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度还未散去，央视另一档自制文化类节目《朗读者》，又以浩大的声势占据了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的页面。在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对于每一个离开了学生时代的人而言，“朗读“似乎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语。大小屏幕代替了书籍文本，键盘语音代替了信札驿马。朗读被加上了一层梦幻的滤镜，覆盖上了文化和美的薄纱，提醒着我们思念又回不去的过去。这大概是《朗读者》对于观众产生原始魅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朗读者》用了“朗读”作为外壳，内核依然是分享嘉宾的故事、传递回忆和温情。它更像一个精简的谈话节目，并且董卿掌握对话的节奏远胜于多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一颦一笑都显得真诚，也不会时不时就出神，或者生硬地切换话题——这一点，《见字如面》的主持人真应该好好学习。也正是有了一段简短却恰到好处的交流，带动了观众的情绪，才使得接下来的朗读自然而然，真情流露。《朗读者》的野心明显不在说故事和煽情，它更想传递的是价值观、是社会中日渐缺失的温情和责任感。

    和多数更活泼的娱乐节目倾向于选择“放飞自我”的嘉宾不同，《朗读者》选的人、想讲述的故事，其实把“我”藏起来了一些。更多强调了“爱”和各种“责任”。

    诗文的选择，可以反映《朗读者》高高树起的一面大旗——文学。制片人董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用朗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温柔记忆。”这句话让身处中文系的笔者深感悲哀，在当下，对于文学的温柔记忆居然是需要被唤醒的。网络挤压了民众对于书籍的热情，文学正在和我们渐行渐远。

    然而文学本不仅是记忆，对于父母辈们而言，文学曾是一场流行。和经历过扎实基础教育、上了十几年语文课的年轻一代不同，文学对父辈而言，可能是仰望、是梦想。一本外国名著在当年可能会引发似如今苹果发售时的排队浪潮……对于他们而言，文学让他们在过去找到了“美”的感染力，找到了治愈伤痕的灵药。《朗读者》很好地重述了一遍他们已经快忘却的“文学梦”，并将之化为了节目自身的魅力。

    在真人秀节目的蹦蹦跳跳渐渐让观众审美疲劳时，文化综艺的异军突起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消费主义泛滥的当下，电视节目作为消费品被直接投放给了更有消费力的年轻观众，中老年们则被刻意忽略了。《朗读者》等一节目填补了这处空白。这也许是无心之举，但结果却相当有意义。《朗读者》所传递的责任感、温情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因此，你可能会发现父母乃至爷爷奶奶，对这档节目赞不绝口。

——（摘自《新京报》2017年2月23日）

材料二：

    在娱乐致死的年代，《见字如面》《朗读者》等一批批“高而不冷”的综艺界清流涌现，文化类节目真的回暖了吗？

    年初的《中国诗词大会》口碑收视双收，主持人董卿担任制作人的《朗读者》又来了。而更早播出的同类节目《见字如面》，由之前《中国成语大会》的制作团队操刀，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不小的热度。能把文化节目做到“高而不冷”也并不容易，这两个节目给人最直接的刺激，大概是“声控福利”吧。在演戏全靠配音的流量们霸屏的日子，想要听老戏骨们层次丰富、情绪丰满的声音，受众只能在这里找了。

    《朗读者》是很典型的央视表达方式，每一位嘉宾都要讲“背后的故事”，再加上朗读本身，看上去内容就很拥挤。而那些讲故事环节容易让观众感觉教化和煽情不够节制。

    不过，除开那些煽情过度的部分，《朗读者》里有些背后故事是用自身经历的方式去“言传身教”，加上阅读文本本身的大众性，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朗读者》第一个引起高度共鸣的朗读者是翻译界大神许渊冲。《人民日报》微博安排了一个许先生的《朗读者》片段，转发两万多条。

    纵然电视上体会到的文字之美不如阅读更深沉彻底，但在浮躁的时代里，《朗读者》创造了一种表达方式，把观众拉回到文字上。朗读是美的，更美的是字句下面那些真挚的悲欢和浪漫，那才是永不过时的价值。这两档节目不就证明了吗？

