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

    可见《乐记》所总结提出的便不只是音乐理论而已，而是以音乐为代表关于整个艺术领域的美学思想，把音乐以及各种艺术与官能（“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和情感（“乐从中出”，“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紧相联系，认为“乐近于仁，义近于理”，“乐统同，礼辨异”，清楚指明了艺术——审美不同于理智制度等外在规范的内在情感特性，但这种情感感染和陶冶又是与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状态紧相关联的，“其善民心，其移风易俗易”。

    正因为重视的不是认识模式而是情感感受，于是，与中国哲学思想相一致，中国美学的着眼点更多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从“阴阳”（以及后代的有无、形神、虚实等），“和同”到气势、韵味，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规律和原则大都是功能性的。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得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作为反映，强调得更多的是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而不在模拟的忠实，再现的可信。作为效果，强调得更多的是情理结合、情感中潜藏智慧以得到现实人生的和谐和满足，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间的信念。作为形象，强调得更多的是情感性的优美（“阴柔”）和壮美（“阳刚”），而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所有这些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和”原则和艺术特征，都无不可以追溯到先秦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名家搞逻辑，法家倡刑名，都表现出这一点。其中，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学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作用。

    儒家还要从孔子开始。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制天命而用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互相补充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庄子尽管避弃现世，却并不否定生命，而对自然生命抱着珍贵爱惜的态度，这使他的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和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充满了感情的光辉，恰恰可以补充、加深儒家，而与儒家一致。所以说，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和补充者。 （李泽厚《美的历程》）

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①近年来，一些地方中小学教材古诗词“瘦身”，但谁都不敢放言要把古诗词赶出教材。争来争去，无非是个“量”的问题。那么，现代人要读多少古诗词才算合适？这个话题恐怕先要弄明白“读古诗词有啥好处”。

    ②有位网友所言极是：“文言文虽不适合生活，但在写作上微言大义，意境悠远，往往超越字面本身，引人遐想。现在的白话文虽然口语化，更贴近生活，却没了汉语的优雅和精确。”前些时候，一首英文金曲被译成文言文走红网络，歌词成了“毋须烦恼，终有弱水替沧海”等之乎者也，大概就是这种失落情绪的宣泄。点赞的网友说“突然有种想学好文言文的冲动”。

    ③多读些，“技多不压身”，至少不会被忽悠。像“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这等“古体诗词”，是否真如某位大家所说“亦属绝唱，已属绝伦”？“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美其名曰“辞赋体”，算得上“世无孤品”吗？不用“熟读唐诗三百首”，只需课本多留几篇古诗词，想来连小学生也能念出个所以然。可悲的是，某些传统断根已久，心灵无从浸润的现代人连“照妖镜”都不会用，连“画皮”都看不出。

    ④93岁高龄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自幼博学强记，和许多老一代学人一样，他始终相信“背”是做学问的重要方法，但教人读书并不主张一味贪多，要求学生读《古文观止》，在《国语》《左传》《战国策》三者之中各选两篇精读，读到能背诵，其余的能读能解即可。西汉文精读《报任少卿书》等篇，骈体文只要读熟《滕王阁序》一篇，韩柳文章只精读《柳子厚墓志铭》即可。

    ⑤余秋雨说：“古人学富五车，其实算起来没有现在的一本书容量多，但他们可以在山下、水边静静地思考。”想要给“读多少古诗词才算够”一个准数，怕是永远都找不着答案。然而，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必要学习古诗人，像他们一样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摘编自9月16日《福建日报》，原题为《学古代诗人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

刘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族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选自《中国国学》）

    “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重阳节又称“重九节”“晒秋节”“踏秋节”，形成于战国时期，到了唐代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成为中国的传统节日。在每年农历九月初九，古人都会通过出游赏秋、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活动来庆祝重阳。这一传统中国节，既有助于激活历史传统、唤起文化记忆，也能够涵养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自信。

    时光易逝，传统不老。在历史长河中，一个个民族节日以富有生命意蕴的节庆活动久久流传。“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如今在重阳佳节这一天，很多地方的人们也都会通过朗诵、武术、歌唱、舞蹈、戏剧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炎黄儿女领悟华夏传统节日的丰富人文内涵，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朽魅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利用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引导和培育公众涵养传统美德，能够让其蕴含的孝思、爱意等思想和情感深入人心，不断滋润我们的道德精神之根，进而让传统美德涵养我们的精神家园。

    重阳节包含着和谐、友好、幸福等内涵，已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现实载体。尊老敬老是中国自古就有的美德，是永恒不变的优良传统，是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国家将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定为“敬老节”“老年节”，在这一天，各地敬老院会迎来众多志愿者，很多儿女也想方设法回家看望父母，使文明成果以一种更富参与性和共创性的方式久久流传。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而传统节日蕴藏着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描绘着一种文化的共同底色，也是以文化创新为突破口来增强文化自信的最好抓手。这种文化自信，堪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弘扬重阳文化，就是在塑造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是在打造最持久、最深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文化是根，文化是魂，文化是力，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精气神。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历经5000多年而不衰，在于我们没有抛弃传统，没有割断精神命脉。不忘本源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互联网+”时代，贴合互联网传播特点，为中国传统节日注入互联网元素，更能够聚合网络力量涵养文化自信，不断夯实中华文明的时代意识和振兴中华文明的使命意识，扮靓筑梦中国的伟大征程。

