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梅花的认识，有一个从实用到审美的发展过程。《尚书•说命》记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可知盐和梅是当时饮食中的主要调味品：盐主咸，梅主酸。梅的果实不仅能食用，还可以制酱、酿酒，甚至还可以入药，有收敛止痢、解热、镇咳和驱蚊虫的功效。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人们才改变了写梅咏其“实”的传统，将梅作为一种“花”来欣赏。到南朝刘宋，一种独立的诗歌品种──咏梅（花）诗正式出现。后来沿唐及宋，咏梅花的诗不止千首。南宋彭克一人竟写了300首梅花诗，南宋刘克庄也一人创作了123首咏梅诗和8首咏梅词，可见当时咏梅花诗之盛行，以至于有人埋怨诗人“弃实求花”是失了“梅真”。

    那么，什么才是咏梅诗中的“梅真”呢？诗人往往通过梅花形象的四大亮点──色、香、姿、韵，展现梅的多方面特征。

    梅花色淡，不以艳胜。宋卢梅坡《雪梅》曰：“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诗人常常将雪与梅一并书写，以突出它的色淡。梁简文帝《雪里不见梅花》：“绝讶梅花晚，争来雪里窥。”南宋杨万里更是将梅、雪浑融来写，创造了亦梅亦雪的绝妙诗境。以雪衬梅，更显其清、洁、寒的特色。宋张道洽《梅花》“质淡全身白，香寒到骨清”，正是此意。骨清，香寒，质淡，是为梅色的内涵。

    其次是梅花的香。张道洽说：“根老香全古，花疏格转清。”梅花的香是“古香”，而“古”即是“雅”，不是贵妇人的艳抹浓妆，脂粉味太足令人生厌，而是在夜色中轻轻“浮动”的“清香”。吕居仁《蜡梅》说：“不将供俗鼻，愈更觉清香。”这种清、淡之香，只有雅士方可共赏，那些俗客是没有资格享受的。

    第三是梅花的姿。北宋林逋可谓写梅姿的第一能手，他的“疏影横斜”几乎成了梅的代名词。他还有两联诗写梅花的姿也同样有名，一联是“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另一联是“湖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均将梅树特有的姿态──老干、疏影、横枝写得入木三分。树枝横斜自如，花期没有树叶，花朵干瘦色淡，这是上苍赋予梅的“天姿”，其他任何植物都无法相比。

    有人认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杏与桃李皆可用也”。混淆了桃李与梅花的界限。对此，苏东坡给予严厉的驳斥，认为“彼杏桃李者，影能疏乎？香能暗乎？繁秾之花又与月黄昏、水清浅有何交涉？”结论是“但恐杏桃李不敢承担耳”，从而维护了梅花的崇高地位。

    第四是梅花的韵。范成大在《梅谱》中说“梅以韵胜，以格高”，从韵到格，就是陆游笔下梅花的形象特征所折射的高尚人格：“人中商略谁堪比，千载夷齐伯仲间。”（《梅》）陆游将梅花化为封建社会士人尊奉的清高守节的典型，作为物的梅花被彻底地虚化了，它完全变成了诗人申诉理想人格的一种符号和载体，因此清人潘德舆盛赞陆游的梅花诗“实能为此花写出性情气魄者”，挖掘到了梅花诗的神韵。

（节选自《梅花诗话》，有删改）

    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精神。

    葛兆光先生曾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巔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的区别，简单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比较唐宋两代都城，能直观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所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唐代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结构，“坊”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结构，基本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都城临安也是如此。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话本小说，与市井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乃至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社会大众。当时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布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在道路通衢、瓦肆勾栏，有杂耍的、说书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像真率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有时，“耆老者六七人，相与会老者六七人，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五物，殽膳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之曰‘真率会’”。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会聚的场所。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交游访友的去处。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

    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邓小南《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

