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畸形化的“天价片酬”现象，说到底还是中国影视产业不成熟的产物。产生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制作成本还未形成合理的分配机制，重大牌明星的“眼球效应”而轻后续的技术制作，而这些正是形成“天价片酬”的重要原因。“天价片酬”现象存在多年，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改观。这表明单纯的市场调节或许难以改变，但主管部门的干预调节如何适度和有效，同样考验智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通告中表示，将指导行业协会联合大型影视公司抓紧制定抵制“天价片酬”的行业自律公约。通过行业自身的调节形成合理机制，这或许也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法。

（摘编自《长江商报》2016年8月31日）

材料二：

    2012年《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为根本任务。对照目前影视业发展现状，笔者认为一些影视产品偏离了先进文化方向，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比如现在清宫剧流行，剧情雷同模式化，荧屏上豪华贵气的宫廷别院、披金戴银的皇室贵胄，演绎着奢华糜烂、纸醉金迷、尔虞我诈的宫廷生活，主子、奴才互称，如此文化产品只是传播封建、享乐、奴役等思想，难以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难以提供正能量。

    当前影视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制约，或许并不是资金问题，如果真缺钱，明星大腕高额片酬从而何来？当前影视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许是专业人才素质、创意、产权保护、文化价值观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影视产品就无法成为社会的正能量，而钱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炒作影视类公司另一个直接的社会负效应就是财富更趋两极分化。明星们的片酬动不动就上百万、上千万，影视公司上市后影视明星作为股东，其财富又将被股市放大，千万富翁变成亿万富翁，亿万富翁其钱财则变得不计其数。明星们趁着股市文化的缺陷暴富两次，其财富远超过其贡献的社会价值，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摘编自腾讯网，2017年03月02日，有删改）

材料三：

    近年来，影视创作日益繁荣，但大量悬浮于现实的玄幻剧、言情剧占据荧幕，既不能给观众的生活以指导，也不能深化人对现实的思考。电视剧《白鹿原》通过精心的制作，让观众真切感受到现实主义的魅力，呼唤现实主义重新回到观众的视野中。

    当下影视角色常常流于扁平化、脸谱化和同质化，缺少人味儿和烟火气，更缺乏文化内涵，这与影视创作脱离现实的土壤有很大关系。《白鹿原》以强烈的现实关照塑造了持重的白嘉轩，狡黠的鹿子霖，憨直的鹿三等一系列生动的形象，通过细腻生动的细节描写还原了角色的复杂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原《中国艺术报》总编辑李树声指出，《白鹿原》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原型人物，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白鹿原》中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物都是一个文化史实，是20世纪文化反思的捷径，也是本世纪文化良知的成功展示。特别是白嘉轩、鹿子霖，他们经常手执烟袋，对坐在祠堂两侧，暗喻他们对应传统文化的不同侧面。

    影视作品要接地气，还要有地域色彩。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伟国认为，电视剧艺术只有植根于本民族的生活，深挖有地域文化的空间，民情的风俗、习俗等，追溯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积极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地域的风土人情，语言特点和文化精神。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7月2日）

材料一：

    无人驾驶汽车又称轮式移动机器人，主要依靠车内的以计算机系统为主的智能驾驶仪来实现无人驾驶，是智能汽车的最高级形态。无人驾驶是智能化的终极体现，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现代传感、信息融合、通信以及自动控制等高新技术的不断进步，无人驾驶汽车未来发展速度将加快，同时人们对无人驾驶汽车的接受和需求度正在逐渐提升。无人驾驶早已被全球车企列为主要研发项目之一。国外的奔驰、宝马、福特、特斯拉和国内车企长城、北汽、比亚迪、吉利等早已涉足。互联网厂商谷歌、苹果，芯片公司英特尔、高通等也一直在动作，无人车的角逐已经快速展开。未来无人驾驶汽车将会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提高人们出行的质量。

