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语言

    语言，也就是说话，好像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儿。可是仔细想想，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正是因为说话跟吃饭、走路一样的平常，人们才不去想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其实这三件事儿都是极不平常的，都是使人类不同于别的动物的特征。别的动物都吃生的，只有人类会烧熟了吃。别的动物走路都是让身体跟地面平行，有几条腿使几条腿，只有人类直起身子来用两条腿走路，把另外两条腿解放出来干别的、更重要的活儿。同样，别的动物的嘴只会吃东西，人类的嘴除了吃东西还会说话。

    记得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班上有一位“能文”的大师兄，在一篇作文的开头写下这么两句：“鹦鹉能言，不离于禽；猩猩能言，不离于兽。”我们看了都非常佩服。后来知道这两句是有来历的，只是字句有些出入。又过了若干年，才知道这两句话都有问题。鹦鹉能学人说话，可只是作为现成的公式来说，不会加以变化(所以我们管人云亦云的说话叫“鹦鹉学舌”)。只有人们的说话是从具体情况(包括外界情况和本人意图)出发，情况一变，话也跟着一变。至于猩猩，根据西方学者拿黑猩猩做实验的结果，它们能学会极其有限的一点符号语言，可是学不会把它变成有声语言。人类语言之所以能够“随机应变”，在于一方面能够把语音分成若干音素(当然是不自觉地)，又把这些音素组合成音节，再把音节连缀起来，——音素数目有限，各种语言一般都只有几十个音素，可是组成音节就可以成百上千，再组成双音节、三音节，就能有几十万、几百万。另一方面，人们又能分析外界事物及其变化，形成无数的“意念”，——配以语音，然后综合运用，表达各种复杂的意思。一句话，人类语言的特点就在于能用变化无穷的语音，表达变化无穷的意义。这是任何其他动物办不到的。

    人类语言采用声音作为手段，而不采用手势或图画，也不是偶然。人类的视觉最发达，可是语言诉之于听觉。这是因为一切倚赖视觉的手段，要发挥作用，离不开光线，夜里不成，黑暗的地方或者有障碍物的地方也不成，声音则白天黑夜都可以发挥作用，也不容易受阻碍。手势之类，距离大了看不清，声音的有效距离大得多。打手势或者画画儿要用手，手就不能同时做别的事，说话用嘴，可以一边儿说话，一边儿劳动。论快慢，打手势赶不上说话，画画儿更不用说。声音唯一不如形象的地方在于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但在原始社会的交际情况下，这方面的要求是次要的，是可以用图形来补充的。总之，正是由于采用了嘴里的声音作为手段，人类语言才得到前程万里的发展。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是不堪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不能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钳制思想、束缚行动的本性，常常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会引出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于千里之外，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服装，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文物，文物惟古是尚，应该保护其斑驳陆离的面貌，切忌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的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随气温变化而穿脱的外衣，甚至也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决裂。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徒劳无功，而且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

——选自庞朴《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梁思成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感慨：城市里到处是房子，而没有建筑。的确，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首先发现，和世界那么多号称国际化大都市相比，我们似乎最缺少的就是高楼大厦，于是，人配衣服马配鞍一般，我们越来越重视城市的外观，于是便越来越倾心倾力地盖房子。城市建设仅仅沦为梁思成先生批评的住人的房子，恰恰淹没了人本身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的主体性位置。

    楼房可以是城市最为直接醒目的外观，重视它，也没什么错。但城市的本质从来都是人的精神的外化。有多少不同的精神风貌，就会有多少不同的城市景观，并不只是豪华的外观所能够呈现出来的。人们经常称赞城市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正是对这种美的理想追求，使得城市成为了人的精神的载体，并得以艺术性的外化和升华。在现代化的行进途中，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体现，首先需要对在城市建设中如此低劣而拥挤在一起的房子说不，而多建设一些富于艺术气质的建筑，如北京的“鸟巢”、上海的“东方明珠”、苏州贝聿铭新设计的博物馆等。

