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日，一部关注老年手机市场的短片《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一部手机》迅速爆红网络。短片描述了独居老人与在外工作的儿子逐渐疏离的故事，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呈现。影片走红的实质是对老年人内心诉求的深度解析。

老年人因为视力、记忆力、辨识力的衰退，难以操作年轻人喜欢的时尚、功能强大的智能手机，他们更需要一部操作简单、功能适合的老年智能手机。据调查，大部分老年人对手机的需求除了停留在能轻松拨打电话、发送信息、拍摄照片等功能外，还希望手机能够管理自己的健康问题，最好能够在疾病突发时依靠手机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除此之外，对于大多数老人来说，手机的真正智能之处在于能够随时与子女取得联系，子女也能通过手机了解老人的健康状况、行动轨迹以及个人情绪等。其实，老人们需要的不只是一部手机，而是有“温度”的陪伴。

（摘编自《一部<手机>解剖空巢老人现状引争议》，2018年2月27日中国网）

材料二：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老年化问题日益突出，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也再次引起关注。《中国人口老年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自2001年起，我国已正式进入到快速老年化阶段；未来20年，老年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将超过3%；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人，老年化水平将超过30%。当子女由于工作、学习、结婚等原因而离家后，独守“空巢”的老人会产生心理失调的症状，出现家庭“空巢”综合症。其症状常常表现为心情郁闷、沮丧、孤寂，食欲减低，睡眠失调等。据调查，空巢老人中存在心理问题的比例达到60%。而达到疾病程度，需要医学关注、心理干预的空巢老人，比例占到10%~20%。空巢老人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亟待破解的社会命题。

（摘编自《中国人口老年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017）》）

材料三：

    怎样减少子女离家对老人的心理冲击，避免出现空巢的情感危机呢？改善空巢老人的经济状况，保障老人的生活质量，是维护其心理健康的前提条件，子女的赡养、领取养老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是重要途径。改善空巢老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子女与父母多沟通，重视他们的精神世界，让他们感到自己是被关注的。培养兴趣爱好也有利于空巢老人转移注意力，缓解焦虑等不良情绪。政府方面，要加快完善保障制度，积极发展老年医疗保健事业，加快建设老年服务中心和护理中心，为空巢老人搭建“安全网”，建立应急求助信息系统等。为空巢老人办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切实维护空巢老人合法权益等。此外，社会方面也可以多组织开展老年群体活动，多鼓励空巢老人互助互动，充实他们的文化生活，为他们创造更多与他人沟通的平台。

（摘编自《关爱空巢老人，帮助空巢老人远离空巢综合症》，新浪网）

材料一：

    街头随机问一句，王者荣耀是什么，想必多半人都知道这是一款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即MOBA）。游戏中，五路、三路或一路英雄在地图上施展技能、提升等级、互相厮杀，并以率先摧毁敌方基地的水晶塔为最终目标。时常看到在餐厅、电影院门前，三五个年轻人聚在一起低着头拨弄着手机，那十有八九是一起“开黑”（组队开始游戏）了，并且不时能听到“我一个技能一千血”之类的游戏台词。

    根据2017年4月腾讯互动娱乐年度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王者荣耀》累计注册用户超过2亿，成为全球用户数最多的MOBA手游.，根据腾讯方面的数据，其日活跃用户达5000万。

    厦门海沧延奎小学六年级班主任谢美兰在班上做过一个小调查，发现全班41名同学里，有一半孩子在玩这款游戏。一些家长质疑说，大量中小学生沉迷于这款游戏，甚至有媒体报道称，该款游戏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

腾讯方面对“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的质疑予以了否认。市场研究机构极光大数据发布的《王者荣耀研究报告》显示，14岁以下用户占3.57%；15岁～19岁的占22， 2%。

    对于记者采访时提出的该游戏18岁以下用户数据信息，腾讯方面未予回复，并表示从未发布过此类官方数据。

（摘自《新华社：“王者荣耀”还是“王者农药”：健康游戏不止于防沉迷》）

材料二：

    “荆轲就是女的！”

    谈及历史人物荆轲，在天津市蓟州区上小学三年级的王龙（化名）言之凿凿，言语间都快跟记者急眼了：王龙对荆轲的了解，基于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王者荣耀》作为即时对战类游戏，其中的游戏角色多为历史人物，如荆轲、诸葛亮、武则天等。在使用这些历史人物的同时，这款游戏还给这些历史人物设定了一些新的职位与身份。

