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影视剧最受关注的现象莫过于“妖魔”横行。电视剧《花千骨》以平均收视2.213%的骄人成绩，打破了由《古剑奇谭》所引领的仙侠剧的收视纪录。而电影《捉妖记》也刷新了内地电影市场票房纪录。无论是《花千骨》、《古剑奇谭》，还是更早的《仙剑奇侠传》，这些明显带有仙侠、妖魔、玄幻、神怪、异志标识的影视剧作品以其奇幻的故事、游戏元素的应用在网生代群体中具有惊人的号召力。

    魔幻题材影视作品的故事原型脱胎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传说、游戏和网络小说，在上映之前即拥有大量受众。中国自古就有神话志怪的文学传统，观众接受起来难度不大。尤其被一系列婆媳剧、家庭剧、抗日神剧轰炸后，观众急需新鲜的题材和类型。随着观众的低龄化，影视剧制造者也越来越根据年轻观众的口味进行生产创作。虽然表面充满了妖魔鬼怪，但这类作品走的还是《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的路子——借妖魔鬼怪写人性。魔幻类影视作品在故事背景的设定上看似逃避现实的沉重，在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世外仙侠、妖魔的世界展开故事，但在主题的处理上，无论是自我救赎的成长类主题设置，还是跨越族群的仙与人、鬼与人、妖与人的儿女情长的情感表达，抑或是舍小我，拯救众生的宏大概念的设定都以其充满想象力的情节设置和情感处理来揭露人性。魔、妖夸张化和脸谱化的形象处理，直指人内心不断膨胀扩张的欲念，而由妖、魔恢复成人需要的是爱的指引和人性的回归。无论是妖魔被刻意放大的“恶”的形象，还是神、仙所代表的至高的道德境界，人性的描绘在这些似人非人的形象中都被刻意放大了。在这里，虽是神是仙是妖是魔，但神、仙、妖、魔亦有人性人情，亦有七情六欲，人性的力量足以超越一切，也足以毁灭一切，善恶存在一念间，全在于心。

    与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作品直面社会现实问题所带来的心里沉重和社会反思不同，魔幻题材影视剧的故事结局总是善恶有报，正义战胜邪恶，真实的情感、信仰的力量最终拯救一切，观众在观看结束后得以完成其惩恶扬善的情绪释放。因此，好的魔幻类影视作品的内核，应该是“魔幻+现实”，以魔幻之皮相彰显现实之精神，其异域氛围的营造、奇幻冒险情节的设定、武侠动作的设计、各种神秘元素的应用都应着眼于激发观众的想象力。

    然而，在现实实践中，创作者让本该成为观众理想自我实现的试验场变成了逃避现实、发泄情感欲望的自留地。这也是魔幻类作品饱受诟病的地方。因此，一些魔幻题材的影视剧因其粗制滥造的视效制作、漂浮空泛的故事结构、脱离现实的情节设计、流于表面的角色表演以及对于原作的肆意篡改被冠以“神剧”“烂片”之名，叫座不叫好。

    诚然，这样一些魔幻、仙侠类影视作品以其天生的受众优势以及特有的类型优势，无论是在前期宣传上还是在对受众号召力上都占得先机，可以取得不俗的收视率及票房成绩。

    当这种“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榨干了观众对这一类型、题材的影视作品的兴趣之后，其又该何去何从？无论是魔幻题材的影视作品，还是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都应当具备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管收视率有多高，影视剧创作者都应当具有对于现实主义的清醒认识，而不是迷失在赶时髦的大潮中。须知，能够把器和道结合好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

（摘编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翻译奇人许渊冲

邓郁

    “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奖，王希季是70年代长征一号火箭首射成功。我是2014年才得奖，比振宁晚了五十(多)年啊！”93岁的许渊冲鹤发白眉，声如洪钟，中气十足，讲到畅快处，还会把袖口往上撸。8月22日，中国翻译协会在外文局礼堂为获得国际翻译家联盟最高荣誉“北极光奖”的他举行了盛大的授奖仪式。作为和傅雷、钱钟书同时代的资深翻译家，许渊冲已出版了120多本译作，翻译了《楚辞》《诗经》《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经典，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典籍翻译历史上的丰碑”。

