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

葛兆光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天”仍然是判断与理解的基本依据。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就可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在人们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

      “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更加明确地被一些基本的数字概念所表述，而这些概念又被具体化为一些可以操作的技术，于是“天”与“人”之间就被联系起来。首先是“一”。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宇宙的中心、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其次是“二”。“二”即阴阳，既可以指日月、天地，也可以指君臣、上下，以及从阴阳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再次是“五”。在《吕氏春秋》中，思想家曾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这说明人们普遍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顺序地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顺序地吻合五色的轮次。这种数字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

       沟通天地人神的权力仍然被少数术士所掌握。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于有某些特殊的禀赋与训练，拥有与神秘世界对话的能力，人们需要通过他们与天、与神灵、与祖先交流。

       当时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有以下几类。一是生命。铜镜铭文这样的考古资料透露了秦汉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看来当时的人们相信人是可以不死的，不过也相信人之永恒极其困难。如果说铜镜铭文、帛画、画像石中的神仙内容及秦汉方士的求仙寻药炼金活动，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期望和想象，那么很明显，他们也努力地探索过人体的奥秘与医疗技术，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等，就反映了人们的焦虑和忧患。正是在这种期望和想象、焦虑和忧患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生死观念。二是幸福。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对幸福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和世俗化，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被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永生）所取代，“富贵”与子孙“繁衍”成了更现实的追求，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的字样就是明证。三是国家。当诸侯国家日益消亡或削弱，各种文化区域日趋混融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时候，人们开始彼此认同。“天下”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较纯粹的政治概念，当人们逐渐有了更广泛的地理知识之后，人们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于是又常常使用“海内”一词。“海内”一词在当时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疆域的代名词，凡是生活在海内的人，凡是有共同语言、习俗、观念与服饰的海内人，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      

                                                  （本文有删改）

明星畸高片酬谁之过

詹庆生

    ①近段时间，影视明星高片酬的话题引发了舆论热议。其实，明星超高片酬对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危害早已被广泛论及：占投资成本过半甚至更高比例的演员片酬，挤占了其他制作环节的成本投入，严重影响了影视作品的艺术质量；对明星片酬的无节制哄抬，对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威胁；随之而来的影视演员一夜暴富、拜金炫富等现象所传达的价值观偏差，也给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带来很大冲击。

    ②在影视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制片、发行、放映的全产业链都进入了急剧扩张期。仅就制片领域来说，各种热钱汹涌而至。而在放映播映平台方面，也猛增许多。这些新出现的影视投资、制片、发行、放映主体为中国影视业创造的“世界奇迹”贡献巨大。然而，当其他环节都在急剧扩张的时候，有市场号召力的明星却难在短时间内出现数量的快速增长。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当市场需求急剧扩张而供给相对不足时，作为“稀缺资源”的明星价格上涨似乎就成了必然。

    ③近两年来，各影视公司不仅给明星开出超高片酬，还纷纷高价收购明星们的公司以期绑定与明星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刚刚进入影视制片领域的新军，为了在激烈的明星资源争夺战中占得先机，往往打破既有的行业规则，为明星开出难以拒绝的超高片酬。

    ④事实上，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对于明星的依赖并没有那么强，创意和制作才是最为重要的。以好莱坞为例，一些风靡全球的影视作品，启用的大多是小演员甚至是名不见经传的新演员。这些作品的成功并不依赖明星的光环，而是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创意、生动精湛的演技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制作水平。反倒是这些作品培养和成就了一批演员，让他们走上明星之路：而在稳定的影视工业体系当中，影视公司、演员、经纪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谈判议价的行业规则，明星片酬固然会因走红程度而起伏，但并没有出现类似中国这样片酬大面积坐地驭升的反常情况：所以，当前中国影视业明星片酬反常飙升、过度依赖明星的畸形现象，恰恰折射出了当前中国影视产业在创意能力、制作水准、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均未发展成熟的现实。“唯票房论”使中国影视产业处于前所未有的浮躁时期，那些蜂拥而入的热钱更是以赚快钱为目标，导致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弥漫整个影视业，IP热追IP，“鲜肉”热追“鲜肉”，明星似乎成了赢利的保证，而故事创意、表演艺术、精良制作这些对于影视生产至关重要的环节，反倒成了可以忽略不升的东西。在经历了前几年的疯狂之后，电影市场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包括暑期档的低迷现象，已经给那些故事拙劣、面瘫表演、制作粗糙、批量出炉的影片以冷酷的回应。虚火上升的市场终将面临现实的惩罚。

    ⑤可以说，反常的规模化高片酬现象，固然有基于供需关系失衡的市场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处于粗放式增长模式中的中国影视产业结出的病态畸形的恶果，是狂飙突进背景下的产业“热症”与远不成熟的产业“幼稚病”双症并发的典型症候。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对于反常高片酬、追捧明星的现象，我们应该以倡导行业自律，加强行业规范，对节目形态和导向进行宏观引导，在产品营销与购播环节加强政策指导和舆论管控来治标，再以加快中国影视产业的整体升级，建立成熟规范的现代影视工业体系来治本。