    在这款游戏中，英雄分为坦克、战士、法师、刺客、射手、辅助六类。不同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的分类，游戏中可以查看各种英雄角色的介绍。比如，游戏中有名为“李白”的英雄角色，这个角色是这样定义的：李白，青莲剑仙，定位：刺客/战士，擅长：突进/收割。不仅仅是李白，许多历史人物都被重新赋予了新的定位，还有如诸葛亮、扁鹊变成了法师，虞姬、李元芳变成了射手。

《王者荣耀》中的英雄角色还有各种造型，如刘备的造型是使用枪支的“黑帮”教父，刘禅变成驾驶机器人的形象，黄忠扛起了大炮，高渐离拿起了吉他，马可·波罗使用的则是双枪。其中最离谱的，则是将荆轲的角色设定为女性。这也是小学生王龙坚持认为“荆轲就是女的”的原因。

（来源《法制网》）

材料三：

    一款游戏成为全民性、现象级，足见其魅力；又被称为“毒药”“农药”，可见其后果。最近，当《王者荣耀》在一波波圈粉，又一波波被质疑时，该如何解“游戏之毒”令人深思。

    作为游戏，《王者荣耀》是成功的，而面向社会，它却不断在释放负能量。从数据看，累计注册用户超2亿，日活跃用户超5000余万，每7个中国人就有1人在玩，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20%。在此可观的用户基础上，悲剧不断上演：13岁学生因玩游戏被父亲教训后跳楼，11岁女孩为买装备盗刷10余万元，17岁少年狂打40小时后诱发脑梗险些丧命……到底是游戏娱乐了大众，还是“陷害”了人生，恐怕在赚钱与伤人并生时，更值得警惕。

    多数游戏是无罪的，依托市场营利也无可厚非，但不设限并产生了极端后果，就不能听之任之。这种负面影响如果以各种方式施加于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就该尽早遏制。以《王者荣耀》为例，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游戏内容架空和虚构历史，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二是过度沉溺让孩子在精神与身体上被过度消耗。因此，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游戏需求，又要对孩子进行积极引导，研发并推出一款游戏只是起点，各个主体尽责有为则没有终点。

（摘自人民网：《王者荣耀》，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

材料四：

    7月3日、4日，人民网针对腾讯旗下“王者荣耀”连续刊发2篇评论，指出“王者荣耀”的危害性并呼吁政府和游戏制作方加强监管。与此同时，7月4日，“王者荣耀”游戏制作人在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号刊出的访谈中表示，其实，游戏和其他娱乐方式一样，也能够成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会被社会诟病的洪水猛兽，精神鸦片。

    7月4日，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号消息指出，腾讯将推出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以《王者荣耀》为试点，率先实施健康游戏“三板斧”。首先上线的是限制12周岁以下玩家每天只玩一小时，后续还将实现晚上9点后禁止登录；绑定硬件设备一键禁玩；强化实名认证体系——这“三板斧”将逐步、持续推进。

（摘自搜狐网）

材料一：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如今，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需达到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摘编自光明网）

材料二：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日本的一个制笔企业里，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然后推到边上的检验台做记录。我看这么厚的本子，她大半本已经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这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性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鹜、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摘编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材料三：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形成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摘编自中国质量新闻网）

    材料一：

    “智慧城市”刚提出时，许多城市管理者简单理解为“数字城市+物联网”，后来发现不对，又变成“数字城市+物联网+大数据”，然后，又变成“数字城市+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现在有些地方还要加上“无人化”“智能化”，越加越多。这表明，“智慧城市”的定义不断改变，缺乏统一的认识。

    “智慧城市”的本质应该是基于地理位置信息的“智慧”服务。从建设目标看，智慧城市可以定义为“更节能、更绿色、更环保、更可持续发展”，利用综合的地理信息服务让城市里的人们生活更方便。在大数据时代，智慧城市系统能提供的基于地理信息的服务，一定是三维、全息的。它要求地理信息数据更精细、更广泛、更快速、更实时，而且更便于得出分析结果。

    “智慧城市”对地理位置信息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对数据采集技术进行突破，要从单一传感变为集成传感，从移动传感变成传感网，从有限的数据源变成多数据源。同时，几何参数要发展成为物理参数，要加上诸如温度、湿度、PM2.5等指标，推出更多的人性化应用，让城市更加“智慧”。

