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历史上，国人曾有谣谶之信。何谓谣谶？谣，是歌谣；谶，为预言。简单地说，谣谶就是以谣为谶，用歌谣的形式演绎对未来的预言。内容主要包括占验个人命运和历史事件两种。前者如以燕子为题，影射汉成帝宠妃赵飞燕的人生经历。而历史事件最著者莫过于王朝更迭。这类谣谶有的是一语成谶式的简单判断，如“亡秦者，胡也”；也有的是对完整过程的叙述。一首普通的歌谣何以有着如此巨大的能量？答曰：信仰使然。

   ②古人认为，“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徒歌谓之谣”。也就是说，谣是没有音乐伴奏的歌唱形式。事实上，最有可能成为谶谣的不是成人谣而是童谣。古人认为：“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童谣能成为谶谣，除了“出自胸臆”的“天籁之音”外，还有信仰上的因素。古人认为五星中的荧惑星（火星）降临大地化为儿童，歌谣嬉戏，而其所歌即是吉凶的预兆。

   ③《国语·郑语》记有周宣王时的一首童谣：“恹弧箕服，实亡周国。”（那卖桑弓、箭袋的人，就是使周灭亡的人啊！）历史应验了童谣之语，卖桑弓、箭袋的夫妇收养的弃婴，正是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之妃褒姒。《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其成书年代，或云春秋末期，或云战国初期。以最晚而论，应该说在战国初期人们已经有了谣谶的信仰。

   ④既为信仰之物，谣之所以成谶，源于两种基本的思维。一是相信语言的神秘力量。如古时候“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的农事咒语。二是相信已知和未知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人们总是试图破译这种神秘联系，先民龟筮占卜就是这种文化尝试的结果。相信谣谶的预言和相信卜筮的占验应该说基于同样的思维，只不过是所凭借的手段不同罢了。

   ⑤上述信仰被战国邹衍和西汉董仲舒所利用，并进一步系统化。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根据西周以来解释自然现象的阴阳、五行，创立“阴阳消息”与“五德终始”学说，用天事解释人世治乱，以之恐吓当政者，使其不敢不注意人事。首将儒家与阴阳家两种学说融为一体的是西汉大儒董仲舒。他提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有意志、有感情的人格神，皇帝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皇帝的作为可以与天感通，上天通过“祥瑞”与“灾异”表达对皇帝的嘉许与惩戒。邹衍、董仲舒的理论因此也成为了中国谶纬之学的渊薮。“纬”是指方士化的儒生编辑起来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谶纬之学也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

   ⑥今人看来，谣谶乃诳人之举，其人为因素昭然若揭。或人为作谣，以图成谶。如秦末篝火狐鸣中“大楚兴，陈胜王”的起义谣谶，元末韩山童、刘福通“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造势谣谶等等，皆属“当世有心人”之作，其目的无非是借谣谶以实现其政治企图。或穿凿附会，事后释谶。秦末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谣谶，关于这首谣谶的理解分歧不一，分歧的关键点是对句中“三户”一词的理解上。历史最终给人们留下了足够的附会空间，大泽乡起义的陈胜是楚人，亡秦主力西楚霸王项羽是楚人，建立大汉王朝的刘邦也是楚人。

   ⑦时至今日，谣仍在，人们仍会“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谶已无，以谣为谶的行为已难觅踪影。但如果就此说，相信占验、相信预言的谣谶式思维已从现代人的大脑中剔除干净却显武断。有人在观看了好莱坞惊悚片《2012》后，就把现实中的诸多灾害与片中玛雅人的预言相互联系。我们不敢确定这种疑虑是人们真实意图的流露抑或是茶余饭后的戏言，但我们倒是更愿意相信它是后者。

（节选自刘汉杰《历史上的“谣谶”》）

    ①中华文明从何时开始，从哪里起源，这些问题成为一代代学者兀兀穷年的追问。

    ②于是有了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了从本世纪初持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目前，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人们都想知道，经过8年的探寻，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又向前推进了多少。

    ③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④河南偃师的二里头，在麦田覆盖的地下，掩藏着最早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在他的新作《最早的中国》中如是说。

    ⑤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在探索夏墟时发现的。此前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的存在。中国的考古学家认为，殷墟的甲骨文非常成熟，而文字从形成期步入成熟期至少需要千年的历史。殷墟精湛的青铜器制作工艺，不会从天而降。在商之前，必然有更早的文明，二里头文化就是更早的文明。在二里头从事十余次挖掘的许宏说，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它至少有五个“之最”：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群、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青铜作坊，还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这些都表明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

