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我为什么打你

毕淑敏

    有一天与朋友聊天，我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我也没打过人。我还说，我这一辈子，从没打过人……你突然插嘴说：妈妈，你经常打一个人，那就是我……

    那一瞬屋里很静很静。那一天我继续同客人谈了很多的话，但所有的话都心不在焉。孩子，你那固执的一问，仿佛爬山虎无数细小的卷须，攀满我的整个心灵。面对你纯正无瑕的眼睛，我要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打过一个人。不是偶然，而是经常，不是轻描淡写，而是刻骨铭心。这个人就是你。

    在你最小最小的时候，我不曾打你。你那么幼嫩，好像一粒包在荚中的青豌豆。我生怕任何一点儿轻微地碰撞，将你稚弱的生命擦伤。我为你无日无夜地操劳，无怨无悔。面对你熟睡中像合欢一样静谧的额头，我向上苍发誓：我要尽一个母亲所有的力量保护你，直到我从这颗星球上离开的那一天。

    你像竹笋一样开始长大。你开始淘气，开始恶作剧……对你摔破的盆碗、拆毁的玩具、遗失的钱币、污脏的衣着……我都不曾打过你。我想这对于一个正常而活泼的儿童，都像走路会跌跤一样应该原谅。

    第一次打你的起因，已经记不清了。人们对于痛苦的记忆，总是趋向于忘记。总而言之那时你已渐渐懂事，初步具备童年人的智慧；它混沌天真又我行我素，它狡黠异常又漏洞百出。你像一匹顽皮的小兽，放任无羁地奔向你向往中的草原，而我则要你接受人类社会公认的法则……为了让你记住并终生遵守它们，在所有的苦口婆心都宣告失效，在所有的夸奖、批评、恐吓以及奖赏都无以建树之后，我被迫拿出最后一件武器——这就是殴打。

    假如你去摸火，火焰灼痛你的手指，这种体验将使你一生不会再去抚摸这种橙红色抖动如绸的精灵。孩子，我希望虚伪、懦弱、残忍、狡诈这些最肮脏的品质，当你初次与它们接触时，就感到切肤的疼痛，从此与它们永远隔绝。

    我知道打人犯法，但这个世界给了为人父母者一项特殊的赦免——打是爱。世人将这一份特权赋于母亲，当我行使它的时候臂系千钧。

    我谨慎地使用殴打，犹如一个穷人使用他最后的金钱。每当打你的时候，我的心都在轻轻颤抖。我一次又一次问自己：是不是到了非打不可的时候？不打他我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只有当所有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孩子，我才会举起我的手……每一次打过你之后，我都要深深地自责。假如惩罚我自身可以使你汲取教训，孩子，我宁愿自罚，那怕它将苛烈10倍。但我知道，责罚不可以替代也无法转让，它如同饥馑中的食品，只有你自己嚼碎了咽下去，才会成为你生命体验中的一部分。这道理可能有些深奥，也许要到你也为人父母时，才会理解。

    打人是个重体力活儿，它使人肩酸腕痛，好像徒手将一千块蜂窝煤搬上五楼。于是人们便发明了打人的工具：戒尺、鞋底、鸡毛掸子……我从不用那些工具。打人的人用了多大的力，便是遭受到同样的反作用力，这是一条力学定律。我愿在打你的同时，我的手指亲自承受力的反弹，遭受与你相等的苦痛。这样我才可以精确地掌握数量，不致于失手将你打得太重。

    我几乎毫不犹豫地认为：每打你一次，我感到的痛楚都要比你更为久远而悠长。因为，重要的不是身累，而是心累……

    孩子，听了你的话，我终于决定不再打你了。因为你已经长大，因为你已经懂了很多的道理。毫不懂道理的婴孩和已经很懂道理的成人，我以为都不必打，因为打是没有用的。唯有对半懂不懂、自以为懂其实不甚懂道理的孩童，才可以打，以助他们快快长大。