2017年社会调查数据

（摘自《汽车前线》2017.12）

材料二：

    在CES2017参展的大概500家汽车科技公司中，NVIDIA公司展示了一款奥迪自动驾驶汽车，惊艳四座。该公司CEO黄仁勋表示，“我们说的是一款将在2020年上市的高度自动化汽车，它能够应对多种状况”。“这意味着，在许多道路条件下都能够自主驾驶，不需要人们在后台监督或者夺取控制权。”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基本上达到了“无人驾驶”的真正要求。当然，要是想让它到戈壁沙漠去玩儿穿越，那估计还够呛。NVIDIA将图形处理单元（GPU）技术移植到了这个2020年才会与消费者见面的智能汽车上。NVIDIA凭借这种技术在游戏行业中独领风骚几十年，如今又将在这个新的“沙维尔（Xavier）”系统上大放异彩。沙维尔拥有八个高端CPU内核和强劲的性能。在过去三年中，这种系统被用于深度学习，能够分辨脸孔的轮廓和细节。那么，如果可以识别人脸，识别汽车、标识、行人就更不是问题。虽然包括特斯拉在内，还有很多公司正在朝这条方向努力；但NVIDIA和奥迪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无人驾驶汽车的时代已经开始倒计时。

（摘自《东方瞭望》2018.1）

材料三：

    百度公布的路测路线显示，百度无人驾驶车在北京完成测试。预计随着国外技术成熟度的不断提升，国内各车企参与无人驾驶汽车研发的积极性将会不断提高。相关权威公司预测，到2035年全球无人驾驶汽车销量将达到1180万辆，而中国市场的份额约为24%，约为280万辆，其市场前景非常可观。从明年开始，百度将会和主流车厂合作，推出主流家用轿车。李彦宏说，这种车并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在开放道路上完全不需要人，但在常见路况下可以自动驾驶。“比如从北京开车到上海，上了高速以后，你就不用管了，可以‘吃着火锅唱着歌’，到了上海，车会提醒你要下高速了，这种状况大家很快会看到。”

（摘自《西南联合早报》2018.3）

材料四：

    自动驾驶汽车真的快要上路了吗？从各地路测反馈的信息看，自动驾驶汽车要想上路，还需跨越技术和法律层面的诸多障碍？数据积累。一些业内人士和专家认为，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需要积累一定数量的数据库。比如，德国一家公司给软件输入了1000多张不同图像的“前方停车标志”，以便汽车即时识别路标。此外，中国道路上的人流量、车流量很大，路况也更加复杂，高精度地图需研发。也需高可靠、低延时网络支持，但目前5G技术距离商用还有一定距离。虽然多地出台了支持路测的细则，但目前的道路交通法律法规都是在有人驾驶的前提下制定的，如果未来完全自动驾驶汽车真要上路行驶，可能需要对现有的法规进行修改。对于自动驾驶汽车上路时间表的预计，传统车企至少还有10年的路要走。

（摘自《汽车风暴》2018.4）

    材料一：

    （注）本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调查在全国范围内抽取28个区县的112所城乡学校、438个班级、19487名初中学生作为调查样本，调查对象包括学生、家长、老师及学校领导。

    （摘自《光明日报》2016年8月18日）

    材料二：

    父母都在外地的留守儿童最多，占51.7%，其次是父亲外出的，占40.2%，母亲外出的最少，占8.1%，但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在各个方面的问题最突出。他们生活习惯更差，网络不良行为更多，意外伤害更多，对留守生活的负面体验也更高；学校表现更糟糕，遭受欺负的比例更高；在自我接纳和人际交往方面，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表现矛盾，他们觉得自己更有用，同时也觉得别人比自己运气好；他们觉得自己更受人欢迎，但不愿意和别人谈话聊天；他们认为自己的好朋友更多，但无助感最强。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威尔对亲子依恋的研究结论是：心理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在于婴儿应该有与母亲（或稳定的代理母亲）之间的连续不断的温暖、亲密的关系。他深信，早期依恋特征对个体后期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早期依恋的发展是不可逆的，一旦错过关键期，儿童依恋难以重新建立，个体会出现情感不稳定的状况，面对挑战时也容易出现易怒情绪。

