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日前，文化部在其官网首页发布《各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情况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颁布五年来，各地落实情况喜忧参半。

    2011年6月1日，《非遗法》正式实施。为掌握法律实施五年来的落实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文化部于2016年组织开展了《非遗法》贯彻落实情况检查，并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全国有24个省（区、市）颁布了非遗的地方性法规共72部。其中，17个省（区、市）的省级法规是在《非遗法》实施后制定的。但是，从全国范围看，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海南省、四川省、青海省7省（区、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尚未出台，立法工作亟待推进。

    评估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5年底，全国各省级财政累计投入163731万元，有10省（市）累计投入5000万元以上。尽管五年来，各省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各省普遍存在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

    截至2016年，文化部命名了四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区、市）批准公布了14928名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估报告显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在世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70周岁的已达50%以上，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迫在眉睫。有些传承人在抢救性记录过程中，就已经离开人世；一些传承人年事已高，无法完全展现技艺。部分艺术院团改制后，面临着经营压力，有的传承人待遇因此受到影响，出现了无人肯学、后继乏人的状况。

（摘编自李韵《<非遗法>颁布五年落实情况喜忧参半》，2017年2月15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我们就是要把非遗文化传承作为工作、作为职业，通过现代工作室的打造和经营，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非遗文化传承的职业化道路，避免因为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而面临失传的窘境。”糖画传承人高光耀说。虽然近两年商业演出市场机会增多，但是相比于其他演出形式，他们的收入不算高，由此可以看出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度还有待提高，而这其中，既需要传承人自身的坚持与创新，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投入。

（摘编自李媛《非遗文化传承路在何方》，2017年2月15日《大众日报》）

材料三：

    《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形象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借鉴现代模式，激发出人们的兴趣，就能打造成现代时尚，就能成为“网红”，就能很好地“圈粉”。我们应该做好非遗+互联网这个加法，让非遗的文化魅力在互联网靓丽起来、普及起来、传播起来。可以采用动画开发、趣味知识比拼、全国非遗知识接龙等方式，非遗在互联网火了，关注的人就多了。

（摘编自殷建光《落实<非遗法>还需做加法》，2017年2月16日南方网）

材料一：

    2015年1月，习近平新年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他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5个月后，习近平来到与云南毗邻的贵州省，强调要科学谋化好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习近平指出，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数亿中国人甩掉了贫困的帽子，但中国的扶贫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最新数据显示，按照中国扶贫标准，到2013年底中国还有824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发展滞后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在民生问题中，困难群体往往有更多更强烈的诉求，因此需要给更多的关注和帮扶。

    习近平指出，扶贫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摘编自2017年3月11日“人才网”）

材料二：

    近年来，各地通过强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给贫困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农村和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但是，相对于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期盼群众早日脱贫的焦急心情，一些群众就显得比较“淡定”。甚至希望扶贫工作能够长期保持，让自己多享受一些“免费的午餐”。

    这种甘愿苦熬不愿苦干、不肯脱贫，乃至患上了“等靠要、不达目的不脱贫”的“精神贫困”症的情况，不仅令人担忧，同时也引人深思。

据了解，只要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可以享受精准扶贫贴息贷款、危房改造、易地搬迁或自建自购住房补贴等政策。被列为重点帮扶的贫困村群众，都希望能享受到这一“免费的午餐”。绝大多数群众在轮流充当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完政策红利，得到一定实惠后，才愿意成为“脱贫光荣户”。

    另据了解，除了对低保“你争我抢”，低保养懒汉和低保金被侵吞的现象也令人忧心。

    有一个单身汉被确定为“五保户”后，不愿住进养老院，而要求政府给他无偿盖三间砖瓦房，不盖就动用上访手段。有一个李姓村民靠低保金度日，因为缺乏致富信心，每次低保金下发后都是痛醉一番。没几天就吃光花光。

    由于低保成了“福利”，人人都想“争”，加之基层工作具体而复杂，因此很多不知情的人，对村干部误会很深，稍有不满意就找茬谩骂。同时，村民因为争抢低保矛盾尖锐，不仅影响和谐，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村庄的“精神贫困”。

（摘编自2016年12月12日“人民政协网”）

材料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目前，全国还有3000万人未脱贫，与过去的贫困人口不一样，这些属于最难脱贫的人口，有的难脱贫并不是没有能力脱贫，而是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决定了很多人脱贫动力不足。因而，如何通过引进先进文化和一些制度，促进贫困人口主动脱贫，成为下一步完成脱贫任务的关键所在。

（摘自2017年12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材料一：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材料二：

    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她们对礼物中的书本不屑一顾，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

    读书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年1月4日）

材料三：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一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应该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材料一

    国际科幻小说大奖“雨果奖”颁奖典礼于8月下旬落下帷幕，NK杰米辛的作品《巨石苍穹》摘得桂冠，令科幻小说这一文学类别再次引起全球读者关注，将视线转向中国，中国科幻文学近年来在国际上表现抢眼，2015年，刘慈欣凭借科幻作品《三体1》（英文版）获得“雨果奖”；2017年，《三体Ⅲ：死神永生》（英文版）再次入围“雨果奖”，虽然最后与奖项擦肩而过，却仍旧说明中国科幻文学在国际范围内愈发受到重视。