    孩子，打与不打都是爱，你可懂得？

寒色

龙应台

    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①。

    当场被读者问倒的情况不多，但是不久以前，一个问题使我在一千多人面前，突然支吾，不知所云。

    他问的是，“家，是什么？”

    家是什么，这不是小学二年级的作文题目吗?和“我的志愿”“我的母亲”“我的暑假”同一等级。怎么会拿到这里来问一个自认为对“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早有体会的人？

    问者的态度诚诚恳恳的，我也只能语焉不详蒙混过去。这么难的题啊。

    作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你要带伞。烫的便当塞在书包里，书包拎在肩上，贴身还热。周末上街时，一家四五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机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尺就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饭菜香一阵一阵。晚了，一顶大蚊帐 ，四张榻榻米，灯一黑，就是黑甜时间。兄弟姊妹的笑闹踢打和被褥的松软裹在帐内，帐外不时有大人的咳嗽声，走动声，窃窃私语声。朦胧的时候，窗外丝缎般的栀子花香，就幽幽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而安心的世界，那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得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只有一年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亮，人声特别喧哗，进出杂沓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没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愈来愈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里，往窗外看，仿佛看见，有一天，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她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

    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异国大学小城里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卧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

    后来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具总是在运输的路上，其他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真正和记忆终生不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很多，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又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遇见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以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

    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

    很多，一会儿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象，于是你苦口婆心几近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滚烫的便当塞进他书包里。周末，你骑机车去市场，把两个女儿贴在身后，一个小的夹在前面两腿之间，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一个一个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幽幽的香气。

    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注】①这两句选自李煜词《望江梅》。这首词写于李煜被俘到汴京之后。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瞎子摸象

陈乐民

    据说欧洲的启蒙时期受到了中国的“启发”。这则“佳话”的来源是法国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受命于法王路易十四，意在到东方去用基督教感化那里的异类。他们钻到了康熙皇帝的左右。从这位有道明君身上看到路易十四所缺少的雍容大度和好学不倦的风范和品性。结果是，康熙和他的左右不曾被基督教化，传教士们却被“儒化”了。传教士之一李明居然认为基督教义几乎都能在中国古书里找到。

    传教士们关于中国的见闻和良好印象通过两条渠道扩散开来了。

    十八世纪初，教廷组织批判了那些维护中国传统礼法的传教士，“亲华派”被推上了批判席。批判的结果自然是李明等“败诉”。然而李明们的主张却不胫而走。李明的厚厚一本《中国现状回忆录》虽因而遭禁，后来却实实地成了畅销书。

    到了欧洲启蒙前期，那些渴求新知的哲人们，发现“中国哲学”对于他们匡正时弊有用，康熙皇帝又如此英明，他明明不相信基督教，却能容忍它在古老的中国传播。身处逆境的伏尔泰因而把中国和康熙皇帝一起理想化了。这可以叫做“托华改制”吧。伏尔泰曾嘲笑莱布尼兹犬儒主义式的乐观主义。然而，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他和菜布尼兹却是一致的。只是莱布尼兹比伏尔泰更深一层。伏尔泰是从为什么法国不能出个康熙皇帝的角度来对待中国的。莱布尼兹是用自己的哲学“格义”消化中国哲学。菜布尼兹似乎有一种通汇天下学问的本领，一个“先定和谐”、一个“异教相通”，就把天下一切格格不入乃至对立的东西都消化掉了。

    就这样，传教士了解的那点中国学问就被放大了，似乎在遥远的东方真的有那么一个理想的“天国”，那里的一切都值得刚刚走出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仿效。久而久之，有的人便得出一个说法，似乎欧洲的启蒙运动是受到了中国哲学的启示。