（摘编自刘先林《智慧城市的本质需厘清》，《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9日）

    材料二：

（摘编自《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发展进程与趋势》2018年10月25日）

    材料三：

    深圳积极推动实施十大工程，促进技术、业务、数据融合，加快实现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同时，全面完善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光纤入户率超过90%；启动5C试点，建成城市大数据中心和运营管理中心，建设可视化的城市空间数字平台；加快构建海陆空和地上地下的智慧化综合交通服务体系，逐步建设全市统一的智能停车系统。

    事实上，深圳正整合各区、各部门政务服务资源，建成统一的政务服务APP，为市民和企业提供统一的政务服务入口，力争实现政务服务“一号走遍深圳”，政务服务事项100%网上申报、100%网上审批，企业办事不出区，个人办事不出街，“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国内领先。

    深圳新型智慧城市值得期待。根据深圳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及“数字政府”建设总体方案，深圳瞄准2018年建成全国一流、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的总体目标，以提升民生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为重点，通过建设十大工程，建成国家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市，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摘编自李少辉等《打造国内新型智慧城市标杆》，《中国经济导报》2018年12月11日）

    材料四：

    英国《金融时报》5月3日报道，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地下深处，技术正帮助把一个有150年历史的下水道系统升级到现代标准。该项目是智慧城市运动的一个低调但却有效的范例。在智慧城市运动中，现代的数据科学正在改善城市针对居民的运行和服务。

    2010年，在8年内1300次的非法溢流把来自该市下水道网络的未经处理的污水排入密苏里河之后，联邦环境保护局失去了耐心，责成该市在25年内投资25亿美元对其进行整治。负责此项升级工作的安迪·希夫利提议，在降雨量大的时候使用闲置的排水能力，把水位高到危险程度的地方的污水引至低水位的地方，从而降低溢流发生的频率和规模。这将节省挖掘更多下水道和建设抽水设施的费用。

    维也纳的城市规划主管托马斯·马德赖特说：“对于今天的城市来说，真正的社会效益将来自对现有技术的运用，而不是采用新技术。”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9年5月5日）

    材料一：

    多年后回望自己的青葱岁月，殷鸿福院士也曾反思，“错走了一条‘死读书’的路”。“中学时代是思维养成的关键时期”。中国多年来能在自然科学领域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人很少，“最根本的就是批判性思维欠缺导致的原创力不够”。“现在被认为离经叛道的，不一定没有其合理的内核，就算你认为它是错的，但是里面也可能有一部分对的，将来把有益的剥离出来，也许就颠覆了现在的观念。”殷鸿福建议，在中学时代，老师应该多发起讨论，让学生能大胆的发表意见，“每个东西都启发他想一想‘为什么这样、是不是对、对在哪儿’，养成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摘自《殷鸿福院士：批判性思维要从中学抓起》，《中国青年报》2019年7月3日）

    材料二：

    图1 高中类型与期望大学类型的学生HCT成绩比较

    注：HCT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测量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标准化考试，最低分30分最高分50分。括号中数字分别为来自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的选择相应期望高校类型的学生人数。

    （摘自凌光明 刘欧《中国高中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初探》）

    材料三：

    实际上，批判性思维是审慎地判断是非和正确决策的能力，是集知识、价值和思维方法于一体的综合能力与品格。其要素包括理性，即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以科学知识和逻辑规划为基础，同时还要排除情绪、利益、偏好的干扰，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和立场。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社会性思维，是对社会的责任体现。

    就新课程需要革除的对象来看，应试的教育及其学校办学的危害不是表面上的师生压力大、任务繁重、学习乐趣的失去，而是大量的无思维含量和思维品质的机械性知识学习排挤了思维在场的高质量学习。学习的含义上要素“情境（现实的需要）、实践（方法）、思维发展与提升（品质）”构成了新课标突出强调的“让学习真正发生”，缺一不可，这也正成为新课标背景下学校课堂教学改革以及伴随的学业质量评价标准研制和高考改革的核心。

    （摘自周晓阳《批判性思维是学习品质的保障》，《中国教育报》2018年11月8日）

    材料四：

    现阶段，批判性思维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还不够。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康宁总结了改革难的原因，包括利益的冲突；有良好愿望，但目标脱离实际；旧的文化和习惯的阻碍，导致执行中的推诿拖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这些原因确实存在，不过在我看来，原因中还漏掉了重要的一点，即在教育教学改革理念方面，大家缺乏正确的和明确的共识。比如，减少知识性传授的目的到底为什么？

