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澳洲学者叫约翰·巴恩斯的，出了一本《一派谎言》(A Pack of Lies)的书，书名就让人耳目一新。不过，书名下还有一个副标题，比较学术化——关于说谎的社会学。

    巴恩斯指出，说谎在社会学上而言，实际上是社会制度的建构与维持所必需的。首先，没有谎言的存在，就没有“真话”的概念，真实是在与虚假的对比中产生的。在社会学家看来，说实话有着实用的原因，即维持社会的正常交往。同样，撒谎也有着类似的实用意义。例如，精神病学上认为，儿童第一次撒谎是“迈向独立自主的关键一步”，从不说谎反倒意味着没有想象力。其次，说谎在人类历史中源远流长，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演化的产物，而且兼含文化演化与生物性演化的影响。不止是人，动植物上也常见欺敌或诱猎的特征，作为其求生存繁衍的手段。而在人类身上，撒谎也作为一种维持内心平衡的策略存在。再次，从撒谎的动机和目的而言，谎言并不一定是恶意欺骗。为了顾及听者的感受，言者可能撒个“善意的谎言”；为了激励自己，我们会用谎言“自我催眠”。

    说谎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如何察觉谎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能力。在巴恩斯看来，说谎是成长的一部分，察觉谎言的能力也是伴随着社会化的过程而发展的。成功地说谎，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语言本身潜能的开发，这主要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能力；但拥有成功说谎的能力并不表明具有识别谎言的能力，后者同样需要学习，即需要对日常语言的暧昧性具有敏锐的感应。不过，正因为语言具备怪异、特殊与暧昧的性质，才使作为叙述传统的“小说”成为可能。看过《西游记》的人不会天真地认为当年玄奘是在一只猴子的保护下去西天取经的吧？小说虽然充斥不实陈述，但却刻意不想成为谎言。尽管有人要一厢情愿地在不实陈述和真实之间进行联系，但小说毕竟不同于说谎。由此扩展开去，我们会发现，以道德语汇审视说谎，和以社会学的语汇评价说谎，是完全不一样的。道德上对说谎的谴责，相比于社会学上对说谎意义的解释，目标有别，后者是要对社会如何运作有更好的了解。在社会学家看来，诚实固然是人际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但现代文明的一些制度正是在信任缺失之下繁荣茂盛的。例如，合同法律制度，正是拜社会缺乏信赖所赐。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很赞成巴恩斯“谎言是一种福祸参半之恩赐”的断语。

    那么，我们非得说谎吗？我们能根除谎言吗？这就要看谎言伴随我们有多久。有人或许会认为，历史上曾经存在没有谎言的时代，甚至认为谎言是因商品经济带来的副产品。事实上，说谎在原始的农耕社会就已经存在了，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老祖先猿人甚至更早。巴恩斯在全书最后非常简洁地指出：“我们全部会说谎。”学会在适当场合说适当的谎，懂得何时该拆穿谎言、何时该装糊涂，拿捏说谎的分寸，或许还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呢。但需要强调的是，谎言的存在有弊有利，依赖人们怎么适度分配，以及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它进行必要的约束。例如，在科学的领域，我们应当强调真实的调查和研究；社会生活中恶意伤害他人的谎言应当受到惩罚；政府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欺骗民众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些人缺少的是一双辨别真假的慧眼，但有些人，缺少的或许是戳穿谎言的勇气。面对欺骗和谎言，特别是假公权力而行之的丑闻，我们是愿意做《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还是一团和气的旁观者？谎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谎言盛行，反而被认为是真理。

（摘编自吴丹红《说谎的社会学》）

    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由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成、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形骸放浪、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时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

    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玄学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他们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周易》《老子》和《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魏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内、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正是这种超越形的束缚的情怀，使自然山水被赋予了人性化的灵性与无穷的玄趣。另一方面，他们把在政治理想上的绝望转向文学艺术，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神韵”这一独特的审美追求指导下，魏晋时期的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魏晋风度是士魏晋名士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的具体展现，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它不仅在那时具有广泛的时代意义，对后世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哲学和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士人通过自身在乱世中真实而坚定的实践，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感染力，融入了中国文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魏晋风度造就了中国文人清高的气质与清醒的思辨；另一方面，它为后世处于低谷困境的文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平静，并得以发展为自省与放旷的生活理念，用以追求人本质的回归、精神的解放和个性价值的真正体现。

