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阿里巴巴平台上整个买家询盘数急剧下滑，欧美对中国采购在下滑。海关是卖了货，出去以后再获得数据；而我们提前半年从询盘上推断出世界贸易将发生变化。”通常而言，买家在采购商品前，会比较多家供应商的产品，反映到阿里巴巴网站统计数据中，就是查询点击的数量乖购买点击的数量会保持一个相对的数值。统计历史上所有买家、卖家的询价和成交的数据，可以形成询盘指数和成交指数。这两个指数是强相关的。询盘指数是前兆性的，前期询盘指数活跃，就会保证后期一定的成交量。所以当马云观察到询盘指数异乎寻常的下降，自然就可以推测未来成交量的萎缩。这种统计和分析，如果缺少大数据技术的支持，是难以完成的。这次事件，马云提前呼吁、帮助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从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推动大数据技术在各行业普及的原动力，来自于企业改善自身经营水平、提升经营效率的需要。长期以来，困扰企业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更加了解他的客户”。索尼公司的创始人出井伸之解释索尼衰落的根本原因时，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新一代基于互联网DNA企业的核心能力在于利用新模式扣新技术更加贴近消费者、深刻理解需求、高效分析信息并做出预判，所有传统企业的衰落不是管理能扭转的。”

    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传统企业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难以贴近消费者，难以了解消费者的真正的需求。第二，互联网公司的强项恰恰是天然的贴近消费者，了解消费者。传统企业必须嫁接互联网企业的DNA，否则必然沦为互联网企业的附庸。

    大数据对传统企业必然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第一，文化的颠覆和组织的重构。传统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一定是过时的，必须全面转向以客户和消费者为中心，重新梳理公司的战略、文化、组织。期间有大量的咨询业务机会。第二，对信息系统的冲击。传统架构的信息系统无法应对海量数据，首先存不了，其次也无法在多种数据间建立联系，也就无从分析，更谈不上快速有效。原来给运营商做商业智能的项目，运行一天出结果，就不错了。但大数据要求是1秒有答案。这种差别是巨大的。所以信息系统面临升级换代的要求。第三，企业经营管理必须和信息系统完美对接。管理要标准化、标准要流程化、流程要信息化、信息要智能化。

    对大数据的跟踪和研究，不仅仅限于推荐股票，更重要的是建立解释IT行业演进的顶层逻辑，用以解释快速发展变化的新技术，洞察信息产业发展规律；发现真正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并从对这些新兴公司的观察，反过来支持我们对上市公司的判断。我们相信，更宽广的视野、更频繁的交流、更深入的思考，将对投资人更有价值。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建立在直觉论上的，在《人间词话》中，他进一步把直觉论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提出了“隔”与“不隔”的批评标准。

    当代学术界也有许多文章论述到这一对范畴，然而看法却很不一致，褒贬不一。以朱光潜先生为代表的对“不隔”持肯定态度，对王国维的“隔”论持否定态度，甚至主张对“隔”都须具体分析。朱光潜从诗的“隐与显”的相对性出发，批判了王国维对“隔”的贬斥态度。在这一点上叶嘉莹先生已对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用“隐”与“显”来套“隔”与“不隔”是不妥当的。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支持“隔”与“不隔”的分界和批评标准，认为“不隔”是“有形象、生活的真实才能以即目可见具体可感的形态直接展示在人们前面，使‘语语都在目前’”。

    诗词的创作实际上就是美的创造，对于自然美，人必须通过直觉才可以把握，对于艺术美也同样如此。诗人把引起自己审美感受的美“镌之于不朽之文字”便是诗歌艺术的创作目的。诗歌创作也就是对美的摹写，如果诗人在创作前没有与自然通过审美直觉而和谐地统一起来，那么，他的作品就难以引起读者的审美感受，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就不存在境界。另外一种情况，即诗人对自然之美已深切地感受到了，然而他在创作时却“文不逮意”，用词不当，因而其作品到读者那里，读者不能直觉其境界，这两种情况在以直觉论为前提理论系统中都被称作“隔”。