    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虽然面临学习生活中的重重困难，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度最低，但他们没有放弃对自己和生活的信心，仍旧表现得积极向上，他们中有94.4%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比父亲外出的高2个百分点；有87.8%对未来怀有希望，比父母外出的高6.3个百分点。

    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打工父母跟孩子见面和联系次数存在“临界点”，即每年见面4次，每月联系4次，不到这个次数，孩子的心理状态比不见面、不联系的情况还差。

“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撩拨效应’，如果完全没有联系，孩子不会再指望从父母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遇到问题会去寻求其他人。反之，如果联系紧密，孩子会指望得到父母支持。此外，当每年见面次数超过9次，每月都有联系时，孩子的心理状态基本能够达到正常孩子的水平。”北京师范大学李亦菲教授说。

    （摘自《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存在问题及对策的调研报告》及《工人日报》2016年7月）

    材料三：

    对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关爱保护有了国家层面的制度，2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了基层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关爱、保护留守儿童的职责，首次提出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建立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帐的制度，一人一档案，实行动态管理，并且规定了台帐的主要信息来源：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通过定期走访、全面排查后掌握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情况、监护情况、就学情况；乡镇政府组织的重点核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在工作中发现农村留守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或失踪、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不履行监护责任、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或虐待、疑似遭受意外伤害或不法侵害等情况的，应当在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告。

    材料四：

    僵化的户籍制人为地把人画地为牢，把人们固定在户籍地，这才是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制度性原因。很多人不去要求政府改革户籍制度，而要求政府投入更多的人力与财力去关注留守儿童，希望更多公益机构去关怀帮助留守儿童，这不是舍本逐末吗？如果改变了产生留守儿童的制度，也不需要政府投入这么多资源了，纳税人也可以节省一大笔钱；如果户籍制不变，恐怕再多的政府投入，再多的公益人士也无法解决问题。

（摘自黄凯平《留守儿童的伪问题与真问题》）

    材料一：

    5G（5th Generation）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英文简称。每平方千米数十太比特/秒的流量密度，每小时500千米以上的移动性，毫秒级的端到端时延……5G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性能指标都比4G有一至数个数量级的提升。

    对于在20年间经历了移动手机制式从2G、3G一路狂奔到4G的很多人来说，会自然而然地把5G想象为一种更加快速的手机通信技术。不过，5G与以往各制式的移动通信技术不太一样：它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无线技术，而是多种新型无线接入技术和现有无线接入技术集成后的解决方案总称。更为重要的是，从5G开始，移动通信技术不再单纯解决移动状态下人和人、人和互联网之间的实时交互问题，而是与人工智能、机器人、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聚集在一起，成为以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力。可以预见，云和数字化转型会成为支撑5G应用发展的地基；增强现实技术（AR）和虚拟现实技术（VR）将加速5G应用于具体的生产生活场景；数十亿的传感器连接形成的智能管控将成为5G发展的巨大推力。

    随着5G的兴起，我们再一次看到技术变革带来的重大改变和机遇。5G时代，不仅意味着无处不在的“超级网速”，还将为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智能家居、虚拟现实等新科技深度融入生活打开大门。

    （摘编自沈可、付智《5G关键技术及典型应用》，《科学》2018年第四期）

    材料二：

    ▲5G主要体系结构图

    （摘编自《5G为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赋能》）

    材料三：

    早在2013年2月，当时的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就联合成立了IMT－2020（5G）推进组，对5G频谱问题、关键技术、标准化等问题展开研究和布局，成为全球首个由政府主导和规划的国家5G试验。目前，中国在全球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研究方面率先实现技术突破，中国主推的5G技术方案已有多项纳入国际标准。