    那么，说历史是我们的乡愁，对于中国人可能还具有更特别的意义。

    所谓乡愁，对于大多数非专业人士来说，对历史的认识的变化总是深深扎根于我们自己当前的真实处境。历史学家学术成果的“外溢”，总能对我们的固有认知产生影响。这些认知，对于学术圈外的人们而言，实则又是价值观的内在基础。乡愁，不是哀怨，其实是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反思自己活法的出发点。当人们沉溺于一些虚幻的迷思的时候，是不会有乡愁的。比如，当大量的上千年前中外交流的史料，或者民族融合的史料被挖掘出来后，人们对“开放融合”就会多了更强烈的感受。不是说以前这样的史料就没有，而是当这样的历史叙述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将开始变得不一样，相应的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有一个学者引用了丘吉尔的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看过去有多远，那么看未来就有多远。当我们越来越强烈感受到多少年前的自觉不自觉的开放融合带给我们的改变有多大，对于当时的人们突破历史困局，打开新的空间有多重要，那么我们是不是对今日文明之间日益频繁的碰撞，更多了一份积极和从容的心态呢？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对于历史的重新叙述已经越来越丰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有越来越多的人士在做这个工作，取得的成果越来越多，对人们固有认知的改变也越来越大。这其实正是要回答我们今天的样子是怎么来的。回答我们是怎么来的，实则又是要回答我们未来将会怎么走。这其实是我们回应时代命题的一股合力。

    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历史学充分体现了自己迷人的一面。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幕，也是我自己内心长久以来的一个困惑，就是历史真相到底存在不存在？历史当然是有真相的，我们一般都是这么理解的。但历史就是这样，当你自以为真相在握的时候，它总是会给你一点点教训，尤其是表现在，当你觉得一种说法很有说服力的时候，别人再给出一个不同的说法，你可能马上觉得也很有说服力。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也许是这样的：历史真相肯定是有的，但与其我们去问历史真相到底有没有，不如对历史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从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去看待历史的。历史是恩格斯说的合力的结果，历史真相也只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而不会有绝对正确的无可辩驳的答案。

    对历史叙述的开放包容，其实也正是我们今天开创未来、凝聚共识的时代需要所带来的自然结果。它所培育的，也是一种面对大变局，设定我们未来方向时的一种开放和从容的自信心态。

    正如习近平主席说的：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

（节选自《历史，说不尽的乡愁》有删改）

材料一：农耕词汇是一类独特的语言资源，与农具、环境和农业耕作方式等农业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现代工业社会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使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社会语境下，农耕词汇并未完全消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迸发出新的活力。一方面，播种、裁培、嫁接、灌溉、施肥、耕耘等常用农耕词汇，在使用与传播的过程中纷纷发生语义泛化现象，融入了汉语的基本思维习惯，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部分农耕词汇不仅自然融入大众话语之中，还现身于新闻话语、学术话语等专业话语中，并在与这些专业话语的良性互动中显示出无可比拟的表达优势。

一类农耕词汇与农事生产活动有关，如耕、割、播、藏、锄等。“耕”指用犁翻松填土以备播种。“深耕”是土壤耕作的最基本措施，播种、插秧等农事活动之前必先犁田，上翻深层土壤，下盖浅层土壤，耙地等耕作劳动必须以深耕为基础。中国自古就有“深耕浅种”“深耕细作”等表达。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深耕”一词的使用愈加广泛，与其相关的新闻话语表达越来越常见，如“深耕国内市场”“深耕本土文化”“深耕数十载”等。

另一类农耕词汇与耕地类的农业生产工具有关，如耙、犁、磨等。“耙”原为名词，指由竹、木质长柄及铁、竹或木制梳齿耙头构成的用于平地、接草、搜剔土块、摊翻物料、聚拢 谷物等活动的手工农具，后引申为动词，指用耙子平整土地，或聚拢、摊开谷物和柴草等。“耙梳”一词在“耙”的基础上构成，字面上表达了使用耙子这种农具进行平土、掉谷等特定农业生产活动，实指整理、梳理。当前学术话语中、“耙梳史料”“耙梳文献”“耙梳历史等表达出现的频率逐步升高。