    材料一

    刘宗周《<论语>学案》中说：“‘学’字是孔门第一义。”认为对“学而时习之”中“学”的理解是理解本章乃至整个孔子儒学思想的基础。那么，如何理解“学”呢？

    至少在东汉之前，对“学”通行的解释是“觉”。皇侃认为：“学，觉也，悟也。”这个理解不无道理。但皇侃进一步解释：“言用先王之道，导人情性，使自觉悟。”强调以“先王之道”来对人的性情进行引导；这一过程不是“自觉悟”，而是学习外在的知识，服从外在的训导。这种以“导”为前提的“觉”明显是不彻底的，要达到“自觉悟”，还需要从自身切近处入手，“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来获取对人生、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子夏说“君子学以致其道”，在儒家那里，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而“天道远，人道迩”，因此，在学习中，对日常人事的体验是达到“自觉”的相对容易的途径。

    对“学”的另一种较为常见的解释是“效”，有“效法”之义。“效”的基本方法是诵读记载先贤言行的著作，即“读书”。“学谓读书”是宋明理学著述中常见的观点，不过将“效”只是理解为效法先贤，甚至进一步引申为读书，并将其作为“学”的全部意义，则显得偏狭。因此，有许多学者对以读圣贤书为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激烈的如李贽、颜元自不待说，连一些理学的服膺者也不赞同将学与读书等同起来，明代的郝敬说：“或问：学是诵读否？曰：不废诵读，不倚诵读。”可谓是一种较为中肯的见解。

    “学”的过程是“说（悦）”的。中国自古就有“十年寒窗苦”“学海无涯苦作舟”等说法，愉悦何来呢？通过前文对“学”字的分析可知，孔子所谓“学”，并非后世科举等功利的目的驱动之下的皓首穷经之“学”，而是将“学”作为完善自身人格、不断实现人生超越的途径。如果将功名利禄当作“学”的目的，并以外在最终结果的获得为幸福，那么作为达到这一幸福结果的代价的“学”的过程，往往是苦的。而如果超越外在的功利目的，将“学”作为自身完善的必由之路，那么“学”一分，便能够自得一分。从目标上说，学无止境；从过程上说，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是结果。快乐便会伴随着对自身每一个细微进步的体会油然而生，至于别人知与不知，都不会影响自己的情绪。

    （取材于赵清文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的“时”字，历来有不同的阐发。

    宋代理学家谢良佐在解释“时”的意义时说到：“时习者，无时而不习。”从学习做人之道的角度来说，谢氏的说法说明了做人的道理存在于“百姓日用之间”，可以说“道不远人”。要想达到“无终食之间违仁”，就要时时刻刻谨记做人之道，正如曾子的“日三省吾身”。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学”在“时”的规范下，内化成一种心性品质，自然可以达到“三月不违仁”，并进一步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近代的程树德则指出“时”有三种蕴义：“凡学有三时：一就人身中为时，二就年中为时，三就日中为时也。”

    一就人身中为时者，即注意教育的阶段性。人的身心发展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现代西方心理学家皮亚杰、埃里克森等都对其做了经典的研究。我国先哲的理念虽然没有准确的心理学实验支撑，他们的直觉经验使他们提出了教育的顺序性原则，注重抓住学习过程中的关键期，对不同时期的儿童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学记》中的“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就年中为时者，即根据一年中时令的不同调节学习内容。《王制》云：“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这种学习观反映了我国先民“天人合一”的特殊思维，古人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过程中，发现了天地人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外界自然变化能够引起人体内在情感变化。在这种“外象内感”的思维方式影响下，古人不但强调学习要把握年龄的时机，还要注意学习活动与外界环境的感应关系，把握季节时机。

    三就日中为时者，就是每一天的学习也要“适时”。上午大脑功能活跃，要安排逻辑性较强的课程；中午学生大脑活动减弱，人开始昏昏欲睡，要安排午休；科学证明傍晚最适合锻炼身体，要安排体育锻炼。

    （取材于陈祥龙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通常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学问是要大家随时练习它，不也高兴吗？”（南怀瑾《<论语>别裁》）“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杨伯峻《<论语>译注》）这些理解从字面上看是确切的，但再细加思考，则似嫌简单，“学”并不仅仅指需要温习、练习的学问，而“习”也并不只是温习、练习的意思。