——（摘自“中青在线”2017年3月9日报道）

材料三：

    当日，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东侧的朗读亭前排起了长队，高峰排队时长超过9个小时。这是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设置的一个环节，旨在让朗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朗读亭里有一套专业的录音设备和一个摄像头，每位“朗读者”进门后对着麦克风就可以开始朗读自己心目中的好文章，限时3分钟。据悉，继上海图书馆之后，朗读亭还将出现在上海另外两到三个地点。

    此前，中新网2月21日报道，当天，一座朗读亭现身杭州街头，浙江杭州不少市民在朗读亭前排队等候朗读诗歌作品等。

——（摘自新华社2017年3月9日上海报道）

材料一：

    2018年10月23日，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大桥的开通使粤港澳大湾区的虹吸效应逐步显现。旅游观光、访亲谈友、寻找工作、投资机会……交通的便利化，不仅利于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更好流动，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的融合和协同发展。

    港珠澳大桥工程被英国《卫报》评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最让人惊叹是它的沉管隧道。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长6700米，其中沉管段长5664米，最大安装水深超过40米，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公路沉管隧道和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大桥的建设初期，中国交建与欧洲顶级沉管公司洽谈合作，对方索要1.5亿欧元咨询费。天价咨询费买不回核心技术，桥梁建设者们只能自己摸索着自主研发。大桥标准沉管节长180米、宽38米、高11.4米，重约4.4万吨。另外，沉管还要在12米深的海底实现厘米级精确对接，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难度系数丝毫不亚于“神九”与“天宫一号”对接。世界顶级隧道咨询公司荷兰TEC的执行总裁汉斯评价：“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让中国从沉管隧道的相对小国，成为沉管隧道的国际领军国家之一。”

（摘编自《港珠澳大桥建设幕后》）

材料二：

    通过上世纪80年代的“学习和追赶”，90年代的“提高和创新”，我国桥梁建设迎来了21世纪的“超越”阶段。中国桥梁快速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相伴，与改革开放同行。

在世界前10名最高桥梁中，有8座在中国；而在2020年前将完工的世界铁路10座最高大桥中，有9座是中国建造的。胶州湾大桥，获得国际桥梁组织颁发的乔治·理查德森奖，为中国桥梁工程获得的最高国际奖项！“大跨径桥梁技术上世纪在美国、欧洲，之后在日本得到了发展，而进入本世纪后，中国在质与量两方面都引领了世界。”著名桥梁专家、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前主席伊藤学说。

    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经济格局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大型桥梁建设可有效拉动建材、制造、装备、就业等领域的发展，推动新兴产业，促进产业融合升级、拉动经济增长。从一座桥的修建上，就可以看出当地工商业的荣枯和工艺水平。从全国各地的修桥历史，更可看出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情况。但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桥梁的“第一”、“最高”，对此，专家认为，在建设规模达到一定标准、施工工艺相对成熟完善后，个别指标特别是跨度的提升，并不代表技术水平的实质性进步。我国大桥建设，不能只强调桥长、跨径等表面上的第一，应更注重科技含量、技术创新等内涵上的第一。比如，加大轻质高性能、耐久造桥材料的研究和推广力度。

（摘编自新华社《大桥上的中国——我国桥梁建设发展调查》）

材料三：

图表1：2011—2017年我国公路桥梁里程增长（单位：单位米，%）

图表2：2014年公路桥梁调查表

材料四：

我国桥梁建设空前繁荣，展望未来，桥梁的建设、维护任务依然很重。桥梁是交通的生命线，我们切实加强桥梁安全度和耐久性的研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桥梁的使用寿命。在桥梁建设技术上，我们加紧研制大型架桥机械、大型海底挖掘机械等造桥设备。尽快缩短与国外发达国家在建桥机具设备上的差距。在桥梁设计创新方面，坚持“设计是工程的灵魂、创新是设计的灵魂”的理念，既要注重经济实用，又要注重安全和美观；既要创新突破，又要体现中国文化。桥梁的维护也极为重要，我们应完善桥梁自动监控和管理系统，保证桥梁的安全和正常运行。从多方面进行调整，中国桥梁建设之路才能越走与宽。