上述语言现象与农耕词汇在形成、发展和使用过程中呈现的特征密切相关。农耕词汇的形成与发展充分体现了语言的体认性。语言学家王寅在其语言学理论“体认语言学”中，主张语言来自对现实世界的“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强调“体验”，凸显身体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国人在“体认”实践中认知世界，创造并使用语言，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图景。这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生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方面，身体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体验，促进了语言和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深耕”“耙梳”等源自农耕生产的词汇，生动勾勒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热围场面，鲜活再现了忙碌的农耕劳动场景：人们充分调动身体责源，手脚协同配合，熟练地使用农业工具平整土地、翻松土壤。与此同时，长期的农耕生产活动使人们建立起对以土地为代表的大自然的深厚感情，孕育出独特的中华农耕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思想及人类能够抗衡大自然的“人定胜天”观念。

另一方面，语言与文化对各种身体经验作出忠实记录，并在身体与世界的互动体验中不断丰富完善，也反过来对身体施加重要影响。“寒耕暑耘”“精耕细作”等根植于农业生产的农耕语言，切实指导着人与自然打交道的农耕生产实践，引领人们在掌握时节交替变化和万物生长规律的基础上养育方物。“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等以语言形式流传下来的文化观念，将天、地、人和谐统一起来，成为农业实践的参照系。这些语言文化观念深刻影响着以身体为中介的农事活动。它们不仅间接调节身体的物理性机能，还通过不断重构人们对身体与世界的认知，调节身体的社会性机能，让人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世界、使用语言和创造文化。

农耕词汇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体认性，赋予此类表达强大的情境性、瞬时性与生动性，展现出优秀的语言表现力。

（摘编自胡雯《农耕词汇在当代语境焕发生机》）

材料二：语言发展究其根本有三个方面的推动力：二是体认对象的发展变化；二是认知主体认知能力的提升；三是前两方面之间的互动对语言表达的需求。

体认对象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随时空发生动态的同质或异质的改变。体认对象处于同质时，物理属性如形状、颜色、大小等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地理环境的变化使“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于是对同一事物体验的深度得以增加。异质的改变涉及物质世界中新旧事物的更替，同样为主体提供了丰富的体验场景。譬如电脑和网络的发明使体认对象拓展到虚拟世界，拓宽了体验的广度。另外，身体不仅处于物质世界中，也存在于社会世界里，语言的发展与作为体认对象的社会密切相关。社会制度更替、全球化进程等社会因素也会丰富人们的体验，并产生以社会世界为依托的复杂概念。

认知能力的提升使认知主体对于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所获经验的心理投射能力增强，对语言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除了受益于丰富的体验，主体的认知能力还受到生理条件的制约，且与物质世界中体认工具的优化相辅相成。譬如，原始人类所获的感觉信息仅停留在物质世界中肉眼可见的表层，感知还受限于躯体的空间移动。但现代人发明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拓宽了自身原有的视觉范围，虚拟现实技术使主体对事物的识解也不再局限于当前所处的空间位置。这些体认工具辅助主体扩展对体认对象的体验和认知边界。

体认对象和认知主体的发展拓宽和加深了两者之间的互动，新生概念不断涌现，语言表达的需求不断增加，由此促进了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发展既依赖于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和心理世界体验的丰富化，也受制于主体躯体和认知能力的改变，更受二者互动的影响。反过来，语言作为思维和知识的载体，为人类的进化创造条件，最后不仅扩大了客体的体验范围，而且帮助主体突破躯体体验和认知的极限，为语言系统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摘编自林正军张存《体认语言观阐发》）

材料一：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不仅是重大体育赛事的门面，更是一件精致的艺术作品，获得了海内外的一致赞誉。它的成功，也为我们当下的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启示。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致力于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展现，活字印刷、太极八卦、千人击缶、夸父追日……大量的传统元素使人应接不暇。我们有着陈列家底的强烈欲望，努力向世界展现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