    企业方面，三大通信运营商、华为和中兴作为中国5G军团的主力军，一直积极参与5G标准的制定工作，有序推进5G商用的建设进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作为全球5G产业的领军者，早在2009年华为就启动5G相关研究，至今已至少投入6亿美元用于5G研究和创新，在全球已经建立11个5G研究中心，引进各国相关人才，参与5G研究的全球专家超过数千人，目前已经获得全球首张5G产品欧盟无线设备指令型式认证，其5G产品获得欧洲市场商用许可。中兴通讯近两年将5G作为战略重点，2017年，中兴通讯的5G全球合作版图已经扩展到全球多家运营商，并计划在2018年底或2019年初发布5G商用移动终端。运营商方面，上个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公布了自己的首批5G试点城市名单，同时，中国移动成立国内首个具备基于5G最新标准端到端能力的开放实验室，将为各类创新应用提供定制化的5G端到端技术服务。

    （摘编自王萌《5G，大过想象》，有删改）

    材料四：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9日报道：中美两国的设备制造商和电信服务商正争相测试并开始推广未来一代无线网络，它将比现有的4G标准快100倍。政府也参与其中——中国对此的推动更大。

    报道称，虽然5G经济学仍在酝酿之中，但推动者说潜在的回报是巨大的。近年来，中国对于5G技术的资金投入不仅大幅领先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等，甚至超出美国240亿美元。

    拥有最大规模和最可靠网络的国家在研发技术上可以抢占先机，速度更快。占市场主导地位的设备供应商可以让国家情报机构和军方在监控和扰乱对手国家网络中占据优势。报道称，根据一些标准来看，中国正在领先。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领导的委员会便与中国移动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协作进行测试和研发。这一国家主导的态度以及巨大的国内市场确保华为之类的中国公司可以销售大量5G设备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宝贵经验。

    在美国，大部分试验是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威瑞森电信公司、三星电子公司和诺基亚公司等主导的。

（摘编自《中美展开5G主导权之争》）

    材料一：

2018年1月3日晚，《中国消费者报》官方微信公众号率先报道了岳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岳屾山在微博上质疑支付宝账单背后的隐藏条款一事，引发各路媒体转载。岳屾山说：“查看支付宝年度账单前，在首页发现了一行特别小的字：‘我同意《芝麻服务协议》’，不但字特别小，而且已经帮你选择好‘同意’了。而账单的查看和《芝麻服务协议》没有关联性，所你选择取消同意，依然能够看到年度账单。但如果你没注意到，就会直接同意这个协议，允许支付宝收集你的信息包括在第三方保存的信息。”

    （摘编自《支付宝连夜取消2017账单默认同意选项并认错》）

    材料二：

    2017年第三季度检测发现问题的应用软件名单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电信服务质量的通告（2017年第4号）》）

材料三：

    2016年11月7日上午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网络安全法》，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法律明确了网络空间主权的原则，并确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数据跨境传输的规则，提出网络“安全可控、自主可控、安全可信”的要求。

    赵泽良介绍，第一方面的要求，我们的产品服务提供者不应该利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便利条件来非法获取用户系统中的信息、用户设备中自己的信息或者不应该损害用户对自己信息的自主权、支配权，我们提出用户自己的信息要用户自己做主。

    第二方面的要求，我们的产品服务提供者，不能利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便利条件来非法控制、非法操纵用户的系统、用户的设备，损害用户对自己系统、设备的控制权。

    第三方面的要求，我们的网络安全、网络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不应该利用广大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依赖搞不正当竞争，谋取不正当利益，比如停止不必要的安全服务、搞垄断经营等等。

    他说，当然，关于安全可信、安全可控的概念本身也还在发展之中。我们应该根据网络安全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根据互联网的发展不断丰富、不完善。不管怎样，我们提出这个要求，提这个概念，都不是要限制国外的技术，不是要限制国外的产品，更不是要限制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产品。