    与他相伴了半个世纪的夫人照君则对我说：“许先生，是一个奇人啊。”

    许渊冲是翻译界的“少数派”。多年来，翻译界强调译文要忠实原文。他的翻译却不拘泥于原作，讲求再创造。他认为翻译“要发挥译语优势”。这种“优势论”也成为了他在翻译界备受质疑和诟病的一点。陆谷孙、王佐良、许钧等翻译家都曾公开和他唱反调。

    率性、张扬的个性，让他在崇尚低调的翻译圈子里“独树一帜”。不少人读许渊冲的回忆录《逝水年华》，既觉得痛快，又感叹此人毫不自谦。他重视感情，又难说谙熟“人情”。可谓“狂作文章信手书，一章一句真性情”。虽然在学术界备受争议，但在中国诗词的翻译成就上，许渊冲早已得到国内外公认。自1980年起，他开始致力于把唐诗、宋词、元曲译为英法韵文。已故宾州大学教授顾毓琇赞誉许译：“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实为有史以来第一！”

    但他的成功，却是从挨批斗开始的。1958年，许渊冲被打成右派。一次在烈日下挨斗，又热又累。他忽然想起毛泽东《沁园春·雪》，就默默在心里试着将其译成英文。“说来也怪，我一译诗，什么热、累、批、斗全都没了，眼里看到的仿佛只有‘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心里想到的只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等我把词译完，批斗会也结束了。”在回忆录中，许渊冲更是不吝笔墨地描述母校西南联大。那时候的联大可谓大师云集。闻一多讲《诗经》，刘文典讲《史通》，罗庸讲唐诗，蒲江青讲宋词，萧乾谈“创作与译诗”，卞之琳谈“写诗与译诗”……这些都奠定了许渊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根基。而他毕生追求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译准则，则来自朱光潜和钱钟书的影响，受朱光潜的熏陶，他奠定了诗译的理论基础：不但要写景，还要传情；不仅存义，而且存音。他屡次写信向钱钟书请教诗词翻译中的问题，后者都不吝回信点拨，给了许渊冲无穷的动力。

    北大畅春园的许家，一套70平米的简陋居室。其中最惹眼的陈设，莫过于满满当当的书架。那座透明的“北极光”奖杯即被搁在书架的最上层，不踮着脚，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比起奖杯，许渊冲更亲近的是书桌上的绿格白底稿纸、放大镜，和一台看不出年代的长城台式电脑。“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和许渊冲相交甚笃的翻译家许钧说，如今他的作息如钟表一样规律：早9点到阳台做操，早饭后翻译《莎士比亚集》，午睡后看看报纸，晚7点收看《新闻联播》，饭后接着翻译，直到深夜。有时他会半夜里坐起，打开电灯，把梦里想到的东西写下，生怕第二天忘记了。

    晚年的许渊冲爱读《参考消息》，常看《海峡两岸》。早年在西南联大受到的自由民主思想熏陶，现在被包裹在一颗浓烈的爱国心里。他心里时刻怀揣着让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明主流的愿望。他引用杨振宁的话：“‘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国人的最强项，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了。”许渊冲已年过九旬，但精神矍铄，正如朱自清的旧诗所云：“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2010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8月2日荣获国际译联最高荣誉“北极光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②杨振宁、王希季都是许渊冲西南联大时期的同窗。

    大国气质指的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他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衷。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共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绵延教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是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金”；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

    作为中国书法史的高，魏晋书法所够显出的风度和气象是后世始终都无超越的。儒学精神的夺在使魏晋书法能始终保持中和唯美的发展我态，并与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相契合，最终成为中国书法的典范。 

    在先秦的儒家思想中，艺本与道、德、仁相相成。但这之后发生了变化艺术的地位日趋下降，到西汉《礼记•乐记》就变成“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了书法也由此而视为“小道”“末技”所以，当汉木书法发展出现一次自觉时，士子们抛弃儒家经典而狂研习草书的行为，立即遭到谨守礼法的儒士们的严厉批判，东汉辞赋家赵壹的《非草书》就是在这的气氛中产生的。赵士的《非草书》对处于起步状态的草书做了很好的整理，并把书法纳八儒家的恩想体系之内使书的发展有了厚重的思想基础，为晋书法高峰时代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和文化条件。 