    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另一方面体现，还应该在于城市管理的大气，它的眼界，它的以人为本，尤其是对下一代的关怀方面。毋庸讳言，我们许多城市的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和公共天地，并没有真正充分地为公众服务，不少公园的门票一涨再涨，博物馆更是绝少对儿童免费开放。城市之所以不能够完全听凭经济的管理，还需要文化的领引，就在于文化更有益于世道人心以及对下一代心灵的滋润。城市管理中所体现的公共关怀丰富细致，是一座城市精神与文化品质的提升与彰显。

    城市精神与文化，最终要落实在人的身上，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品质与风貌。人与城市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断提升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才能够不断提升城市的精神高度与文化的海拔线。说到底，重视城市精神的建设，其实关系着城市建设的最终归宿。

娱乐时代的文学选择

    尽管有人无视他们的存在，有人轻视他们的作品，但却无法忽略这群“80后”作家在年轻人中的号召力。前不久，一份由近十万名网民投票选出的“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名单上，既有李白、苏轼这样的古代文学大家，也有鲁迅、老舍这样的近现代著名作家，更有韩寒、郭敬明等受到年轻人追捧的青春文学写手。

    毫无疑问，网络让文学加速进入了娱乐时代。几年时间里，网络文学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文学“神话”。从描写青涩爱情的青春小说，到描写困惑和挣扎的成长小说，一阵阵风潮来而复去。到2007年，以惊险、刺激见长的“盗墓小说”大行其道。系列小说《鬼吹灯》至今已出版了多本，销量惊人。某著名导演有意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希望能打造成中国版的《夺宝奇兵》。

    网络小说的走红让网络成为更多“80后”展示才华、表达自我的载体。网络的平民化气质使文学更具娱乐性。在网络上，这些年轻作家或网络写手如明星一般，可以拥有百万计、千万计的点击量。不仅是他们的文学创作，哪怕只是生活记录和个人言论，发表在博客上都可能演变成公众话题。

    网络给“80后”提供了舞台，更成就了许多平民写手的文学梦想。没有题材和体裁的限制，没有文字和内容的要求，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发表于网络上。于是以“一文成名”者并不鲜见，一些作品或以精彩的故事，或以鲜明的特色吸引了网民的注意力，也赢得了出版商的青睐。网络上的原创作品，也成了出版商挖掘畅销书的“金矿”。

    网络成就了文学的繁盛，同时也预示了传统文学的失落。书店里，纯文学书籍已经成为“配角”，摆在最显眼位置的，大都是经营管理类图书和时下热门的“说史”图书。而在畅销书柜台上，知名作家的作品也被讲述都市情感的通俗小说、网络小说包围。

    文学类书籍在书店里受了冷落，却不代表读书的人少了。网络和通信行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阅读方式，有了电脑和手机，不但新闻、文学作品可以及时阅读到，连电影、电视节目都可以随时看到。不少人觉得传统的纸质阅读不方便、购书成本高，而通过网络“点播”自己心仪的书籍则要方便快捷得多。

    许多专业作家认为，现在传统文学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真正的好作品太少了。一些作家创作脱离了现实生活，因此写出的作品不好看。一些知名作家出现了“明星化”“贵族化”的倾向，一两部作品成名之后，急功近利之心渐起，身为作家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感却越来越少。有人戏称，现在一些作家，整日忙着做嘉宾当评委，剪剪彩题题词，越来越像明星；而明星则出书写成名故事、人生经历，越来越像作家。出名要靠炒作、出书要靠运作，现在的文学界似乎越来越有娱乐界的味道。

    娱乐时代并不是文学的洪水猛兽，年轻人的写作解构了过去狭隘的文学价值观，但是，正如时下一些娱乐晚会越来越不受欢迎，而学术讲坛类节目大放异彩一样，受众的口味和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因此青年作家在解构传统的同时也要建构更有责任的文化价值观。

