心内涵所在。

奥林匹克运动社会层面的人文价值集中体现为建设公平和谐的社会。奥林匹克竞技是以竞争为前提的,但竞争不是无序的和盲目的,所有竞争都有严格的制度,所有参加者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每项竞赛都有细致而严格的评判标准,对场地、器材有统一的要求,使双方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技术、战术、体能、智慧及心理素质的综合较量,这些方面均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人文价值。

促进不同国家、文化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是奥林匹克运功国际社会层面的人文价值,奥林匹克运动并不仅限于促进参与者个人的发展与完善,它还对人类总体社会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进行着更积极的思考。《奥林匹克宪章》说:“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精神互相了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体育是一种国际语言,不需要翻译、解释,人们便可以自由地交流。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不分肤色、种族、贫富、宗教信仰,在统一的规则下,紧张激烈而又公正友好地竞争,这种大规模的群众互相接触,互相了解的活动为人类创造了良好的理解与沟通环境。

(摘编自孙葆丽《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价值》)

材料二: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曾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在全世界饱受新冠肺炎疫情侵扰的今天,办好冬奥盛会,需要从我国奥运史中不断汲取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充分发扬北京奥运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与世界奥林匹克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接碰撞而结出的灿烂果实,不仅是中国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中国重要的文化软实力。

北京奥运精神的最大底色是爱国主义精神。奥运是跨越时空的联结,奥运梦想的追逐和奥运精神传承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发展,因为奥运与国运从来都是唇齿相依、紧密联系的。竞技体育,实现爱国的根本途径在于拼搏,奥运会是最能体现拼搏精神的舞台。在奥林匹克精神的鼓舞下,一代又一代的奥运健儿不断发掘自身的潜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世界纪录,把诸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奥运赛场上国歌响起、国旗升起,可以极大地振奋国人的爱国热情,凝聚更强烈的奋斗激情。

北京奥运精神内在生发的动力源泉是团结协作精神。北京奥运会成功的重要前提是“全民参与、共享奥运”,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七大城市牵手同心,赛事组织务实高效,后勤服务保障有力,人与人、部门与部门、城市与城市之间高度配合,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可以说是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结果。这种全民参与也激发了人们对体育运动的空前热情。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体育为大众、把健康和友谊送给全世界的理念,在北京奥运会上得到充分彰显。

北京奥运精神的最大共识是服务奥运的科学精神为自主突破、革故鼎新、应对挑战提供不竭动力。北京奥运精神中创新超越所倡导的自主突破、革故鼎新、勇攀高峰等与中国革命精神是一致的,也与奥林匹克精神中“追求卓越”的价值理念相契合。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了对创新的思考。习近平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不断创新同样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申奥、办奥过程中,“技力”与“气力”都很重要,也都得到较大的提升与发展。如在奥运场馆建设方面,北京奥运诸多比赛场馆的先进设计建造理念,及其呈现出的高超水准,都蕴含着“科技奥运”的创新超越精神。正是应用装配式快速拆装和调平动态监测技术,“水立方”摇身一变,成为服务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冰立方”,真可谓“内外兼具”的全能型体育场馆。

立春时节,第24届冬奥会在“双奥之城”北京盛大开幕,具有“中式美学”意味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惊艳全场的“迎客松”烟火,交相辉映的“冰雪五环”与“巨型雪花”,阜平山区的孩子们头戴虎头帽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会歌,让人叹为观止。不断汇聚的一朵朵雪花,冬奥历史上首支低碳氢燃料火炬,由工业建筑改造成的首钢大跳台,无不彰显着“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也诠释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精神。