    要理解孔子之学，必须了解“学”的内涵。孔子认为学习内容相当广泛。孔子从小就曾从事多种工作，驾得一手好车，弹得一手好琴，还管理过仓库、畜牧，孔子对入门弟子的教育即是从技能开始，内容是“六艺”（御、射、书、数、礼、乐）。孔子一生对《诗》《书》《礼》《乐》《春秋》《易》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整理和研究，并以它们为教材。孔子很重视思想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提出了“仁”这一儒学核心思想。孔子还十分关心社会政治现实，指导学生如何从政。

    “习”与“学”息息相关，有“实习、实践”的意思。孔子十分重视实践，以是否见于行动，来确定其是否为“学”或“好学”。技能需要练习，而思想伦理与政治理念则非实习、实践不可。孔子教导学生：“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强调的就是实践、躬行。把“习”理解为“温习”，是从书本知识的教学方面分析；把“习”理解为“练习”，是从知识、技能的可操作性上解释；把“习”理解为“实习、实践”，乃是从孔子教育观、政治思想观着眼，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是“行”孔子之“道”，这一理解，应该较为契合孔子学说。

    学之习之，知之行之，这一学习理论也开了中国教育史知行论之先河。目前，教育注重书本知识、技能的掌握，而对贴近社会生活的道德礼义的规范和实践不够重视，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先学做人，再学文章，强调学而习、知后行，是孔子教学的成功之处，提示我们在政治思想教育中必须联系生活实际，切忌空谈。

（取材于朱依群的相关文章）

真正的诗意从不空洞

梅子涵

    ①让现代人在童年时阅读到儿童文学，是诗意文明、浪漫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实也含有对生命的实用意义。真正的诗意和浪漫向来不空洞。

    ②童年时光会有许多内容陪伴，儿童文学是其中一个高级部分。文学、艺术本是人的生命所创造，却常常被悬置，因为人更注重看得见的物质和利益，却不是如泰戈尔所说，更愿意把“无物”的诗握在手里。巴金说，童话虽然讲的都像梦话，但是这些梦话里有新鲜空气，值得生活里的人进来呼吸。拥有儿童文学阅读的童年，便有一生和文学亲近的可能，童年的接触和喜爱最有可能延长为终身记忆和习惯。一个期望拥有高级趣味的人，是必须有文学阅读习惯的。

    ③文学阅读是对母语更高层次的学习。这便是孩童语文课本中必须有文学篇章、而且应当选取优质文学篇章的理由。母语最优美的语气、搭配、节奏、表达力都在母语文学里，孩童若拥有丰富的文学阅读，便从小就有了更形象、更干净、更准确运用母语的能力。优美的儿童文学语言令人安定，心平气和，值得被记忆储存，以为日常运用。

    ④幽默、诙谐是儿童文学的天然素质，是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的大本领，是可爱、智慧人类的人格成分，是生活着的日子里优美的交往能力和呼吸中的香水味道。幽默和诙谐很有可能来自天生，也有可能在成长中渐渐增添。无论是先天已经具备还是后天渐渐生成，儿童文学阅读都具备唤醒和提供幽默诙谐的能力。所以在儿童文学阅读中，要十分看中“笑起来”的效果，很多无端的“笑起来”有可能建立一个人后来的明亮性格和处世的豁达。

    ⑤文学阅读给人积累高级故事记忆的机会。有文学故事的记忆和只有生活经历的记忆很不一样。因为文学故事中有更大的人类世界、更开阔的自然天地。阅读文学的人，可以拥有《小王子》的行走路线，不是只在自己星球，也可以到达别的世界；文学故事中的想象力是对有局限的个人想象力的增添和补充，合成为你现在和后来的想象力。有诗意的人生肯定不是只知道哪条马路上曾经发生过什么、哪个市场可以买到土豆和西红柿，而且还讲得出鲁迅、巴金，诵得出李白、泰戈尔，知道安徒生、曹雪芹。能讲些文学的儿童和人生都是有趣味有吸引力的。