（摘编自《赵泽良：网络安全法明确主权空间不会限制国外技术》）

材料四：

    前不久一篇名为《一位92年女生致周鸿祎别再盯着我们看了》的文章刷爆朋友圈，随即引发争议“这让我们不得不认真反思，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事件发生后，水滴团队曾试图使用AI人识别技术，对公共场所直播中的人脸进行识别，并进行模糊处理。但经过努力无法达到理想效果，“通过技术上的尝试，以及最近的反思，为了能够尊重、保护更多用户和消费者的权益，我们决定今天起，360智能摄像机删除所有直播相关功能，只提供安防监控功能。水滴直播平台也全面关闭，不再提供任何直播服务。”

（摘编自《360宣布永久关闭水滴直播平台周鸿祎曾态度强硬》）

    材料一

以中国智慧凝心，为世界发展聚力。2013年后，“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

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2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应邀与会，来自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说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愿意开展“一带一路”合作。论坛形成了包括5大类76大项270多项的成果清单。截至日前，首届高峰论坛达成的具体成果落实率达到100%。

当前，在沿线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正在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阶段转向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在各方的努力和推动下，“一带一路”这条机遇之路将越走越宽广，越走越通畅。

（摘编自《朋友多了路好走：“一带一路”，越走越宽》，光明网2019年4月23日）

材料二：

2018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总体来看，国际社会对该倡议的多数评价较理性正面，但也出现了一些片面性、负面性评价，比如“环境破坏论”等。

破坏环境论主打“生态牌”，攻击“中国将高污染的过剩产能向‘一带一路’国家转移”，攻击“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采矿、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水电项目造成当地生态资源环境破坏，使沿线国家失去可持续发展能力，其突出特点是高举“环保牌”，以“绿色”为幌子，占领道德制高点。

但实际上，不管是中国企业还是政府都将“绿色”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底色，积极遵守《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逐渐从国际绿色责任和绿色标准的追随者成为引领者。

（摘编自《债务陷阱?分裂欧洲?破坏环境?有关“一带一路”评论的谬误》，搜狐网，2018年8月24日）

    材料三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8年年会上，与会嘉宾从能源、金融、人文等角度为推动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建言献策。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国，中国近年来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上成就显著。中国企业更多地“走出去”，中国“绿色方案”也被“随身携带”。“中国多个进出口商会针对对外投资建立社会责任指标，如中国推行钴矿开发环保标准，确保矿业活动在国内外的可持续性。”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罗世礼认为，该举措能促进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能让“一带一路”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加速器”。

与会代表认为，绿色“一带一路”和旨在各国努力消除贫穷、实现平等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清晰，但实现步骤仍需集纳各方智慧，攻克难点。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说，解决发展问题需要能源，“一带一路”建设的挑战也在于能源。如何化挑战为机遇?“据世界银行预测，仅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若2030年前要实现低碳能源的转型，每年需额外投资约为800亿美元，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如亚投行等新型金融机构可在推动区域绿色发展方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东盟环境保护中心副主任周国梅说。

“‘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年议程都很振奋人心，但若无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化，目标只能是美好愿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生对推动生态文明的根本性问题做了解读。“2030年议程中的17个目标没有一个是陌生的，但为何没有实现?根本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后建立的发展模式。”该模式使得经济发展和环境、文化、社会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概念和新发展理念正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生态文明理念正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根本之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主任文霭洁表示，该部门将发挥桥梁作用，将中国的资源、技术对接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将生态文明理念带去。

（摘编自张斐晔李盛明《让绿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底色》，《光明日报》2018年7月9日）

材料四：

2018年11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牵头发起《“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得到多家国内外主要金融机构支持，该原则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议题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强化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投资的全球金融机构和企业在自愿基础上采纳和实施。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要求，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绿金委负责人说，据估计，到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94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尤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和建筑物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将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其间若能更多考虑绿色和可持续因素，将有效缓解全球面临的气候变化压力。另一方面，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还较粗放，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要扭转这种趋势，不仅要依靠强有力的环境治理措施，还须采用绿色金融手段，从投融资前端改变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严控污染性和高碳投资。”这位负责人说。

（摘编自《加强国际合作，携手推动绿色投资》，中国青年网2019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