（选自2016年10月3日《光明日报》）

乡村：民族的记忆和想象

雷雁抒

    ①曾经的乡村，是一卷卷蓝布封皮的线装书。手工刻制的木版文字，在薄薄的宣纸上印满了炊烟、古屋、插秧、刈麦，印满了拱桥、溪流、杏花、荠菜；平平仄仄的一些低吟浅唱，长长短短的一些唐诗宋词，都写在卷卷线装书的册页里。

    ②当然，还有滚滚的征尘，有“苛捐猛于虎”的悲号，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劳作，有“田园荒芜胡不归”的呼唤……

    ③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起根发苗，发展壮大就在农村；农村，刻写着我们民族的记忆和想象。

    ④权力和商品造就了城市。古老的城市控制和剥夺着乡村，如果说城市是一座座砖砌的奶桶，乡村只是一头头散落田野的奶牛。乡村喂养着城市。衣衫褴褛的乡村父母，吃糠咽菜送儿子走进学堂，开始了逃离农村，逃离劳动，逃离贫困与低贱的第一步。几千年的封建教育，就是教育农村人离开农村，然后用权力和金钱来控制农村。

    ⑤思念乡村的人也有，多是政治上的失意者，商战中的败北者，战场上的伤残者，是激烈的争斗之后寻找宁静地方的疗伤者。乡村以善意的同情接纳了他们，用源源不断的温情和取之不尽的中草药为他们医治创伤。而这些受伤者往往如受伤的鸟，强健之后，又挣脱农人的双手飞进城市。所谓“世外桃源”，只是都市受伤者的幻觉和梦呓。农村依然清静而贫苦，美丽却落后。他们远在都市的子女，西装革履、粉面彩裙，记忆里只是星星点点的乡情和偶尔由芭蕉暮雨生发出的淡淡乡愁。

    ⑥没有谁想去写一部乡村史，像写一部王朝史那样，写乡村的发生、发展和变迁，写农人的劳作、灾难和贡献。充满想象和幽默的乡村版文学，也只在口头上流传，随风起落；充满真诚和情感的乡村版歌谣，偶尔为都市人采集，一唱竟成明星。

    ⑦广大的乡村，散乱的乡村，到处都闪烁着星星点点金沙的乡村，如今面临一次新的机遇，它将把落后变为先进，把贫困变为富庶；卫生与文明将取代肮脏与粗野。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变革，是都市前所未有的对乡村的亲情反哺。

    ⑧可是，我还是有一点杞忧。既往的每一次变革，哪怕是最小的，都伤害过乡村的美丽与个性。这一次，会不会也有一些难免的伤损？美丽的村舍被单一的水泥楼房代替，宁静的生活被喧嚣的市声淹没，一卷古朴柔软的线装书被生生地改造成硬壳子西装书，让我们的子孙永远失去了印证唐诗宋词意境的物证，使我们民族丰富的人文想象只留下冷冰冰的经济。

    ⑨乡村，是我们最后一片诗意的栖居地。乡村以其古老的存在，成为整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许多古老村落历经数千年，保留着深厚的为正史所缺失的宝贵记忆，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有力的物证。

    20世纪末，散文创作空前繁荣。其中最火爆、最活跃的散文形式呈两极化发展：一方面是思辨化、大型化，即所谓“大散文”，如文化散文、思想随笔等；一方面呈情感化、软化、细化趋向，即所谓“小散文”，特点是侧重表现都市生活的细微感受，关心世俗红尘中自身的瞬间体验。“小散文”把散文的自由、随意和飘洒发挥到极致，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精深的生命探求，消解了文学的审美性，而呈现出一种所谓“散文的消费性格”：短短的篇幅，甜甜的语言，浅浅的哲学，淡淡的哀愁。也有人把它归纳成一种模式——温馨感人的小故事，娓娓倾谈的小情调。加上模糊不清的小感悟，给那些在快节奏、重功利、轻人情的现代生活中奔走的人们一种廉价的抚慰。同样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所谓“明星写作”。它因作者本身的广告效应、读者的好奇心理和对于成名的期待与想象而拥有巨大的读者市场。不过，就整个发展趋势看，“小散文”也好，“明星写作”也好，轰动的热潮都不会维持很久。相反的，那些体现着浓重的人文精神，体现着审美意识与历史感，深入人的心灵境域，抵达人性深处的思想随笔和文化散文，倒是有着长久的文学生命力。它们或者采用平实、自然的语体风格，抒写达观智慧的人生经验，使人感受到冬天炉边闲话、夏日豆棚啜茗的艺术氛围；或者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反思，流露着一种浓酽的文化乡愁；或以理性视角、平常心理和世俗语言表达终极性、彼岸性的话题。