    什么是“不隔”呢？王国维说：“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只有“语语都在目前”，人才可以通过直觉来把握它，如果不在“目前”，就得用“目”去搜索，经过“目”的搜索，这语语才进入了人的意识，这是一个渐近过程，在人的意识中“语语”不是“瞬时”占据人的意识的，因此，不是“须臾之物”，也就与“境界”无缘了，也就“隔”了，“语语都在目前”的意义在于，通过语言所组成画面不需要更多理性分析，这“语语”形成的画面是人的直觉对象，从语言到意象到美的过程是瞬时的，只有如此，诗才在“不隔”。

    诗的创作，首先关系到诗人的感悟能力，诗人须得有一颗无尘垢的赤子之心，这样，通过直觉他才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的本质，王国维评周邦彦的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云“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评稼轩词：“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说“词人想像，直悟月轮绕地之事，与科学上密合，可谓神悟”。

    其次，诗的创作还关系到诗人的表达能力，也就是他能否使文辞达意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国维提出要少用替代字，如桃用红雨、刘郎，柳用章台、灞岸所替代，“宜其为《提要》所讥也”。这原因是：“盖语妙则不必代，意足则不暇代。”这说明诗人直觉感受能力是一个方面，表达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代字能够影响读者的直觉感受，代字代的是什么，这就使直觉渗入杂念，因此，诗也就“隔”了。

（选自李铎《论王国维的“隔”与“不隔”》，有删改）

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

    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时代的到来，触屏时代的到来，在空前地、令人震惊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同时，也完全可能造成黄钟喑哑、瓦釜轰鸣的颠倒局面，造成日益严重、难以救药的学风败坏，造成习以为常的轻飘、浮躁、浅薄、急功近利、人云亦云，或者标新立异却并无干货。尤其是，哗众取宠的薄幸儿大量出现。

    传播本来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但是手段的被使用，完全可能变成使用手段的人被手段使用。使用变成了被使用，被使用的工具变成了主体，而主体变成了傻气十足的跟班——北京话叫作“催呗儿”。例如餐具压倒了饮食，语言干扰控制而不是服务于思维……形式主宰了内容，这些是早已有之的不幸状况。

    所谓信息的异化，就是说信息从素材变成了成果，传播由中介变成了价值的体现，传播的速度与数量变成了真理、科学、艺术、成功与否的主要衡量标准，变成了精神产品的首要追逐，而传播的能力包括忽悠炒作的能力与招人喜欢的外表，都成了成功的基石。信息传播，如茶如火，如龙卷风，如海啸，搞得我们的理论、文化、艺术、科学、决策在信息的浪涛滚滚中，或者风头劲爆、或者摇摆不定、或者垂头丧气。信息传播的洪流，正在推出一些牛人，昨天宣布读图与信息爆炸，今天宣布触屏时代到来，后天宣布名人、名牌、名书、名药都是他们打造成功的，他们牛气十足地宣布平面媒体的过时，宣布文学即将死亡，小说即将湮灭，他们鼓吹着各种票房、印数、点击量、收视率、福布斯榜，他们制造着巨星、超女、好声音、畅销书及其作者、意见领袖、有影响力者、世界纪录。他们承认即使是一条狗如果能够在现代传媒中不断出镜，也能成为“中华第一名狗”。

在大数据的潮流里，文学、纸质书籍首先被冲击。原因是语言文字在各种艺术介质当中最缺少直观性，最符号化。它们不像图画、音乐、歌曲、舞台表演、声像节目，更不像3D.4D（是不是正在出现7D.8D?）影院那样富有肉感器官刺激，它们不能给人们以视觉、听觉，直到嗅觉、味觉、触觉，还有臀部、腰部震动。语言文字是符号，是思想，不通过大脑的感受、解读；联想、思考，它们不过是一群乱码，对于蠢人，语言尤其是文字，完全不能传递足够的信息。这样，不喜欢动脑筋的精神懒汉，当然不希望通过语言文字而是通过身体与其器官，直接接受刺激与抚摸来获取信息。但恰恰是语言与文字而不是3.4.5.6D们能发育与推动思维。当人们只会用耳朵、眼球、舌头、鼻孔、皮肉来接收信息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头脑的萎缩与灵魂的干瘪，意味着白痴时代、低智商时代缓缓逼近。