    2005年，国家提出“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重大战略”，要求在15年内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核心位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从2005年起有更多学校开展批判性思维教育，培养学生求真、开放的精神和探究实证的技能，那么我们对未来的底气和希望是完全不一样的。

    时不我待，如果现在开始这样做，下一个15年到来时会怎样呢？

（摘自董毓《批判性思维教育：时不我待》，《中国教师报》2019年6月12日）

“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

——人类学家项飙访谈（节录）

康岚：您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想到提出这个概念？

项飙：我第一次提“附近”应该是在2019年夏天，我跟许知远在“十三邀”节目上的对话。当时好像是在谈现代人的时空观念，为什么现在人们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耐烦？我们说到现代生活完全是被时间逻辑统治了，空间逻辑消失了。原来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通过人的行动，比方说我和你的距离是一袋烟的工夫，或者说这个距离是从你家走到荷塘边上的那个工夫，其实时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空间来衡量的。但在工业化之后，抽象时间也就是钟表时间变得非常重要。当这种抽象时间统治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完全变成了附属性的东西。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满，是因为你根本不考虑他是从空间中哪个点到餐馆拿了东西，以及路上的交通是怎样的、进你家小区的门时他要跟保安怎样交涉，这些经历性、空间性的东西，你是不管的，你要的就是那个东西要在你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你的手里。这种心态是“时间的暴政”造成的。在这样的场景下，我提到“附近的消失”。

“附近”这个空间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比如，你的邻居是干什么的，楼下打扫卫生、门口卖水果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家在哪里，如果家不在这里，一年回几次家，他们的焦虑和梦想是什么。这些人对你的生活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他们来组织的，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正常运行。但是，我们对这些“附近”经常是视而不见的。

这个“附近”，它是一个空间，它的有趣在于它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是你这个社会主体的物质基础，把你托起来。在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密的又很复杂的、看似好像不重要的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所以我提出，要关注“附近”。一方面是要重构自己的生活，将自己从“时间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在主观意识上，要重新树立一种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这个话题的表达，既有描述性，也有针对性。后来大家觉得“附近”值得讨论，大概是因为它的确有针对性。

康岚：您说过，“重建附近”不是一种论述，而是一种劝说，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劝说。为什么“附近”对年轻人尤其重要?

项飙：当时我好像还提到，年轻人关心的就是两极。一方面他们非常关注自我，比如考试、毕业以后去哪里等，对这些问题很焦虑，但是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他们又非常关心远方，比如全球的一些危机、民族的兴盛，这些由各种抽象说法形成的宏大叙事，造成了社交媒体上各种辩论中很大的情绪波动。但是人们对自己周边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认知反而是很模糊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身边的事情都讲不清楚，那他讲远方的事情肯定也讲不出什么意思来，因为他缺乏对人的经验进行洞察的能力，他讲来讲去都是书面上的词语。所以，从一个教师的角度，我觉得，学生不懂得“附近”，也就不可能懂得世界。

我在想，“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后来会引起反响，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点出了一个症结，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失控的。一方面，年轻人觉得社会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他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选择，特别是从小地方出来的或者说一般家庭的孩子，只有考学这一条路，这造成他很累，但又不知道未来究竟能不能获得他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一旦超出他那个“泡泡”，是一个好像特别不能把握的世界。从这两重意义上来讲，年轻人都觉得不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当觉得自己的生活失控，感到焦虑、劳累、恐惧和无意义时，他会产生一种很自然的愿望，就是要重新在生活里找到一个抓手，重新找到一个锚、一个立足点。

那这个立足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在“附近”这个意象里看到了一种可能，觉得“附近”可能是一个新的抓手和立足点，是大家重新建立对生活的可控感，至少是可知感的一个基础。

康岚：为什么“附近”能够满足这一点？

项飙：因为“附近”跟地方、跟社区、跟小区、跟群体、跟部落都不一样，“附近”不是一个有边界的单位。跟“附近”最接近的单位可能是社区，但在社区里面是一群相对固定的人，它有相对固定的边界，内部的关系是稳定的，人员是相对同质的。但“附近”不一样，就像我前面说的，在“附近”，你要看到那些卖菜的、卖早点的、搞保洁的；而且这个“附近”是跟着你走的，你走到哪里，“附近”就跟到哪里。所以“附近”跟社区不一样：第一，它很强调人的具体的经验，强调你怎么去看它；第二，“附近”不是一个可以行政化的、可以去客观描述的单位，“附近”是以你为中心的。在这个意义上，可能“附近”有它特别的使用价值。

（选自《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6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