(摘编自邹秀春等《北京奥运精神的形成、内涵与价值》)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韩愈的师道思想对宋代以后儒学教育的发展和我国儒家师道传统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钱穆就提出:“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应该远溯到唐代之韩愈。”韩愈提出和坚守的“为师之道”是在“耻师”的社会风气盛行、缺乏足够的外部引导与约束的条件下的自我道德建设,体现的是教师的文化使命与道德担当。考诸韩愈的师道思想,在强调“以德育德”的当下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韩愈所谓的“道”是相对于佛老而言的儒家之道,韩愈所谓的“师”则是相对于经师而言的传道之师。由是,“道”与“师”在此形成同构关系:一方面,“道需要通过儒师的论说传述,才能得以绵延不绝”,教师成为道统传承的保证;另一方面,儒师需要维护“道”的神圣性,以保证社会身份的尊崇,儒学成为教师地位的背书。显然,“句读之师”不能承担起这样一种“师”“道”同构的重任,因此韩愈在重塑“师道”传统的过程中,赋予了教师更为深刻的“为师之道”。

师以传道的使命担当

《师说》开篇即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教师要自觉地把“传道”作为自身的文化使命和道德责任,将儒家的圣王之道传承下去。魏晋时期儒学衰微,除了有社会动荡的客观因素外,也有儒家学者在“家法师守”的过程中忽视对儒家文化本身的传承与创新的因素。这样的人在韩愈看来,不过是“经师”,远远称不上“人师”。中国教育传统强调的“以文化人”,关键在于化,而不在于文。具体而言,“文”就是“古文、六艺经传”这些承载“道”的“业”,而非“道”本身。换言之,文是教育的载体,而不是教育的全部。作为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受业”,将传授给学生一些实用的文化知识视为教育任务的达成,更重要的是向学生传递人之为人的文化精神和道德精神。韩愈对“师道”的重塑,乃是树立起教师作为社会道德担纲者和传承者的身份地位,“师道尊严”无疑建立在对教师使命的高度张扬之上。

一方面,韩愈的师道思想为教师树立了道德身份,教师要以道自任。韩愈在儒家哲学上创立了“道统说”,并将自己纳入传承谱系,为教师的道德身份建构了合法性。这一师以载道、师以传道的谱系构建为后世所继承,成为我国师道传统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韩愈的师道思想也要求教师“敢于为师”,使“传道”成为道德自觉和行动自觉。韩愈本人即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敢为人师事实上也意味着教师要做到主动施教,把提高学生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作为自身的教育动机和教育责任。韩愈的士大夫身份促使他试图去重建儒家的社会伦理体系,以维护岌岌可危的李唐王朝,多次的贬谪并没有动摇他对孔孟之道的坚定信念,他仍然坚持基于教师身份的“舍则传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

①____

首先,为师之人应当探究“道”的精神内涵。韩愈所创的“道统说”打破了师法、家法的儒家教师观,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够与原本的教诲合而为一,就可以是一位好老师。这固然为从事教学的儒家学者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但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能够向学生说明经典文本的含意之外,还需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向学生阐明经典文本所蕴含的“道”的人生指导意义。历史是流变不居的,教师如果没有能够基于儒家之道,赋予其现实的社会价值,那么教师及其所谓的“道”就可能被学生乃至社会所抛弃。换而言之,教师对于经典必须有所探究,只有对儒家精神进行充分的理解和创新,才能使学生信服,才称得上“人师”。所谓“亲其师而信其道”即在于此,探究精神是教师教育活动的学识保障。

其次,为师之人应当参与“道”的社会表达。韩愈积极参与道德辩论,以儒家之道抨击佛老之道,认为“抑非好己胜也,好己之道胜也”“若不胜,则无所为道”。师者之传道,应当有“道”可传,如果只是抱残守缺、自视清高,没有积极表达自己对儒家经典的道德理解、对社会生活的道德理解,那么学生难免会被其他学说的社会表达所吸引,教师就会陷入无道可传、无生可教的困境。文章就是教师特有的道德表达形式,韩愈的“文以贯道”重道而不轻文,既强调通过文章来阐释对社会现状的道德理解,以此促进学生对教师和儒学的认同;又寄望通过文章来扩大儒家学说的传播范围,突破汉魏家法的神秘性,使更多的人了解儒家的道德主张。