    而由网络宣布《红楼梦》等名著的死活读不下去，正是牛气冲天与蠢态毕露的新表演。它们干脆挑战经典，挑战中华的与人类的文化史，挑战智力的底线。当然，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大众普及化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精英的愤怒或者悲泣所能左右的。问题在于平衡，质与量的平衡，大众与精英的平衡，高端精神产品与大众精神消费的平衡。我们这里需要政府、市场与专家能够在文化事业、文化生活中起到恰如其分的均衡、适当的良性互动互补作用，而绝对不是一味市场化。

    我们要告诉国人，文化不应该断裂，也不会猝死，文化首先不是力量而是品质，文化的代表首先是诸葛亮、孔孟老庄、李白杜甫……而不是“三个臭皮匠”。“三个臭皮匠”上网固然有可能凑成诸葛亮，也不无可能排除或者宣布诸葛亮的智慧他们死活不能接受。找几千个“网虫”宣示对于经典的拒绝，不是经典的出丑而是我们自己的丢人。越是触屏时代，越是要有清醒的眼光，要有对于真正高端、深邃、天才与创造性的文化果实苦苦的期待。

（选自《读书》，有删改）

深味与妙悟是研究诗歌艺术的特殊要求。

    中国古典诗歌多为短小的抒情诗，篇幅短小而意蕴丰富。那言外的韵味，尤其需要细细咀嚼。所以钟嵘在《诗品序》里提出“滋味”二字，并用以说诗。诗歌艺术是极其精微的，得失往往只在一字之差。而要用语言道出它的精微，又决非易事，就连诗人自己也常为此感到困惑。欧阳修《书梅圣俞稿后》曰：“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我们研究古人的诗歌艺术，如果拘于字句的表层意义，而不能品尝出声吻之间字句之外更多的滋味，就无法深入。许多长于诗词的前辈都曾指出吟诵涵泳的重要，在吟诵涵泳之际可以深深品味到诗的意蕴情趣，得诗人之用心。诗歌的品味，既不能穿凿附会，也不能停留在字句上。可以从语言开始，进而至于意象，再进而达于意境，复进而臻于风格。品味到风格，就达到了对诗人的总体把握。

    妙悟二字出自《涅槃无名论》，是指超越寻常的、特别颖慧的悟觉、悟性。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把妙悟用到了诗歌的创作上。妙悟并不是甚么神秘的东西，我们不妨也借用一下，并赋予它以特定的涵义。我们可以说妙悟是对诗歌的一种超常的感受能力和共鸣效果。诗歌创作需要妙悟，诗歌的阅读、欣赏和诗歌艺术研究也需要妙悟。这和诗的特点有关。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满足读者不同的阅读心理，读者对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同的心理期待和不同的接受方式。我们有时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诗集来读，有时抽出一本小说来读，有时抽出一本回忆录来读。抽取不同的书，我们的心境不同，心理期待也不同。诗和读者的关系是心灵间直接的呼唤与应和，无须借助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所以读者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当成了诗人。我们登上庐山，情不自禁地吟诵“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此时自己仿佛成了李白。我们给远方的朋友写信时，信手引了陶渊明的“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仿佛这两句诗是从自己肺腑中自然流出的。当然，小说中的人物也可以引起读者的同情，但那是小说家让他所创造的人物去叩打读者的心扉。而诗人却是亲自前来，并把自己的心直接贴在读者心上。所以当读者沉浸在诗里的时候，和诗人已是浑然一体不分彼此了。阅读任何文学作品都需要感受，都可能产生共鸣。而诗的特点规定了诗歌鉴赏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感受能力和共鸣效果。诗歌艺术的研究也是这样。妙悟虽可得之于天赋，但主要还是得之于后天的培养，是由于反复的实践而获得的敏捷性。在正确指导下多读多思，并练习写作，是很有好处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历史绕不开的钱壮飞和夏曦

贾天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评价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周恩来也在建国前后多次提起钱壮飞，他说：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

    在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隐蔽战线”发挥了非同一般的作用，钱壮飞就是这条“第二战线”上的一个代表。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并称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这位传奇人物的最后归宿可谓大象道隐。