    文化散文的兴起，有其现实的、社会的根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人们的文化观念、生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学艺术的含义与功能随之也发生了转换。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放弃以往散文创作过于直白的政治功利目标，摆脱商业时代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对文学的扭曲，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写方式，终于使散文以自由的心态、优雅的格调、深刻的人生思考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由于文学环境的宽松、心态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转换，作家也好，读者也好，存在着回归文学本体、张扬人文精神、重视生命体验，从而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的审美期待，这构成了今日散文繁荣兴盛的基础。

(节选自王充闾《文学创作与生命体验》，有删改)

    在南宋，程朱理学与科举仕进之间，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的链接，立场相当独立，思想也相当自由。蒙古人完成军事征服后，其文化策略有了相当深刻的转变：元仁宗皇庆年间，科举条制施行，规定凡考经问或明经的人，以“四书”为课本，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参考书。尽管这种给读书人提供前途的渠道还不是特别宽，但是它的象征意义却相当强烈，给很多士人暗示了一个知识与利益交换的方式。根源于汉族文化的程朱理学，在一个异族文明统治的帝国中，或为相当普遍的知识和拥有权力的思想。在权力的笼罩和利益的诱惑下，理学的知识与思想的实用性已压倒一切。于是，思想成了文本，文本蜕化成文字，文字仅仅作为符号供人背诵，背诵的意义在于交换。

    元明易代，但思想史却依然沿着惯性前行。程朱理学在明代依然是权力拥有者建立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依然是一般士人用来与权力进行交换的知识。科举考试的规则、考试的内容以及被制度保证的利益，都已经得到权力的认可，但是知识与思想的边界却被限制得越来越狭窄。从洪武年间删节人们都耳熟能详的《孟子》八十五条，“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到永乐二年严厉惩罚了诋毁理学的儒士朱友季，知识与思想已被权力确立了大体的边界。程朱学说一方面深入社会生活，成了普遍接受的知识与原则，另一方面渐渐地失去了站在政治体制外的超越和自由立场，成了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诠释文本。

    到正德、嘉靖年间，这种症候越头越明显。王阳明曾愤然指出，由于思想边界的限定，很多士人只能将聪明智慧转向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这些完全是空疏无用的假学问。在明代中期，思想世界其实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危机。社会生活从王阳明生活的正德、嘉靖时代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表面的服饰上“去朴从艳”，文艺上追求“异调新声”，知识上转而“幕奇好异”下面，隐藏的是更深刻的不同阶层价值取向的断裂。那么，思想将如何有效地回应和疗救这种危机与变化？一些敏锐的士人发现，知识无法解释各种异于往常的现象，思想无以回应秩序的种科变动，士人所拥有的资源无以诊断和疗救变化万端的国家与社会。结果是一面更高地倡导着拯救的理想主义，一面在实行极端的实用主义，却没有根本的药方，主流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仍然在平庸和圆熟的套话与教条中延续。

    恰恰是因为这种平庸和圆熟，迫使这些学者寻找可以刺激新思想的资源。在一个思想资源相对新闭的空间里，也没有外来文明根本影响的情况下，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历史与传统中曾经存在过，但又被摒弃在边缘的那些知识、思想与信仰。其中最有刺激性和挑战力的思想资源，就是在南宋曾经与理学对垒的心学。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之“从元到明：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一般状况”）

    中国古代有关“文化”的概念，其实是“文教”或“风俗”的意思。比如《易传》里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尽管这些观念与文化密切相关，但毕竟是种“前文化学”。中国现代文化学形成的时代背景是近现代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中国的学者开始借助西方的人文社会学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的文化秩序中确定中国文化的地位，逐渐形成了文化史学、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三大主要组成部分。

文化史学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主体。梁启超认为西方通行的诸多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可是中国传统史学“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他提出要研究中国的“文学史”“种族史”“宗教史”等。将中国传统史学带入现代史学的同时，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发轫之时。中国的文化史学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的学术体系和价值体系，这是由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的。钱穆说：“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史学主张从中国深厚的史学传统中建构中国的文化学。迄今为止，文化史和国学仍是研究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学术形式。文化哲学，是注重讨论中国文化精神的学问。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否定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者之间展开了论战。在新文化运动主导中国思想的同时，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以复兴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为己任，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熔铸佛学或西方哲学的学理，构建出“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等新儒家哲学，探究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与精神内涵。文化人类学是与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相关联的西方人类学分支，它主张客观地观察、描述、分析、比较人类的文化现象，特别注重研究文化的功能。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文化人类学从田野和社会的考察出发，而不是从历史文献出发，为我们展现了丰富鲜活的中国文化画卷。上个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如费孝通《江村经济》、林惠祥《中国民族史》。我们当下不少文化理论的热词，如文化自觉、文化自主等，都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学在20世纪末提出的重要观念。

    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分别研究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使中国文化的整体得以认识，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得以建构。文化总是指向人类全部的、永远在进行中的生活和创造。孟子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如何让当下的文化热潮成为“源泉混混”的有本之水，汇成江海，不断地增进我们的文化自信，除了人心与时代的推波助澜，还有待于不断深入的文化研究。

    （摘编于《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