    获得“雨果奖”后，包括《三体》系列小说在内的中国科幻文学作品迅速引起国际文学市场关注，这其中也包括德国。2017年2月，郝慕天翻译的德文版《三体1》登上德国《明镜》周刊畅销书榜，位列平装虚构类作品第四名，2017年6月，德文版《三体1》获德国重要科幻文学奖项、库尔德•拉西茨奖最佳外国小说奖。2018年3月12日，由白嘉琳译成德文的《三体Ⅱ林》在德国出版，这译成德文后长达80余页的中国小说，很快也登上《明镜》周刊。

    （摘编自顾牧《中国科幻小说在德国》2018年9月9日人民网）

    材料二：

    （表格中的百分数是参与调查的人数百分比。表格来源于202年2月《“后三体时代”科幻小说何去何从﹣科幻小说读者认知度调查》）

    材料三：

    如果从文学形式的完整程度来划分，科幻小说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分别为点子阶段、故事阶段和文学阶段，文学是人学，根本要旨是把人写好，在前两个阶段中，人物只是传声筒，把男的換成女的，老的換成年轻的，中国人换成外国人，作品照样成立，一直有作者问，写科幻时人文元素该占多少，科学元素该占多少，这个问题本身就错误。既然是科幻，就必须有科学元素；既然是文学，就必须有人文精神，在科幻创作中，它们不是对立关系，人文是主题，科学是题材，前者通过后者来展现。如果一部科幻作品的人文主题，你不用科学构思也能够晨现，它就不是好科幻，反过来，科学题材也一定要展现人文精神，作品才能达到一定境界。总之，今后科幻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从科幻点子、科幻故事进化到科幻文学，在科学构思上生长出人文精神。

    摘编自《科普创作》2017年第3期郑军《科幻小说的三个发展阶段》）

    材料四：

    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凭借《三体》系列作品两度入围世界科幻小说最高荣誉雨果奖，一次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然而，他却认为自己的风格已经过时，世界科幻潮流正在呈现另一种面貌。与刘慈欣所代表的传统科幻路数不同，近年来热卖的美国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系列采取了“弱奇幻”的创作手法，另外，8月11日获得雨果奖的《方尖碑门》也是如此。虽然作品设定在某个神秘的星球，但很多内容实际上是在描写地球上的阶级压迫，从这些年雨果奖入围作品来看，现在美国很多科幻、奇幻类小说更关心现实问题，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生物学对社会伦理的影响等等，并国绕这些主题，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叙事结构和写作风格。

（摘编自《传统科幻小说难觅出路》2018年8月15日新华网）

材料一：中国日报网

    10月16日电10月15日12时23分，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39、40颗北斗导航卫星。

据美国科技网站新闻网15日报道，此次北斗双星的成功发射意义重大。中国研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为了满足其维护国家安全，更是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据报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精度可达2.5米，较定位精度为20米的美国GPS更胜一筹。因此，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得益于可穿戴设备、物联网、无人机及无人驾驶汽车等智能技术的发展，当前，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的市场颇为景气，其中包括实现定位功能的产品和服务。

    2017年发布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市场报告》显示，到2025年，亚太地区的GNSS导航设备数量（以智能手机为主）将从2015年的19亿增长至43亿，超过欧盟和北美地区的总和，因而有望成为该领域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6年，中国GNSS和定位服务市场产值达332.4亿元。随着北斗导航系统等卫星不断发挥作用，到2020年，中国该行业产值有望增长至620亿元。

材料二：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网站8月13日文章，中国很有可能把“太空丝绸之路”加入陆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而将“一带一路”倡议扩至太空轨道。

    美国媒体称，北斗是中国修建用以扩大自己活动和影响力的道路、铁路、港口和工业园的“数字黏合剂”。“太空丝绸之路”的卫星通信、天气监测和对地观测，将从天上到地上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新丝路沿线国家若加入“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会变得依赖中国所提供的太空服务。这将令北京对那些国家的政策选择具有更多影响力，因为中国控制了维持其经济增长的关键太空能力。

    太空竞争可被视为地球上地缘政治的延伸，谁占据了太空制高点，谁就能主导地球，因为信息是21世纪权力的基础，而信息将通过太空传播。“太空丝绸之路”将为中国权力及对欧亚大片地区的掌控增加厚度，若不受到挑战，中国会把西方公司排挤出去，确保北京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太空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这将最终巩固北京对新丝路沿线国家经济的控制。

（作者马尔科姆戴维斯）

材料三：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伟大倡议3年多来，从无到有，从点到面，硕果累累！现如今（2017年），峰会也已成功举办，全球130多国竞相参与，就连美日韩都悉数出席了！

    曾记否，上个世纪中国航天饱受歧视，16国家参与国际空间站建设，唯独不让中国加入，中国航天人，望眼欲穿申请近20年，最终只能含恨而终！到2011年，美国白宫“禁止宇航局与中国任何合作”；2013年，美国还“禁止中国参加学术研讨会”！