②____

教师身份是相对于学生而言的,师道、师德亦是在教学关系、师生关系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不同于一般社会伦理关系的道德要求。

其一,教师要热爱学生,帮助学生安心学习。师生的平等主要指的是人格上的平等,而非社会关系上的完全平等,教师不仅需要从其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角度解决学生的学习困惑,也需要对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其他困难给予关照,由此才能将教师的职业性上升为职业道德,凸显“为师之道”。

其二,教师要奖掖后进,发挥主导作用。闻道在先,意味着教师对于“道”的文本意义和社会价值有深刻的理解,以先觉觉后觉,通过引导学生学习来塑造学业志向。可以说,韩愈所构建的师生关系,绝非知识的传递关系、儒家之道的传承关系,在其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也积极发挥作为教师的主导作用,指导、鼓励学生的学习活动,充满了奖掖后进的深厚情谊。韩愈以“闻道在先”的教师身份,敢于、乐于“成就后进士”,才能在“耻师”的社会风气中形成“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的现象。

(摘编自戴红宇《论韩愈的“为师之道”及当代启思》)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是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也是汲取传统智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支撑。

我国古代治国理政最为重要的“治国之具”是礼与法。古人对礼法关系及其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进行了概括。如《唐律疏议》中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即道德,更多的是人心由内而外发挥的“善”,而刑罚乃是为了“为善去恶”而生的必要的“恶”。《唐律疏议》认为道德的缺陷在于难以形成统一的秩序,法律则弥补了这一不足,保证了外在秩序的稳定。以道德礼义为本,以法律政刑为用,凸显了传统法律文化对“治国之具”的准确定位。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礼崩乐坏”局面,使得思想家普遍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艺文类聚》中载“治国无其法则乱”。“法治”最为突出的要件就是“立法为公,一断于法”。而实现公正、平等,要立有良法,且良法能得到妥当施行。晋朝尚书刘颂曾建言:“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其建议后成为晋律的内容。在晋律影响下,后世确立了依法断罪的制度。至唐朝,《唐律疏议》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这对于限制司法专横具有重要意义。在具引法典条文前提下,还强调罚当其罪,而非一味机械地征引。例如,《大清律例》在“断罪引律令”条文之下,专门有一个条例要求“务须详核情罪”。“详核情罪”就是要求罪刑相适应。与此相应,古代判狱中反复出现的“情法两平”“情罪相允”等词语,都在提醒法司判罪既不可随意出入,量刑亦不可畸轻畸重,而是要始终贯彻“平等”之义。

中华传统法律中处处彰显着民本理念。在民本理念成为治国理念前,天命和神权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史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但“天命鬼神”并不能延续商朝统治,殷商终究因为统治者奢侈无度、压榨百姓、穷兵黩武,而被周推翻。西周统治者则明确提出了“敬天保民”。孟子也曾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管子也曾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我国法律在立法上,历来重视“保民”“养民”“富民”原则。法典中常见促进农业生产、保障人民生活的条款。如唐律规定,各级政府如果遇到旱、涝、霜、雹、虫、蝗等灾害,相关主管人员如果没有及时汇报或者错误汇报的,要杖七十。在司法上,突出表现为对生命的重视。唐太宗确立“三五复奏”这一死刑复核制度,规定“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

以儒家文化为底色的中国传统法律,秉持矜老恤幼的人文特色。先秦时期的“三赦”“三宥”之法,就是恤刑原则的体现。《唐律疏议》中要求,凡年龄在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即便有死罪,也不处死刑。法律对于老幼病残情况的认定条件都相对宽泛,体现了人道主义色彩。《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也都规定了优恤老幼病残的原则。对于妇女犯罪,同样有一系列矜恤措施。

总之,在中国传统法律发展史中,这些理念、思想、策略及其制度成果,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相应作用,为国家强盛、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作出过贡献。今天,我们应从中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并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摘编自宋玲《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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