    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儒家礼制，都可以在二里头找到源头。二里头出土的三足酒爵，与商朝出土的酒爵造型大致相同，贵族墓葬里出土的青铜器、乐器、玉礼器，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明。而这正是华夏早期文明的特质。”

    ⑦许宏说：“迄今为止，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是待解之谜。二里头无论是夏晚期还是商早期，都不妨碍它是最早的中国的雏形。”

    ⑧在考古界，就是最保守的人也承认，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但二里头所呈现的也是相当成熟的文明，应该也是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可以抵达的。那么，在这个最早的中国之前又处于怎样的状态？

    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说，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的确存在着比二里头文化更为遥远却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

    ⑩在辽西凌源、喀左、建平三市县交界处，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相似。随葬种类丰富、玉器制作精致的贵族墓葬，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这一重大发现几乎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形容为触摸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⑪人们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发现了一支二孔骨笛。经测定，这支骨笛被认定为9000年前的物件，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界发现的最早的二孔骨笛，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已经创造了发达的音乐文明。

    ⑫还有在长江流域下游发现的距今4300年的古城，这个古城被认为是新石器时期（距今4000到5300年之间）良渚文化的一部分。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认为，这个古城可能是良渚王国的首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良渚文化就不仅仅是史前文化，它将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朝代，并且早于夏代。

    ⑬在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在甘青地区有齐家文化系统，在辽西地区有红山文化系统，在海岱地区有龙山文化系统，在长江中游地区有石家河文化系统，在长江下游地区有良渚文化系统，在中原地区有仰韶文化系统。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

    ⑭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中原中心说”成为主流，而现在更多的人认同“多元一体说”。但这满天的星斗是如何分布的，又是如何闪烁消失的，正是探源工程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

    同其他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zhì）、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

    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节选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真理总是越辩越明。曾几何时，方言的存废问题，曾经引起激烈争议，但争论至今，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达成共识：推广普通话很重要，保护方言也很重要，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方言俗称地方话，是语言的变体，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它不是独立于民族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而只是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所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

    语言最本质的功能，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说过：“语言是思想的外衣。”除了交际工具，语言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在岁月与文明的浸泡下，方言承载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能够满足本地区社会交际的需要。与此同时，多姿多彩的汉语方言也与汉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旅居外地的同乡人互相认同的最直接最亲切的标志，而且是折射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种种事实的一扇窗口。

    今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用上海话写成的小说《繁花》让许多读者为上海方言蕴含的吴文化韵味所折服。不少网友甚至评价说：“读此书只恨自己不是上海人。”不止是《繁花》，从韩庆邦《海上花列传》中的吴侬软语，到老舍《正红旗下》的京腔京韵，再到沙汀《淘金记》里的川腔辣语……这些文学作品运用方言所表达的其时其地的风土人情，都让它们成为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从这方面讲，保护方言，也是传承地域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努力。

    如今，方言该不该保护似乎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如何保护，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全国来看，汉语内部的方言、次方言、土语非常丰富，该保护到哪一级、哪些地域的方言？国家是否应该出台系统支持政策？是否应该将方言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每一个问题，都不易回答。

    所幸，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探索的步伐都已迈出。2008年，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在各方言区采取活态标本，建立方言档案——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思路，即在有能力做方言的传承和保护性工作之前，先做好学术性抢救。而在民间，类似于“中国微乡音”汉语方言大赛这样的方言保护和传承活动正在兴起：在电视、广播中推出方言节目；方言进校园，让孩子们不忘乡音，记住乡情；移动互联网上更是出现了以乡音乡韵为纽带的社群，延续着方言的魅力。

    时间不断向前，语言的融合与演进同样不可阻挡。一些方言会淡出生活，一些新的语言习惯也正在形成。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总有乡愁需要守望，而方言无疑是记住乡愁的重要载体。珍视方言，其实是对文化根脉的呵护，是对历史的铭记。讲乡音、守乡愁，让我们且行且珍惜。

（选自《人民日报·保护方言，守望乡愁》，有改动）

    二次元是当下社会存在的一个亚文化族群。早期的动画、漫画都是由二维图像构成的，其画面是一个平面，所以被爱好者称为“二次元世界”，简称“二次元”。广义上说，各种虚拟世界的卡通、动漫，电子游戏及其相关的核心产品与衍生产品都可以归为二次元的范畴。

    为何那么多人痴迷二次元文化？细究起来，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是逃避现实的心理需求。不少青少年沉迷于二次元世界无法自拔，其实是不愿面对充满竞争和纷扰的真实世界。二是寻求认同的心理需求。处于边缘地位的亚文化族群往往要通过对亚文化的集体消费，不断强化着彼此间的认同感，感知个体存在的价值。