（摘编自《我国城市桥梁建设的发展》）

材料一：

    会宁皮影戏已列入甘肃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会宁皮影多以牛皮、羊皮、驴皮制作而成，一台皮影戏至少需要四至五人才能完成，唱腔多以当地的传统戏曲秦腔为主。大年三十晚九时许，新添堡乡河屲（wā）村村口的皮影戏老艺人牛俊魁家传来阵阵鼓乐声，村里组织的新年皮影戏演出在这里鸣锣开演。

    河屲村是会宁县新添堡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晚上九点，乡亲们在家里欢聚一堂，唱着皮影戏过大年，让我们感受到了皮影戏的魅力。

    走进牛俊魁家，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一场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他家的正房里上演，老艺人牛俊魁在白色幕布后舞弄着皮影角色，边舞边唱，另外三人时而拉二胡，时而吹唢呐，敲锣打鼓配合默契，村民们看得全神贯注，记者也被精彩的演出所吸引，跟着看了起来。在演出结束后记者走进幕后，体验了一把皮影戏的演出过程。

    据介绍，牛俊魁是会宁皮影戏的传承人之一，他不仅可以熟练制作皮影道具，而且能够演唱多部传统戏曲。每逢新春佳节，他都要带领村里人白天搭台，晚上唱戏，每场皮影戏要演出两三个小时，以丰富乡亲们的节日文化生活。

    新添堡乡河屲村村民邵启虎对记者说，本地文化活动比较单纯，到过年的时候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看一看皮影戏，耍一下社火，自娱自乐，大家都比较高兴。

（“会宁广电网”记者  甘孟玉  荆平）

材料二：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上的活动屡见不鲜。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鄂温克族是跨越中国、俄罗斯居住的跨界民族，也是中国“三少民族”之一。千百年来，作为善于迁徙的狩猎民族，他们将本民族的习俗延续下来，如驯鹿、瑟宾节都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驯鹿成为贯穿全年每个呼伦贝尔草原盛会的“吉祥物”，二百余人的鄂温克部落每年能接待中外游客近五万人次。

    而每逢瑟宾节，鄂温克部落里的男女老少都来参加，由部落首领主持，猎人们在落叶松的间隙里点燃篝火，边歌边舞，祭祀山神，一片欢乐祥和。台湾游客任先生几乎每年都会到呼伦贝尔旅行一次，他说：“不论夏季或是冬季，呼伦贝尔总有让人看不完的美景，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堆砌出的盛会就让人流连忘返。”

2016年上半年，呼伦贝尔市接待中外游客488.47万人次，同比增长8.5%。

    以上种种，都只是内蒙古草原上很普通的活动，但也是内蒙古草原诸多文化活动的缩影。

    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元文化底蕴深厚，将草原文化融会贯通并“打包”展示已成为当地所有民族文化活动的“套路”。不论是各地一年四季举办的大大小小的文化活动，还是内蒙古“走出去”举办的文化活动，草原传统技艺总是结伴出现。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内蒙古已在蒙古国、俄罗斯、美国、马耳他、毛里求斯、澳大利亚、丹麦、斯里兰卡等地举办“文化周”活动，阵容颇为“豪华”，对外讲述着内蒙古的故事。

落于金莲川草原上的正蓝旗人口仅8.3万，但这里有世界文化遗址元上都和延续千年的传统游牧生活。

（摘自中新网《非物质文化遗产“堆砌”的草原盛会吸引中外游客》，有删改）

材料三：

    江苏省南通市关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宋亚军这两天伤透了脑筋，他正在给88岁的毛素娟找一个传承人。毛素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南通色织土布技艺的唯一传承人，由于后继无人，这项技艺正濒临失传。赶在老太太还能说会动之前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把技艺传下去成了宋亚军的当务之急。

    如何让非遗更好地传承下去？南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曹锦扬表示，非遗传承有其特殊性，不能全靠市场，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011年6月1日，国家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集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一些地区落实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些问题，如经费拨款不到位，不重视宣传，对民间的非遗传承人重视不够等。一些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每年在非遗上的经费投入只有区区几十万元，非遗传承人、研究人员想对外交流自己的技术和作品都捉襟见肘。