（选自《瞭望》新闻周刊，有删改）

    在很多人眼里，“互联网是平的”，信息可以自由流动，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但这只是互联网“理想国”里的单纯想象。《美国科学院院报》日前发布了一篇有关社交网络与个人政治立场的论文。研究者让支持共和党的人连续看一个月有关民主党的正面消息，让支持民主党的人连续看一个月有关共和党的正面消息，但最终的结果是，支持共和党的人更加讨厌民主党，支持民主党的人更加讨厌共和党。这也就是说，社交网络无助于弥合分歧，反而会将分歧扩大。

    “人以群分”，这种现实社会中的人性特征和社会机理，在互联网空间，非但没有改变，还变得更加突出。信息的唾手可得和自由流动，并不能消除成见和误解，相反却加固了“预存立场”。在互联网空间，团结和分裂，奇葩式并存，选边站队，变得更加容易。究其原因，在于网民在网络空间容易集群化——或在相似的情境中，或在相近的心态作用之下，或受到趋同的议题影响，网民容易结群，成为一个个“易感群体”。网民一旦聚集起来，形成某一类群体，就会表现出“去个体化”的倾向。所谓“去个体化”，即群体中的情境因素阻碍个人的自我直觉。“去个体化”的个人不再感觉他们自身是独立的个体，也不再监控他们自身的行为。“去个体化”的个体在群体中失去了其自我知觉和个人认同。个体身处群体之中，就会不由自主地被群体劫持了。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支持共和党的人为何会讨厌民主党了。与此同时，社交网络让人集群化，继而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即在最初偏好的方向上，群体倾向于比个体作出更极端的决定。集群后的网民更容易走极端，形成偏激的态度和取向。

    政治态度的改变不是不可能，但难度很大，成本甚高。支持民主党的人，在解释信息时，不会因为所接受的信息是反向信息，就会轻易改变预先立场。一个有预存立场的人，在接受信息时，往往是有选择性的，他（她）更易于接受与预存立场和价值框架相吻合的信息。否则，就会产生认知失调。理论上，在互联网上，信息更易获取、更加多元，有助于腐蚀偏见，让认知更加客观和真实。但事实上，互联网上信息的便捷和多元，反而会强化偏见。何也？一个网民是不会均等地接受正反两方面的信息，网民更易接受与其预存立场接近的信息，而遇到反向的信息，会产生“排异反应”。天长日久，一个人在其偏见的驱动之下，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社交网络让人的视野越来越窄，每天只能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在社交网络上，人们越容易“抱团”，其成见就容易加固，也越容易形成信息“孤岛”。信息“孤岛”中的“岛民”就会把自己眼中的世界，误认为整个世界，他们会固执地认为，他们所固守的偏见即是“真理”。因此，“偏见”的互联网式生存，已经成为网络空间的一大奇观。

（来源：环球时报；作者：张涛甫）

材料一：

人类擅长分析，但机器可以做得更好。机器可以分析数据，并针对不同用例需求找到相应的规律——不管是诈骗信息识别、垃圾邮件检测、预测快递送达时间，还是为你推荐可能感兴趣的短视频——而且它们还在不断迭代，变得越来越聪明。这种机器被称为“分析式人工智能”。

但人类不仅擅长分析，还擅长创造比如写诗、设计产品、制作游戏与编写程序代码。以前，机器在这些方面无法与人类抗衡，它们只能做些分析型或机械式的认知计算。但现在不一样了，人工智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机器已经可以创造有意义并具备美感的东西了。这一新型的人工智能被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机器并非如之前那样仅分析已有的数据，而是生成了全新的东西。

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正在变得更快、更便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其生成的结果比人类创造的还要好。从社交媒体到游戏，从广告到建筑，从编程到平面设计，从产品设计到法律，从市场营销到销售，每一个需要人类原创力的行业都将有可能被颠覆。某些岗位将完全被生成式人工智能取代，有些则会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更好地进行人机协作。总体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有非常广泛的终端应用市场，帮助人们更好、更快并以成本更低的方式去创作。最理想的情况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会把创作与知识类劳动的边际成本降为零，极大提升生产力并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