（选自杨飞《以传统节日涵养民族文化自信》，有删改）

旧体诗的补课

肖复兴

    旧体诗的写作是一种游戏。这种游戏的快乐，首先便在于其严谨的格律。格律，让平仄和对仗有了音乐般的韵律，有了词与词、字和字之间细致入微、紧密非凡而奇特无比的关系。这种韵律和关系，则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所独有，有旧体诗自成一体的语言系统、美学系统和价值系统。

    在这里，可以真切地触摸到、并可以学习到，对于世事沧桑与人生况味，古人是如何体味、追寻、处理和表达的。由此观照现今的社会和自己，那种流失的古典情怀以及它们的表达方式，常让我在这些旧体诗里面生发感喟，甚至羞愧。

    面对现今纷繁变化的世界，我们需要这样带有古典情怀的诗性的营养。同样，现今存在的一切，以及我们内心所思悟和情感所需要的一切，在旧体诗中都可以找到诗性的对应，非常的奇特，而且，非常的准确，又非常的含蓄蕴藉和浓缩。

    阅读和写作旧体诗，寻找这种韵律和关系，寻找这种古今心思与表达与抒发之间的奥妙与微妙，则大有曲径通幽之乐趣。而且，它特别适合独自一人的思索、品味和探寻，可以不必打扰任何人，将自己的心情和感情、一瞬即飞的回忆、擦肩而过的思绪，在中国独有的方块字，而且是有限的方块字之间，其实也是在无限的想象天地之间，逐渐显影。在这有限和无限之间，在节制和限制之中，有着众里寻他千百度、有着咫尺应须论万里的魅力和诱惑。我称之为我自己的智慧体操，是我常常操习的八段锦。

    正如布罗茨基所说：“除了少数例外，近代几乎所有有些名气的作家都交过诗歌的学费。”我没有多少名气，却一样也是在交诗歌的学费，在为自己补课。

    如果从1969年美国国防部创立的“阿帕网”算起，互联网至今恰好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从早期的局域网发展到5G时代“万物皆媒、万物互联”的“物联网”，这项革命性的技术为整个世界带来了过去难以想象的便利和快捷，成为推动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福器”。

    以5G为代表的通讯技术的突破，加快了人类社会传输和处理数据的速度。随着用户与设备的接触和连接越来越频繁，人类传播进入了物联网时代。根据高德纳咨询公司的报告，物联网呈现出“爆炸式”的发展态势。目前全球有近50亿物件实现了互联。据预测，到2020年，全球物联网的市场容量将高达2.2万亿美元。

    物联网让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进步、效率和机遇并存的智媒时代。但与此同时，物联网“万物互联”的这种属性，也易使网络攻击具有前所未有的“连锁效应”，呈现出“愈连接愈脆弱”的特征。2017年9月，物联网安全研究公司（Armis）通过利用蓝牙协议中的八个“零日漏洞”，设计了一组攻击向量（Blue-Borne），并在实验中构建了一个“僵尸网络”，以接管各类支持蓝牙的设备，传播恶意软件。据该项实验的负责人称，如果黑客利用这八个漏洞对蓝牙设备进行恶意攻击，受影响的设备将达到53亿台，无论当前市场上常见的智能设备还是新型物联网设备都很难从中幸免。

    数据既是计算机执行人类指令的手段，也是连接不同设备之间的“信息”桥梁。互联网向物联网的演进，很大程度上是由呈“指数级”扩张的数据量所推动。据统计，2015至2017年三年间，人类所产生的数据量远超以往四万年历史的总和。人类已身处“数据海洋”的时代。然而，数据间的关联度愈发增强，人类的安全保障反而愈发“脆弱”。一旦单个数据发生泄露，就很可能是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危机。2018年爆发的“脸书数据泄露门”引发了全球舆论的关注。

    美国网络安全专家施奈尔（Bruce Schneier）2018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点击这里杀死所有人：超级连接世界中的安全和生存》。书中描绘了一幅物联网时代的末世景象：利用电脑杀人、撞毁汽车、让发电厂瘫痪，使用生物打印机引发流行病疫情，等等。在万物相连的情况下，万物都是“电脑”，这预示着万物皆可为“凶器”。不同终端在互联连接的同时，也将原本是由单个终端所承担的风险向网络中的其他终端“等量转移”，这使互联网时代“愈连接愈脆弱”的风险被进一步放大为物联网时代的“万物皆凶器”。

    微软公司的报告显示，世界各国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平均每年要为网络攻击所造成的损失支付4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因此，在数据流动性空前增强、攻击表面急剧扩大的5G时代，如何有效保障物联网安全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摘编自史安斌《5G时代的物联网安全》，“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