    ⑥在儿童文学里，儿童是一个广泛的主人公。他们既有真实的淘气，也有天真的坦白；不是天生完美，却很可能方向明亮；他们也许很不懂这个世界，但他们不会在故事中落魄和不可救药，而是昂扬、有往上生长的力量。他们都是生命起跑和加速跑阶段的运动员，优秀儿童文学不刻意描写终点的撞线，《丑小鸭》最后的天鹅湖也不是终点而只是起点，因为它还根本没有飞往高高的天空。

    ⑦儿童文学不是《论语》不是《道德经》，但它充满《论语》式的精神和《道德经》式的善意和智慧。它不说教，但它富有情感、富有思想辨析、富有哲学启明，它令人愉快地把道德之微粒撒在人的记忆土壤，耕作时不用犁耙，收获更不用镰刀。

    ⑧儿童文学里几乎有着一个人应该有的一切美好，世界需要这一切美好。阅读儿童文学更多的意义，没有篇幅让我在这里继续写出，儿童阅读者们在他们渐渐长大时会渐渐写出。

（选自2019年5月31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自媒体时代最显著的两个特征是，信息生产量巨大和信息传播速度快、获取便捷。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信息，读者毫无抵抗力，因为信息包含了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全部内容，诸如经验、知识、故事、传奇等。而小说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只不过是小说家对信息艺术化、个人化处理之后以艺术作品之名进行的传递。那么，在时代与小说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信息落差”，当读者在自媒体的无数信息中轻而易举地就能得到精神启蒙和精神满足时，如果当前小说没有超越这些信息的优势——足够的叙事吸引力和精神震撼力，那么读者势必将会远离当前小说，小说的艺术创造活力也势必随之而衰。

在口头传播时代和书籍报纸时代，读者和小说家之间几乎不存在“信息落差”，甚至小说家的信息量大于读者；而到了电视时代，这种“信息落差”出现了，但缝隙不大，所以本雅明感叹“小说作为讲故事这门古老的手艺衰落了”；在前两个时代，一个聪明的小说家尚能弥补这种“信息落差”，但是如今，一个小说家如果不是足够聪明或者伟大，他将很难填补这种“信息落差”。毫无疑问，信息的爆炸现场对小说写作造成了重大挑战甚至威胁，读者的逃离是挑战和威胁之一，而真正的挑战和威胁来自小说家的无奈——“想象力已经落后于极端的花哨现实”（乔治·斯坦纳语）以及无法创造艺术的征服力去弥补“信息落差”。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无数的光怪陆离的信息和现实奔涌到小说家面前时，是否为小说家打开了一扇巨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之门呢？当然是。所以，找到处理信息的原则和方式，将信息进行艺术的转化成为关键。

如果我们将信息分为日常生活和传奇经验两种，我们会发现，小说艺术的呈现大致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或理论：如果我们写的是一个日常生活故事，那么我们就得写出它的传奇性；如果我们写的是一个传奇经验或故事，那么我们就得写出它的日常性。日常生活的传奇性和传奇经验的日常性，这二者的平衡处理，实质上是在独特、生动的“个”和普遍、宽阔的“类”之间展开，最终做到“个”中有“类”，“类”中有“个”，如黑格尔所说“艺术不应该只以它的普遍性出现，这普遍性必须经过明晰的个性化，化成个别的感性东西”。