    其实这两点都有错觉和幻觉。前者，罗马教廷的霸道作风反提高了中国在欧洲社会的声望。后者，则是欧洲的哲学家们“为我所用”地从传教士们那里摸到大象的一条腿或一只耳朵或一根尾巴……然后加以“格义”。延伸开来，便成了欧洲的启蒙受到了中国的“启发”。

    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而陶醉。中国文化自有其博大精深之处，它不必因其“启发”了欧洲的启蒙运动才显现其伟大。启蒙早期的欧洲人文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实用主义地“引进”中国哲学，绝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真的被理解了，也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真的起了那种作用。那时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只能是微乎其微的。到黑格尔时期，对中国的盲目歌颂来了一个反动，那是另一个极端，摸到了大象的另一个部位。然而，中国启示的神话并没有被黑格尔破除干净，因为印象已经造成了。

    当然，让这种“佳话”式的自我陶醉留下来也无伤大雅，虽然它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欧洲人、中国人都想找些维系感情的话题，那就摆摆龙门阵、过过瘾吧。反正科学的态度是另一回事。

（有删改）

玻璃门

陈树龙

    明天工程要竣工验收了。

    早上，我起床后，没吃早餐就匆匆赶往工地，我第一个到达，保安开了门，我往里面走去。突然，“砰”的一声，我的头撞上什么东西，一阵晕，定下神一看，撞上玻璃门了，这门什么时候装上的？再一看，眼镜掉地上了，还撞坏了，没法戴了。

    我用手摸摸刚才撞到的额头和脸，咦，流血了。我开始感觉脸有点疼了，捡起眼镜赶紧往洗手间去，透过镜子一看，天哪，满脸是血，用水洗了洗，血还在流，这得找医生去。

    刚走到门口，碰到小李，我赶紧说，我刚才给玻璃门撞到了，你小心啊。小李一听，紧张地说，是哪一道玻璃门？我说，好像是昨天才装上的。小李二话没说，跑了过去。我也紧跟着过去。

    小李看了看地上，还看了看玻璃门，说，还好，玻璃门没砸到地上的抛光砖，要不，可要影响明天的验收了。

    小李说完走开了。

    我用手按着脸上的伤口，准备走。小张来了，我又赶紧说，我刚才给这道玻璃门撞到了，你小心啊。小张一听，紧张地说，怎么撞上了？把门锁撞坏了吗？我说，不知道。小张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高兴地说，还好，没坏，不影响明天的验收。小张说完走开了。

    血还在流，我忍着疼。小王来了，我又赶紧说，我刚才给这道玻璃门撞到了，你小心啊。小王说，昨天下午我可是在玻璃上贴了标示的，是不是给昨晚搞卫生的人撕掉了？我说，这可不行，估计以后还有人会撞到。小王说，你打电话给现场工程师黄工吧，让他把这问题转告设计师郑工。他说完又走开了。