（摘编自Sonya Huang、Pat Grady、GPT-3《生成式AI：充满创造力的新世界》）

材料二：

Chat GPT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成果，显示出不同于分析式人工智能的若干新功能。比如，生成对某一问题的回答从而成为聊天高手，生成人所需要的文案或艺术作品从而成为写作或创作助手，生成计算机程序代码从而成为编程能手……它正在不断成为“知识生产”甚至“创造性工作”的断载体，以至于被视为横空出世的“新物种”。

其实，Chat GPT的生成功能根源于机器学习算法，迄今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基于这种算法，是经验主义或归纳逻辑的认识论原则在算法理论中的体现。不同于分析式人工智能所遵循的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原则，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从个别中归纳出一般，从大量的数据训练中形成模型，然后用这种模型去“指导”对新的个别的认识。

当Chat GPT以生成的方式进行信息处理时，确实显示出与以分析的方式处理信息时的不同效用。然而，是否一旦具有生成功能，人工智能就可以威力无穷？并非如此。其一，生成有生成的长处，分析也有分析的长处。两者在人类智能活动中是互补的，在人工智能中也是如此。其二，即使是生成，也要进一步看是“何种生成”。就智能的生成性来说，也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如果将Chat GPT的生成性与人类智能的生成性相比，它还只是一种初级的生成性，较人类智能的生成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尤其还不能实现后者的创造性生成。

从严格意义上看，Chat GPT的生成只是信息的生成而非知识的生成。哲学界一般认为，知识是“被验证的真信念”。Chat GPT所生成的东西，既未被验证，也不一定为真。事实上，它常常会输出错误的答案，生成一些“一本正经的胡说”。它不像分析式人工智能那样基于演绎推算在输出结果上具有唯一性，而是会因归纳和综合材料的变化而使生成结论也发生变化。当归纳或综合了错误的歪曲性的信息时，就会生成“扭曲事实”的错误结论。所以，至少在目前的水平上，Chat GPT所做的“工作”只能算是“信息的加工”，所生成的是“新信息”而非可靠的“真知识”。

Chat GPT的生成是一种“从有到有”的生成，即一种“有”生成另一种“有”，而非“无中生有”的生成。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生成，是“无中生有”的生成。Chat GPT的生成，是将“既有”的东西经过浓缩或转译后生成为另一种“有”，无非是“既有”的改头换面，这是只具备初级智能就可以完成的任务。而人则不然，在少信息甚至无信息的情况下，人类智能也能生成有，形成全新的信息或知识。这才是真正的“创造性生成”。

Chat GPT生成能力的增强，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人机之间的主客关系。它并没有形成可以与人的创造性生成智能媲美的能力，因而也没有从实质上取代人的智能和职能，两者的关系仍旧未变：人是Chat GPT的使用者，Chat GPT是人的工具；人提出问题，机器生成答案，答案服务于问题，机器满足人的需要。另外，Chat GPT只是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生成了类似人回答问题的文本，还不可能生成自我意识、主体意向、动机欲望。而人在应对环境的智能活动中，是不断生成自我意识的，而这才是“高端生成能力”即创造能力的本体论根源：所以，Chat GPT还停留在弱人工智能的水平上。从本质上，它仍然只是模式识别技术，是机器学习算法范畴内的模型和场景应用的一次飞跃，还够不上“革命”的称谓。

但即便如此，Chat GPT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它将机器思维的长处发挥得更透彻，借助它可形成人与机器之间协同式、互联式的知识生产，造就混合智能或脑机互惠的新形态，由此进入人机分工的新阶段：由智能系统更多更高效地完成工具性的智能工作，人类则能够更充分地发挥自己作为主体的作用，即向技术系统提出任务、设定月标、启动其运行并享受其带来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Chat GPT恐惧”和“Chat GPT崇拜”一样，都是不必要的。

鉴于此，一方面Chat GPT确实因为对机器智能生成性的新开发新应用，展现了新的功能甚至新的神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生成仅仅是智能模拟的初级功能，还不是真正“知识创新”意义上的知识生成，所以需要以平常心看待它的意义，需要在Chat GPT的“附勉”热湖中加以必要的“祛魅”。

（摘编自肖峰《何种生成？能否创造？——Chat GPT的附魅与祛魅》）