    1992年“921航天载人工程”立项，从1999年“神一”到2016年“神十一”，再到2017年“天舟一号”，从无人到载人、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突破了往返、出舱、交会、运输等关键技术……

    近年来，在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航天多年来发挥自身优势，已有数十颗通信卫星先后镶嵌在浩瀚星空，联结成“一条太空丝路”，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2015年10月，亚太九号通信卫星成功发射，使中国——东盟“10+1”合作更加密切，实现了对“海上丝绸之路”周边区域的基本覆盖。

    2015年11月，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老挝一号通信卫星，700万老挝百姓可方便看电视、打电话、上网冲浪。中国也实现了首次整星出口到东盟，首创“天地一体化+商业运营”模式。

    我国还将发射实践十八号、中星十八号、亚太6D等卫星，照耀全球60%陆地，惠及全球80%的人口，为“一带一路”及周边地区提供全方位的卫星通信服务。

材料一：

    近些年体罚现象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上很多人否定教育惩戒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近日，江苏一学校20多名学生家长联名举报一位数学老师对学生进行变相体罚，随后当地教育局对此展开调查并认定为变相体罚，进行了通报批评。

    记者了解到，曾有老师因为学生课堂上顶撞自己，就把该学生带到办公室扇了两个耳光，用脚踢了几下，又将该学生带到班级，让班上学生每人打他一巴掌。

    滥用惩戒权导致惩戒过度现象屡见不鲜，重建家校信任，打破“猜疑链”，双方必须就能否实施惩戒、由谁来实施惩戒、惩戒的形式和程度这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教师惩戒权有理可循，但是尚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教育法律法规中缺少对教师惩戒权的明确与规范。

    教育本身含有“惩戒”之意，但没有法律保障的教育惩戒，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存在隐患。给予教师惩戒权立法足够的重视并构建完整的法规体系，已然成为当务之急。

(选自2018年5月7日《半月谈》)

材料二：

    记者采访了杭城10位小学校长，每一个人都表达了这样一个相同的观点：表扬与批评、奖励与惩罚是教育的两种最主要的方式，缺一不可。但是现在很多教师对教育惩戒望而却步，在管理学生上采取不作为的做法。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惩戒方式，让教育的这种手段能在老师、家长之间达成共识，这将是一个重要课题。

    采访中，多位受访校长、教师反映，长期以来，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严禁教师体罚等规定三令五申，而对力挺教师适度行使惩戒权却“缄口不言”。执纪和维权的失衡，让一些老师选择“明哲保身”，形成“不想管、不能管、不敢管”的氛围。

    很多老师被迫放弃惩戒这种教育手段，家长的一些做法是主要原因。

    “你们整个学校都在欺负我孙子!”前不久，一位老人情绪激动冲进了孙子所在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因为其孙子在学校上课不听讲考试不答题，班主任严肃批评了他。孩子回家告诉了爷爷，爷爷一气之下冲进了校长办公室。

    从一些新闻中可见端倪：老师批评学生只考3分，被家长暴打致住院；孩子座位被调整，家长投诉要求换班主任；老师通报孩子成绩，被“后进生”家长要求登门道歉；孩子犯错被叫家长，家长带着律师和录音笔来校对峙……

    一小学生家长曹林说：“适度惩戒当然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但我对赋予学校和老师惩戒权持保留态度。”他担心，如果赋予学校和老师惩戒权，老师们对“度”的把握很难统一，每个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样，如果惩戒不当，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华东交通大学心理学教授、心理素质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舒曼认为，社会上一些家长的过度维权，导致老师因为担心“惹事”而不愿行使教育惩戒权，这是无奈的自我保护。

    (摘编自2018年12月10日《钱江晚报》)

材料三：

    2019年11月22日，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则》)，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22日。

    《规则》明确提出，教育惩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支持教师正当行使教育惩戒权，制止有害于学生或者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言行。同时，还对教育惩戒的实施原则适用情形以及教育惩戒的方式作出规定。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申素平认为：“它给了教师一份指引，明确告诉教师，当孩子犯错时，你这么做没问题，批评、留校、不超过一堂课的站立、适当的体育训练都无可指摘。同时，《规则》也能让学生直观清晰地知道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对与错，知道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犯错时被教师教育惩戒也能心服口服，从而能够主动约束自己，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另外，《规则》也为学生及其家长对教师实施的教育惩戒，给予申诉的权利。”

    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副主任郑宁认为，国际趋势促使我国必须健全教育惩戒的法律法规，很多发达国家都有教育惩戒权的明确规定，比如日本《学校教育法》规定了对学生惩戒方式包括罚站、增加值日次数、放学后罚留教室、警告、退学等；美国教师的惩戒权包括言语责备、留校、惩戒性转学、短期停学、开除等；而英国规定，老师有权通过身体接触管束不守规矩的学生，教师的惩戒方法还包括：室外立正反思、罚写作文、周末不让回家、让校长惩戒、停学等。英国中小学生如无故旷课， 不仅会受到严厉批评，其父母还将面临5000英镑以下的罚款；在我们的邻国韩国和新加坡，则保留了“鞭挞”等方式。

(选自2019年11月29日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