    魏晋时期是世家大族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而儒学精神则借助世族这一社会载体发挥作用。自两汉开始形成的经学传统对于如琅琊王氏、东海王氏、龙亢桓氏等家族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魏晋时期的一些新兴家族也大多是汉代儒生之后，如颍川钟氏、河东卫氏等。颖川钟皓、卫暠、庾乘等虽然不愿出仕，但无一例外都是当时著名的儒生，并因为精通儒学而对士林产生较大影响。魏晋时期，这些家族的发展和繁荣都是在以儒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展开，即使后来天下大乱家族迁移，这些有着优良儒学传统的家族也始终没有抛弃礼法。

    中国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家是王羲之，他创造了中国书法的高峰和典范。在王羲之身上，书法与儒家文化完美地融为一体，即使受到道家思想影响，也都被他化在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慢慢消解和吸收，其放浪形骸、纵情挥洒的性情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制。草书除了出现之初因为不受儒学精神的限制而曾经恣肆和张扬过，在后世书法史上，草书从来都没有突破儒学精神的束缚而进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境地，它始终坚守在一定的礼法范畴内。

    正是因为儒学精神的存在，魏晋书法才具有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品格，并为后世书家尊崇和膜拜。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晋书法对于儒学精神的吸收和借鉴正可成为中国书法在后世发展的典范。

    （摘编自吕文明《魏晋书法的儒学精神》）

    社会性道德评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社会性道德评价的导向效力及其强弱，除了要以被评价者的心理机制为内在基础，还会受三个外部社会条件的制约。

    其一，人们是否处在彼此之间能相互关注的熟人社会中。如果是，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强；反之，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弱。在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每天差不多要和同样的人打交道，相互关注成为自然而然的事，这就为及时做出社会性道德评价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熟人社会中的人都彼此知根知底，这就为对每个人做出全面准确的道德评价提供了有利条件。熟人社会中一个评价结论一旦给出，就会对评价对象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如果社会性道德评价给予一个人的是好名声，他就会由此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善待；反之，他就会由此受到人们的鄙视和孤立。不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情况。在对该人没有做出新的评价之前，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其二，同一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是否大体相同。如果是，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强；反之，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弱。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一个行为者及其作为进行善恶评价，通常都以他们所持有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为评价标准，符合该标准则为道德或善，不符合则为不道德或恶。如果人们所持有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是一致的，就会形成统一的声音或社会舆论；反之，则会出现不同的声音或社会舆论。显然，只有统一的社会舆论对评价对象才有最大的威力，而说法不一的社会舆论要么使评价对象无所适从。要么使评价对象把评价不当一回事。

    其三，社会成员是否乐于自觉地充当道德评价的主体。如果无人乐意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那么就不会有社会性道德评价；只有少数人乐意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也形成不了强有力的社会舆论。不因与自己无关而仍愿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并不是一件可以轻松做到的事。首先这要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倘若需要用明评的方式对评价对象做出否定性评价，还得冒得罪人的风险。因而必须是有较强道德感或正义感的人，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主动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的角色。

    综上所述，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人们生活在可以相互关注的熟人社会、同一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趋于一致、人们乐于自觉地充当道德评价主体，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才最强。缺少任何一个，都会影响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整体效力。相对而言，第三个条件最为重要，因为倘若无人乐于充当评价者，那社会性道德评价根本就不会发生：而前两个条件缺失其一或全部缺失，只会不同程度地减弱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

（摘编自韩东屏《论社会性道德评价及其现代效用》)

　材料一：

①《论语·学而》中写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以此为起点，书中相继提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等观点。如果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对其加以审视会发现，《论语》围绕自我了解与自我实现等问题，进行了关于自我认同的一系列建构。

②《论语》中认为不怨恨是面对负面评价时的正确态度。《论语·学而》中写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因他人的不了解而怨恨，这可以看作是孔子面临认同危机时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孔子真正受到无限的敬仰和尊崇是从汉代开始，而在其所处的春秋时期，孔子也会遭遇负面评价。如《论语·子罕》中记载：“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该评价颇有讽刺意味，博学与一无所成的鲜明对比，几乎要让人对孔子的博学都有所质疑。而孔子面对质疑真正做到了“不愠”。