    “事实也证明，凡是非遗传承做得好的地区，政府都发挥了很好的主导作用。”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说。在全国，宜兴紫砂壶鼎鼎有名，这是该地区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有机结合所带来的效果。宜兴有专门的副市长、文化局副局长分管紫砂陶艺发展，政府还出资让有兴趣学习紫砂陶艺的人免费学习，每年的“陶艺节”，市委书记、市长再忙也要出席，这些都提高了紫砂陶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不能传承下去，归根结底要看它能否与现代人的生产、生活需求结合起来。”贺云翱教授说，“除了宜兴紫砂壶，像苏州的刺绣，南京的云锦，这些非遗项目都兼具了一定的市场价值，迎合了现代人的需要，有很多人在学。相比之下，南通色织土布就与现代人的生活离得稍远些，对于这类非遗项目的保护，政府就更不能缺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也有专家认为，整个社会都应该为非遗的传承出一份力，在韩国、日本，每年都会有企业家出资赞助非遗项目，定期举办一些展览，让民众认识到非遗的重要性，这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摘自《光明日报》：《非遗传承，难在哪儿？》有删改）

材料一：

    当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成了全球产业界、学术界的高频词。有研究者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对一种通过计算机实现人脑思维结果，能从环境中获取感知并执行行动的智能体的描述和构建。

    人工智能并不是新鲜事物。20世纪中叶，“机器思维”就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1936年，英国数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从模拟人类思考和证明的过程入手，提出利用机器执行逻辑代码来模拟人类的各种计算和逻辑思维过程的设想。1950年，他发表了《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提出了判断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标准，即“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指一台机器如果能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且超过30%的回答让测试者误认为是人类所答，那么就可以认为这机器具有智能。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教授用“中文房间”的思维实验，表达了对“智能”的不同思考。一个不懂中文只会说英语的人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他只有铅笔、纸张和一大本指导手册，不时会有画着陌生符号的纸张被递进来。被测试者只能通过阅读指导手册找寻对应指令来分析这些符号。之后，他向屋外的人交出一份同样写满符号的答卷。被测试者全程都不知道，其实这些纸上用来记录问题和答案的符号是中文。他完全不懂中文，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上述过程中，被测试者代表计算机，他所经历的也正是计算机的工作内容，即遵循规则，操控符号。“中文房间”实验说明看起来完全智能的计算机程序其实根本不理解自身处理的各种信息。希尔勒认为，如果机器有“智能”，就意味着它具有理解能力。既然机器没有理解能力，那么所谓的“让机器拥有人类智能”的说法就是无稽之谈了。

    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不同学派的科学家对“何为智能”的理解不尽相同。符号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具体问题的求解能力，他们会为所设想的智能机器规划好不同的问题求解路径，运用形式推理和数理逻辑的方法，让计算机模仿人类思维进行决策和推理。联结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非智能部件相互作为的产物，在他们眼里人类也是一种机器，其智能来源于许多非智能但半自主的组成大脑的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研究大脑的结构，让计算机去模仿人类的大脑，并且用某种教学模型去重建一个简化的神经元网络。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是机器和人类的行为相似，研究人工智能应该研究人类感知和行动的本能，而不是高级的逻辑推理，不解决基本问题就无法实现复杂的思维模拟。因而他们让计算机模仿人的行为，建立人工智能系统。

    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对“智能”的理解仍未形成共识。但是，正是对“何为智能”这个核心问题的不断思考和解答，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层面的发展。

（取材于谭营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2018年5月，谷歌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部分）通过了“图灵测试”。这个消息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应该怎样做？

    在人工智能的开发过程中，设计者会遇到伦理问题的挑战。比如著名的“隧道问题”：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在通过黑暗的隧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小孩，面对撞向隧道还是撞向行人这种进退维谷的突发情况，自动驾驶汽车会怎么做？

    自动驾驶汽车依靠的是人工智能“大脑”，它会从以往案例数据库中选取一个与当前情景较相似的案例，然后根据所选案例来实施本次决策。当遇到完全陌生的情景时，汽车仍然会进行搜索，即在“大脑”中迅速搜索与当前场景相似度大于某个固定值的过往场景，形成与之对应的决断。如果计算机搜索出来的场景相似度小于那个值，自动驾驶汽车将随机选择一种方式处理。