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则做了一次减法，主题更为凝练——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如何和其他成员会聚在世界海洋里，并发挥积极作用。学者曹卫东认为这种呈现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明喻”到“暗喻”的转变——从间接告诉世界“中国像什么”，到直接向世界展示“中国是什么”，向世界讲述“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由此，实现从展示“我”变为展示“我们”，展现“一起向未来”这样人类共同的奥林匹克情感。冬奥会开幕式讲述的依然是“中国故事”，这些故事不光“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的经验与情感”，也是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走向世界并发挥作用的故事。比如，____ 。 

这变化源于14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在世界中所扮演角色的深刻变化，展现了与时代变化的同频共振。时代不是背景板，历史不是几张旧照片，而是切实地改变着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所以冬奥会开幕式特别注重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呈现。比如，____。呈现方式上也更能代表时代的发展。比如，____ 。

当下一些文艺作品尽管也想要展现时代风貌，但对于“时代感”的呈现太过元素化，以为展现了几个标志性的时代场景就算捕捉到了时代的特殊风貌，其实并未能抓住时代的脉搏，没能真正反映时代所关注的价值。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重构自我、重构世界、重构知识的时代，每个人都切身感受到了变化，所以观众越来越被具有“时代感”的作品所吸引，想从作品中找到自己来时的轨迹和前进的方向。冬奥会开幕式提供了一个示范，时代是生生不息的寻常生活，时代是给予每个努力者以机会，时代是科技改变生活，时代是不断消除隔膜增进了解。

冬奥开幕式还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一个故事套着一个故事，不断促使观众进行探寻。北京市退休警察邓小岚2004年就开始在马兰小学开展音乐教学，在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马兰村办了四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北京崇文小学原副校长付宝环，作为第一批下乡老校长来到阜平县石猴小学支教。他们的共同努力让来自贫困地区的马兰花合唱团登上冬奥的舞台，用天籁般的嗓音演唱希腊语奥林匹克会歌《奥林匹克颂》。还有，____ 。这些“幕后故事”“背景线索”使得开幕式可以被反复观看。每一次观看都能带来新的发现，产生新的启迪。

一些创作者经常抱怨观众被网络媒介熏染，胃口越来越刁钻、“太阳底下无新事”，却对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熟视无睹。他们喜欢情节性强的故事，却对那些细水长流的日常缺乏耐心。其实人民的生活才是文艺创作的不竭源泉，如何主动贴近平凡生活，耐心观察、充分积累，真正做到与人民在一起，从人民出发，是文艺工作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从2008年奥运会排山倒海般的中国形象展示，到2022年举重若轻的中国精神诉说，中国历经了14年的发展。我们的文艺创作也因为媒介发展，从精致化走向了碎片化。文艺对一个时代的发展至关重要，引领着时代风范。作为中国优秀团队打磨出来的精致文艺作品，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做到了民族特性与人类共性的统一，做到了时代与历史的融合，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与时俱进、兼容并包、积极参与的精神气质。这也使得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变得更为具象，更易被世界所接受。它带给当下文艺创作的诸多启示，将深刻影响着未来艺术创作的走向。

(摘编自霍艳《冬奥会开幕式带给当前文艺创作的启示》)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要求我们不仅看见脚下和眼前，还要望向历史的纵深处与延长线，在更为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中看到“我”之外的广阔天地，看见历史长河中的“我”和“我们”，探寻历史运行的规律，勘察人世变迁的奥秘。有了这样的大历史观与大时代观，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生活表象与喧嚣的信息洪流中深刻把握社会的内在结构，于风起云涌和沧海桑田中清醒、清楚、清晰地认知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如何完成艺术使命、担当历史重任的重要问题。由此而来的作品，才能既着眼于总体性的社会实践，又能落实到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既有着创作者个人真切的生命体验，又具备普遍性的认知视野与情感结构；可以从生活的静水深流中窥见时代的波澜壮阔，从现实的纷繁复杂中辨析历史的节奏与步伐，见历史之大势，发时代之先声。

(摘编自铁凝《开创新时代文艺的壮阔天地》)

材料一：

“文化”一词起源于劳动实践中的耕种、生产、手工、技艺等。劳动作为人类发展的物质性力量，正如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所阐述的那样，“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甚至“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世界文化历史长河中，存在着丰富的劳动教育思想。朱熹的《童蒙须知》中将“洒扫涓洁”作为孩童启蒙教育，卢梭的《爱弥儿》高度重视手工劳动，将之视为重建身体与知识的有效中介，我国教育家陶行知曾说“不会种菜，不算学生”。劳动是实现人从自然性走向文化性的必经之路，对于人和社会的发展而言，劳动是教育、文化、精神的来源，而劳动教育更能够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形成双重引领，使人直面生产、发展的需求，注重培养人在传承知识技能的同时形成对社会发展有益的文化知识，以此进行文化的启蒙和教化。