    早在1929年，钱壮飞就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并在1930年时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秘书。期间，钱壮飞设法智取了国民党的电台密码。

    1931年4月25日晚，正在独自值班的钱壮飞一连收到了武汉发给徐恩曾的6封特急密电，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不寻常与共产党有很大的关系。于是，钱壮飞果断地拆译密电。密电译出的一刹那，他惊呆了：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3月24日被捕叛变，要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

    千钧一发之际，明知自己随时可能被捕的钱壮飞，已经无暇考虑个人的生死安危。他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中央，通知中央机关和相关同志尽快撤离。

    接到情报，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立即全部转移，一场后果难以预料的巨大破坏因此得以避免。

    由于种种原因，钱壮飞身份暴露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当局并没有变更其情报系统的密码。

    所以，钱壮飞所获取的密码不仅在第一、二次反“围剿”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长征的过程中，运用这些密码破译国民党的情报仍是红军做出决策避开强敌、打开局面的主要判断依据。长征万里，红军没有一次中过国民党的埋伏，并且往往总是能够从对方围追堵截包围圈的薄弱部位跳出，这套密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5年3月末，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省金沙县，钱壮飞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入金沙县后山乡一带的丛林，随即失踪。关于钱壮飞的牺牲地点和原因一直存在争议。直到2002年，经贵州省委党史部门最终认定，钱壮飞的牺牲地为金沙县后山乡岩口村。

    我曾前往钱壮飞烈士殉难处凭吊。一路上坐汽车、运沙船，搭乘老乡的拖拉机……最后手脚并用才爬上了烈士牺牲时的陡峻山崖。虽然颠沛辗转，但这是一条受益匪浅的启迪之路。值得欣慰的是，2005年，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在后山乡的张家垭口为钱壮飞这位影响历史的烈士建成了陵园，供人们瞻仰凭吊。

    夏曦是牺牲在贵州的另外一位烈士。

    夏曦，字蔓伯（又做曼伯），1901年生于湖南益阳桃江镇(今属桃江县)。夏曦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也是毛泽东的校友，曾和毛泽东一起参加湖南革命运动，毛泽东称其“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

    在1927年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夏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参加南昌起义后，夏曦于1927年11月至1928年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1928年5月，夏曦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会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3月，他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

    在此期间，夏曦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先后发起了四次“肃反”，致使当时的红三军（后改为红二军团）濒临毁灭的边缘，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幸的是，在枫香溪会议后，夏曦逐渐认识到并承认了“肃反路线的错误”，取消了原定的第五次“肃反”计划。对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后，夏曦在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做了有益的工作。

    1936年2月，夏曦在贵州毕节溺水牺牲，被埋葬在七星关石桥边的山坡上，时年35岁。夏曦牺牲后，毛泽东曾给其父亲夏墀燮先生写了一封信，信里有这样的内容：“东与曼伯，少同砚讨，长共驱驰，曼伯未完之事，亦东之责也。”

    钱壮飞、夏曦，还有众多的无名烈士都永远留在了贵州，长眠在青山绿水之间。历史绕不开他们，历史也不会忘记他们。

（选自《当代贵州》，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徐恩曾经常在人前人后夸耀自己手下有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员干将。可是，他连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得力干将竟是共产党的忠诚战士。（《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虎穴三杰”的传奇人生》）②夏曦到红6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力求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在谈起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时，痛心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账啊！”（《夏曦与苏区“肃反”》）

材料一：

像牛一样耕耘  像牛一样奋发

陈凌

“在中华文化里，牛是勤劳、奉献、奋进、力量的象征。人们把为民服务、无私奉献比喻为孺子牛，把创新发展、攻坚克难比喻为拓荒牛，把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比喻为老黄牛。”在2021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牛所代表的精神品质，并赋予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以新的时代内涵。

古往今来，中国人民爱牛、敬牛、颂牛，或咏之、或绘之、或塑之。在唐朝诗人柳宗元看来，牛是“日耕百亩”的勤劳符号；在宋代名将李纲眼中，牛代表的是“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赢病卧残阳”的牺牲精神；在现代诗人藏克家笔下，牛具有的是“深耕细作走东西”的开拓品格。体悟牛的品格、弘扬牛的精神、激发牛的干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中国人民精气神的具体精现。