“日常生活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却展示了时间的内涵”“它是一切，包围着我们”“但像时间一样，不知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学者徐前进如是形而上概括。日常生活的特点注定了当我们把日常生活原封不动搬进小说时，因其无限重复、缺乏奇异、丧失意义感，它不仅摧毁读者的阅读耐心，也难以迈入艺术的层面。所以，要超越日常生活的重复、狭隘与功利，就必须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化，即写出它的传奇性——赋予日常生活断裂、惊奇和伟大。小说艺术也正是在日常生活这种传奇性的转化中完成的。写出日常生活的传奇性是完成信息到艺术转换的途径之一，反之，还有另外一条途径是写出传奇故事的日常性。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降临，制造传奇和讲述传奇如更大的旋风一般席卷我们的世界。只要打开网络热搜或进入短视频平台，千奇百怪的信息和传奇经验或故事层出不穷地冒出来，令人目不暇接，这些“极端的花哨现实”在各个数字终端被观看、被消费，甚至被轻而易举地添油加醋地“创作”之后再一次被传播，数不尽的传奇故事因此而诞生。制造、讲述、消费传奇在今日自媒体时代俨然已成为一桩全体网民参与的大生意，大受平台和资本青睐。

毫无疑问，这些传奇信息或故事不仅对普通网民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对小说家们也是如此，这是他们单调匮乏的日常生活和书斋经验之外写作素材重要的来源和补充。但是，当小说家把目光投向这些传奇经验或故事，借助想象力和虚构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小说时，我们看到了传奇经验或故事转换为小说的种种遗憾。有些小说只是传奇经验或故事的扩展版，如啰嗦的新闻事件；有些小说描摹的人物大起大落，多写的是时代热门之事，如社会变革“大事记”……这类小说在艺术上是失败的。对传奇经验或故事的处理丧失了想象和虚构的能力，导致了这类小说出现了一个新的叙事美学偏向，用张爱玲的话来说是：“许多作品里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

如何从传奇经验或故事的“力”中呈现出“美”来，有一策略：便是写出它的日常性来，即写出“飞扬”中的“安稳”来。传奇经验的“这一个”与日常性的“这一类”在小说中相遇的瞬间，艺术的化学反应随之发生，传奇经验的“力”被普遍性的日常伦理削弱，而表现出小说的“美”来，诸如那种人类的普遍关切、情感以及认知等。

（摘编自石华鹏《在日常与传奇之间——自媒体时代小说写作的两种叙事策略》）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但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社区间的往来疏少，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国家，每一个个体，不需要纵向上溯得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得太开，你就能够发现自己与乡村之间的息息关联。“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色，也成了绝大多数人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进入21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来看，这种巨变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治理之变。2006年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大规模地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目前国家财政每年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规模超过万亿。取消农业税和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极大地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之前基于税费收取所形成的乡村治理体制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个层面是村庄基础结构之变。进入新世纪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前相对封闭且稳定的村庄边界大开，村庄社会结构迅速改变。村庄社会结构的改变起于一百多年前的现代化，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推动了经济、制度和观念等现代性巨变。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诸多基础性结构，如宗族等地缘与血缘共同体及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和地方性规范随之解体。

第三个层面是价值之变。传统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生儿子、娶媳妇、抱孙子”成为农民人生“三步曲”。到了20世纪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生育观念都已改变，传宗接代的观念大为淡化。一旦“传宗接代”这个千年以来一直支撑农民人生意义的价值失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就会出现变化。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以上三层巨变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后果。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的组织方式与思维观念对传统的替代。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之前的内生为主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外生秩序逐渐代替了内生秩序。

（摘编自贺雪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

材料三：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要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需要在农村、农业、农民上多下“绣花功夫”，依靠“新”助推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村振兴就是要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城市和农村在吸引人的力度上，显然城市更具有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环境好，要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让农村也美起来，这就需要完善乡村的“包装”，去美化乡村，打造“新农村”，才能够让乡村更具有魅力，更具有吸引力。

要推动乡村的发展，就需要牢牢抓住“农业”这个关键，而要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就需要让农业的发展与市场接轨，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农业的转型。发展新农业，通过不断做优做强做精特色优势产业，加大土地流转的力度，增强农业发展的科技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才能够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骨干和由城里打工返乡创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民看到只有不断地自我革新，不断地自我进步，才能够掌握时代的主动权，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主角”，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育，通过政府主导、立足产业、多方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打造一支新型的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的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蓝图已经绘就，要更好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依靠“新”的思维，新的改变，去推动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摘编自陈红《乡村振兴要靠“新”》，中新网2019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