    二次元文化的盛行，于资本市场可能是利好，但对文化领域是喜是忧，则需要时间的验证。当下二次元文化的各类活动主要是在互联网这个场域完成的。新媒体不仅为二次元作品提供了便利宽广的展示平台，还为网络一代找到了同好聚集、思想碰撞的交流空间。在这种环境下，二次元逐渐跳脱了孤立的虚构故事空间，超越了动漫的艺术形式，形成涉及人群更广泛、内容更丰富的时尚潮流。然而，由于互联网对海量内容的筛选、监管和把控不甚严格，使二次元文化落入野蛮生长、良莠不齐的窠臼。

    随着主要受众群体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破壁交融的进程将逐渐加速。为了更好地获得年轻人的认同，我们应当通过参与创作或评论引导的方式影响二次元文化，指引其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有鉴于此，国产二次元作品，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升：一是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文化提倡的要素。二次元这种创作传播方式，须在中华文化内涵的挖掘上有所倾斜，这样才能为青少年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对接打下基础，给主流文化的发展开辟更多维度。二是从注意力经济转向情感力经济。动漫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里面的人物个性鲜明、情感丰富。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国产二次元作品却更多地流于肤浅的无厘头搞笑，或一味追求视觉刺激，堆砌俊男美女、宏大场景。试问，如果没有充分的情感张力，又怎能与观众深度互动、引导他们进行理性思考呢？三是取材于现实，靠生活质感打动观众。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二次元文化唯有回归现实，脚踏大地，才能更加震撼人心，引发共鸣，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宋磊《面对“二次元潮流”主流文化不应缺位》）

    几百年来，笔墨形成了范式。自宋而下，中国画笔墨有了越来越多的规定性。不少有才能的画家文化修养越高，个性越弱。到了人笔俱老的境界，早期的新鲜的生命感也没有了，与凡人的差别仅在于他是较高层次上的平庸，而像徐渭、虚谷、林风眠、傅抱石这样的巨子却突破了范式。他们从观念层次上拓宽了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仍然以笔为载体，以颜色而不仅是用墨色写意，照样创造出“气韵生动”的境界。

    笔与墨都是感情的记录，而且留下的是准确的轨迹。一竿修竹、一组怪石、山中烟云、四时花木都是画家表达内在精神的形式。

    笔墨是中国画所特有的概念。笔墨源于中国画的规定性。中国画必须要用毛笔来进行创作，如果用油画笔则不能称为中国画。中国画和毛笔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结晶。由于毛笔所特有的形制，因此由笔所表现的轨迹各不相同。用墨及水量的不同，可以表现出墨色的浓、淡、干、湿、燥、润等效果。因此中国画正是借毛笔的特性表现出了非常丰富的精神内涵。墨也是中国画中所特有的材料。而且由于墨掺水量的不同，可以变化出千百种墨色。另外还有一种非常独特的中国画材料——宣纸。它是用一些植物纤维按比例的多少并经过非常严格的手工程序制作出来的。因此不同纤维的纸有不同的墨色效果。也正因这些各具特色的独特材料构成了中国画规定性的“材料系统”。在材料系统中，由于笔、墨、纸中所含水份的不同，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我们称之为“笔墨话语”。不同的“笔墨话语”则有雅俗之分，高下之异，乃至人品、人格的差异皆可以从笔墨中得知。即如古人所讲的“学如其人，画如其人，文如其人”。

    笔墨不仅仅是技法，还是一种精神；技法是有限的，但精神是无限的；技法是可以创造的，但精神应该是继承的。

    艺术家首先要解决认识论问题。技术训练是有止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训练会有成效，所谓“人笔俱老”。但有人画了一辈子还是画匠，这大约是先天缺少感觉，或者是因为一辈子也没有解决认识论的问题。一部中国绘画发展史就是一部发展革新史。但每个时代只有少数人能超越传统，这是因为艺术的传承极易被束缚。来自社会的审美定势和个人的心理障碍是束缚艺术发展的原因。

    中国画以独特的笔墨传递画家的情绪，这需要艺术灵感。灵感是修养和求索的结果，是心灵的火花，是历山川、开眼界、爱读书、多巧思的结果。有空且画，无空且止。不管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是过程就有意义。

    作画必先求意，强调先构思，然后再落笔，加入作者自身的主观情感，或疾或徐，或顿或挫，或枯或湿的笔迹、墨色，让我们在观赏时充分领味画中所描绘的物象所带给我们“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笔墨精神。

（摘编自程大利《谈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