“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先生曾以这样饱含真情的诗句歌颂牛。千百年来，牛都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象征。这也是人们爱牛、敬牛、颂牛的一个原因。画家李可染便曾将自己的画室堂号定为“师牛堂”，他这样解释自己为何喜欢画牛：“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不辞劳苦、不计得失，脚踏实地、默默奉献，这是牛身上的品格，也是值得每个人学习的精神。

“天开于子，地辟于丑”，古人历来将牛视为开天辟地的力量之一。人们之所以赞颂牛，也在于牛所拥有的这种勇于开拓的劲头。而这种劲头，恰恰是我们在攻坚克难中奋进、在披荆斩棘中前行的力量所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在年逾花甲时，仍干劲十足，经常工作到深夜。有人问他多大岁数了，他回答：“属牛的。”以牛自况，不仅仅在于他生肖属牛，更在于他性格属牛——像其父亲钱玄同所寄望的，始终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也正是这么一股子“牛劲”，让他成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为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作出了突出贡献。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社会怎样发展，这股子“牛劲”永不过时。

古语有言：“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牛之所以成为人们讴歌的对象，还在于它具有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品质。近代国画大师齐白石曾给自己起过一个“耕砚牛”的绰号，勉励自己要像牛一样勤奋耕耘。他还经常对人说，“不教一日闲过”，甚至还给自己立下每天必须画5幅画的规矩。正是因为像牛一样勤奋，他才最终收获“画虾数十年始得其神”的真功夫。没有等来的辉煌，只有拼来的精彩。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在“不教一日闲过”中耕耘出来的；每个梦想的实现，都是在“一个汗珠子摔八瓣”中拼搏出来的。

“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以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不用扬鞭自奋蹄，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辛勤耕耘、勇往直前，在新时代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牛年将至，很多人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写下这样的寄语：“2020，'鼠'实不易；2021，'牛'转乾坤。”梦想不会自动成真，拼搏奋斗正当其时，牛年就要有一股子“牛劲”，就要使出“牛力”。学习牛的品格、发扬牛的精神，像牛一样耕耘、像牛一样奋发，每个人都“牛劲十足”，新的一年必定“牛气冲天”。

（摘自《人民日报》，2021年2月11日）

材料二：

人类驯养牛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是家牛最早驯化地之一，东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均有相关考古发现。在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发展史上，牛的特殊地位和精神价值愈发凸显，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我国先民对牛的崇拜早在史前就已存在。传说中华文明始祖之一的神农氏就是“人身牛首”的形象；蚩尤“人身牛蹄，头有角”；大禹每治好一处水，就要铸铁牛投入水中，以镇水患。这些神话传说中明显带有牛崇拜的文化信息。

在传统社会中，牛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常作役力之用，也被民间视为财富的象征，用作交换媒介。在汉字中，与驯养动物、农业耕作相关的不少字都属“牛”部，如“牵”“牧”“特”“物”“犁”等，由此可见牛在我国先民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牛与铁犁的结合成就了农业社会一次伟大的技术变革，社会生产力产生质的飞跃，推动整个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奠定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基础。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牛有着极高的象征意义。《周易》中有“坤为牛”的记载，将牛视为负载生养万物的大地的象征物。在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牛的形象几乎随处可见。人们以牛明志，以牛喻事，以牛喻人，创作出大量文艺作品，从诗词歌赋到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等，无所不包，生动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一侧面，体现了先民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牛也从生存发展的工具深入到人们的精神生活，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产生着深远影响。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人与牛形成了亲密的共生关系，人们将任劳任怨、奉献、勤恳、敦厚等优秀品质赋予牛，形成了大量有关牛的隐喻表达，通过文艺作品不断强化和广泛传播。如唐代柳宗元的《牛赋》中“抵触隆曦，日耕百亩”“牛虽有功，于已何益”，歌颂牛低头耕耘、不计回报的精神。臧克家笔下的“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歌颂牛任劳任怨、甘于奉献、自强不息的精神。鲁迅笔下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则歌颂埋头干、不计得失、为人民服务的人，这些特质构成了牛文化的精神内核，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孙佳《牛年漫话牛文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