    那么，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伤害了人类，谁来负责呢？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人工智能体作为行为主体对待。因为“主体”概念有一系列限定，譬如具有反思能力、主观判断能力以及情感和价值目标设定等。人工智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能”，它所表现出来智能以及对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掌握和遵循，是基于大数据学习的结果，和人类主观意识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人工智能体不可以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以上述自动驾驶汽车为例，究竟由人工智能开发者负责，还是由汽车公司负责甚至任何的第三方负责，或者各方在何种情形下如何分担责任，应当在相关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制订商业合同进行约定。

    人工智能在未来还可能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奇点（singularity）”。所谓“奇点”就是指机器智能有朝一日超越人类智能，那时机器将能够进行自我编程而变得更加智能，它们也将持续设计更加先进的机器，直到将人类远远甩开。尽管研究者对“奇点”到来的时间和可能性还有争议，但是不管“奇点”时刻能否真的到来，在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小心被人工智能“异化”。在我们训练人工智能的同时，有可能也被人工智能“训练”了。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爱好都将被人工智能塑造，人工智能在无形中暗暗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骄傲的时候，也许已不知不觉地沦为了数据的囚徒。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种种冲击，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今天对我们依然有借鉴意义。这三大定律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到人受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归根结底，人是智能行为的总开关。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应该始终把对社会负责的原则，放在对技术进步的渴望之上。人类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绸缪  ， 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

    材料一：

    近日，中山大学调整包括社会工作在内的18个本科专业，引发关注。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新专业首次亮相，也吸引了不少目光。

     高校专业设置并非一成不变，每年都会根据实际情况或“瘦身”，或新增，这既能使学科建设更加科学，也是为了培养契合社会需求与时代发展的人才。但开设新专业并非城门大开，而是要经过申报、答辩、公示、审议等流程。如何让专业增减与个人发展规划、学校教学设置、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是我国高等教育绕不开的课题。

    材料二：

    破除高校专业设置随意之弊，科学合理地设置专业，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本身责无旁贷。从教育主管部门角度来看，一定要考虑开设新专业的基本办学标准，比如师资条件、科研条件和物质保障条件，要明确最基本的专业设置国家标准。而从高校角度来说，开设一个专业，要看是否与高校的办学经历相吻合。比如，一所中医药大学，如果过多开设管理类专业或外语类专业，就与高校的办学宗旨不相吻合，这就是有问题的。同时，高校也要考虑专业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匹配度，以及高校所在地其他高校是否有类似专业，其已有的招生人数、就业分配都要综合考虑。

    大学专业设置有两个逻辑结构：一是专业的逻辑结构，即按照专业知识结构来设置专业；二是社会需求的逻辑，即社会对哪些方面有需要。这一需求不是像商店购物、点餐那样全部满足，而是要对社会需要进行筛选，进而确定哪些专业可以被设置。还要考虑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考量学生特定方向的发展潜力。近年来，很多高校仅根据以上某一方面的需求来设置专业，这种过度简化专业筛选、较少思考背后的专业逻辑，是目前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调整和精简专业时，也应该有专业评估，应整体考虑这个专业是不是有专业优势、社会需求、师资和学术上的独特性。如果是简简单单根据行政指令进行操作，仅因为某个专业招不到学生、就业率不好就撤销专业，大学专业设置随意的问题仍然不会根本解决。

    材料三：

    当前学生在中学阶段拼命学习应试内容，职业生涯的课程近乎为零，无法正确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和职业。多名教育人士建议，应主动介入，引导青年择业观的形成，如在高中阶段教育中加入职业生涯规划，对年轻学子如何选择未来大学的专业、成为什么样的人、择业价值观等，提前进行规划引导和指导。

    而高校实行大类招生，学生可以在进入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再细选方向，为不少对生涯规划还存在迷茫的考生预留缓冲期。对于高校来说，则有利于招到适合本校的学生。因此，继续扩大大类招生的高校范围，让大类招生的学生在大二才进行专业分流，更利于学生为知识的融会贯通和最终专业的选择打好基础。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3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于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对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