劳动教育促进个体沉浸在身体力行的劳动文化中，完成对个人身体机能、工艺技能、知识水平的提升，并对个体的意志品质和精神力量予以完善，从而得到更高的精神文化浸润。当前，全国大中小学开展的多种劳动教育活动和课程，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浸润和传承创设了情境、建构了场域、丰富了载体，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

劳动是人特有的发生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交互作用的活动，因此劳动不能脱离“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即文化；而劳动教育的本质是知识、价值的生产、传播和影响，即文化实践。从对象物的属性来说，劳动教育就是文化实践的本体，劳动教育通过切实的劳动实践提高人的生产劳动能力，改变人们生产劳动的组织方式和制度，推动人类物质文化的进步，进而推进了文化实践的深入与革新。同时，劳动教育又是文化实践的载体，文化融入是当前大中小学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形式，通过劳动教育，能够将从远古一直发展到今天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不忘来时路，为文化实践提供“源头活水”，不断铸就新的文化辉煌。劳动教育巩固了人在劳动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也通过这种身心融合的教育给人带来身体、心理以及精神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人在文化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

劳动实践深化文化认同。对于文化认同，应有至少两个层次的理解，其一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文化自觉不仅是对传统和现在知识层面的数量积累，还是一种可能在未来喷薄的智能意识，“既基于内容又基于过程”。文化认同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价值感和认同感，也唯有在具体的实践中才能激发、实现。其二是“文化超越”。超越不是以鄙夷的眼光弃之不用，而是用关心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现实与传统的融合新生，以文化主体的责任去更好地传承、突破与创新，通过劳动实践与现实文化进行“交流、碰撞、新生”。如果失去了具体实践路径，文化认同只会成为一句口号，也让实践和文化都失去了主体性。劳动教育蕴含着劳动创造美的智慧，无论是田园种植、印染工艺、纸扇泥塑、裁衣织布的传统工艺，日常生活家务劳动的实践，还是科技生产技术的应用，都是对文明与智慧的追溯，也唯有通过广泛蕴藏于生产生活的劳动实践才能进一步启迪大众的文化创造力，让文化自觉与超越深入每个人的内心。

（摘编自马慧子马梅《劳动教育独具的文化价值》）

材料二：

2022年秋季学期起，劳动教育正式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

由是，各地中小学在课程体系框架内，因地制宜，开设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劳动课。种菜做饭学农活儿，木工花艺做公益，在文化知识学习和体艺社团活动之外，孩子们又有了崭新的成长体验，各具特色，不亦乐乎。

为提高劳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需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价值观塑造、生活能力养成和公共意识培育3个方面，深耕细作，久久为功。

价值观塑造方面。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应侧重于价值观塑造，主要是让孩子们从小了解劳动，感受劳动，进而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尊重劳动果实。于潜移默化之中，培养起学生的责任感，让他们明白生而为人，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是有责任的，从而树立起劳动光荣、自食其力和责任担当的价值观。

生活能力养成方面。目前，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一共设置了10个任务群，分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三个部分。相较而言，日常生活劳动部分实际意义更大一些，清洁与卫生、整理与收纳、烹饪与营养等任务群，和中小学生的现实生活场景结合甚为紧密。通过此类课程的有效实施，能够让孩子们打小掌握一些必要的生活常识和技能，养成自理能力。

公共意识培育方面。服务性劳动部分中，有一个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任务群，很有意义。课余时间或者寒暑假，让学生多参加一些社会性公益活动、一些志愿服务，一方面可以让他们从相对封闭的校园和家庭环境中走出来，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从而对真实复杂的社会提前有一些近距离的感知认知；而且，从全人教育角度来说，这也补上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关键一环。

另一方面，这还有利于培养他们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的公共意识和利他精神，帮助孩子们尤其是独生子女，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成长模式，长大后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而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摘编自陆建国《劳动教育不能简化为劳动体验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