    我拨通了黄工的电话。黄工说，怎么？把玻璃门给撞坏了？你是怎么走路的？那么大块的玻璃门，亏你还戴了眼镜！

    我急忙说，没坏。只是撞了一下，这个位置，玻璃门迟早要给人撞的。黄工说，你先别走，我马上赶过去！

    我用手一抹，脸上都是血，我想再去洗手间洗一下，但担心别人撞到，我在边上拉过一架梯子放在玻璃门的前面。

    等我从洗手间回来时，黄工和郑工都到了。黄工说，是谁把梯子放在这里的？他示范着说，如果一不小心，从这里反推玻璃门，岂不是把玻璃门撞坏了？岂不是影响明天的验收？

    我说，是我，我怕别人撞到，放在那里的。黄工瞪了一眼，怎么又是你！

    郑工开口了，是谁说这设计不好的？是门撞你，还是你撞门？一个大活人，走路不长眼。我忍着疼，不敢出声。

    过了一阵子，我说，黄工，我可以走了吗？我要去看医生和配眼镜。黄工说，明天验收，今天全体加班，快去快回，不来要扣工资的！我说，好的。

    我以最快的速度看完医生和配好眼镜后回到工地，刚走到门口，听到里面有人在喊：赵总撞到玻璃门啦！

    我进去一看，真是甲方的赵总撞上了玻璃门！郑工说，赵总啊，工地这么乱，怎么不提前给我们打声招呼呢？

    赵总满脸是血，指着玻璃门说，把它拆掉！

    黄工和郑工异口同声地说：马上把玻璃门拆掉！说完，两人扶着赵总上医院去了。

（摘自《羊城晚报》）

每个木桶里都有一个美丽的月亮

徐方圆

    ①车从平原一路驶向高原，青杨望着车窗外出神，这次的目的地是西藏，她要去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寨支教。其实，与其说是支教，倒不如说是一场心灵的朝圣。青杨打开自己的双肩包，拿出装有工作介绍信的信封，上面写着几个字：木桶希望小学。看着这校名，她笑了。

    ②从拉萨下火车，换了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青杨终于来到了木桶希望小学。几年前，青杨来西藏旅游时，记得高原上鲜有树木，而这里却有许多高大的白桦树，让青杨甚为欢喜。

    ③青杨要带一个复合班，班上有大大小小20个学生。上课时，孩子们都很乖；下课了，孩子们围在青杨身边，用生涩的汉语问个不停。

    ④青杨也问他们：“这里为什么叫木桶小学？”

    ⑤小女孩梅朵最健谈：“因为我们这里产木桶。老师您看到白桦林了吗？我们手工做白桦木桶。”

    ⑥“这些木桶都是做什么用的？”青杨又问。

    ⑦“听阿爸阿妈说，我们这里做的木桶要卖到城里去，都是做浴桶的。小的洗脚，大的洗澡。一个木桶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好，可以卖不少钱。我们自己舍不得用，都用塑料桶。”

    ⑧听到洗澡，青杨忽然觉得自己有不适感了。从出发到今天，已经一周了，却一直没有痛痛快快地沐浴。也没办法，这里打水比较困难，从学校出门要走将近1公里，才能到村寨的公用井。孩子们善良懂事，从青杨来的第一天起，每天都帮她打水。但井水不是很充足，每天只能打一桶，洗澡在这里便成了一种奢望。

    ⑨日子一天天过去。白天过得充实快乐，但一到夜晚，青杨就会想家。她常常做梦，梦见自己在远方的家里沐浴，还唱着幼稚的《洗澡歌》。可是醒来，青杨看到的却是陌生的灰墙。

    ⑩一天，青杨悄悄问梅朵，这里的人平时都去哪里洗澡。梅朵说，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个圣泉，泉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平时水很少，一年中只有半个月时间才会有许多水，会形成一个湖泊，这时候人们就会去圣泉沐浴祈福。青杨又问：“到底有多远？”“没多远，七八里路吧。”梅朵平静地说。说完，梅朵看了青杨一会儿，抿着小嘴不再说话。

    ⑪第二天一放学，孩子们就都走了，平时他们会在学校多待一会儿。夜晚，月亮升起来了，月光洒在白桦树上，把叶子变成了亮闪闪的星。青杨想，圣泉边的月色一定也很美吧。忽然，她听到了孩子们的声音，回头一看，她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她看到了孩子们，还有木桶。对，20个木桶，每个孩子都双手掂着一个盛满水的木桶。梅朵端着木桶，站在队伍里，她对青杨说：“老师，我们去接圣泉了，只是这时候圣泉的水流太小了。这些木桶都是我们家里新做的。”说完，梅朵放下木桶，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大束格桑花送给青杨，她趴在青杨的耳边说：“老师，您可以洗澡啦，这样您就不会离开我们了。”木桶还带着天然的白桦树的清香，孩子们把盛满水的木桶摆在青杨的宿舍门前。

    ⑫月亮越升越高，每个木桶里都有一个美丽的月亮。

（选自《中国教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