③同时，孔子并不一味屈从他人的评价。如《论语·八佾》中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郓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孔子当时已经以知礼而闻名乡里，但他入太庙助祭时却凡事都要问清楚，因而便有人质疑他不知礼。对此，孔子并未急于辩解自己是否知礼，而是从礼的内涵出发来回应对方：凡事都问仔细才真正符合礼的要求。这样，对方的质疑便不攻自破。

④当面临认同危机时，孔子在态度上展现出的君子之风，从根本上源自思维上“内自省”的归因方式。归因是人们对自己或他人活动及其结果的原因所做的解释和评价。心理学家韦纳将行为结果的归因分为内部归因与外部归因。内部归因着重从个体自身寻找行为或结果成败的原因。当面对认同危机时，孔子所采取的是内部归因的思维方式。《论语·宪问》中写道：“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卫灵公》中也有相似的阐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作为一本语言上高度精练的经典语录，《论语》却不断重复了这两句意思颇为相近的话，从这种一再重申可以想见孔子对自我审视的注重。

⑤在个体的精神和实践活动中，孔子强调自我实现的重要性。自我实现往往表现为积极而独立、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并且在追求和逐渐接近目标的过程中，体验到自我价值以及社会的承认与赞许。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儒家所主张的经世致用的入世哲学，具有鲜明的自我实现色彩。《论语·卫灵公》中写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对于他人的不了解，孔子可以坦然面对，但对于终其一生无法达成自我实现却感到深深地遗憾。

⑥孔子反对懒惰懈怠，主张积极地自我实现。《论语·公冶长》中记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对于学生宰予大白天睡觉不学习的行为，向来温和敦厚的夫子竟忍不住严厉斥责。如果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解读，孔子上述观点所要表达的正是，不应当仅满足于饱食、安睡这样的生理需求，一个人还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同时，孔子主张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素质达成自我实现。

（摘编自芦春艳《〈论语〉自我认同的建构对大学生成长的启示》）

材料二：

①吉登斯认为，自我认同关涉身份认同、社会认同、价值认同等等。他给自我认同作出了概念界定：“自我认同”是指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个体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我们知道，“认同”既具有“自我归类”的属性，即指某人与他人具有一致的品质或者状况，又具有区别于他人的、鲜明而不同的个性化的社会特质。这就是说，认同同时具有“求同”与“存异”两个方面，二者共存于人类认知活动的同一过程。

②在某些社会里，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几乎是重叠在一起的。而在当代社会里，个人定位非常宽泛和丰富多样，包括家庭、工作场所、邻里、城市、民族—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系统，都展现出系统整合的特征，它们把日常生活与大规模的时空延展关联起来。身份认同首先是个体的人所拥有的东西，进而转化为特定群体所秉持和坚守的理念和意识，并最终成为特定种类的社会认同的基础。

③个人定位决定了个体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不同的定位赋予了个体不同的社会身份，也对个体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当个体对自己的社会定位强烈认同的时候，会对自己的角色有更深刻的认识，对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有更积极和更清晰的理解，进而更主动地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从而推动社会更加协调有序的发展；而一个更有序的社会又会提供给社会中的个体更多的福利和馈赠，从而形成了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但是，一旦个体对自己的定位无法产生认同，那么他就很难在这个社会身份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从而对他所在的社会产生异质感。这时，社会和个体之间的互动就会被打破，个体无法从社会中得到良性的评价，也无法给予社会良性的互动和诉求，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就陷入了僵化和停滞，甚至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④现代性社会的人类认同显示出各种流动性的标签和迹象。时空分离打破了人类认同的传统格局，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同也不再局限于地域性和血缘性的交流模式，使得认同活动不再仅仅聚焦于自我传统体系内的所谓文化认同；人们依托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全球化，广泛而频繁地接触和交流异质文化，引发了认同选择的危机。

（摘编自邢媛《吉登斯的现代性自我认同品格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